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8——皇帝迷蹤

第二節 上金貝古墓“奇巧”多多，實為明建文帝魂歸地

　　寧德市金涵佘族鄉上金貝村，原本是一個與外界的交往很不密切的佘族人居住的閩東山區村落。2008年初寧德市委組織部部長鄭民生等領導率領大家搞“新農村”建設，來到金涵佘族鄉上金貝村，深入田間地頭展開工作，無意間發現了一座金貝古墓。為此，他們邀請了原福建省博物館副館長王振鏞等考古專家對它進行勘察，隨後認定其為元末明初的僧人墓，但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自此開始，上金貝古墓的認定成為國內外新聞媒體與相關人士的關注熱點。2009年5月、8月和10月筆者三上福建寧德進行實地考察，並對相關史料進行反複研究與比對，提出如下觀點：

　　咋看上去，言之鑿鑿，但如果你仔細閱讀其所開列的書籍、認真比對其觀點與所謂的證據，就會發現其實難以自圓其說，筆者茲列於下：

　　“佛日圓明大師”為忽必烈的老師，從嚴格的曆史學來說：查無實據。

　　認為上金貝古墓係僧人墓者依據古墓的碑銘的20字進行一一解讀，這本來是件好事。筆者也曾順著其思路進行查找和考證：忽必烈在大都尚未稱帝之前曾拜了印簡為老師，要是忽必烈真有這樣的老師，眾所周知，我們傳統的正史是以皇帝為軸心，對於皇帝極其親近之人（隻要沒有政治諱忌和負麵影響的）應該是大書特書。皇帝拜師學習，說明聖君好學，並不存在什麽不可言之，再說忽必烈以異族入主華夏內地，巴不得有人將如此光彩的“聖跡”載入史冊。可實在令人失望的是，筆者翻閱了《宋史》、《元史》和《新元史》，它們都沒有記載說：印簡或“佛日圓明大師”就是忽必烈的老師。

　　按照常規，正史中的《釋老傳》是記載佛道最為集中的地方，可《元史·釋老傳》中卻沒有提一下那個所謂的忽必烈老師。

　　《元史》說：“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接著《元史》記載了八思巴、亦憐真等十幾個國史帝師，就是沒有那個所謂的忽必烈老師“佛日圓明”或印簡。

　　誠然，由於當年朱元璋要結果要得太急，宋濂等人在一年不到的時間內趕出了一部《元史》，故而其向來頗受研究者非議。民國時有人就著力編寫了《新元史》，那麽《新元史·釋老傳》中有沒有那個所謂的忽必烈老師？

　　《新元史》中對等重量級的元帝師、國師記載如下：“八思巴、膽巴、必蘭納識裏、丘處機、馬鈺、譚處端、劉處元、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康泰真、祁誌誠、張宗演、張留孫、吳全節、酈希誠、張清誌、蕭輔道、李居壽、莫起炎。”

　　《新元史·釋老傳》中也沒有那個所謂的忽必烈老師，由此筆者懷疑自己查找的方向錯了。既然認為上金貝古墓係僧人墓者說“佛日圓明大師”就是忽必烈的老師，那麽會不會在元朝皇帝的《本紀》裏有所記載呢？查《元史》、《新元史》中所有的《本紀》，但依然是一無所獲。此時筆者忽然想到忽必烈為宋末元初之人，為了謹慎起見，又查閱《宋史·釋老傳》，結果還是未見所載。最後筆者想到忽必烈時代有位影響大元國策製定的重量級人物——劉秉忠，查《元史·劉秉忠傳》，有這樣一段文字記載：“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秉忠遂留藩邸。後數歲，奔父喪，賜金百兩為葬具，仍遣使送至邢州。服除，複被召，奉旨還和林。”卷157，列傳第44）

　　既然見到有海雲的記載，筆者回頭再仔細閱讀《元史》，但查遍了《元史》，有關海雲禪師的記載也隻有《元史·劉秉忠傳》中2處提到，這就讓筆者產生這樣的疑問：要真是海雲被忽必烈拜為老師的話，正史應該有更多的記載啊？

　　當然主張上金貝古墓為僧人墓者會說《五燈全書》、《補續高僧傳》等非正史或言野史中有所記載呀，其曰：“佛日圓明”就是“印簡”，“印簡”就是“海雲”。

　　《五燈全書》：“慶壽璋禪師法嗣北京大慶壽海雲印簡禪師，寧遠宋氏子，生而神悟……於是，俾從中觀沼受業，年十一納具戒，十二，沼聽參問……年十八，元兵破寧遠，四眾逃散，師侍沼如故……元世祖至元庚辰五月，沼將遷寂，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為君通一線，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無疾而逝。闍維，收頂骨舍利，師為乞緣造塔供奉……及開法後，兩主慶壽，世祖以師道事之……師年五十六。忽患風痹。仁宗延祐丁巳閏四月一日。集眾說偈畢。遂泊然而逝。茶毗，獲舍利無算。諡佛日圓明大師。”

　　《補續高僧傳》載：“海雲大士傳印簡，山西之嵐穀寧遠人，姓宋氏，微子之後，生於金之泰和壬戌年，人品恢偉，童幼神悟……師年十三時，成吉思皇帝征伐天下，師在寧遠，於城陷之際，稠人中俾師斂髻。師告曰：若從國儀，則失僧相也，遂獲如故……師既入燕，至大慶壽寺……丁酉正月，加師先天鎮國大士之號。己亥冬，命主大慶壽寺。壬寅，護必烈大王，請師赴帳下，問佛法大意，王大悅，從師受菩提心戒。因奏曰：我釋迦氏之法，於廟堂之論，在王法正論品，理固昭然，非難非易，恐王者不能盡行也，又宜求天下大賢碩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當有所聞也。王大悅，錫以珠襖金錦無縫大衣，奉以師禮。將別王，王問：佛法此去，如何受持？師曰：‘……恒念百姓不安，善撫綏，明賞罰，執政無私，任賢納諫，一切時中，嚐行方便，皆佛法也。’……王益敬焉，尋奉命統僧，賜白金萬兩，即昊天寺建大會，為國祈福。蒙哥皇帝即位，顧遇隆渥。丙夏辰，旭威烈王奉以金柱杖、金縷袈裟，求法語開示。七月，師會諸耆舊，錄所長物見數，令主後事。丁巳夏，說偈畢，師雲：汝等少喧，吾欲偃息。侍僧急呼主事人至，師吉祥，泊然而逝矣，世壽五十六，茶毗，獲舍利無算。護必烈王為建塔於大慶壽寺之側，諡佛日圓明大師，望臨濟為十六世。”

