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8——皇帝迷蹤

第一節 華嚴寺雲錦袈裟“出世”，“暴露”建文帝最終出亡秘密

　　目前就建文帝出亡各地之說而言，幾乎每個地方都宣稱他們有所謂的“物證”。但細細推敲的話，要麽是孤證，要麽是一家之言，自說自話，缺乏層層相連的科學考察證據鏈，故而筆者一直沒對哪一種之說表示出過分濃烈的興趣，但3年前的寧德考古卻使我改變了觀點。2009年因寧德地方政府的邀請，筆者曾3次前往當地進行實地考古，因發現其有諸多的奇特之處：如支提寺袈裟“透露”的“秘密”既與曆史文獻相合，又與當地的上金貝古墓所隱含的信息相“呼應”，等等。由此筆者與南京大學潘群先生等一致認為：建文帝最終出亡寧德！

　　對此，中國中央電視台國際中文頻道和新聞頻道等國內外著名媒體都做了如實的報道。不料卻也招來了非議與責難。從純學術角度來講，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問題是這種非議和責難帶有極大的非理性，有人甚至想重演他們及其老鼻祖在“文革”中的拿手好戲，這一切想來讓人鄙薄不已！

　　要知道，攻擊是代替不了史實與科學研究的，尤其值得人們注意的是，曆史學是一門唯史實為依據的學科，與其密切相關的考古學在某種程度上是起到先導性與補充性、核實性等作用，考古正確與否就必須要與曆史文獻相比對。就目前各地所謂的“建文帝出亡地”而言，惟福建寧德的古物與古文獻相合相應，因此說，寧德支提寺稀世袈裟的“出世”本身就“暴露”了建文帝最終出亡的秘密……2009年年初，筆者在蘇北盱眙明祖陵考察時，突然接到江蘇省鄭和研究會秘書長鄭自海先生打來的電話，他告訴筆者：福建寧德最近發現了疑似建文帝墓。這樣的消息近年來特別多，也沒什麽新鮮感，當時筆者就沒多大在意。幾天後回寧，鄭老囑咐公子鄭寬濤先生將福建寧德古墓的相關信息發了過來。說實在的，光看照片上的古墓，幾乎什麽也看不出來，這事也就在不經意間過去了。過了段時間，福建寧德方麵發來了有關上金貝古墓更多、更詳細的資料，由此逐漸改變了筆者的最初想法。就在這時，福建寧德方麵向我、鄭自海先生、鄭寬濤先生和南大教授潘群先生等人發出了邀請，讓我們前往他們那裏去實地考察一下，於是我們就開始了寧德的考古曆程。

　　筆者曾三次前往福建寧德考古現場，其中10月份的一次時間最長，一個人在那兒待了一周，收集了大量的考古資料，拍攝了幾百張照片和十幾小時的視頻，在掌握了翔實的第一手考古資料的基礎上，我查找與比對《宋史》、《元史》、《明史》和《明實錄》等正史以及最新的考古成果，然後展開分析研究，最終筆者將寧德華嚴寺雲錦袈裟和上金貝古墓的神秘主人“鎖定”為失蹤了600年的明朝第二位君主建文帝，由此破解大明第一大謎案（好幾篇相關文章已在報刊上發表過）。其理由和證據如下：

　　華嚴寺位於福建寧德市霍童鎮轄區的支提山上，故世稱其為支提寺。支提山坐落於閩東鷲峰山脈中段東麓，遠近有九十九峰，層巒疊嶂，綿亙百裏，俯瞰全景，宛如蓮花，峻秀深邃，古稱“閩國東嶽”。有名山則有菩薩說法，有刹土則有佛現身，據宋代《高僧傳》所載：“釋元表，三韓人也，天寶中，來遊華土，仍往西域，瞻禮聖跡，遇心王菩薩指示，東南方有靈府。遂負《華嚴經》八十卷，尋訪霍童，禮天冠菩薩，至支提石室而宅焉……。於時屬會昌搜毀，表將經以華櫚木函盛，深藏石室中。殆唐大中元年，保福慧評禪師素聞往事，躬率信士迎於甘露都尉院，其紙墨如新繕寫，今貯福州僧寺焉。”這是有關支提山的最早文字記載。曆經滄桑，至閩屬吳越時，吳越王錢俶聞其事，宣問祖籍福建福清的杭州靈隱寺了悟禪師，了悟稟說：“臣少遊閩至第一洞天（指寧德霍童，筆者注），父老相傳，山有菩薩止住，時現天燈照耀，寶馨鳴空，知是天冠說法地也。”錢王遂委了悟南來覓聖，開山建寺，此為支提建寺的緣起。

　　結合寧德地方史料，今人可知華嚴寺的興盛始於宋代，但就其聞名範圍而言，恐怕最主要還是在福建、浙江一帶。據清代崔嵸編寫的《寧德支提寺圖誌》所述，自明朝永樂起，支提寺漸為大明帝國皇家所重，並不時地得到皇帝、皇後或皇太後的禦賜，禦賜之物很豐富，有佛經、佛像等，甚至還說明萬曆時大明朝廷賜給支提寺和尚大遷好幾件雲錦袈裟。據此有人就認為：寧德支提寺內至今還保存完好的那件特殊雲錦袈裟就是萬曆朝廷賜給支提寺的。

　　不過據筆者在寧德實地考察與查閱相關的史料後發現，史實並非如此。

　　雲錦、袈裟為何物？2009年10月初，在寧德當地統戰部楊部長的幫助下，筆者找到了當年“發現”雲錦袈裟的支提寺前住持妙果法師，妙果法師已年逾古稀，一般不接待外人，但因陪同筆者一同前往的楊部長曾任過當地的鄉黨委書記，所以筆者不僅有幸地見到了妙果法師，而且還當麵聆聽了他“發現”雲錦袈裟的經過（妙果法師說的是當地閩東語，幸好楊部長為筆者作了“翻譯”）：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之際，當時年輕的妙果聽說有一件與皇帝有關的雲錦袈裟流落到了當地一個農民的手裏，妙果曾向他要，可那農民不肯給，最後妙果法師竭盡財力用120斤的地瓜粉同他進行了交換，這才將雲錦袈裟從凡界接回到了佛門聖地。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該雲錦袈裟一直沒有引起世人的真正認識。2009年6月7日《揚子晚報》刊載了《南京為少林寺造雲錦袈裟——明代雲錦袈裟明年複製成功》一文，文中說：“（南京雲錦研究所）張洪寶告訴記者，2001年，古刹少林寺方丈釋永信提出能否為他定做一件雲錦袈裟。所裏接到任務後，十分犯難，因為從來沒有聽過有雲錦袈裟這一說，更沒見過實物。2003年張洪寶開始查找資料，但毫無收獲。2005年他開始設計，拿出了10多個方案，也沒有被認可。正當所裏為如何製作袈裟犯愁時，福建寧德華嚴寺提出能否為該寺複製一件寺裏珍藏的明代袈裟。這件袈裟非同尋常，是目前世上僅存的一件雲錦袈裟。據說，明萬曆年間隻做了四件，目前傳世一件。華嚴寺的高僧稱這件袈裟比萬曆要早，是明永樂年前製作的……華嚴寺藏的這件明代雲錦袈裟與現代的袈裟有著異同點，現在大家看到方丈們披的袈裟大多為大紅底色明黃格紋，在工藝上明顯的古代比現代要複雜精細得多。記者問為何從照片上看，明代的雲錦袈裟色彩沒有新製作的這件鮮豔？張洪寶說：‘那是因為年代久遠，500多年了，還不褪色？’他告訴記者，從他的經驗判斷，明代的雲錦袈裟應當與現在新製作的一樣鮮豔，以大紅和明黃為主，中間織有多種金線，圖案也十分複雜。”（蔡震：《南京為少林寺造雲錦袈裟——明代雲錦袈裟明年複製成功》，載2009年6月7日《揚子晚報網》）

