《大明風雲》係列之8——皇帝迷蹤

第二節 史料中建文帝出亡福建的蛛絲馬跡

　　既然正史與文人筆記都沒有直接記載建文帝的下落之謎，那麽在間接的曆史記載中是否有所披露呢？筆者在閱讀了大量的曆史資料後覺得下列幾段史料實在耐人尋味：

　　靖難戰爭中大寧總兵官劉貞戰敗後回朝廷，居然先上福建

　　再回南京，為何？明朝中期學者薑清給後人留下了這麽一段史料：“（劉）貞，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大寧，貞為總兵官。北平兵入大寧，寧王盡以護衛官軍之北平，意貞亦降，籍其家下之獄。俄而貞由海道自福建還京師，家人遂得釋。”

　　這是講“靖難戰爭”時東北大寧總兵官劉貞吃了敗仗後南歸的事，可奇怪的是劉貞並沒有直接回南京，而是去了福建，再由福建回南京，這實在是令人不可思議。那麽劉貞究竟上福建繞一圈幹什麽？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這個劉貞後來成為了“國丈”，“（劉）貞女為文廟（即朱棣）昭順德妃”。

　　朱棣登基後的詔諭內容增益變化說明了什麽？據朱棣在“靖難之役”中發布的“燕王令旨”等史料而欽定的《奉天靖難記》所載，大明第二位君主建文帝朱允炆簡直是禽獸不如：時諸王坐廢，允炆日益驕縱，焚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後禦容，拆毀後宮，掘地五尺，大興土木，怨嗟盈路，淫佚放恣，靡所不為。遣宦者四出，選擇女子，充滿後宮，通夕飲食，劇戲歌舞，嬖幸者任其所需，謂羊不肥美，輒殺數羊以厭一婦之欲。又作奇技淫巧，媚悅婦人，窮奢極侈，暴殄天物，甚至褻衣皆飾以珠玉錦繡。各王府宮人有色者，皆選留與通，常服婬藥，藥燥性發，血氣狂亂，禦數老婦不足，更縛牝羊母豬與交。荒眈酒色，晝夜無度。及臨朝，精神昏暗，俯首憑案，唯唯數事而已。宮中起大覺殿，於內置輪藏。（原無“置”字，據明天一閣抄本補。）出公主與尼為徒，敬禮桑門，狎侮宗廟。嚐置一女子於盒以為戲，謂為時物，舁入奉先殿薦新，盒開聚觀，大笑而散。倚信閹豎，與決大事，凡進退大臣，參掌兵馬，皆得專之。陵辱衣冠，毒虐良善，禦史皆被棰撻。紀綱壞亂，構成大禍。自是災異疊見，恬不自省。夜宴張燈熒煌，忽不見人。寢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內，隨索之，寂無所有。狐狸滿室，變怪萬狀，徧置鷹犬，亦不能止。他如日赤無光，星辰無度，彗掃軍門，熒惑守心犯鬥，飛蝗蔽天，山崩地震，水旱疫癘，連年不息，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殿毀，承天門災，雖變異多端，而酗樂自如。

　　明朝成化年間出了一位被史學家稱譽為“搜輯建文忠臣遺事”第一人的福建莆田籍進士宋端儀，他在《立齋閑錄》中抄錄了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八月□□日朱棣發布的詔諭：

　　“皇帝敕諭天下文武群臣軍民人等知道：昔者元末昏君壞其祖宗成法，荒淫無度，奸臣擅權，塗炭生民，群雄並起，曠世無君，糜爛鼎沸。天命我父皇高皇帝龍飛淮甸，掃除禍亂，救民水火之中，措之袵席之上。立綱陳紀，政令惟新，官守其職，民樂其生，天下太平三十餘年。不幸太祖賓天，建文嗣位，荒迷酒色，不近忠良。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為禽獸之行，信任奸臣黃子澄、王叔英、齊泰等，改更祖宗法度。太祖不豫，不報各王，一日而殮，七日即葬。初崩之時，將鬼見愁、硫黃、雄黃調水遍灑滿殿，使穢氣觸忤梓宮。及至發引，仗劍在後，謂人曰：我仗此劍，不畏強鬼。矯稱不許諸王會葬。如此詭秘，事皆可疑。居喪未及一月，便差內官往福建、兩浙選取女子，將後宮拆毀，掘地二丈，大興土木之工，軍民不得聊生。溺於佛教，印經飭像，禮懺飯僧，糜費钜萬。甚至改去公主名號，舍與道姑為徒，尼媼出入官闈，穢德醜露，瀆亂人倫，滅絕天理。又將父皇母後禦容盡行燒毀。上天怒其無道，災於承天門，災於乙字庫，災於錦衣衛，飛蝗蔽天，餓殍盈路。猶不改過，愈加為惡，起夫運糧，點民為兵，造作科征，天下被害。將欲成造炮架，雷火燒其木植；將欲練習水戰，雷震其大將之船；將欲守城，雷雨震陷其城，屢修屢陷，數十餘次……故敕。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日。”

　　比較上述兩段大體內容相同的直接詆毀建文帝的史料，我們發現其有兩個顯著的變化：

　　其一，朱棣在《奉天靖難記》中信口雌黃地說建文帝如何荒淫地“奸獸”和逼奸老太太這部分內容，在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朱棣發布的詔諭裏沒有了。問題是為什麽一下子沒有了？

　　因為曆史上真實的建文帝是個好皇帝，他當政時的社會影響與社會風氣相當之好，“聞之故老言，其時（建文年間）道不拾遺。親有見遺鈔於塗者，第拾起一觀，恐汙踐，更置階所高潔之處耳，竟不取也”。