　　看了上述兩段有關佛日圓明的“史料”記載，筆者產生了四大疑問：

　　第一，正史上的“海雲”在野史裏一下子“變臉”了：“海雲”就是“印簡”，也就是“佛日圓明大師”，這三者真的能畫等號嗎？

　　第二，正史《元史》成書於明朝初年，相比明清之際成書的《五燈全書》和《補續高僧傳》至少要早200年，難道明初正史史料價值反而不如大講仙道神異的明清野史？（如果存在政治上的忌諱當屬例外，但從海雲與元主之間的關係來看不存在什麽政治忌諱）

　　第三，《五燈全書》載，佛日圓明大師死於元仁宗延祐年間。《補續高僧傳》載，佛日圓明死於蒙哥時期，這就怪了：一個人死的時間居然相差了50來年，這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神人？

　　第四，從《五燈全書》和《補續高僧傳》記載的內容來看，其宗教傳說與民間軼聞甚多，甚至還有許多鬼怪迷信，這等野史能否作為信史？

　　上述這些問題都是不難回答的，明眼人一看便知。

　　那麽“佛日圓明”到底作何解釋呢？查《辭海》“佛日，佛家語，佛能覺悟眾生，如日之破暗，故以日為喻。《涅槃經》：‘佛日將沒大涅槃山。’《隋書·李士謙傳》：‘佛日也，道月也，佛五星也。’”“圓明”中的圓即圓圈、圓形，明者，光亮也。故而，圓明即為圓光，應該指佛之圓光。

　　透過上麵的查找、比對與考證，筆者認為，所謂“佛日圓明大師”為忽必烈的老師，從嚴格的曆史學來說，查無實據。

　　既然如此，那麽他的第三代滄海珠禪師又是何許人也？

　　上金貝古墓碑刻上的“滄海珠”就是上金貝古寺的建造者“止雲滄海”？

　　主張上金貝古墓為僧人墓者認為古墓碑文上的“第三代滄海珠禪師”就是上金貝古寺的建造者“止雲滄海”，其曰：“明嘉靖和萬曆版《寧德縣誌》也記載：‘金邶寺，唐大中八年建。至和間圓軌居之，宋季圮廢。元大德間，住持止雲滄海重建’，眾多地方誌中提到的‘止雲滄海’，和僧塔碑刻‘滄海珠’、蒙泉石刻‘住山滄海作’，實際上是同一個人，就是元大德年間重建金邶寺的僧人，‘止雲’、‘珠’都屬於他的別名法號。”

　　看了上述的文字，給人的感知：滄海是一個僧人，“止雲”就是“滄海”，“滄海珠”也就是“滄海”，那麽依據呢？按照上述的邏輯：在一個僧人名字前麵或後頭加上一兩個字就是原來這個僧人的別名與法號，“實際上是同一個人”。我們姑且沿著這樣的邏輯進行一番考證，就拿主張上金貝古墓為僧人墓者深信不疑的非正史作為例證：《五燈全書》不同地方記載著不同朝代的幾個“圓明大師”：“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柳州宜章圓明希古禪師”“瑞州清涼覺範慧洪禪師……高宗建炎戊申五月，示寂於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賜寶覺圓明之號。”

　　如果按照上述的主張上金貝古墓為僧人墓者的邏輯，那麽就會出現這樣的“等量關係”：“正童”就是“圓明”；“圓明”就是“希古”；“寶覺”就是“圓明”，原本三個不同朝代不同地方的禪師在荒誕邏輯演繹下頓時被推定為一個人，這豈不是笑話？因此說，主張上金貝古墓為僧人墓者在大打文字太極遊戲時，始終沒有確切地回答重建金貝古寺者是不是金貝寺古墓之主人的問題，僅憑猜測，沒有提出任何確切的依據；同時他們又回避了上金貝古墓一個最大的怪異難題：金貝寺古墓為什麽既有墓又有塔？

　　既有墓又有舍利塔就能認定它是元末明初僧人墓？

　　眾所周知，元朝的國教是藏傳佛教，藏傳佛教信徒死後是天葬，沒有墳塋；而我們內地佛家人死後一般是火化塔葬，也不用墓葬，但寧德上金貝古墓主人卻十分奇特：他既有墓又有塔，這究竟是為什麽？

　　對此，主張上金貝古墓為僧人墓者解釋說：滄海的祖師爺印簡道行孤高，為朝野所重，曾為忽必烈說法。成吉思汗賜予“告天人”稱號，圓寂後封號“佑聖國師”。印簡的大弟子賾庵環禪師，封榮祿大夫、大司空。第三代弟子劉秉忠是元代丞相，顯赫一時。與劉秉忠同輩的滄海蒙罩著這麽一層光環，所以處處都不忘抬出祖師爺以示誇耀。況且，根據民間“金太監”的傳說，可以得出滄海具有高貴的家世，也很可能擔任過僧錄司這樣一級的官員。就是沒有擔任過任何官職，憑借以上的兩條優勢，再加上元代僧人都擁有大量田產，滄海建造一座亦僧亦俗、亦墓亦塔的豪華壽域又有什麽值得奇怪的呢？又說：“據元代孔克齊《至正直記·卷一·塋墓建庵》：予嚐謂塋墓建庵，此最不好，既有祠堂在正寢之東，不必重造也。但造舍與佃客所居，作看守計足矣。至如梵墓以石，墓前建拜亭之類，皆不宜。此於風水休咎有關係，慎勿為之可也。”（2009.6新浪博客《建文帝墓論證考辨》）