　　可是7個月後的2010年2月1日，同一張報紙《揚子晚報》上發表了同一作者的“新作”《華嚴寺金龍袈裟不是建文帝的》，一個原本說是500多年前的寶物在半年後頓時像魔術大師劉謙所玩的魔術一般，一下子變成了400年前古物，其變化之快真令人目瞪口呆，這究竟是哪門子的事？

　　其實，在筆者看來，這裏邊至少涉及兩大關鍵性的專業與學術問題：一個是雲錦，一個是袈裟。我們先來講講雲錦。

　　據南京雲錦權威的資深老專家徐仲傑先生的研究：雲錦，有說因為它的圖案紋飾應用‘雲紋’較多而得名。據考證，元、明、清三代南京生產的傳統提花絲織錦緞，過去並沒有‘雲錦’這個名稱。根據民間雲錦業中的藝人談：它是晚清以來，南京民間絲織業劃分為‘花’、‘素’兩個行業後才出現的名稱。

　　我們將徐老的考證做個最為簡潔的概括：雲錦在元明清時代本無其名，是晚清以後南京生產的各種提花絲織錦緞的統稱。那麽南京雲錦有何特點呢？

　　由此看來，南京雲錦是大量用金並善於用金裝飾織物花紋的提花絲織物。這裏麵突出了用金的問題，以此來考察福建寧德支提寺袈裟的話，其原料為南京雲錦看來是不成問題的，更有前文所引的《揚子晚報》報道——南京雲錦研究所同誌進行的實物鑒定為證。現在人們所關心的是另一個問題——袈裟。

　　說到袈裟，一般人所知道的無非是電影裏或佛事大法會上方丈們所穿的那種特殊衣服。那麽，從學理上又將如何來表述它？

　　袈裟是指“佛教僧尼的法衣。梵語‘迦沙曳’的省稱。孟郊《送談公》詩之十一：‘牽師袈裟別，師斷袈裟歸。’吳融《還俗尼》詩：‘柳眉梅額倩妝新，笑脫袈裟得舊身。’”此為袈裟簡明之解釋，若要詳盡一點的話，由史東等人編寫的《簡明古漢語詞典》這樣說道：“佛教僧尼的法衣。將布帛割截成長方形小片，染以間色，更綴合縫製而成。用意在防垢穢，並不同於俗。故又有割截衣、間色衣、無垢衣等名稱。”

　　今權威的《辭海》說：“袈裟，梵語迦沙曳之略，譯曰不正懷、濁染等，亦雲緇衣，以其色濁而名。又其製作法，先將布割截為長方形小片，更綴合之而成，宛如田畔，故亦雲割截衣，又名田相衣。”

　　但據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恐怕明代學者朱國楨對袈裟名稱的解釋最為詳細：“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一名無垢衣，一名忍辱鎧，一名銷瘦衣，一名離塵服，一名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一名逍遙服，一名無塵衣，一名去穢衣，一名離染服，乃知袈裟之原，始於迦羅沙曳’。至（晉代——筆者加）葛洪始加衣字也。”

　　而同為明代人的郎瑛對袈裟顏色變化之考證則為今人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僧衣，僧舊著黑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皆衣黃。故歐陽原元《題僧墨菊》詩雲：‘苾蒭元是黑衣郎，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本來麵目見馨香。’又薩天賜贈《欣笑隱》詩雲：‘客遇鍾鳴飯，僧披禦賜衣。’正謂是也。今製禪僧衣褐，講僧衣紅，瑜伽僧衣蔥白。”

　　以上對袈裟的詮釋很到位，既講了袈裟的顏色變遷，又講了它的構成——是由割截成長方形的一片片布帛染以間色後綴合縫製而成的，這是人們對袈裟的概括性認識。

　　而福建寧德華嚴寺雲錦袈裟卻與眾不同，如果是不經意瞄一眼的話，那它就幾乎沒有什麽特別的。該袈裟是由長約100厘米的15個長方形小片雲錦綴合縫製而成，其整體呈長方形，長度約為一個170厘米高度人伸出雙手手臂（人呈大字型）的長度，寬度約為100厘米。由於年代久遠，它確實給人的感覺是“其貌不揚”，甚至有的地方還有較為嚴重的破損，套用時下一些人中流行的一句話：“不就是那個破玩意兒”。但要是你仔細觀察的話，或許就有石破天驚的大發現。

　　八吉祥等圖飾特征告訴人們：華嚴寺雲錦袈裟應為明代早期的一件法衣按理說，袈裟是出家人的法衣，即使再高檔的袈裟也是佛家之物，因此，其圖飾主題應該是以佛教為主，它的位置應該是在特別顯眼的地方，且其圖案也應該大而醒目。可寧德華嚴寺雲錦袈裟卻很特別，八吉祥、卐字與獅子（又像麒麟）相間的佛家題材圖飾在整個袈裟中不僅顯得不怎麽顯眼，而且其“占據的麵積”大約不到整個袈裟的1/20.具體分述如下：

　　八吉祥圖飾分散在袈裟的三個地方，隻有集中注意力才能看清楚。

　　佛教八吉祥圖飾是指法螺、法輪、寶傘、寶幢、蓮花、寶瓶、金魚、盤長（結）等八種寶物。法螺，據佛經所載，佛祖說法時聲震四方，如海螺之音，故而每遇佛家大型法會之際常常吹鳴海螺，其象征佛音聲震四方，名聲遠揚；法輪，原是古印度的一種很有威力的武器，後來有人將它引申為宇宙間速度最快的交通工具，佛教法輪寓意佛法無邊，又像輪子一樣旋轉不息，普度眾生。寶傘，代表至高無上的權威，象征遮蔽一切魔障和痛苦，保佑人們平安；寶幢，原是古印度呈圓柱形的一種軍旗，軍中首領以此統率全軍擊敗敵軍，後引申為戰勝一切煩惱魔軍，取得事業的巨大成功與勝利，故而寶幢又可稱為勝利幢；根據佛教的傳說，當年佛祖出生時就與眾不同，他誕福建寧德華嚴寺雲錦袈裟整體圖生在蓮花上，蓮花出汙泥而不染，純潔柔美，予人愉悅，在佛教中象征著解脫一切煩惱、清靜、聖潔和吉祥；寶瓶是佛之一切善法的寶庫，象征財富和智慧諸寶匯聚無漏，福德與智慧俱備，寓意財運亨通，福智圓滿，長壽無疆，吉祥如意，故而也深受人們的喜愛；金魚眼睛常開著，因此在佛教中金魚眼象征著佛眼，表示佛時時在關照著芸芸眾生，又金魚自由暢遊，引申為自由、超越和永生；盤長結又稱吉祥結，今稱中國結，佛教說，佛有無窮無盡的教法，如網狀型，人們若依此就能從生存的海洋中獲取智慧之寶和覺悟之寶，寓意為心靈溝通與永恒的愛。

　　佛教八吉祥最初源於古代印度文化，在早期佛教繪畫與造型藝術中，八吉祥圖飾大多出現在佛祖釋迦牟尼成佛圖中，或裝飾於象征釋迦的雙足圖案中。它最早傳入中國的地區可能就要數西藏了，內地開始流行八吉祥圖飾比較晚，大致是在元代。元朝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因而八吉祥隨著藏傳佛教的流傳而為人們所普遍熟悉，但那時主要用於佛教活動。