　　建文失國時，南京城裏哭聲震天。對於這麽一個好皇帝，盡管朱棣肆意詆毀，但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尤其是南京及江南地區的老百姓對建文帝是如何之人還是一清二楚的。先前朱棣在北方發動“靖難之役”時可以任意胡說，反正天高皇帝遠，北方人不怎麽了解建文帝，但是朱棣登基後向全國臣民發布詔諭時就不得不考慮不能將建文帝說得太過頭，否則其詔諭的可信度和政治效應就大大降低。建文帝有沒有那樣荒淫無恥，別的地方人不知道，南京城裏人多少還是聽說一點的。因此，朱棣及其禦用文人意識到，很有必要將建文帝如何荒淫地“奸獸”和逼奸老太太這部分實在荒誕的內容予以刪除。

　　其二，宋端儀抄錄在《立齋閑錄》中的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日朱棣發布的詔諭裏多了“（建文帝）居喪未及一月，便差內官往福建、兩浙選取女子”一句話，這看似令人費解。究其實，在“靖難戰爭”期間遠在北方的朱棣尚不知南京城裏的建文帝已派人上福建、兩浙地區去，姑且說就是選美女吧，但後來他來了南京不僅連建文帝的影子都找不到，反而還時不時地傳來建文帝出亡雲南、福建和兩浙等地的流言。如果朱棣所說的建文帝即位初就派人上閩浙地區去選美女這事屬實的話，那麽閩浙地區的好多人家就是建文帝的“丈人家”了。因此從這樣的角度來說，建文帝後來出亡福建完全有這種可能。

　　但當時朱棣搞不清楚建文帝到底要出亡何處？於是他的心中時不時地泛起陣陣之隱痛，最終他精心地作出了追查建文帝下落和防止建文帝東山再起的一係列秘密安排與部署。

　　永樂元年朱棣任命“六親不認”的“冷麵寒鐵”周新巡按福建，巧合嗎？有人說建文帝跑到西北去了，為了徹底追查建文帝和加強對大明西北邊境的統治，朱棣上台後就與西北地區軍事長官（總兵官）宋晟結為兒女親家，他將自己的兩個女兒安成公主和鹹寧公主分別下嫁給了宋晟的2兒子宋琥和3兒子宋瑛。

　　有人說建文帝出亡到了雲南，朱棣又與黔國公沐英家聯姻，他將自己最小的也是最為寶貝的女兒“常寧公主，下嫁沐昕，西平侯（沐）英子”。

　　有人說建文帝跑到浙江浦江鄭渶家去了，朱棣“遣人索之（鄭）渶家廳事中，列十大櫃，五貯經史，五貯兵器備不虞。使者至，所發皆經史，置其半不啟，乃免於禍。人以為至行所感雲”。

　　又有人說建文帝上了福建去，朱棣於永樂元年派“冷麵寒鐵”周新“巡按福建”。不過也有人認為周新巡按福建是為了整頓那裏的吏治，這確實不假。《明史》中《周新傳》是這麽記載的：“周新，南海人。初名誌新，字日新。成祖常獨呼‘新’，遂為名，因以誌新字。洪武中以諸生貢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以善決獄稱。成祖即位，改監察禦史。敢言，多所彈劾。貴戚震懼，目為‘冷麵寒鐵’。京師中至以其名怖小兒，輒皆奔匿。巡按福建，奏請都司衞所不得淩府州縣，府衞官相見均禮，武人為之戢。改按北京……還朝，即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冤民係久，聞新至，喜曰：‘我得生矣。’至果雪之……當是時，周廉使名聞天下。錦衣衞指揮紀綱使千戶緝事浙江，攫賄作威福。新欲按治之，遁去。頃之，新齎文冊入京，遇千戶涿州，捕係州獄，脫走訴於綱，綱誣奏新罪。帝怒，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他日，帝悔，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帝歎曰：‘嶺外乃有此人，枉殺之矣。’”

　　從鐵麵無私的大清官周新之官場履曆來看，他的主要活動是在南方省份，其中在浙江的任上時間最長，最後也在浙江任上“出事”，被皇帝朱棣冤殺。這似乎是已經定論了的事。但細細想來，周新這一生的官場活動有三個疑點：

　　其一，周新巡按的第一省份是福建，換個角度我們追問一下：為什麽朱棣要在永樂元年派“冷麵寒鐵”周新去福建巡按？是福建地方吏治出了問題還是鐵麵無私的周新被賦予了特殊之使命？從周新與朱棣的關係來看，周新原名周誌新，因他受知於文皇帝（指朱棣），嚐呼為周新，因以誌新為字。這說明兩人關係很不錯，周新又是“六親不認”，所以朱棣完全有可能將肅清吏治與刺察建文帝等政治異己之類的重任委托給周新。當然也有人說沒有充分的依據，這樣的說法不能成立。我們暫不深入討論，先看下麵另一個疑點：

　　其二，周新在官場上進行紀檢和監察工作的主要省份是福建、北平、雲南（有的說他沒去雲南就任就被改任了）和浙江，除了北平以外，其他三省是永樂年間盛傳建文帝出亡地區，那麽，周新巡按是否與建文帝出亡有著一定的關係？