　　主張上金貝古墓為僧人墓者的上述觀點中有幾個問題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元代佛教徒活著的時候風光並不等於死後一定要造墓，這是一個邏輯問題。再說元朝統治者並非對所有佛教派係都是扶持與崇尚的，他們主要尊崇的是藏傳佛教，對禪宗是實施抑製。而寧德金貝寺等流傳的是禪宗而非藏傳佛教，怎麽主張上金貝古墓為僧人墓者肯定地說元末寧德上金貝古墓主人——僧人顯赫非凡？

　　就此疑問，筆者曾向南大潘群教授請教，潘老熱情地向筆者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中國史稿》對元朝的佛教政策和海雲大師有所介紹，成吉思汗專門頒布命令，要部屬對臨濟宗僧侶中觀、海雲師徒好與衣糧養活著，教做頭兒。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揀阿誰休欺負，交達裏罕。

　　看來這個叫海雲的禪宗高僧在成吉思汗及以後的蒙古諸汗時還頗受禮遇和尊重，但沒有說他被拜為國師和帝師，換句話來說，他的特殊禮遇還沒有達到藏傳佛教領袖的那種規格，更有，在他身後，忽必烈出於統治的需要逐漸開始“崇教抑禪”。對此，吳泰、陳高華等學界前輩在《中國史稿》第五冊中這樣說道：“十三世紀上半期，蒙古政權統治下的北方佛教，以禪宗的臨濟宗和曹洞宗為盛，律宗趨於衰落。十三世紀四十年代，吐蕃地區歸附蒙古政權，吐蕃的喇嘛教隨著傳入中原和蒙古地區。喇嘛教內部也分成許多派別。其中薩迦派的領袖們最受蒙古統治者尊崇，相繼被封為國師或帝師。此外，許多喇嘛教上層人物都封官拜爵，‘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喇嘛教勢力盛極一時，禪宗就相形見絀了。不僅如此，忽必烈在一度推崇禪宗之後，還轉而采取‘崇教抑禪’的態度。在統一全國以後，這種傾向特別明顯。他在召集江南佛教上層人物聚會時，‘升教居禪之右’，還從北方派遣禪宗以外各教派的僧侶三十人到江南各大寺院宣講，擴大這些教派的影響。因此，無論南北，禪宗的勢力都有所下降，天台宗等教派有所上升。”（吳泰、陳高華等人編寫的《中國史稿》第5冊，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P603—604）

　　連受皇差宣講於南方的30僧侶中都沒有禪宗的份，何來禪宗極盛南方之狀？元代福建又不是佛教禪宗特區？

　　第二，在中國傳統社會裏，佛、道、儒三家往往不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內地佛教徒中往往有不少人精通陰陽風水，據此你能肯定上金貝古墓主人或建墓者就一定不懂風水？若是，依據何在？

　　第三，無論是正史還是野史都明確講元代和尚圓寂後造塔，沒講造墓；而金貝古墓既有墓又有塔呀？

　　就按主張上金貝古墓為僧人墓者的說法，“佛日圓明”大師是忽必烈老師，他如何地生的偉大，死後殊榮，雲雲。翻閱《元史》其明確記載：元代佛家人是沒有墓葬，而是舍利塔葬。“蒙古崇尚釋教，及得吐蕃之地，思因其俗而柔之，乃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又立宣政院。其院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為之。帥臣以下，亦僧俗並用。於是，帝師授玉印，國師授金印，宣命同於詔敕。凡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敕章佩監絡珠為字以賜。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郊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帖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彩共一萬七千匹。”卷157，列傳第44）

　　國師、帝師尚且塔葬，何來他們的徒子徒孫們反而要墓葬？野史《補續高僧傳》和《五燈全書》也載佛日圓明為他的師傅“收頂骨舍利，師為乞緣造塔供奉”。

　　按照《五燈全書》的說法，佛日圓明是屬於佛教禪宗的分支臨濟宗，禪宗的和尚圓寂後也是塔葬而不是墓葬，這是常識。

　　而主張上金貝古墓為僧人墓者對寧德上金貝古墓既有塔又有墓的怪異難題始終沒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或者幹脆就回避不答，隨即就作出上金貝古墓是元末明初的僧人墓之結論，讓人看了頓感墜入雲裏霧裏。

　　至此，我們看到主張上金貝古墓為僧人墓者所列出的依據與證明沒有一條是站得住腳的。

　　當我們否定了上金貝古墓為元末明初僧人墓的觀點以後，人們很自然要問：那寧德上金貝古墓的主人到底是誰？

　　寧德上金貝古墓應為明建文帝陵寢通過上文我們對主張上金貝古墓為僧人墓者的觀點及其所列出依據的逐條分析與甄別，發現其在“根”上麵出了問題，他們將是否真的存在的“禦賜金襴佛日圓明大師第三代滄海珠禪師”作為考證的“原點”，在找不到確實證據的前提下陷入了邏輯與思維的誤區。對此，我們不妨將其作為借鑒。

　　或許上金貝古墓舍利塔上碑文“禦賜金襴佛日圓明大師第三代滄海珠禪師之塔”本身就是偽托的，從而導致世人對其無法解釋清楚，那麽我們再來看看上金貝古墓及其舍利塔上的圖飾與構件等古物是否向世人“透露”了什麽信息？對此，筆者反複進行了實地考證與資料比對，發現下列六者值得我們關注：