　　朱元璋建立明朝時雖然一反元製，但在治藏問題和宗教信仰方麵卻基本上延續了元代的做法，加上明前期皇帝都崇信藏傳佛教，故而使得明代前期藏傳佛教依然大行其道，伴隨之，在中國內地已流傳的佛教八吉祥突破了佛教活動的範疇，加上它與中國本土的趨吉避害心理相通，所以其更為人們所樂意接受。明初朱元璋甚至規定將八吉祥作為他諸子親王府宮殿上的裝潢圖飾。

　　《明實錄》載：洪武四年春正月戊子日，“（朱元璋）命中書定議親王宮殿製度，工部尚書張允等議，凡王城高二丈九尺五寸，下闊六丈，上闊二丈，女牆高五尺五寸，城河闊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九寸五分，月台高五尺九寸五分，正門台高四尺九寸五分，廊房地高二尺五寸，王宮門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後宮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門、前後殿、四門城樓，飾以青綠點金，廊房飾以青黑。四城正門，以紅漆金塗銅釘。宮殿窠栱攢頂，中畫蟠螭，飾以金，邊畫八吉祥花。前後殿座，用紅漆金，蟠螭帳，用紅銷金，蟠螭座後壁，則畫蟠螭、彩雲，立社稷山川壇於王城內之西南，宗廟於王城內之東南，其彩畫蟠螭改為龍，從之。”

　　《明史》載，明初定“親王府製：洪武四年定，城高二丈九尺，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正門、前後殿、四門城樓，飾以青綠點金，廊房飾以青黛。四城正門，以丹漆金塗銅釘。宮殿窠栱攢頂，中畫蟠螭，飾以金，邊畫八吉祥花。”

　　那麽明前期的八吉祥呈現出什麽樣的特征？楊鴻姣在《明代藏傳佛教八吉祥紋樣在漢地的傳播及其風格演變》一文作了較為詳盡的考證與論述。他指出：法輪在元代是花輪，到了明初變化成八輻或六輻輪；法螺在明初更加注重對細節的刻畫，尤其是對尾部旋進的內部結構的表現；寶傘在明初以繼承元代風格的捆住型居多，但相對於元代則更加華麗，較突出流蘇和帷幔；明初蓮花花瓣排列較為密集，裝飾性增加；一對金魚呈對稱式布局，等等。“吉祥結在永樂時期還保留元代的上下成尖狀的特征，宣德時期則演變為上下各有一結的形製，這一形製被後世所承襲，成為吉祥結的固定樣式，直至現代的中國結也與此一脈相承。此外，在漢地八吉祥圖形中，飄帶自永樂時期開始成為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楊鴻姣：《明代藏傳佛教八吉祥紋樣在漢地的傳播及其風格演變》，載《西藏藝術研究》，中國西藏信息中心網站2008年11月5日發布）

　　如果我們將上述明朝早期八吉祥的這些特征用來考察和研究寧德華嚴寺雲錦袈裟中的佛教圖飾的話，都能一一找到相對應的答案。該袈裟的法輪是六輻輪，法螺尾部旋進結構刻畫細膩、形象，流蘇與帷幔裝飾下的寶傘正被捆著，還有起到點綴作用的飄帶自然流暢……不過由於年代久遠與破損的緣故，袈裟上的寶瓶之類的個別法物，我們現代人很難辨別清楚，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對它的認定，結合明清不同階段南京雲錦織法技術與用料、用色、用金之特征進行綜合考察（後文詳述），我們認為：寧德支提寺雲錦袈裟應該寧德華嚴寺袈裟八吉祥圖飾是明代早期的一件法衣。

　　另據雲錦研究專家的研究表明，華嚴寺雲錦袈裟為明永樂以前製作的。2009年6、7月間，各媒體相繼報道：“南京雲錦研究所設計室主任、雲錦研究專家張洪寶介紹說，南京雲錦研究所曾為北京十三陵（管理處）複製過多件龍袍……寧德支提寺（即華嚴寺，筆者注）提出能否為該寺複製一件寺裏珍藏的明代雲錦袈裟。經鑒定，這件袈裟是明永樂之前製作的。”

　　佛教圖飾在華嚴寺雲錦袈裟整體中不占主導，說明袈裟主人身份很特別？

　　寧德華嚴寺雲錦袈裟上還有佛教內涵題材的就要數卐字圖案與獅子（又像麒麟）圖飾。在該雲錦袈裟的上方橫幅下的左右對稱的地方，有兩個小方塊的佛教題材的圖飾——六瓣花形內獅子（又像麒麟）圖案，中間雜以佛教卍字如意雲紋相間字與獅子圖飾），如此位置之圖飾咋看起來還真讓人看不清，這意味著華嚴寺雲錦袈裟中佛教題材的圖案是輔助性質的？更有3塊分散的八吉祥圖飾加上這2小塊佛教卐字與獅子（又像麒麟）相間的圖飾幾乎構成華嚴寺雲錦袈裟佛教題材內容的全部，其所“占據麵積”可能是整個袈裟的1/20還不到，且在整個袈裟的圖飾中顯得微不足道，這一切似乎是在告訴人們：袈裟主人或置辦者擁有較少的出世意識或迫不得已出家或作為裝飾點綴？由此筆者聯想到明中都鼓樓上的卍字，中都鳳陽是大明帝國都城之一，亦即非佛教聖地，但它的鼓樓上居然用著大大的卍字，看來明初卍字是表達萬事吉祥如意的一種心願，當然也不排除宗教性質在內。但如果我們將袈裟上的卍字與獅子（又像麒麟）圖飾相間在整個袈裟中所占據的位置與“麵積”綜合起來分析，筆者認為寧德華嚴寺雲錦袈裟圖飾所要表現的主題應該是以非出世內涵為主，如果再將明代早期佛教八吉祥圖飾之特征用來考察寧德華嚴寺雲錦袈裟的話，那麽我們可以認定，該袈裟的主人應是明代早期之人，而且他的身份還很特別？那麽他究竟是誰？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來看看該袈裟的緣邊圖飾是什麽？

　　寧德華嚴寺袈裟緣邊圖飾至少向世人“表明”：該袈裟與大明皇家有關 袈裟的左邊和右邊皆為雲龍文圖案，這說明該袈裟與大明皇家有關？

　　寧德華嚴寺袈裟最左邊的一長條雲錦上繡有20條小五爪龍，其中間是雲紋；最右邊一長條雲錦上繡有約22條小五爪龍，其中間也是雲紋，左右形成對稱，這是典型的傳統中國人審美情趣；而最吸引筆者注意的是其雲龍紋飾邊，由於生活在南京，筆者經常上明孝陵和明故宮，那裏殘存的大明皇家殿陛上的石刻雲龍紋早已深深地鐫刻在腦海裏，所以當筆者在寧德華嚴寺見到袈裟上的雲龍紋圖飾時就不由自主地發問：這袈裟會不會是大明皇家的？

