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8——皇帝迷蹤

第一節 千鉤百索，隻字不留——建文帝出亡之事

　　在建文帝出亡問題上一直存在兩種傾向：一是全盤否定建文帝出亡，就說他被燒死了；一是自認為當地的某物某寺廟就是傳說中的建文帝出亡之物證。要是誰不讚成或有異議，有人就會迅速地“提升”個人感情，甚至發動“群眾”進行圍攻，缺乏應有的理性。要知道，科學是理性的產物，再說真理是常常躲在許許多多不為人們所注意的表象之背後，隻有在理性的指導下才有可能發現真理，而對於曆史真相的探究，也應該如此。

　　600年前建文帝出亡福建寧德本是去避難的，其政敵“好叔叔”朱棣也是秘密尋訪的，那麽這個下台的侄兒皇帝“躲貓貓”躲過去了？

　　通過上文的分析比對和嚴密的考證，我們已在整體上破解了大明第一謎案，但有人可能要這樣發問：既然你已考證出來建文帝最終出亡福建寧德，那為什麽600年來在文獻資料中就沒人發現這樣的史實呢？換言之，明朝第二位皇帝建文帝出亡福建寧德在史料中是否有所記載或披露？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來回顧一下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以後蛇蠍一般心腸的朱棣對建文君臣所幹的“好事”。他不僅以奸黨罪的名義，用“滅十族”和“瓜蔓抄”等極端殘忍的手段，大肆殺戮建文朝的忠臣節士及其親族與朋友、鄉鄰，而且還將他“鬥爭”的矛頭直指他的皇家兄長及其曾經的皇上朱允炆。不過朱棣這人實在是工於心計：先是他抱著所謂的“建文帝屍體”放聲大哭：“癡兒啊，你為什麽要這樣呢？”好像他這個叔叔是如何的仁慈與如何的無奈。接著他還假模假樣地為侄兒“發喪”，甚至“停朝三日”，但這都是表麵上的功夫。在暗中，朱棣加緊了對建文帝兄弟、兒子一行人的迫害，就連自己的親哥哥、已經死去了的朱標太子也不放過，他上台沒幾天，就下令“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園，仍稱懿文太子”。

　　永樂朝朱棣寵信酷吏陳瑛說：不拿建文君臣開刀，我們這些人怎能出名？人們常說：死了，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了。可朱棣就不讓已死了的人一切都了，與死人過不去，由此可想，那些與朱棣所痛恨或忌諱的已經死去了的人有關的活人，他們在朱棣手下能有好日子過嗎？朱標的兒子、朱允炆的3個弟弟，後來沒一個得好死；曾經被朱棣請到燕軍軍營中作為“統戰”對象的懿文太子朱標的妃子、朱允炆的母親呂氏也被朱棣一道聖旨打發到懿文太子陵園，為她那個仁慈但英年早逝的倒黴丈夫守墳。

　　不僅如此，朱棣掌權以後還發布詔令，革除建文年號（大約過了170多年後，萬曆帝下詔才將明成祖朱棣“革除”的建文年號予以恢複），將建文紀年記在朱元璋的洪武年號名下，將建文四年改為洪武三十五年，以此類推。依照朱棣這等做法似乎是要將他的侄兒皇帝從大明帝國的皇家政治隊伍中永遠地“開除”出去，對建文政治予以堅決的“反動”，這等情勢造成了當時無人敢言建文君臣，唯恐禍及，而建文朝之史事更是被“千鉤百索，隻字不留”。

　　更有甚者，朱棣唯恐不及，他還任用了紀綱、劉江、袁剛和陳瑛等一批酷吏，殘害建文朝“漏網之魚”，“深挖”、虐殺政治異己。在這些酷吏裏邊最為臭名昭著的就要數陳瑛。

　　“陳瑛，滁人。洪武中，以人才貢入太學。擢禦史，出為山東按察使。建文元年調北平僉事。湯宗告瑛受燕王金錢，通密謀，逮謫廣西。燕王稱帝，召為都察院左副都禦史，署院事。（陳）瑛天性殘忍，受帝寵任，益務深刻，專以搏擊為能。甫蒞事，即言：‘陛下應天順人，萬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順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黃觀、少卿廖升、修撰王叔英、紀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縣顏伯瑋等，其心與叛逆無異，請追戮之。’帝曰：‘朕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況汝所言，有不與此數者，勿問。’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觀、叔英等家，給配其妻女，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禦史皆掩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為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

　　談遷在《國榷》中也載：“（陳）瑛性殘刻，怨革朝（指建文朝）甚深，暨入朝，曰：不以叛逆處彼，則我輩何名？舉朝大吏俱不答，瑛遂決意泄忿。”

　　“不用叛逆罪名來處置建文朝大臣。我們這些人怎麽能出名？”這是陳瑛之流的奸臣酷吏的就職“政治宣言”。朱棣要的就是這個效果，要的就是對前朝切齒痛恨的人來出麵為他清除可能潛在的政治危險。於是“（陳瑛）受帝寵任，益務深刻，專以搏擊為能”。