　　寧德上金貝舍利塔造型與明中前期霞浦明教神龕佛座造型相同，更為巧合的是它還與南京明皇宮午門底座造型相同缺乏相應的文獻記載，碑文上的文字又無法解讀通，因此有關上金貝古墓及其舍利塔的斷代問題一時難倒了不少人。但筆者在本書的第一次出版時曾做了考證，而2010年春夏之交的霞浦考古之旅更使筆者確信，先前觀點應該是沒問題的（後文筆者將要詳述）。

　　主張上金貝古墓為僧人墓者唯一支撐其觀點的依據，就是至今無法給人解讀清楚的“禦賜金襴佛日圓明大師第三代滄海珠禪師之塔”幾個字，進而就斷定古墓為元末明初僧人墓，但事實上就在上金貝古墓不遠處的霞浦縣柏洋鄉蓋竹上萬村中的明教神龕佛座就告訴了我們問題的答案。

　　更為巧合的是上金貝舍利塔底座造型竟與我們南京明皇宮午門底座造型相同或言相近似。

　　而按照有人的說法，上金貝古墓及其舍利塔是元代的，那麽霞浦縣柏洋鄉蓋竹上萬村中明教神龕佛座和南京明皇宮的午門也就變成元代的了？對此，主張上金貝古墓為元代僧人墓的相關部門與考古人員又能做出如何的解釋呢？

　　由此反倒使我們更加確信，上金貝古墓及其舍利塔的建造年代應該就斷在明初或明中前期，這是不會有多大問題的。讀者朋友要是有興趣的話，可上霞浦縣柏洋鄉蓋竹上萬村和南京午朝門公園去一看便知。

　　寧德上金貝舍利塔上的蓮座裝飾與大明皇室有關？

　　在上金貝古墓及其舍利塔的大致建造年代問題解決後，我們再來看看其“身”上所隱含的其他一些重要信息。由於筆者研究過中國繪畫藝術史，因而對圖飾與造型藝術一直都比較關心。盡管上金貝古墓及其舍利塔被破壞得很厲害，但筆者還是能注意到其殘留的一些“構件”所隱含的信息，譬如我們傳統宗教尤其佛教中的重要圖飾——蓮座在上金貝古墓的舍利塔上就被雕琢得相當精致。

　　由此看來蓮座還真不是我們凡夫俗子所能享用的。查閱《元史》，以崇佛著稱於史的元朝居然對佛家聖物“蓮花”與佛座“蓮座”沒有專門的記載，而在《明史》中卻有著非同尋常之規製。

　　明朝皇帝生日大宴讓歌舞隊來助興，其中有一支舞就叫《百戲蓮花盆隊舞》，“萬壽聖節大宴，用《九夷進寶隊舞》、《壽星隊舞》。冬至大宴，用《讚聖喜隊舞》、《百花聖朝隊舞》。正旦大宴，用《百戲蓮花盆隊舞》、《勝鼓采蓮隊舞》。”

　　皇帝的頂級轎子大輅就用蓮花和蓮座來裝飾，“大輅……（車）輪內車心，用抹金銅鈒蓮花瓣輪盤裝釘，軸中纏黃絨駕轅諸索。輅亭高六尺七寸九分……亭內黃線條編紅髹匡軟座，下蓮花墜石，上施花毯、紅錦褥席、紅髹坐椅……亭外青綺緣邊紅簾十扇。輅頂並圓盤，高三尺有奇，鍍金銅蹲龍頂，帶仰覆蓮座，垂攀頂黃線圓條……輅亭前有左右轉角闌幹二扇，後一字帶左右轉角闌幹一扇，皆紅髹，內嵌雕木貼金龍，間以五彩雲。三扇共十二柱，柱首雕木貼金蹲龍及線金五彩蓮花抱柱……”

　　除了大輅外，皇帝禦用的“大涼步輦”也用蓮花和蓮座來裝飾，“大涼步輦……四麵紅髹匡，裝雕木五彩雲板二十片，間以貼金仰覆蓮座，下紅髹如意絛環板，如其數……輦頂高二尺七寸有奇，又鍍金銅寶珠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三寸有奇……”

　　還有皇帝禦用的人力轎子也是用蓮花和蓮座來裝飾，“轎者，肩行之車……元皇帝用象轎，駕以二象。至用紅板轎，則自明始也。其製，高六尺九寸有奇。頂紅髹。近頂裝圓匡蜊房窗，鍍金銅火焰寶，帶仰覆蓮座，四角鍍金銅雲朵。”

　　除了皇帝還有皇後的輅也是用蓮花和蓮座來裝飾的，“皇後輅……每輪輻十有八，皆紅髹，輞以抹金鈒花銅葉片裝釘。輪內車轂，用抹金銅鈒蓮花瓣輪盤裝釘，軸中纏黃絨駕轅諸索……（輅亭）外用紅簾十二扇。前二柱，戧金，上寶相花，中鸞鳳雲文，下龜文錦。輅頂並圓盤，高二尺有奇，抹金銅立鳳頂，帶仰覆蓮座，垂攀頂黃線圓條四……輅亭前後有左右轉角闌幹各二扇，內嵌絛環板，皆紅髹；計十二柱，柱首雕木紅蓮花，線金青綠裝蓮花抱柱。”

　　用蓮花和蓮座來裝飾輿服的大明第三號人物就是皇太子，“皇太子金輅……（輅亭）屏後紅髹板，皆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紅髹匡軟座，紅絨墜座，大索四，下垂蓮花墜石，上施紅毯紅錦褥席……輅頂並圓盤，高二尺五寸有奇，又鍍金銅寶珠頂，帶仰覆蓮座，高九寸，垂攀頂紅線圓條四。”

　　用蓮花和蓮座來裝飾輿服的大明第四號人物就是諸皇子親王，“親王象輅……（輅）亭前後闌幹同金輅，左右闌幹各一扇，內嵌絛環板，皆紅髹。計十四柱，柱首雕木紅蓮花，線金青綠裝蓮花抱柱，前闌幹內布花毯。”