　　翻閱《明史》，其清楚地記載著，整個明代對於輿服的製作要求和“享用”等方麵都有極為嚴格的規定。能夠享用雲龍紋輿服的第一號人物當數大明天子了。除了龍袍，皇帝坐的轎子上也應有雲龍裝飾。“大輅，高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廣八尺二寸五分……輅亭高六尺七寸九分，四柱長五尺八寸四分。檻座皆紅髹。前二柱戧金，柱首寶相花，中雲龍文，下龜文錦”。“以青飾輅蓋，亭內貼金鬥拱，承紅髹匡寶蓋，鬥以八頂，冒以黃綺，謂之黃屋；中並四周繡五彩雲龍九。天輪三層，皆紅髹，上安雕木貼金邊耀葉板八十一片，內綠地雕木貼金雲龍文三層，間繪五彩雲襯板八十一片。盤下四周，黃銅釘裝，施黃綺瀝水三層，每層八十一折，間繡五彩雲龍文。四角垂青綺絡帶，各繡五彩雲升龍。圓盤四角連輅坐板，用攀頂黃線圓條，並貼金木魚”。“玉輅，亦駕以二象，製如大輅，而無平盤下十二槅之飾。輅亭前二柱，飾以搏換貼金升龍。屏風後無上四槅雲龍及雲板之飾。天輪內用青地雕木飾玉色雲龍文。而太常旗及踏梯、行馬之類，悉與大輅同。”

　　除此之外，皇帝衣服外麵的飾品如玉鉤、玉帶之類也不能有絲毫的馬虎，史書記載：“皇帝冕服……玉鉤二，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衝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瑑飾雲龍文描金……”

　　第二個可以享用雲龍紋服飾的是皇後，“皇後冠服：洪武三年定，受冊、謁廟、朝會，服禮服。其冠圓匡，冒以翡翠，上飾九龍四鳳，大花十二樹，小花數如之。兩博鬢十二鈿。禕衣，深青繪翟，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黻領，朱羅縠逯襈裾。蔽膝隨衣色，以為領緣，用翟為章三等。大帶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玉革帶。青襪、青舄，以金飾。永樂三年定製，其冠飾翠龍九，金鳳四，中一龍銜大珠一，上有翠蓋，下垂珠結，餘皆口銜珠滴，珠翠雲四十片，大珠花、小珠花數如舊。三博鬢，飾以金龍、翠雲，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飾珠寶鈿花十二，翠鈿如其數。托裏金口圈一副。珠翠麵花五事。珠排環一對。皂羅額子一，描金龍文，用珠二十一。翟衣，深青，織翟文十有二等，間以小輪花。紅領褾襈裾，織金雲龍文。中單，玉色紗為之，紅領褾襈裾，織黻文十三。蔽膝隨衣色，織翟為章三等，間以小輪花四，以為領緣，織金雲龍文。玉穀圭，長七寸，剡其上，瑑穀文，黃綺約其下，韜以黃囊，金龍文。玉革帶，青綺鞓，描金雲龍文，玉事件十，金事件四。大帶，表裏俱青紅相半，末純紅，下垂織金雲龍文，上朱緣，下綠緣，青綺副帶一。綬五采，黃、赤、白、縹、綠，纁質，間施二玉環，皆織成。小綬三，色同大綬。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衝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瑑飾雲龍文描金；自珩而下，係組五，貫以玉珠，行則衝牙二滴與二璜相觸有聲；上有金鉤，有小綬五采以副之，纁質，織成。青襪舄，飾以描金雲龍，皂純，每舄首加珠五顆。”

　　第三個可以享用雲龍紋輿服的是皇太子，“皇太子金輅，高一丈二尺二寸有奇，廣八尺九寸。轅長一丈九尺五寸……輅亭高六尺四寸有奇，紅髹四柱，長五尺四寸……亭內周圍青鬥拱，承以丹漆匡，寶蓋鬥以八頂，冒以紅綺，頂心繡雲龍，餘繡五彩雲文。天輪三層皆紅髹，上雕木貼金邊耀葉板七十二片，內飾青地雕木貼金雲龍文三層，間繪五彩雲襯板七十二片，四周黃銅裝釘。上施紅綺瀝水三層，每層七十二折，間繡五彩雲龍文。四角之飾與大輅同，第圓條用紅線。”

　　第四個可以享用雲龍紋服飾的是皇太子妃，“皇太子妃冠服：洪武三年定，禮服與皇妃同。永樂三年更定，九翬四鳳冠，漆竹絲為匡，冒以翡翠，上飾翠翬九、金鳳四，皆口銜珠滴。珠翠雲四十片，大珠花九樹，小珠花數如之。雙博鬢，飾以鸞鳳，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飾珠寶鈿花九，翠鈿如其數。托裏金口圈一副。珠翠麵花五事。珠排環一對。珠皂羅額子一，描金鳳文，用珠二十一。翟衣，青質，織翟文九等，間以小輪花。紅領褾襈裾，織金雲龍文。中單玉色紗為之。紅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一。”

　　總之，從《明史》的記載來看，在大明帝國能夠享用雲龍紋輿服的隻有四個人，即皇帝、皇後、皇太子、皇太子妃。我們將之再概括一下，即隻有皇帝與其配偶和皇帝接班人及其配偶才能享用雲龍圖飾的輿服，而福建寧德華嚴寺袈裟左右兩邊長條雲錦上偏偏是雲龍紋，難道這是巧合？或言這雲錦袈裟就是大明皇帝或皇家的？筆者不敢妄斷。

　　袈裟的最下方22個燈籠裏繡有“福壽”的字樣，居然在《明史》上有“對應出處”再看華嚴寺袈裟最下邊上的那些並立而排的22個燈籠，僅粗看看除了燈籠還是燈籠，好像什麽信息也沒有，寧德華嚴寺袈裟上的燈籠但若你仔細察看的話，就會發現其內有各式字體的“福壽”兩字，那它們在大明皇家有無“對應出處”？

　　《明史·輿服誌》“大輅”（皇帝坐的大轎子）條中這樣說道：“大輅……亭內黃線條編紅髹匡軟座，下蓮花墜石，上施花毯、紅錦褥席、紅髹坐椅。靠背上雕描金雲龍一，下雕雲板一，紅髹福壽板一，並褥。椅中黃織金椅靠坐褥，四圍椅裙，施黃綺帷幔。”

　　大明皇帝的人力轎子上也有“福壽板”，“轎者，肩行之車……其製（明製），（皇帝轎子）高六尺九寸有奇……轎杠二，前後以鍍金銅龍頭、龍尾裝釘，有黃絨墜角索。四周紅髹板，左右門二，用鍍金銅釘鉸。轎內紅髹匡坐椅一，福壽板一並褥。椅內黃織金綺靠坐褥，四周椅裙，下鋪席並踏褥。有黃絹轎衣、油絹雨衣各一，青氈衣，紅氈緣條雲子。”

　　大明皇後的大輅上也有“福壽板”，“皇後輅一，高一丈一尺三寸有奇，平盤……輅亭高五尺八寸有奇，紅髹四柱。檻座上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左右有門，高四尺五寸有奇，廣二尺四寸有奇。門旁沉香色線金菱花槅各二，下絛環板，有明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後紅髹五山屏風，戧金鸞鳳雲文，屏上紅髹板，戧金雲文，中裝雕木渾貼金鳳一。屏後紅髹板，俱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底紅髹，上施紅花毯、紅錦褥席、紅髹坐椅一。靠背雕木線金五彩裝鳳一，上下香草雲板各一，紅福壽板一並褥。椅中黃織金綺靠坐褥，四周有椅裙，施黃綺帷幔（或黃線羅）。”

　　查遍整個《明史》記載，能夠享用“福壽”字樣輿服的隻有兩人，即皇帝和皇後。由此看來，華嚴寺袈裟周邊飾以雲龍紋圖案和下方22個燈籠內繡上“福壽”字樣都似乎是在“暗示”人們：這不是一件普通的袈裟，而是極有可能與大明帝國皇家有關！