　　有一天，陳瑛聽說，建文帝尚在人世，與諸逃亡在外的大臣正加緊聯係，圖謀東山再起。他馬上給明成祖朱棣上了一個密奏，說：“方孝孺、黃子澄等建文朝忠臣節士及其親屬雖然都被殺了，但他們的門生故吏卻在暗中結黨，實在危險啊！皇上應該下令將這些人馬上逮殺，他們的妻子兒女發配到兩千裏以外，家產全部沒收。”朱棣看完奏章後猶豫了一下，但最終還是給了陳瑛一個答複，讓他“便宜行事”，就是叫陳瑛看著辦。有怎樣的主子，就有怎樣的走狗。陳瑛領旨後，肆意羅織罪名，接二連三地參劾、誣告建文朝的舊臣及其親族家眷等，逐漸將迫害建文君臣的範圍從“犯罪者”自身之九族擴大到“九族”之外的外親之外親，製造出一出出慘不忍睹的人間悲劇。

　　這等惡行，最終的結果是造成了隻要與建文朝君臣有“師友交友隻字相同，即誣奸黨，蔓延十族，村裏為墟”。

　　此時的朱棣簡直是將大明帝國置身於血雨腥風的人間地獄之中。在這樣的政治恐怖下，還有誰長了幾個腦袋會將建文朝君臣的“故事”直接地記載下來呢？退一萬步來說，即使是有這樣的人，也早就被揭發出來而招致殺身甚至滅族的大禍了，他們的“曆史記錄”也早就毀之於大火了。

　　從朱棣到朱瞻基三十餘年充斥著對建文君臣的殺氣朱棣的血色高壓政治雖說是行於一時，但它的惡劣影響相當之大，流毒也相當之廣。

　　永樂九年，有個叫錢習禮的讀書人來南京參加大明的會試與殿試，中了進士，按照慣例他被選為庶吉士，沒多久又被改任為翰林院檢討。正當錢習禮“春風得意馬蹄疾”時，他的鄉人上告，說他是建文朝忠臣練子寧的奸黨。這等上告就意味著要將錢習禮推向萬劫不複的深淵之中。聽到這樣的消息，錢習禮新近中舉的喜悅頓時被拋到了九霄雲外，他“恒惴惴”，惶惶不可終日。幸虧大學士楊榮及時地向朱棣作了一些解釋和說明，這時朱棣登基已經10年了，或許他感到統治根基已經相對穩定了，所以最終沒有深究錢習禮。

　　京師南京是永樂朝血色恐怖的中心，但大明帝國的其他地方也深受其害。同是永樂九年，浙江黃岩有人出來告官，說他的一個同鄉富豪保存著建文奸黨分子給楚王的書稿，應該予以治罪。可能是永樂朝這樣的誣告事情實在太多了，就像“文化大革命”中天天揭發出“階級敵人”和“反革命分子”一個樣，弄多了，誰也不信！就連朱棣自己到頭來也不信有這麽多的建文奸黨分子，於是他就說：“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

　　朱棣畢竟不是一個糊塗之君，他明察到，這一定是那個黃岩小民與富豪之間有怨而借著這個由頭來報複啊。鄉間小民種好一畝三分地就算不錯了，哪還顧得了那麽多的國家政治，但永樂朝的小民就是“講政治”、“講原則”，要不是肅清建文朝奸黨運動“深入人心”的話豈會這樣？

　　胡廣原本是建文朝的大臣，金川門之變後，他與其他28個“識時務”者一起馬上歸降了朱棣，朱棣甚是喜歡，對胡廣等人很為重用。後來胡廣老家的母親死了，他就回江西吉水去奔喪，三年“守製”結束以後，胡廣回到了南京，朱棣就問胡廣：“胡愛卿，你這次回家‘丁憂’守製，一待就是三載，想必對民間事情有了很多的了解，你如實說說現在的老百姓生活還安寧？”胡廣回答說：“百姓生活還算安寧，就是地方官吏窮治建文朝奸黨這事株連甚廣，深究不盡，老百姓都十分害怕啊。”

　　這事表明，永樂朝窮治建文奸黨“運動”已經波及了大明帝國的各個地方和各個層麵，試想在這樣的政治高壓下還有誰覺得自己活得不耐煩了，要將建文君臣的言行一一記下來，隨之就讓自己的腦袋搬個家？

　　所以說，永樂朝沒有建文君臣行蹤的直接記載純屬正常。而後繼承朱棣皇位的洪熙帝朱高熾雖說上台伊始就下令釋放了在錦衣衛、教坊司、浣衣局以及各功臣家為奴的建文大臣家屬，將之寬宥為民，發還田土，給予生計，並明白地告訴大臣們：建文朝方孝孺等諸大臣都是忠臣，從此“天下始敢稱諸死義者為忠臣”。

　　朱高熾的這項指示有沒有完全執行下去，就很難說清楚，因為6個月後他就歸天了，大明朝皇位一下子轉到了朱棣的孫子朱瞻基的手裏。朱瞻基十分聰明，從小深得他爺爺朱棣的喜歡，他當然懂得皇爺爺對建文君臣那般處置的“良苦用心”，所以在他當政的十來年裏，也基本上是“按既定的方針辦”。

　　總之，從朱棣到朱瞻基前後三十多年的時間裏，人們對建文君臣出亡之事幾乎是噤若寒蟬，唯恐避之不及，自然也就無人敢去如實記錄或搜集這類的史實了。“國初殺氣渾不除，越三十年還相屠”。換句話來講，以當時的情勢，知道建文君臣出亡事實越少越安全，天底下還有哪個大傻子撐飽了自招殺身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