　　從《明史》的記載來看，在明朝的凡界俗人之輿服規製方麵，蓮花和蓮座圖飾是大明皇帝、皇後、皇太子和諸皇子等皇家主要成員享用的，這一點我們今天在鳳陽舊城還能找著例證（2008年秋天筆者與南大潘群教授上鳳陽考察時，曾意外地發現明中都城的舊城牆遺址就有蓮座圖飾），而我們現在看到的福建寧德上金貝舍利塔也用上蓮座，它“托起”了“禦賜金襴佛日圓明大師第三代滄海珠禪師”。以“碑銘”來看，舍利塔主人應該是高僧或佛神，但舍利塔又與古墓連為一體，這似乎說明其主人應該既是得道的佛家人，又是我們俗界的凡人。那麽這位亦俗亦佛的“高人”會是誰呐？他是否應該與大明皇家有關嗎？

　　寧德上金貝古墓上的如意雲與洪武年間的如意雲造型風格相同。

　　上金貝古墓和舍利塔上還有一個為人所大惑不解的如意雲，即媒體曾熱炒的火龍珠。“如意”在今天我們一般人的印象中就是清宮戲中西太後用來撓癢癢的那玩意兒，其實“如意”沒那狹義，且在我國的發展還很有曆史。目前為止發現最早的如意雲紋圖飾之古物當數山西五台元代如意雲紋金盒山唐代建築南禪寺博風板上的下垂“懸魚”，以後中國曆代古建築上都有采用如意雲紋作為裝飾，元朝起就連瓷器上也使用了如意雲紋圖飾。但元代如意紋圖飾的構圖卻十分講究，雲頭的垂弧為三層，最上麵一層的兩個尖角深深向裏勾卷，兩個相鄰雲頭之間的連線為反向的弧線，相交後形成一個頂端朝上的兩重垂弧如意雲。且雲頭裏的裝飾還十分繁褥，構成了華麗的圖案。可到了明初洪武時期開始如意雲紋又有了新明洪武釉裏紅如意雲形纏枝牡丹菊紋大碗 變化，雲頭明顯變小，裏麵的裝飾大為簡易化。雲頭的垂弧有三重或兩重，相鄰兩個雲頭基部的弧線直接相交，使兩個垂弧之間形成一個凸起的尖角。這時期還流行一種雲頭內飾葉脈紋的如意雲紋，雲頭輪廓用外粗內細兩條線勾出，裏麵所飾的葉脈紋顯然是從蕉葉紋借鑒來的。其二者不同之處在於蕉葉紋的側葉脈由平行的斜直線構成，而如意紋內的側葉脈由平行的弧線勾成。此外該時期還有一些僅用雙線簡易勾輪廓的如意雲紋以及雲頭內飾折枝花卉的如意雲紋。

　　到了永宣時期，如意雲紋的雲頭變得很小了，垂弧均為兩重，第二重垂弧的弧線向內勾卷於中心相交。結構上由以前的相互勾連變為各自獨立，雲頭一個挨一個連成一周。有時雲頭排列較鬆，在其空隙處加畫小圓點等簡單圖案作為點綴。雲頭的方向也由以前一律向下的“垂雲”變化為根據裝飾需要可上可下。

　　再仔細考察上金貝古墓上的如意雲，將其與舍利塔須彌座上的橫向如意雲作比較，你就會發現盡管它們之間存在著細微的差別：前者的雲頭似乎更小點，但其實這不難理解，據明初流傳至今的古物來看，洪武開始一反元朝大頭如意雲的“做法”，將如意雲的雲頭做得小，使其更加簡易化，我們還有實物依據。

　　又明皇後輅規製，“前後車欞並雁翅，四垂如意滴珠板”。皇後常服規製“綬帶玉墜珠六，金垂頭花瓣四，小金葉六，南京明孝陵八字形影壁上眾多的如意雲紅線羅係帶一。白玉雲樣玎榼二，如佩製，有金鉤，金如意雲蓋一，下懸紅組五貫，金方心雲板一，俱鈒雲龍文，襯以紅綺，下垂金長頭花四，中小金鍾一，末綴白玉雲朵五。”

　　由此看來明初定製中如意雲圖飾為皇帝和皇後所享用，這是相當有講究的。而寧德上金貝古墓及其舍利塔須彌座上偏偏就有好幾處的如意雲圖飾，難道這又是巧合？如不是，那就表明上金貝古墓墓主與大明皇家有關？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上金貝古墓及其舍利塔須彌座上的橫向如意雲與距離上金貝5公裏路程的寧德華嚴寺雲錦袈裟下方22個燈籠頂部的如意雲極為相似或言相同，這難道又是巧合？

　　上金貝古墓舍利塔須彌座造型與洪武年間周王府造銅鎏金佛坐像如出一轍，與明故宮、明孝陵須彌座底部造型相類。

　　要說寧德上金貝古墓的“奇巧”還真不少，筆者在仔細觀察上金貝古墓舍利塔的造型時意外地發現其須彌座竟與“明初周府造銅鎏金佛坐像”須彌座也有極大的相似，這又是為什麽？

　　筆者認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特點的審美情趣與造型藝術，上金貝古墓的舍利塔須彌座造型與“明初周府造銅鎏金佛坐像”須彌座造型相同，說明兩者極有可能是差不多同一時代的產物。除此之外，還能作何更好的解釋？