　　鑒於上述幾個因素，我們至少可以這麽說，福建寧德華嚴寺雲錦袈裟與大明皇家有關。

　　寧德華嚴寺“九五之尊”龍飾主題雲錦袈裟向世人“表明”：

　　它與大明皇帝有關眾所周知，在中國傳統社會，有龍飾物就與皇家有關。尤其是明代對龍鳳圖飾的使用極為講究，規製也極為嚴格。

　　洪武三年八月丁醜，“詔中書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為飾及彩畫古先帝王、後、妃、聖賢人物故事、日、月、龍、鳳、獅子、麒麟、犀象之形，如舊有者，限百日內毀之。”

　　洪武四年二月壬申，“上將幸臨濠，諭中書省臣，製：‘奉先殿、四代帝、後、神主及龕，須精致。’朕還日，視其成。禮部遂奏：‘神主之製，高一尺二寸，闊四寸，趺高二寸，用木為之飾，以金鏤、以青字，神龕高二尺，闊二尺，趺高四寸，朱漆鏤金，龍鳳花板開二窗，施紅紗，側用金銅環，內織金文綺為借。’從之。”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朱元璋“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諸儒臣，參考曆代禮製，更定冠服、居室、器用製度”。“官民人等所用金銀、磁碇等器，並不許製造龍鳳文，及僭用金酒樽、椅桌、木器之類，亦不許用朱紅金飾。公侯伯至二品，酒注酒盞用金，餘用銀，三品至五品酒盞許用金，餘用銀；六品以下酒器許用銀，庶民酒注用錫，酒盞用銀，餘用磁漆。官民人等所用床榻，不許雕刻龍鳳並朱紅金飾，床帳不許用玄、黃、紫及織繡龍鳳文。”

　　《明史》載：“明初儉德開基，宮殿落成，不用文石甃地。以此坊民，武臣猶有飾金龍於床幔，馬廄用九五間數，而豪民亦或熔金為酒器，飾以玉珠。太祖皆重懲其弊。”

　　上述史料明確告訴人們，明初太祖立製：擅用金龍圖飾和“九五”禮數要以重罪論處。

　　明代“胡藍大獄”的“原始”審訊記錄——《逆臣錄》載：當年大明中青代大將軍藍玉之所以最終被殺就是因為有人控告藍玉在自己的褲子膝蓋處繡有龍飾圖案，有謀反之嫌。

　　朱元璋的心腹大將廖永忠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而最終走上了不歸路，“（洪武）八年三月，（廖永忠）坐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

　　洪武時代惟一殺剩的兩位開國侯爺之一、建文朝第一次北伐統帥耿炳文一生小心謹慎、忠君為臣，但在“建文”轉向“永樂”的那個血雨腥風的非常年代裏，最終他還是被按上了逾製擅用龍鳳圖飾的罪名而被迫自絕。史載：“燕王稱帝之明年，刑部尚書鄭賜、都禦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鞓，僭妄不道。炳文懼，自殺。”

　　以上都是明初之事，那麽明中葉以後對嚴禁龍鳳之類圖飾的使用執行得怎麽樣？

　　明代後期著名的文人學者沈德符給今人留下了這樣的記載：“今揆地諸公多賜蟒衣，而最貴蒙恩者，多得坐蟒。則正麵全身，居然上所禦袞龍。往時惟司禮首榼常得之，今華亭、江陵諸公而後，不勝紀矣。按正統十二年，上禦奉天門，命工部官曰：‘官民服式，俱有定製。今有織繡蟒、龍、飛魚、門牛、違禁花樣者，工匠處斬，家口發邊衛充軍。服用之人，重罪不宥。’弘治元年，都禦史邊鏞奏禁蟒衣雲：‘品官未聞蟒衣之製，諸諳書皆雲蟒者大蛇，非龍類。蟒無足無角，龍則角足皆具。今蟒衣皆龍形。宜令內外官有賜者俱繳進，內外機房不許織。違者坐以法。’孝宗是之，著為令。蓋上禁之固嚴。但賜賚屢加，全與詔旨矛盾，亦安能禁絕也！”

　　這段史料是說：正統十二年，明英宗曾在北京明皇宮的奉天殿下詔諭給大明工部，嚴令帝國臣民必須要遵照服輿的“祖製”規定，凡是在衣服上繡有蟒、龍、飛魚、門牛以及其他違禁圖飾的，製作工匠要論罪處斬，工匠的家族成員要發往邊疆衛所去充軍；而穿用此類嚴重違禁的服飾者更是重罪不饒。嚴禁服輿“違製”大約執行了幾十年，到了明孝宗時，違禁之風又“卷土重來”。弘治元年，都禦史邊鏞給明孝宗上奏，要求嚴禁蟒衣，理由是當時的蟒衣上製作的“蟒”很像龍，他指出了蟒與龍之間的差別，蟒是沒角沒腳的，而龍是既有角又有腳。明孝宗是個有道之君，當即準了都禦史邊鏞所奏，詔令天下，凡是亂用蟒衣者，或以假亂真者，要以國法論處。但隨後不久，皇帝賞賜的蟒衣逐漸多了起來，這本身就與先前孝宗的詔令相抵牾。大約到了明代後期，皇帝賜給大臣的蟒衣更是屢見不鮮。但即使這樣，就連最受皇帝厚愛的大臣也最“多得坐蟒”。

　　沈德符對有明一代蟒服的實際使用狀況之考察使我們看到：盡管蟒服在明代中後期大行其道，但它畢竟不是“龍袍”，因為蟒與龍是有著很大的區別，即有無角和腳的問題。

　　而筆者在福建寧德華嚴寺見到的那件雲錦袈裟不僅布滿了各種“走勢”的龍紋：如正中偏上有兩個“藍地逐珠龍紋”、中偏下有“黃地夔龍團花紋”、正上現有六個“金地龍趕珠紋”，等等，而且它們都是有角有腳的，絕非是蟒衣，由此，筆者進一步認定，該袈裟為皇家或皇帝所享用。

　　問題在於皇家與皇帝不是同一概念，那會不會該袈裟是某個大明皇室成員的？我們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不妨再來看看該袈裟的主題圖飾向人們訴述了什麽？

　　華嚴寺袈裟除了兩邊飾以雲龍紋的2長條雲錦以外，從左到右約有13長條，再加上正上方1長條，共計約有14條雲錦，由此形成了該袈裟的主題圖飾——“九五之尊”的龍飾圖案。其正中間間隔分布著5條張牙舞爪的五爪龍（該袈裟右下方有一三角形褶皺，平放時其內3條龍常被遮住），它們大致有我們成年人的拳頭那麽大，而在整個5條五爪龍的上邊即袈裟的“橫幅”上，筆者曾與南京大學潘群教授反複數了幾遍，卻隻有6條與正中間5條五爪龍差不多大小的五爪龍。當時筆者一時納悶：怎麽會是6這個數，但在仔細觀察之後發現，“橫幅”上的6條五爪龍並不居中，而是靠右了，若按照居中去比劃的話，那麽“橫幅”上6條五爪龍的左邊應該還有3條五爪龍的位置已經被黃色絲綢“補”住了。據此，筆者認定，此袈裟原本“橫幅”上應該有9條五爪龍。

　　以上所論是將該袈裟平放時所呈現的圖飾情景，那麽要是將該袈裟穿在身上又將出現何狀？筆者當即向華嚴寺當家慧淨法師提出了這樣的請求，但沒想到他不同意，慧淨的解釋是，華嚴寺口頭相傳的規矩，除非是有著特別德行的高僧，一般住持和方丈等都不能穿此特別的袈裟，幸好陪同筆者的統戰部楊部長在旁，他幫助筆者向慧淨作了說明：“因研究之需要，您就試著穿一下吧！”慧淨礙於情麵，就為筆者穿起了袈裟。