　　其三，周新最終被殺是由於大壞蛋“（紀）綱誣奏（周）新罪”，到底什麽罪？史書沒說，要知道明成祖朱棣不是一個昏君，他與周新關係本來就不錯，與紀綱關係也不錯，朱棣“既即帝位，擢（紀綱）錦衣衛指揮使，令典親軍，司詔獄”。而“（紀）綱覘帝旨，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帝悉下綱治，深文誣詆”。紀綱是朱棣肚子裏的蛔蟲，他對篡位上台的永樂帝之心思摸得很透，其為永樂朝專門刺察與殘害“建文奸黨”及其家眷的一條凶惡的獵犬，雖說周新“六親不認”，但官場上的這種利害關係，想必他不會不知道吧，可最後他又偏偏被誣陷冤殺了。

　　場麵上的理由人們都懂，那麽最本質的東西又是什麽？難道上述三點都是巧合嗎？

　　鄭和是從永樂三年開始不斷下西洋，且其正式起航地是在福建，就這麽巧？要說永樂朝怪異的“巧合”還真不少。周新在永樂元年巡按福建，二年巡按北平，接著就是永樂三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心腹太監鄭和正式開始出使西洋，“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複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遍曆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

　　最近福建泉州海交館研究員劉誌成先生找到了一條重要史料，編撰於明代的《泉州蒲氏族譜·譜係表》中載東南地區航海世家蒲氏家族的先祖，會講阿拉伯語、波斯語又熟嫻海外事務的蒲日和曾作為通事（即翻譯）跟隨鄭和一同下西洋：“（蒲）日和，字貴甫，壽成公次子。秉清真教，慎言謹行，禮拜日勤……至永樂十三年，與太監鄭和奉詔敕往西域尋玉璽有功，加封泉州衛鎮撫司，聖墓立碑猶存。”（資料來源於2009年12月7日《鄭和七下西洋為尋建文帝蒲氏族譜提供佐證》，載福建《東南網》，《大眾網》等）

　　這段族譜記載透露了兩個重要信息：

　　第一，有個叫蒲日和的蒲氏先祖因為下西洋有功而被永樂朝授予泉州衛鎮撫司的官職，換句話來說，蒲日和是當時明朝軍隊裏有頭有臉的人物，他曾在泉州市區的靈山聖墓三賢四賢墓回廊西側立了一塊“鄭和行香碑”，1999年筆者與朋友龔揚先生上泉州師院開會時曾參觀過靈山聖墓，看過此碑，該碑高約1米、寬約0.5米，用灰綠岩石雕刻而成，其上刻有“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廝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5月30日）於此行香，望靈聖庇佑。鎮撫蒲和日記立。”從蒲氏家族族譜與宗教信仰來看，蒲日和是伊斯蘭教信徒，他的名字也似乎帶有一定的“外來”化，因此，有學者認為“鄭和行香碑”上的“蒲和日”就是蒲氏族譜裏的“蒲日和”（另外有力的證據就是這兩個略帶差異名字的人是同時代、同職務——明永樂時代的鎮撫），由此筆者認為，上述《泉州蒲氏族譜·譜係表》中記載的有關信息應該是可靠的。

　　第二，《泉州蒲氏族譜·譜係表》中載“蒲日和”跟隨鄭和“往西域尋玉璽”，前文筆者已述，朱棣進入南京明皇宮後挖地三尺就是找不到他“老爸”朱元璋的傳國寶璽，於是就有了燕軍闖入南京城的第7天，即“（建文）四年六月辛未，（朱棣）製皇帝親親寶”。第13天，即“（建文）四年六月丁醜，新作奉先殿。蓋舊殿為建文所焚，至是，改作於奉天殿之西。製皇帝奉天之寶，製誥之寶，勅命之寶”。

　　從朱棣及其子孫欽定的《明太宗實錄》記載來看，這位自稱是高皇帝“嫡子”和大明帝國君位的“正宗傳人”對寶璽的渴求是何等之急切！這也難為他了，因為原本大明帝國君主的寶璽不見了，它們可是大明帝位合法依據的象征啊。

　　據《明史》所載，“明初寶璽十七：其大者曰‘皇帝奉天之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曰‘製誥之寶’，曰‘敕命之寶’，曰‘廣運之寶’，曰‘皇帝尊親之寶’，曰‘皇帝親親之寶’，曰‘敬天勤民之寶’；又有‘禦前之寶’、‘表章經史之寶’及‘欽文之璽’。丹符出驗四方。洪武元年欲製寶璽，有賈胡浮海獻美玉，曰：‘此出於闐，祖父相傳，當為帝王寶璽。’乃命製為寶，不知十七寶中，此玉製何寶也。”

　　也就是說明代合法皇帝應該擁有17枚寶璽，可新皇帝朱棣找不到它們，於是他就像現在社會上違法犯罪分子那樣來個私刻圖章，在一周不到的時間內，居然讓人連刻了4枚皇帝寶璽，接下來有沒有再叫人刻下去呢？筆者在明代正史中沒查到，但仔細閱讀《明實錄》，發現其透露出這樣的信息：朱棣對那些高皇帝流傳下來的但已“丟失”的寶璽耿耿於懷：永樂元年十二月“壬辰，上（指朱棣——筆者注）宴聞禦謹身殿，閱太祖皇帝《禦製文集》，顧學士解縉等曰：‘皇考文章，固天資超邁，然宜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藹然可見。’縉等曰：‘誠如聖諭’。上曰：‘朕於宮中遍尋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並寶璽皆毀矣，朕深慟之。’”