　　金貝古墓前的龍刻構件與大明皇家規製

　　盡管上金貝古墓迷霧重重，但隻要我們認真考察和研究的話，有些謎團還是能解開的。譬如曾經引起了人們極大爭議的上金貝古墓前的龍刻構件就是一例。

　　筆者與鄭自海、鄭寬濤先生第一次上寧德時曾十分留意上金貝古墓前的龍刻構件，回寧後幾上明孝陵實地考古、比對，提出了“龍刻構件”的概念（閉嘴龍的說法不是筆者提的），但沒想到的是一個學術問題卻招來了莫名的攻擊，有人言道：“這哪是什麽‘閉嘴龍’呀，它的名字叫螭首，我們在南京張府園發掘元代龍翔集慶寺遺址時，出土的螭首與這件一模一樣。”“這完全是一場鬧劇……在沒有確鑿實證時，不能草率地發表什麽定論。否則會產生誤導，是極為不負責任的舉動。”（蔡震：《福建文物局稱寧德古墓並非明朝建文帝之墓》，2009年10月2日《揚子晚報》）

　　不知出於何種心態與何種目的，在對寧德古墓沒作任何考古研究、更沒有上當地去看一眼的情況下，放言者居然一下子成了真理的化身。誠然，寧德上金貝古墓前的“龍刻構件”是不太好辨認，筆者初見到時也曾犯迷惑，這到底是不是螭首？

　　就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際，曾經以精湛的傳統雕刻技法贏得日本友人一致讚譽的中年篆刻專家、筆者之友潘方爾先生在反複觀察寧德上金貝古墓“龍刻構件”後極為認真地跟筆者說：“從古墓這些構件的刻紋來看，它不是螭首而是龍紋，龍紋上有魚鱗。”隨即他向筆者展示了《故宮博物院藏肖形印選》一書中的中國古代龍紋璽，經過比對，筆者發現，兩者幾乎成了一對“孿生姐妹”。如果再將寧德林聰墓前的螭首刻件拿來對比，其刻紋迥異，由此，筆者認為寧德上金貝古墓前“龍刻構件”的說法不應該有多大問題。

　　當然有人還是硬要說上金貝古墓前的石刻構件不是龍，是螭首。我們姑且就照著這樣的說法再對螭首作一番考察與論證。

　　“螭首：（一）碑碣上刻有螭頭的裝飾。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六《碑碣》：‘隋氏製，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唐劉禹錫《劉夢得集》二八《唐故朝議郎……奚公神道碑》：‘螭首龜趺。德煇是紀。’（二）古鍾、鼎、彝器、印章、帶鉤之屬的雕飾。宋張揄《紹興內府古器評》上《周叔液鼎》：‘是器，耳作當形，純緣，飾以立螭首，作蹄狀。’（三）宮殿陛階上刻鑿的雕飾。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七：‘唐製，起居郎、起居舍人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立殿下，直第二螭首……所謂螭首者，蓋殿陛間壓階石上鐫鑿之飾，今僧寺佛殿多有之。或雲：唐殿多於陛之四角出石螭首，不應史雲殿下第二螭首也。’”

　　以上是對螭首的權威解釋，當然這不是現在我們所要討論問題的關鍵，大家所關心的是螭首能不能亂用的問題。

　　遠的不說，我們先來看看元朝對螭首的享用有何規製？

　　元中統二十一年，“閏五月己卯，封法裏剌王為郡王，佩虎符……癸巳，賜北安王螭紐金印。”

　　《元史·禮樂誌》中載：“編鍾一虡，鍾十有六，範金為之。筍虡（橫曰筍，直曰虡）皆雕繪樹羽……筍兩端金螭首，銜鍮石璧翣，五色銷金流蘇，絛以紅絨維之。”

　　《元史·輿服誌》載：“一，車輿，除不得用龍鳳文外，一品至三品許用間金妝飾銀螭頭、繡帶、青幔，四品、五品用素獅頭、繡帶、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雲頭、素帶、青幔。”

　　又載：皇帝“玉輅……前轅引手玉螭頭三，並係以蹲龍”。皇帝“金輅……前轅引手金塗鍮石螭頭三，並係以蹲龍”。皇帝“象輅……前轅引手描金象牙雕螭頭三，並係以蹲龍”。皇帝“革輅，前轅引手擺白螭頭三，並係以蹲龍”。皇帝的“木輅……前轅引手金嵌镔鐵螭頭三，皆以蹲龍”。皇帝的“大傘，赤質，正方，四角銅螭首，塗以黃金，紫羅表，緋絹裏。諸傘蓋，宋以前皆平頂，今加金浮屠”。元皇宮“正階下二十四甓，香案一。護尉席內各所迤內第四螭首取直，邊北，左右護尉第五席相向布席，北二席宿直。次殿中，次典瑞，次起居，每席函丈五尺。設殿前板位八，各以左右戺道內邊丹墀迤內第五甓縱直，北空路五丈五尺，東西走路各違四丈九尺，中布席四十，席函九尺，設護尉板位二”。

　　元順帝“（至元）五年秋，（脫脫發動政變）遂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悉為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

　　那麽，百官能不能享用螭首呢？《元史·刑法誌》中有這樣的記載：“諸章服……車輿並不得用龍鳳文，一品至三品許用間金妝飾、銀螭頭、繡帶、青幔，四品、五品用素獅頭、繡帶、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雲頭、素帶、青幔。”

　　由此看來百官中隻有一品到三品的高官或特別為元帝寵愛的寵臣或功勞特別大的功臣才能用螭首，“嶽璘帖穆爾，回鶻人，畏兀國相暾欲穀之裔也……（為表彰嶽璘帖穆爾之兄仳理伽普華歸附，元太祖成吉思汗）賜以金虎符、獅紐銀印、金螭椅一、衣金直孫校尉四人，仍食二十三郡。”

　　“阿魯輝帖木兒，滅裏大王之裔也。初，太宗生七子，而滅裏位第七。世祖既定天下，乃大封宗親為王，滅裏其一也。滅裏生脫忽，脫忽生俺都剌，俺都剌生禿滿，至大元年，始封陽翟王，賜金印螭紐，俾鎮北藩。禿滿傳曲春，曲春傳太平，太平傳帖木兒赤，而阿魯輝帖木兒襲其封。”