　　當慧淨穿好袈裟時，筆者一下子愣住了，原本“橫幅”上的那9條五爪龍頓時“跑到”慧淨的領子上，原先袈裟右下方一三角形褶皺處平放時被遮住的3條龍此時卻全“跑”了出來，筆者當即對慧淨身上袈裟的正麵與背麵所“露”出的五爪龍數了數，恰巧又是5條。更為巧合的是，整個袈裟披在身上時那9條龍與5條龍之分布格局與清朝乾隆帝年輕時的正裝畫像有著較大的相似。（清代皇帝畫像較多為西方傳教士所作，其寫實主義成分極高——詳見馬渭源《論明清西畫東漸及其與蘇州“仿泰西”版畫的出版、傳播》和《論西畫東漸對明清中華帝國社會的影響》，分別載於澳門《中西文化研究》2007年第2期與2009年第1期）

　　在中國傳統社會裏，“九五之數”是人世間的最高禮數，隻有皇帝才能享用，不得任意造次，尤其自明代開始對其規定更為講究、更為嚴格。

　　據《明太祖實錄》所載：洪武三年，定朝會宴享樂舞之數。其中有首歌頌皇帝朱元璋的曲子《風雲會》，它是這樣唱的：“天眷顧，淮西真人起布衣，正乾剛九五，龍飛駕馭，英雄收俊傑，承永命布皇威，一劍立鴻基，三軍擁義旗，望雲霓四海人歸，整頓乾坤，除暴虐，歌聖德，慶雍熙。”

　　洪武六年六月辛巳，“中都皇城成，高三丈九尺五寸，女牆高五尺九寸五分，共高四丈五尺四寸五分，午門、東華門、西華門城樓台基俱高五尺九分，午門東南西南角樓台基與城樓台基同，玄武門城樓台基高五尺九寸五分，其東北西北角樓台基亦與城樓台基同。禦道踏級文用九龍四鳳雲朵，丹陛前禦道文用龍鳳、海馬、海水、雲朵，城河壩磚腳五尺，以生鐵鎔灌之。”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朱元璋“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諸儒臣，參考曆代禮製，更定冠服、居室、器用製度”。“其官民房屋並不許蓋造九五間數，及歇山、轉角、重簷、重栱，繪畫藻井、朱紅門窗，其樓房不在重簷之例。公、侯、伯前廳、中堂、後堂各七間門，屋三間，俱用黑板瓦蓋屋，脊用瓦獸，梁棟鬥栱簷桶彩色繪飾，門窗枋柱俱用黑漆油飾……”

　　具體到輿服，據《明史·輿服誌》等史料所載，能享用“九五禮數”之龍飾輿服的也隻有貴為人極之主了。皇帝的大輅亭、鹵簿大駕等都是如此規製：“以青飾輅蓋，亭內貼金鬥拱，承紅髹匡寶蓋，鬥以八頂，冒以黃綺，謂之黃屋；中並四周繡五彩雲龍九”。“（洪武）二十六年，（大明）始定鹵簿大駕之製。玉輅一，大輅一，九龍車一，步輦一”。甚至連皇帝的輿服一類的製作尺碼也得嚴格遵循“九五禮數”，“大馬輦……其製，高一丈二尺五寸九分，廣八尺九寸五分，轅長二丈五寸有奇，輦座高三尺四寸有奇，餘同大輅。”

　　如果亂用禮數那是要受到非常的處置。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禮製集要》成。先是，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來，累命儒臣曆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製，各有等差，著為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為不軌，僣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文，邇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以為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而蘇州府民顧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僣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第，編類成書，申明禁製，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僣用者，必置之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書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啟、本式、署押、體式、服製，頒布中外。’”

　　朱元璋講因為宰相胡惟庸家裏帳幔用了金龍鳳紋，大將軍藍玉不僅床帳、護膝用了金龍圖飾，而且他家在建造馬坊、廊房時還用了九五間數，這等違製，隻能招來殺身亡家了。由此說來，“九五禮數”隻能是皇帝享用，其他任何人要是亂用了都要受到非常嚴厲的處置。

　　而華嚴寺袈裟的主題圖飾恰恰就具有“九五”禮數，在它們的中間間隔性地排列著許多飾有9蟒的長條雲錦。而最為重要的是，與飾有九蟒的長條雲錦相間的還有那9條五爪龍和5條五爪龍有規律地分別居正上與正中位置，誰敢享用這等“九五之尊”龍飾主題的袈裟？隻有皇帝了！至於其他皇室成員根本就沒資格享用，更別提文臣武將了。由此，筆者認為，該袈裟必定與大明皇帝有關或為皇帝享用。

　　萬曆朝官方史書和明萬曆年間支提寺重建目擊者謝肇淛所作的“碑記”等告訴我們：支提寺五爪龍袈裟不是萬曆朝明廷所賜的！看了上述考證，有人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那會不會這件袈裟是哪個高僧或道士的？

　　根據《明史》所載“僧道服：洪武十四年定，禪僧，茶褐常服，青絛玉色袈裟。講僧，玉色常服，綠絛淺紅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絛淺紅袈裟。僧官如之。惟僧錄司官袈裟，綠文及環皆飾以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皆赤，道官亦如之。惟道錄司官法服、朝服，綠文飾金。凡在京道官，紅道衣，金襴，木簡。在外道官，紅道衣，木簡，不用金襴。道士，青道服，木簡。”

　　我們否定了華嚴寺袈裟為高僧服或道士服，可能有人還會提出這樣的疑問：會不會是大明皇家賜給哪個高僧的？

　　2010年2月1日《揚子晚報》一整版發表了《華嚴寺金龍袈裟不是建文帝的》一文，全文較長，從標題來看真可謂大吸眼球，但仔細閱讀後卻令人十分失望，該文中居然沒有一條確實與可靠的依據，純憑直覺感官得出了結論，其所要表達的一個中心意思是，現寧德支提寺雲錦袈裟是明萬曆皇帝禦賜給大遷國師的。文中說：“華嚴寺史稱支提寺，在《支提寺誌》中明確記載著，這件紫衣袈裟為明萬曆皇帝禦賜給當時的主持大遷國師的袈裟，一共四件，如今隻保留下獨此一件。”“從龍的紋樣看，與明初早期的龍紋有所區別，應該是明中期的龍紋圖案。而五爪龍出現在袈裟上，不一定證明就是皇帝穿的，三爪龍、兩爪龍，反而皇帝龍袍上會有的。”“從這些紋樣看，與北京定陵出土的萬曆皇帝龍袍紋十分相似，證明確實是萬曆年間的東西。”

　　那麽依據呢？文中提到的唯一可查詢的依據叫《支提寺誌》，但據目前公開出版的該書壓根兒就不叫這名，而叫《寧德支提寺圖誌》，因為該書除了文字外還有一張大圖，福建省地圖出版社1988年8月第1次出版，它為清康熙年間貢生崔嵸等人編寫；文中第二大常識性錯誤是說大遷為“主持”，而就實應該是“住持”，連“主持”與“住持”這類基本知識都沒有搞清楚，讓人看了不能不暈；第三處常識性錯誤是說大遷為國師。明朝對藏傳佛教領袖有封國師的稱號，但筆者孤陋寡聞，卻從未見過明朝對內地佛教領袖有這樣的隆遇，要不然福建一下也變成了藏傳佛教特區不成？