　　不是自己已經私刻了寶璽，還要這樣“深慟之”？恐怕還是朱棣做賊心虛吧，因為私刻的寶璽說到底不是開國皇帝傳下來的，就同他在政治宣傳中所講的“老爸”老早就有意將皇位傳給他一般虛假，又唯恐別人非議，所以最好能找到寶璽的“真品原件”。事實上朱棣的這種擔憂不無道理，因為在大明帝國上下對於皇帝玉璽的真假還不乏甄別高手和辨偽專家。《明史》載，明孝宗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弘治十三年，鄠縣民毛誌學於泥河濱得玉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色白微青，螭紐。陝西巡撫熊翀以為秦璽複出，遣人獻之。禮部尚書傅瀚言：‘自有秦璽以來，曆代得喪真偽之跡具載史籍。今所進，篆文與《輟耕錄》等書摹載魚鳥篆文不同，其螭紐又與史傳所紀文盤五龍、螭缺一角、旁刻魏錄者不類。蓋秦璽亡已久，今所進與宋、元所得，疑皆後世摹秦璽而刻之者。竊惟璽之用，以識文書，防詐偽，非以為寶玩也。自秦始皇得藍田玉以為璽，漢以後傳用之，自是巧爭力取，謂得此乃足以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璽也。故求之不得，則偽造以欺人；得之則君臣色喜，以誇示於天下。是皆貽笑千載。我高皇帝自製一代之璽，文各有義，隨事而施，真足以為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萬世，何借此璽哉！’帝從其言，卻而不用。”

　　陝西小民毛誌學獻寶璽討了沒趣，禮部尚書傅瀚的鑒寶方法不一定科學，但多少讓我們看到，對於寶璽是否“正宗”，世間還真有識貨人。朱棣篡位登基本身就十分心虛，皇帝寶璽又是私刻的，一旦被人鑒別或發現其不真，豈不成了天下第一笑話！最可怕的是那些代表正統皇權的寶璽下落不明，“有言建文自焚並寶璽皆毀矣”，朱棣聰明絕頂，怎麽會相信用高級石頭做的寶璽會燒成灰而找不著？所以說尋找寶璽與尋找寶璽最為合適的攜帶者——前朝皇帝朱允炆本為同一事。《泉州蒲氏族譜·譜係表》中說他們的先祖蒲日和“與太監鄭和奉詔敕往西域尋玉璽”，說白了就是尋找建文帝之下落，因此權威的《明史·鄭和傳》說：朱棣“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故而派遣鄭和屢下西洋，“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複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這等說法，看來含義多多。

　　以秘密刺察建文帝下落為其主要使命的朱棣心腹密使胡濙居然也到了福建，巧？鄭和遠航還沒有回來，以秘密刺察建文帝下落為其主要使命的朱棣心腹使者胡濙又上路密訪去了。“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而發白，彌月乃黑。建文二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遷戶科都給事中。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頒禦製諸書，並訪仙人張邋遢，徧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擢禮部左侍郎。十七年複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

　　從史料的記載來看，朱棣“遣胡濙西南行，求之湖湘黔築洞中（後轉向福建，筆者注）；遣鄭和東南行求之甌越閩廣間、海外，幾窮盡禹跡矣！《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尋不見’，差類！”

　　胡濙秘密刺察於陸上，鄭和耀威於海上，兩者聯係在一起就是明成祖朱棣迫不及待地要尋找到建文帝的真正下落。那麽，胡濙到底有沒有完成新皇帝賦予的特殊使命？外人不得而知，明人黃景昉作了這樣的假設：“偶思濙出，倘真遇建文，奈何？將縱之乎？執之乎？最難處事。閱小說果雲：‘濙又在湖湘，數遇建文不窘之，使得逸去。’或疑故加濙美名，即爾何終無形跡？抑事在天人間。濙素好神仙術，不測為神，殆非可常意揣歟？傳濙入閩，道泉州，見董伯華，甜於衢輿，式之董亦異人。”

　　黃景昉說得很謹慎，“傳（胡）濙入閩，道泉州”，其實胡濙到過福建是有可靠依據的，因為他曾在福建武夷山留下的詩篇為後人收輯在《武夷山誌》裏，其詩為《題武夷圖》：“武夷形勝一蓬萊，山下停舟幾往回。未盡平生遊覽興，雲縑寫入畫圖來。”

　　上述史料至少說明了肩負明成祖賦予特殊使命的胡濙曾來過福建武夷山和泉州，甚至還到了福州等地（他在福州雪峰寺還留下了碑記），下文我們詳述之。

　　更有洪武以後福建寧德周圍有著一係列不同尋常的軍事布防《明史·地理誌》“福建·福寧州”條有一段為人不注意的重要的記載：“福寧州（元屬福州路）洪武二年八月降為縣，屬福州府。成化九年三月升為州，直隸布政司。（北有龍首山。東有鬆山，山下有烽火門水寨，正統九年自海中三沙堡移此。東北有大姥山。東南濱海，海中有崳山、台山、官澳山、屏風嶼。東有白水江。西有長溪，源出壽寧縣界，至縣西南古鎮門入海。東有福寧衛，南有守禦大金千戶所，俱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置。西北有柘洋巡檢司，又有蘆門巡檢司，後移桐山堡。又東北有大筼簹巡檢司，後移秦嶼堡。又東有清灣巡檢司，後徙牙裏堡。南有高羅巡檢司，後移閭峽堡。又有延亭巡檢司，後移下滸堡。又東北有蔣洋，又有小瀾，西北有小澳、庫溪，西南有藍田，南有西臼六巡檢司，後廢。）領縣二。西南距布政司五百四十五裏。”