　　除此之外，元朝對佛、道領袖也格外看重，允許他們享有蟠螭圖飾：“全節字成季，饒州安仁人。年十三學道於龍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師，從留孫見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見，賜古雕玉蟠螭環一，敕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為令。”

　　從上麵《元史》史料來看，元朝規製中可以享用螭圖飾的是皇帝與皇家成員、一品到三品的高官、為元帝寵愛的寵臣或功勞特別大的功臣以及佛道領袖或極有影響的佛道人士。

　　再從寧德上金貝古墓的碑銘來看，墓主人是滄海珠，而考正史又無從查證，這顯然與上述元朝可享用螭圖飾的四種人不相吻合，由此證明該墓不是元墓。當然，有人硬要說這是個元墓，我們姑且再順著這些人的思路來看一段史料：

　　洪武三年八月丁醜，朱元璋“詔中書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為飾，及彩畫古先帝王後妃、聖賢人物故事、日月、龍鳳、獅子、麒麟、犀象之形，如舊有者，限百日內毀之”。

　　正史明明白白地記載了洪武三年八月丁醜日，朱元璋下令對全國範圍內亂用日月、龍鳳、獅子、麒麟、犀象等圖飾造型進行大清理，期限是百日之內。我們退一萬步來說，即使上金貝在元朝時造過什麽特別像樣的古墓也早在洪武三年的大清理中清掉了，要知道洪武年間的政治是極為嚴酷的，有哪個大傻子為保全一個元朝的和尚墓去冒殺頭的危險呢？

　　潘群先生曾跟筆者反複強調：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農民，當了皇帝，對其獨尊的地位看得比曆代皇帝更重。因此，他在製度與器物甚至禮儀、音樂等方麵處處都要體現帝位的專製獨裁。例如，洪武三年定朝賀樂章，奏的第一首曲子是《起臨濠之曲》，也名《飛龍引》即人們通常所稱的《飛龍之曲》，其內容為“千載中華生聖主，王氣成龍虎”，雲雲。可見朱元璋自以龍為王氣，是千載獨生於臨濠的中華聖主，是王氣而為龍，除他之外，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惟有他這條“龍”獨尊。在《儀衛》上規定“黃雙龍扇”，而皇後儀仗、太子儀仗、親王儀仗均無。朱元璋還規定：在皇帝的“大輅”上要有龍頭、龍尾、龍鱗等飾；皇帝玉璽用寶，皇後雖也用寶，但飾以“蟠龍”非龍；皇太子用“金龜紐”，餘用“印”皆無龍飾。凡此等等，可見，“龍”飾為皇帝所獨用也。另，從洪武十六年四月初一到是年九月二十四日朱元璋還曾下令修建造了“大龍興寺”，凡三百八十一間，他親自撰文刻碑《龍興寺碑》，並在盛家山前親書“第一山”，這一切無不表明了其內心擁有濃烈的朱皇帝是“龍”，是“第一人”的獨尊思想。

　　正因為如此，朱元璋立國建製對於龍的使用有著嚴格的禁忌與限定，要是有人違製，那麽隻有死路一條了；要是前代已有龍物龍飾，大明朱皇帝就毫不含糊地予以堅決的清理。

　　除了清理，朱元璋還在大明帝國的規製上對於與龍相近的螭首等類圖飾的享用也作了明確的限定。

　　《明史》載：“親王府製：洪武四年定，城高二丈九尺，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正門、前後殿、四門城樓，飾以青綠點金，廊房飾以青黛。四城正門，以丹漆金塗銅釘。宮殿窠栱攢頂，中畫蟠螭，飾以金，邊畫八吉祥花。前後殿座，用紅漆金蟠螭，帳用紅銷金蟠螭。座後壁則畫蟠螭、彩雲，後改為龍。立山川、社稷、宗廟於王城內。七年定親王所居殿，前曰承運，中曰圜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太祖曰：‘使諸王睹名思義，以藩屏帝室。’九年定親王宮殿、門廡及城門樓，皆覆以青色琉璃瓦。又命中書省臣，惟親王宮得飾朱紅、大青綠，其他居室止飾丹碧。十二年，諸王府告成。其製，中曰承運殿，十一間，後為圜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間。承運殿兩廡為左右二殿，自存心、承運，周回兩廡，至承運門，為屋百三十八間。殿後為前、中、後三宮，各九間。宮門兩廂等室九十九間。王城之外，周垣、西門、堂庫等室在其間，凡為宮殿室屋八百間有奇。弘治八年更定王府之製，頗有所增損。”

　　“明初，文武大臣薨逝，例請於上，命翰林官製文，立神道碑。惟太祖時中山王徐達、成祖時榮國公姚廣孝及弘治中昌國公張巒治先塋，皆出禦筆。其製自洪武三年定。五品以上用碑，龜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趺圓首。五年，複詳定其製。功臣歿後封王，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廣三尺六寸，龜趺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二品麟鳳蓋，三品天祿辟邪蓋，四品至七品方趺。首視功臣歿後封王者，遞殺二寸，至一尺八寸止。碑身遞殺五寸，至五尺五寸止。其廣遞殺二寸，至二尺二寸止。趺遞殺二寸，至二尺四寸止。”·喪葬之製·碑碣》卷60，誌第36）