　　撇開種種硬傷，我們來說說“現寧德支提寺雲錦袈裟為明萬曆皇帝所賜”論者的主要依據，即清朝康熙時期崔嵸編寫的《寧德支提寺圖誌》中的有關章節，筆者不妨將它錄下公布給廣大的讀者朋友：

　　該書第二卷“寺”部分記述了這樣的信息：“至萬曆元年，北京吉祥寺大遷和尚感明肅皇太後兆夢事，以師禮敕命中興，賜額‘萬壽禪寺’。其規製自髻發脈，三折而下為祖堂、為大雄寶殿，左為伽藍堂，右為祖師堂，東西兩廊連於鍾鼓二樓，前為天王殿，殿下甬道距山門長可百武，一時殿閣寮舍備極雄麗。十八年春，遷師詣京複命，太後迎居慈壽寺。八閱月，請乞還山，敕賜全藏六百七十八函，金冠一頂、五爪金龍紫衣一襲、黃蓋一把、禦杖、金瓜錘、龍鳳旗各一付。十九年，撫院趙公參魯以支提居萬山中，艱於祝誦，題請於朝，遵旨奉龍藏及禦器並師於本省開元寺供養。師憚應接，諸宰官捐修升山寺為師宴息之所，委藏務於護藏日新法師。二十五年，皇太後遣內官張文賚賜滲金大毗盧一尊，繞座千佛，重一千斤，供大殿中。二十七年，神宗顯皇帝體聖母意，欽差禦馬監太監趙永複賚賜全藏鎮山。”

　　有關中興大遷和尚，崔嵸這樣介紹說：“中興大遷和尚，師諱圓慧，大遷其字也。北京左護衛指揮楊公邦卿少子。年十九依本京吉祥寺翠峰禪師披剃受具……萬曆元年，茲（應為慈，筆者校）聖宣文明肅皇太後一夕夢僧人導至東南支提山，禮天冠菩薩，及醒，命中使圖跡僧儀，唯師酷肖夢中，召見稱懿旨，事以師禮，因敕入閩中興梵刹。時支提遭鍾奎之誣，寺毀僧散，守山僧一陽，誌存興複，力不從心。先是，陽公夢赤虯繞樹之祥，適師奉命來山，喜符夙願，力任興造之役。師遂命工度材，凡七載告竣。殿宇廊廡煥然一新。其時，三山王參知應鍾、林方伯懋和詣師征詰奧義，讚賞不已。及當道劉中丞堯悔、商直指為正、鄭觀察善及諸藩臬大臣、鄉搢（應為縉，筆者校）紳先生，莫不延之上席，以及海內緇素望風皈向參請，殆無虛日，座下恒繞數千指。至十八年，詣京複命，皇太後迎居慈壽寺，遣近侍張近朝左右供奉。未幾，請乞還山，太後傳旨雲：‘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為家？’複留八閱月，賜金冠、黃傘、紫衣、禦杖，遣替僧萬安賚賜龍藏並隨藏器物種種，悉備鎮山，甚隆寵也。越三年，詣闋謝恩，太後傳旨慰勞。居五閱月奏歸，乃賜紫衣四襲，敕中使王文送至江南……”

　　上述兩段文字記載中主要有這樣幾個信息：第一，明萬曆時有個叫大遷的和尚受皇家之命到寧德來重新建造支提寺，時間是在萬曆十八年以前；第二，大明皇家兩次賜給大遷和尚紫衣袈裟，共計五襲；第三，萬曆十八年左右，明神宗母親慈聖皇太後曾賜藏經六百七十八函；第四，萬曆二十五年後慈聖皇太後“遣內官張文賚賜滲金大毗盧一尊，繞座千佛，重一千斤，供大殿中”。

　　那麽清代人崔嵸這樣的記載是否可靠呢？我們不妨來看看明代中後期學問家、福建八大藏書家、明萬曆年間支提寺重建目擊者謝肇淛在《支提山華藏寺重建佛殿碑記》中是如何說的：“今皇帝禦極之元年，大比丘大遷公既以無上法寶引導當途，諸宰官為天冠菩薩重建華藏寺於寧德縣之支提山。其後十八年，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後以遷和尚道臻覺路，化被海邦，賜藏經六百七十八函。二十五年，複賜滲金大毗盧銅佛一尊。二十七年，皇帝陛下複賜藏經如皇太後。是時和尚已圓寂矣。而高足弟子明啟住持當山，實膺二聖敕命。先是，和尚之建寺也，特以安處徒眾，修習梵業，以故梁棟僅侈於鳥巢，而殿宇遠遜於龍藏。及是，則一畝苔龕，不足副九重之睿藻；數椽花窟，寧堪奉半滿之靈文？於是明啟遂與諸僧而庨豁之，而邑侯區君日振與餘友今蜀參知曹君學佺離辭題疏，為明啟慫恿。明啟乃肅恭齋法，為眾生植根，遂命傭度材，撤鄙陋而架崢嶸；庚□□而就輪稛。赤墀開杜嚕之花；縹瓦響頻伽之鳥。慧燈與紫泥而並朗，法雲扶紺殿以高張。是蓋匪但珍藏禦賜之三乘，亦所以恭祝蕃厘於二聖者也。是役也，工始於癸卯夏五月，竣於己酉秋八月。茲者，餘以服除，將赴闋下，因為支提之遊，明啟輩謂餘有泉石夙根，乞一言以紀始末。餘聞昔日了悟禪師之初入山也，一夕之間，叢林寶塹，忽有忽無；香界僧伽，倏聚倏散，愚者疑為幻化，智者讚為神靈。以餘觀之，成住□空，不分彼此，旦夕塵劫，何較短長？當宋開寶之初，此寺建於侯王，鴛瓦虯簷虧蔽雲日，何其盛也。及我正德之末，奇禍中於闡提，千門萬戶列遘鬱攸，又何衰也。遷公興複於前，弟子誇麗於後。此與了悟所見雖殊遲速，然入佛法眼則百千萬億劫又何異於一瞬者乎？但始者起灰燼為化城，既而由化城為寶所。今諸闍黎欲餘記其始末，是以寶所為有是所，有是所者則白壞空，是非餘所謂寶所也已。”

　　從這篇《支提山華藏寺重建佛殿碑記》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謝肇淛是明萬曆年間支提寺佛殿重建的見證者，文中提到了大明皇家贈送的藏經六百七十八函和滲金大毗盧一尊，但沒有說大遷和尚將支提寺修得“殿宇廊廡煥然一新”以及大遷本人“海內緇素望風皈向參請，殆無虛日，座下恒繞數千指”，而是說“和尚之建寺也，特以安處徒眾，修習梵業，以故梁棟僅侈於鳥巢，而殿宇遠遜於龍藏……”，到了萬曆十八年以後“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後以遷和尚道臻覺路，化被海邦，賜藏經六百七十八函”。更為重要的信息是謝肇淛隻字未提到什麽五爪龍的袈裟或紫衣袈裟什麽的。