　　又“寧德”條載：“寧德，州西南。洪武二年屬福州府。成化九年來屬。北有霍童山，有龜嶼。東南濱海，中有官扈山，下有官井洋。又東有瑞峰，亦在海中。西有穹窿溪，西南有赤鑒湖，北有外渺溪，下流俱達於海。北有東洋麻嶺巡檢司，後徙涵村，又徙縣東北之雲淡門，又徙縣東之黃灣，後還故治。南有南靖關。東有長崎鎮。”

　　上述史料大致是說，福寧州在元代時屬於福州路，洪武初年降格為縣，隸屬於福州府，明成化年間升格為福寧州，直接隸屬於福建布政司，其下有毗鄰兩縣即福寧縣和寧德縣。本來人口並不多的寧德和福寧兩縣僅有駐軍4處：即寧德北邊的東洋麻嶺巡檢司、南邊的南靖關和福寧東邊的福寧衛、南邊的守禦大金千戶所（洪武二十一年時設置），可是隨著“後洪武時代”的到來，這一切都發生了巨變，福寧、寧德地區的駐軍由4處一下子猛增到了16處，新增了12處，它們分別為寧德北邊福寧縣西北的柘洋巡檢司、蘆門巡檢司；東北的大筼簹巡檢司；東邊的清灣巡檢司，南邊的高羅巡檢司、延亭巡檢司；又，東北有蔣洋巡檢司、小瀾巡檢司，西北有小澳巡檢司、庫溪巡檢司，西南有藍田巡檢司，南邊有西臼巡檢司等，可謂疊床架屋，更有這些駐軍還不斷地變更駐地，這等局勢在當時大明帝國境內還真找不出第二例來，若不是這裏有十分敏感又隱秘的特殊軍事任務的話有必要這樣嗎？若是，那麽這個十分敏感又隱秘的特殊軍事任務是什麽？剿滅倭寇？沒必要隱秘！鄭和下西洋？在福寧與寧德南邊的長樂為其正式始航地。對了，鄭和下西洋每次率領的軍隊人數均在25000人以上，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在長樂的大明軍隊肯定遠不止這個數。這樣問題來了：南北均設有重軍，中間的寧德及其周圍地區若不是被懷疑有潛在的重大政治危險的話有必要這樣布防嗎？

　　明初福建霞浦等地的明教組織出奇地保存完好、明清皇帝禦座前的角端居然在霞浦小山村裏也有，怪否？要說明初與福建寧德相關的怪異之事，還遠不止上述這些。在大明帝國建立後，原本作為自己“護身符”的明教也逐漸地被朱元璋嚴厲地管製起來，明教起義遭到了鎮壓，各地明教勢力相繼被摧殘，可令人感到萬分驚詫的是，由寧德翻過一個山頭就能達到的霞浦，那裏的明教組織卻出奇地保存完好（可參見當地的林氏族譜等），這究竟是為什麽？

　　2010年春夏之交，筆者在寧德考察，偶然間想起了明朝末年西學東漸過程中有個叫艾儒略的西方傳教士曾到過福州與閩東等地傳教。艾儒略特別博學，人稱“西來孔子”，聲譽僅次於利瑪竇，想必其當年在寧德與福州一帶會留下一些古物和古跡吧？當我說出自己的想法時，寧德朋友直言相告：艾儒略有沒有在這一帶留下什麽，我們不知道。但由我們寧德市驅車一小時就能到達的霞浦縣，那裏倒是有什麽摩尼教遺址。一聽到摩尼教遺址，筆者頓時來勁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不就信了這個教，走上了抗元、反元和開創大明帝國之路的。說到這裏，讀者朋友可能會覺得好奇：大家都知道朱元璋參見起義時信的是明教，現在怎麽又變成了摩尼教？要想解答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還得要從摩尼教與明教、彌勒教等相互之間的關係講起。

　　摩尼教也名末尼教、牟尼教、二尊教和明尊教等，公元3世紀由古代波斯人摩尼（MANI）糅合了瑣羅亞斯德教、基督教和佛教等教義而創立。

　　摩尼教，看過金庸武俠名著《屠龍倚天記》的朋友可否記得其中的這樣幾句話：“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這裏邊就濃縮了摩尼教教義的精華，崇尚光明神，其具體形在就是日、月，光明神的使者就是摩尼光佛或稱具智法王。

　　摩尼教教義的核心為“二宗三際論”。“二宗”指的是光明與黑暗，也就是善與惡、理與欲；三際為初際、中際和後際，用現代英語的表達即為過去時、現在時和將來時。初際時沒有天地，隻有明暗，明性知慧，暗性癡愚，明暗兩宗處於對立狀態；中際是指現在時，暗的力量不斷地擴大，大大地壓迫著明的力量，縱情肆意，形成大患。就在這個時候，明王出世了，將暗的勢力、暗的力量趕走；後際是指將來時，經過鬥爭後，明暗二宗各複本位，明既歸於大明，暗亦複歸於積暗。由於摩尼教崇奉的神為明王（也叫做明使、明尊），向往光明，故又被人稱為明教。

　　從摩尼教的教義核心不難看出，這是一個充滿反抗性和向往美好未來的宗教，因此它在傳播過程中很受社會底層百姓的歡迎。

　　明教傳入中國大致在唐朝武則天時代，當時的明教教規是，不設立偶像崇拜，也不拜鬼神，吃齋念佛，嚴禁殺生，教徒們穿戴白衣白帽，天黑了才吃飯。因為當時崇信明教的以回鶻人為多，而回鶻人又幫助唐朝打仗有功，故而明教在那時受到了保護。但到了唐武宗“會昌滅佛”時，明教也被一同禁止了，由此開始它就成了秘密宗教。