　　“親王象輅，其高視金輅減六寸，其廣減一尺。轅長視大輅減一尺。輅座高三尺有奇，餘飾同金輅。輅亭高五尺二寸有奇，紅髹四柱。檻座上四周紅髹絛環板。前左右有門，高四尺五寸有奇，廣二尺二寸有奇。門旁槅各二及明栨、後五山屏風，皆紅髹，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底紅髹，施紅花毯、紅錦褥席。其椅靠、坐褥、帷幔、紅簾之製，俱同金輅。輅頂並圓盤，高二尺四寸有奇，用抹金銅寶珠頂，餘同金輅。天輪三層，皆紅髹，上雕木貼金邊耀葉板六十三片，內飾青地雕木五彩雲文三層，間繪五彩雲襯板六十三片，四周黃銅裝釘。上施紅綺瀝水三層，每層八十一折，繡瑞草文。前垂青綺絡帶二，俱繡升龍五彩雲文。圓盤四角連輅座板，用攀頂紅線圓條四，並紅髹木魚。亭前後闌幹同金輅，左右闌幹各一扇，內嵌絛環板，皆紅髹。計十四柱，柱首雕木紅蓮花，線金青綠裝蓮花抱柱，前闌幹內布花毯。紅旗二，與金輅所樹同，竿上隻垂紅纓五。其踏梯、行馬之屬，亦同金輅。帳房用綠色螭頭，餘與東宮同。”

　　“百官乘車之製：洪武元年令，凡車不得雕飾龍鳳文。職官一品至三品，用間金飾銀螭繡帶，青縵。四品五品，素獅頭繡帶，青縵。”

　　“親王冊寶：冊製與皇太子同。其寶用金，龜紐，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曰‘某王之寶’。池篋之飾，與皇太子寶同。寶盝之飾，則雕蟠螭。”

　　“公主冊印：銀冊二片，鐫字鍍金，借以紅錦褥。冊盝飾以渾金瀝粉蟠螭。其印同宋製，用金，龜紐，文曰‘某國公主之印’。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印池用金，廣取容。印外篋用木，飾以渾金瀝粉盤鳳，中篋用金鈒蟠鳳，內小篋，飾如外篋。”

　　“成祖嗣位，遣僧智光往賜。永樂元年遣使入貢。四年封為灌頂國師闡化王，賜螭紐玉印，白金五百兩，綺衣三襲，錦帛五十匹，巴茶二百斤。明年命與護教、讚善二王，必力工瓦國師及必裏、朵甘、隴答諸衛，川藏諸族，複置驛站，通道往來。十一年，中官楊三保使烏斯藏還，其王遣從子劄結等隨之入貢。明年複命三保使其地，令與闡教、護教、讚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驛站，諸未複者盡複之。自是道路畢通，使臣往還數萬裏，無虞寇盜矣。其後貢益頻數。帝嘉其誠，複命三保齎佛像、法器、袈裟、禪衣及絨錦、彩幣往勞之。已，又命中官戴興往賜彩幣。”

　　從《明史》的記載來看，明代對螭首的享用範圍作了明確的限定：皇帝的諸子親王、公主、一品到三品的高官和特殊地位的佛教領袖。

　　上海學者建文帝研究專家徐作生先生對寧德上金貝古墓進行實地考古後認為：“如果在明朝初期，閩東如若沒有狀元出家當和尚，古墓主人為皇室成員的概率極高。”而據寧德地方誌編委會副主任王道亨的考證，明初閩東狀元出家的可能性幾乎沒有！（繆洪通：《建文帝出亡寧德之謎揭秘十一》，2009年10月19日刊載於中國新華社寧德支社主辦的《寧德新聞網》上）

　　上金貝古墓前的金水橋與金水河與明朝皇家陵寢規製

　　通過上麵對金貝古墓的構造、圖飾等方麵的比對與論證，我們看到寧德上金貝古墓實在奇特。其實當你一走進上金貝古墓區時，隻要留心一下，就會發現它不僅在形製和規模上與眾不同，而且連它前麵的澗溪等名字也十分另類。

　　按照常理，高僧圓寂後一般是建塔而不造墓的，蹊蹺的是金貝寺古墓則兩者兼而有之，非僧非俗，實在奇特；更有金貝寺古墓規模很大，其主體建築：前為祭亭（已毀壞，但很多構件尚存），其後為圈椅狀主陵，主陵內為一印狀舍利塔。就整體而言，它是目前福建省發現的規模最大、形製最罕見的“僧人墓”，距離寧德不遠的福州閩侯雪峰寺是福建地區著名的佛教中心，那裏高僧雲集，但筆者前去考察時發現那兒的塔陵不僅製作比較粗糙，而且規模遠沒有寧德金貝寺古墓那麽大。

　　最令筆者驚奇的是上金貝古墓前居然有金水河與金水橋。2009年5月筆者首次來到寧德考察時，出於好奇隨口問起位於上金貝古墓前麵的澗溪叫什麽名字？當地的佘族老鄉與寧德市相關領導告訴我：它叫金水河。

　　隻要到過明孝陵、明祖陵、明故宮和北京故宮等地的朋友肯定會有印象，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這些皇家陵寢和宮殿建築前都有金水河，盡管這些金水河都很小、很狹，但它們上麵都建有精美的石拱橋，名為金水橋。換句話來說，金水河與金水橋是皇帝陰宅——陵寢與皇帝陽宅——皇宮等建築群中的必備組成部分。而寧德市郊的金貝寺古墓前麵的溪澗叫金水河，要是這座古墓正是人們傳言中的某個皇帝之陵寢的話，那它前麵必定有金水橋！問題是筆者沒有見到什麽橋啊，更別提什麽橋精美不精美了。

　　帶著這樣的疑惑，筆者出席了第二天寧德市舉行的“建文帝研討會”，當我在發言中剛剛說出自己的疑問時，一位與會者認真地介紹道：“馬老師，我就是上金貝山腳下的六都村人，自小在那兒長大，對當地情況再熟悉不過了。那古墓前不僅有溪澗，叫金水河，而且其上麵還曾有三條橋，叫金水橋，前些年山洪大爆發將它衝毀了。”

　　上金貝古墓前居然有皇帝陰宅——陵寢與皇帝陽宅——皇宮等建築群中的必備組成部分金水河與金水橋，這難道又是一種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