　　明教否定現世，主張通過鬥爭，開創清明新世，其最為響亮和激動人心的口號為“明王出世”，故而宋元之際明教在秘密傳播與發展過程中吸引了大批的底層窮苦百姓，他們不斷地組織發動起義，但先後都一一遭到了鎮壓。

　　明教後來又與彌勒教和白蓮教混合在一起。

　　白蓮教本於白蓮社之說，出自佛教淨土宗。其教義是說，西方極樂世界裏的白蓮社供養著阿彌陀佛（梵名amita，又稱無量清淨佛、無量光佛和無量壽佛等），誰要是念了一聲阿彌陀佛，便可免除幾十億劫生死重罪；如果平日裏還能經常念佛持戒、好好修行、多做善事的話，那麽死後就可被“淨土三聖”即阿彌陀佛、觀音和勢至菩薩迎往到西方極樂世界淨土白蓮池去，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因而其也被人稱為“往生淨土”。（楊訥：《元代的白蓮教》，《元史論叢》第2輯）

　　白蓮教創於公元5世紀初，到12世紀時揉入了天台宗的格言，不飲酒、不殺生，忌蔥乳，等等，漸漸發展成了後來人們所熟悉的白蓮教。因其與明教教義十分接近，兩者後來就混在一起。

　　與明教混在一起的還有彌勒教。彌勒教也是出於佛教淨土宗，根據佛教的傳說，彌勒曾經是個好國王，對老百姓十分慈仁。佛祖釋迦牟尼在世說法時，彌勒經常在旁認真聽法，是佛祖忠實的好學生。但自佛祖滅度（死）後，世界變壞了，各種各樣的壞事都出現了。不過佛祖滅度前曾經說過，大約要過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後，彌勒會下降人世而成佛；彌勒降生後，人世間又開始逐漸變好了。由此憧憬彌勒降世和好日子的來臨成為彌勒教的最大亮點，曆史上隻要人們一聽到哪個地方有彌勒佛出世，大家就搶著去參加起義。而信仰彌勒教的人也穿著白衣服，戴著白帽子，燒著香；更有意思的是，他們也相信世界上有明暗、好壞兩種力量在不斷地鬥爭著，這樣的宗教主張與明教或摩尼教的教義幾乎混同了。

　　無論是彌勒教的“彌勒降生”，還是明教或摩尼教的“明王出世”，都是以現實為黑的和暗的為前提，而要想改變黑的和暗的現實，走向美好的明的未來，就必須要起來鬥爭，趕走黑暗。因此宋元之際明教或言白蓮教一類的宗教起義綿延不斷，此起彼伏，而“明王出世”和“彌勒降生”成為了當時吸引人們參加起義鬥爭的最為通俗和最為響亮的號召。

　　既然說“明王出世”或“彌勒降生”了，那麽他在哪裏呐？各地以此類宗教為外衣的起義領袖都以“明王”等名號而自稱，元至正十一年（1351）北方白蓮教主要領袖韓山童就以“明王”名目來組織起義。韓山童被殺後，劉福通等推舉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為“小明王”，作為紅巾軍大起義的名義上最高領袖。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當年就是加入到了“小明王”名下的南方紅巾軍支係郭子興隊伍中去，並以此作為起家的資本，不斷地做大做強，最終奪得了天下。就在稱帝前夕，一直位居自己頭頂上的“小明王”頓時成了累贅，朱元璋派遣手下大將廖永忠等前往滁州，迎接“小明王”來南京“享福”。不料在橫渡長江時，“小明王”乘坐的船隻發生了“交通事故”，一路人馬都沒死，偏偏就淹死了一個“小明王”。

　　沒了“小明王”，“小明王”底下的第一號人物朱元璋自然而然就成了“明王”。不過此時的朱元璋已經不是過去的朱重八，也不是什麽紅巾軍的一個支係領導了，他稱雄天下，“明王”這個概念太沒氣派了，要稱就稱皇帝，國號“大明”。

　　自己參加並在隨後領導了元末農民起義軍，朱元璋深知以“明王出世”和“彌勒降生”這類教義和口號作鼓動的明教起義的厲害，所以在自己奪得江山社稷後對於此類宗教組織尤為“關注”。正因為自己曾是明教徒，正因為自己曾崇奉彌勒佛，也正因為自己是從明教和彌勒教的秘密傳播過程中得到了機會的成功，成為了新興帝國的最高領袖，朱元璋要把手創的這份產業永遠地保持下去，傳之子孫萬代，決不允許別人學樣，危害他的帝國統治，於是自大明開國那年起，從鳳陽鄉下走出來的朱皇帝就不斷地頒布詔書、詔令等，禁止一切邪教，特別是白蓮社、大明教和彌勒教。（吳晗：《朱元璋傳》，1965年2月第1版，P142～143）

　　洪武元年四月甲子日朱元璋考察汴梁，閏七月丁未日回南京，因李善長之請，詔禁白蓮社及明尊教。“高帝幸汴還……又請禁淫祀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巫覡，扶鑾禱聖書符咒水邪術。詔可。”

　　洪武三年六月甲子日朱元璋頒“禁淫祠”製，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聽民人祀天地祈禱，無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祈天者不知其幾，瀆禮僣分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間合祭之神，禮部其定議頒降，違者罪之。”當時最高行政機構中書省上奏：“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灶、鄉村春秋祀土榖之神，凡有災患，禱於祖先。若鄉屬、邑屬、郡屬之祭，則裏社郡縣自舉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章奏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神地祗。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女巫師）覡（xi男巫師）、扶鸞（扶箕術）、禱聖、畫符、咒水諸術，益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誌。”朱皇帝下詔，從之。

　　不僅如此，朱元璋君臣還將對白蓮社、大明教和彌勒教一類的所謂“邪教”的禁令編入了《大明律》，使其具有永久的法律效率：“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聚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為首者絞。為縱者各杖一百，流三千裏。”

　　除了法律上予以嚴厲禁止外，大明帝國還采取了非常舉措，嚴酷打擊直至摧毀大明教、彌勒教和白蓮社等“旁門左道”。浙江寧波、溫州等地自南宋以來一直流傳著大明教，到明初時“造飾殿堂甚侈，民之無業者鹹歸之”，引起了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忌恨，“君以其瞽俗眩世，且名犯國號，奏毀之，官沒其產，而驅其眾為農。”寧波當時名稱為明州，這是宋元以來一直所沿用的，但在嚴抑明教的情勢下，明州也不再叫明州了，改稱為寧波。而對於江西、湖廣和西北等地原本元末紅巾軍起義過程中就十分活躍的大明教、彌勒教和白蓮教的傳播及其起義活動更是予以不遺餘力的打擊和血腥鎮壓。

　　眾所周知，明初法治相當嚴酷，政治嚴寒，但出奇的是，當時福建地區的明教也稱摩尼教勢力卻似乎沒被摧毀。至今為止，人們熟知的可能就要數福建泉州晉江縣華表山草庵摩尼教寺遺址（1991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團參觀草庵後，認為它是這次考察活動的“最大發現”），還有就是這幾年在福建寧德當地人中熱議的霞浦摩尼教遺存。前者即晉江縣華表山摩尼庵之所以能被保存，在明代人的文獻筆記中有所透露其“秘密”，比如明代福建籍名人何喬遠就曾這麽寫道：“華表山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時物也，祀摩尼佛。摩尼佛名末摩尼光佛，蘇鄰國人，又一佛也，號具智大明使……會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祿法師者，來入福唐，授侶三山，遊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至道中，懷安士人李廷祐得佛像於京城卜肆，鬻以五十千錢，而瑞相遂傳閩中。真宗朝，閩士人林世長取經以進，授守福州文學”；“皇朝太祖定天下，以三教範民，又嫌其教名上逼國號，擯其徒，毀其宮。戶部尚書鬱新禮部尚書楊隆奏留之。”

　　由於戶部尚書鬱新的奏請，福建泉州晉江縣華表山草庵摩尼教寺保存了下來，而從朱元璋“凡事都要做絕”的處事風格來看，這裏邊是否另有玄機？更讓人納悶的是，為什麽在明初嚴厲禁教的情勢下，在晉江北邊不遠處的寧德郊縣霞浦山村裏居然也保留了這麽一個規模還不算小的明教據點？有人可能要說，那是不是當地特殊的地理環境客觀上起到了保護作用？筆者最初也曾這麽想過，2010年春夏的那次霞浦之旅，開始時一路順行，到達霞浦縣城也不過1個小時。可從霞浦縣城前往明教神龕佛座所在地柏洋鄉蓋竹上萬村卻花了我們整整四個小時。柏洋鄉蓋竹上萬村是一個較為偏僻的小山村，在那裏明教的傳播既有族內親屬之間的傳播，也有非直係親屬之間的師徒傳播，這樣的情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當地明教勢力不易被人發現的有利格局，所以即使是當地明教創始人林瞪的第29代在京裔孫林鋆先生等自家人，卻也一直不知其祖上是信奉明教的，直到2008～2009年間的偶然“發現”，在邀請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王亞明、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金澤、博士後陳進國等對其拍攝的明教遺跡照片進行辨認以及隨後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有同誌的集體考察後，他才意識到自己的家鄉原本是當地明教的主要據點，自己的祖上還是當地的明教的創始人，由此拉開了揭示與研究霞浦明教遺址、遺物的序幕。

　　霞浦明教得以保存的“環境決定論”果然有著一定的道理，但筆者後來又想到了另一個與閩北甚至霞浦有著一定關係的明代重量級人物——湯和。因為安徽電視台曾邀請筆者前去主講過《大明風雲人物係列》，而其中有一次就要求專講湯和，為此筆者頭腦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湯和這個人還真不簡單，在洪武中晚期朱元璋大殺功臣的情勢下，公侯級別的，隻留下了3個人，其中侯爵有耿炳文和郭英兩人，而公爵唯湯和一人。《明史》對湯和做了如下記載：“湯和，字鼎臣，濠人，與太祖同裏閈。幼有奇誌，嬉戲嚐習騎射，部勒群兒。及長，身長七尺，倜儻多計略。郭子興初起，和帥壯士十餘人歸之，以功授千戶。從太祖攻大洪山，克滁州，授管軍總管。從取和州。時諸將多太祖等夷，莫肯為下。和長太祖三歲，獨奉約束甚謹，太祖甚悅之……”

　　《明史》的這段記載告訴我們：湯和與朱元璋原是光P股兄弟，傳說中小時候朱元璋常當孩子的頭頭，看來不太吻合實際，很有可能當時的孩子王就是湯和，更有湯和“鬧革命”要比朱元璋早，甚至還有人說，當年朱元璋“參加革命”就是湯和介紹的。可到了後來，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朱元璋“進步”得更快，成了湯和的領導，而湯和似乎也樂意擁戴朱元璋。不過這些都是表麵的。俗話說，酒後吐真言，湯和在“守常州時，嚐請事於太祖，不得，醉出怨言曰：‘吾鎮此城，如坐屋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太祖聞而銜之。”

　　上述湯和的那一段話含義多多，朱元璋當然要恨了。可洪武中晚期湯和卻極其識趣地率先交出了兵權，朱元璋由此龍顏大悅，“複命其子（指湯和兒子）迎至都，俾以安車入內殿，宴勞備至，賜金帛禦膳法酒相屬。（洪武）二十七年，病浸篤不能興。帝思見之，詔以安車入覲，手拊摩之，與敘裏閈故舊及兵興艱難事甚悉。和不能對，稽首而已。帝為流涕，厚賜金帛為葬費。明年八月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諡襄武。”

　　洪武皇帝見到晚年湯和居然親自手拊摩之，後又追封其為東甌王，由此看來一向記仇的朱元璋開始變得“不記仇”了？而且還將湯將軍的功勳定格在溫州（東甌為溫州一帶的別稱）軍事行動上，那麽湯和在溫州一帶究竟有著怎麽的軍事行動呢？

　　洪武中晚期，就在湯和告老還鄉沒多久，東南地區發生了倭寇之患。朱元璋立馬召見湯和，“顧謂和曰：‘卿雖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常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為軍，戍守之，可無煩客兵也。’帝以為然。和乃度地浙西東，並海設衛所城五十有九，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之，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貲給役。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複有讟者，齒吾劍。’逾年而城成。稽軍次，定考格，立賞令。浙東民四丁以上者，戶取一丁戍之，凡得五萬八千七百餘人。明年，閩中並海城工竣，和還報命，中都新第亦成。”

　　看來這次湯和的東南之行還不僅僅在浙南，而且還深入到了閩北，構築海城工程。而霞浦恰恰就是閩北的海邊城市，作為老明教徒的湯和難道就一點不懂或不知道霞浦明教？如果知道了，他會跟朱元璋說？依照湯和一向小心謹慎的個性，他又不可能不說；說了朱元璋又會作出如何的處置？後被定格為“東甌王”的湯和是否有所受命呢？《明史》說湯和“晚年益為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還有，在明代文獻中隨處可見各地明教勢力被摧毀的記載，唯一見不著明代霞浦明教被破壞的曆史記錄，這又是為何？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就在霞浦柏洋鄉蓋竹上萬村明教遺跡遺物中，人們發現了一般隻有在皇家宮廷中才能見著的角端。角端是什麽東西？老版本的《辭海》有著這樣的解釋：

　　角端：獸名。《史記·司馬相如傳》：“獸則麒麟角偳”，《集解》引郭璞曰：“角偳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嚐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亦作角端。《後漢書·鮮卑傳》：“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注：“前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為弓。’”按《史記》集解雲角偳似豬，《後漢書》則謂之角端牛，《漢書》音義亦雲似牛，當以其有角之故。又《宋書·符瑞誌》：“角端者，日行萬八千裏，又曉四夷之語，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捧書而至”，此為神異之獸，與角可為弓之角偳，似非一物。霞浦柏洋鄉蓋竹上萬村明教遺物角端由此看來，這個叫角端的寶物還不是一般人所能用的，盡管先前人們的考古認為，該角端可能為霞浦明教創始人林瞪流傳下來的道儀法器，但這也是猜測。我們所知道的是，角端一般出現在明清宮殿裏皇帝禦座之前，代表“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要是普通人擁有了它豈不有造反之嫌？或會招來大禍呢？由此，我們能不能解釋為明清皇室成員或言皇帝出亡到此而遺留下了該寶器呢？當然，這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

　　更讓人無法置信的是清人整理修撰的《寧德縣誌》中宋至清曆任縣令都是有名有姓，唯獨明朝永樂年間三任縣令卻隻有姓而沒有名。這到底是為什麽？

　　清代乾隆年間問世的《寧德縣誌》相關記載據目前人們所能掌握的寧德方誌來看，清代乾隆年間問世的由盧建其、張君賓修撰的《寧德縣誌》可謂比較完整。乾隆時期距離明初永樂時代已有300多年，且老早就經曆了改朝換代，不太可能存在著對永樂時代一個山區知縣有什麽政治諱忌呀，但為什麽《寧德縣誌》在宋至清曆任知縣都記全的情況下，獨獨永樂年間三任知縣有姓沒名，也缺乏相關的信息？在那個讓人一頭霧水的瘋狂年代裏，這三任“芝麻官”到底犯上什麽大事讓人不可觸及？

　　至此，如果將以上所引的八個方麵的史料通盤起來看，我們的思維或許會豁然開朗。

　　永樂朝的“國丈”劉貞、朱棣的賞識直臣周新、明成祖的知心內臣鄭和、永樂帝的心腹密使胡濙、明初福建寧德郊縣霞浦等地的明教出奇地保存完好、一般隻在明清宮廷中使用的角端居然出現在寧德郊區的霞浦山村、在宋至清曆任知縣都記全的情況下獨獨永樂年間三任寧德知縣有姓沒名，以及寧德及周圍地區一係列不同尋常的軍事布防……在“建文”轉向“永樂”的非常時期，這些與永樂帝君主寶座有著關聯的大明重量級人物、非常事件和非同尋常的軍事行動都先後在福建一一登場、上演，本來在大一統帝國中並不引人太多注目的福建在大明帝位更替中一下子成為帝國政治舞台上的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