　　那麽是不是謝肇淛不識貨？絕對不是。

　　謝肇淛，明中後期福建長樂人，長樂與寧德相距行車2小時左右的路程。有朋友向筆者介紹說，寧德與長樂曾在曆史上被劃入一個行政區，因此說謝肇淛是寧德當地人或言寧德周圍地區人也不為過，當然這不是問題的關鍵。更有，謝肇淛出身於書香門第的官宦之家，他的原配嶽丈鄭逑是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至廣東布政司參議，他的繼母為明中後期福建文化名人徐的姐姐，而謝肇淛本人又是萬曆二十年進士，他先後在浙江、南京、雲南和廣西等地為官，天啟元年升任廣西按察使，第二年又晉升為廣西右布政使和左布政使。由此說來謝肇淛是個官位高、見識廣的福建名人，他“喜博覽，自六經子史，以至象胥、稗虞、方誌、地誌、農圃、醫卜之書無不蓄”。他滿腹經綸，一生著作等身，堪稱明中後期的大學問家，如此之人怎麽會連五爪龍的袈裟或紫衣袈裟所包含的價值與榮耀都不懂？相比之下，崔嵸是相距謝肇淛半個多世紀後的清代貢生，無論是治學學問、人生閱曆還是社會地位都比不上謝肇淛；再說記述明萬曆時代的事情難道清代人記述得要比明萬曆時代的見證人還要可靠嗎？打個最為通俗的比方，發生在五六十年前的事情，難道民國時代見證人所了解的還不如當今人們清楚？

　　再說，要是大明皇家真的賜予什麽樣的重大寶物寶器的話，明代的官史《明實錄》應該是有所記載的。萬曆朝的事比較集中記載在《明神宗實錄》中，翻閱沒有標點的300多萬字、596卷的《明神宗實錄》，筆者終於找到了福建寧德支提寺與大遷和尚的相關史料，其僅有兩處，今引如下：

　　“萬曆十九年閏三月丁卯”條載：“福建所屬建安、甌寧、政和、浦城諸鐵爐舊已禁開，其寶豐、遂應二銀坑鄰近有支提寺，奸宄易藏，僧大遷等稱奉賜藏經將銅物、旗仗等件貯住，又海上有番僧，欲效香山故事，乞內地建寺，撫臣曹參魯請將支提寺僧移入省城寺中，並申礦禁，其海上勾番者，分別首從，照私通日本禁例重治。販廣□船許至高州部覆。從之。”卷234）

　　“萬曆十九年閏三月己醜”條載：“禮部題異端之害，惟佛為甚，緣此輩有白蓮、明宗、白雲諸教，易以惑世生亂，故禁宜嚴。近福建有僧妄稱欽差，欲重建支提寺，以覬銀坑之利。又有番僧亦乞內地造寺，為通番之計，漢上棧道亦複有遊僧，妄稱差遣，即京師中近有五台僧，自號密藏禪師，潛住惑眾，合嚴行禁逐。上命嚴逐重治之。”（明神宗實錄）卷234）

　　這是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明朝具有最高權威性的官方正史記載，兩段史料中透露出有關福建寧德支提寺與大遷和尚的信息如下：

　　第一，“大遷”和尚沒有像有人所說的那麽高的地位，更不是當今一些所謂“考證者”與“行家”所熱捧的“國師”，《明神宗實錄》明明白白地呼他為僧，明朝有國師封號，不過大遷沒得到，隻要翻翻《明實錄》便可知之。

　　第二，那個叫“大遷”的和尚奉命欲往寧德，但因為寧德周圍有銀礦，支提寺和尚都被要求從寧德遷往省城去；

　　第三，萬曆十九年“有僧妄稱欽差，欲重建支提寺，以覬銀坑之利”，萬曆帝“命嚴逐重治之”。

　　第四，大明皇家沒給支提寺贈送袈裟，贈送之物為藏經、銅物、旗仗等。

　　有人看到上述引用的史料“僧大遷等稱奉賜藏經將銅物、旗仗等件”中的“等件”裏會不會包含了五爪龍的袈裟或紫衣袈裟什麽的？

　　答案是，不可能！

　　因為五爪龍的袈裟何等珍貴，一般來說，它不是人臣所能享用得到的！我們不妨再來看看大明朝號稱為兩大“宰輔”之一的張居正從萬曆皇帝或皇太後那裏得到了什麽禦賜之物？

　　隆慶六年八月己巳，“（萬曆帝）遣中官齎賜大學士張居正獎諭，敕書一道、銀一百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彩叚四表裏，敕略曰：‘天植忠貞，性成淵懿，抱匡世之才略，行以誠心，富華國之文章，本於正學，苟利社稷，則無愛發膚，能定國家而不動聲色，為朝廷愛惜人材，為祖宗謹守成憲，紀綱繇之振肅，廟社賴以奠安，畢公勤勞四世，蓋多弼亮之功，潞公曆事三朝，猶執謙恭之節。’居正疏謝，上報聞。”

　　萬曆元年四月丙子，“大學士張居正等□辭廣捷升蔭，不允，溫旨嘉之，賜居正銀百兩、紵絲六表裏、調陽六十兩四表裏，仍各蟒衣一襲。”

　　萬曆元年八月甲寅，“以建元聖壽，賜輔臣張居正銀六十兩、鈔羅、鬥牛、蟒衣各一襲，呂調陽銀四十兩，紗羅、仙鶴衣各一襲，講官陶大臨、丁士羙各銀二十兩、二品胸背羅衣一襲，陳經邦等四員各銀十五兩、五品羅衣一襲，正字官二員各銀十兩、本品羅衣一襲，居正等疏謝，上報聞。”

　　萬曆元年十一月壬辰，“以輔臣張居正六年考績，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鈔五千貫、茶飯五卓、羊三隻、酒三十瓶，又持諭先生啟沃朕心，平治天下，功在社稷，茲當六年考滿，特於例外加賜銀一百兩、蟒衣、鬥牛各一襲，少示優眷，不必辭。居正疏謝，上複報聞。”

　　萬曆二年五月辛巳，“上（指萬曆帝）禦文華殿講讀時，輔臣張居正偶患腹痛，上知之，手調辣麵一器以賜，並輔臣呂調陽，各賜金鑲牙箸一雙同食。”

　　萬曆二年十一月丙子，“上（指萬曆帝）以聖母慈聖皇太後聖節，賜輔臣張居正等銀紵蟒衣有差，講官丁士美等六員及正字官徐繼申等二員各賞次之。”

　　萬曆二年十一月壬午，“以平建州王杲，遣英國公張溶告太廟。輔臣張居正言：‘遼東功次，近年所無，總兵為最，巡撫次之，總督又次之，升賞之典宜以此為準，兵部居中調度，亦宜升賚。疏中推敘，臣等實為濫及，決不敢當。’次日，上禦皇極殿鴻臚寺宣捷，百官致辭稱賀。上手劄嘉獎輔臣，欲加升蔭，居正等懇辭，準免。各賜銀兩、表裏、大紅紵絲蟒衣。”

　　萬曆三年十月辛巳，“上禦文華殿講讀。是日，命中官持《論語講章》，指其中所引《南容三複白圭》一語，出問輔臣：‘白圭何詩也？’輔臣張居正具以詩旨對，中官領以複。上之究心文學如此，賜輔臣張居正貂皮六張，呂調陽、張四維各四張，講官申時行等各三張。”

　　萬曆三年十一月己亥，“賜圜丘分獻陪祀執事管官彩幣，又特賜輔臣張居正大紅彩織坐蟒胸背紵絲一表裏、大紅彩織蟒衣膝襴紵絲一表裏，呂調陽、張四維各大紅彩織仙鶴胸背紵絲一表裏、大彩織蟒衣膝襴紵絲一表裏，申時行大紅金織孔雀胸背紵絲一表裏，陳經邦、何雒文、許國、王家屏各大紅金織白鷳胸背紵絲一表裏，沈一貫大紅金織鷺鷥胸背一表裏，正字官馬繼文大紅金織白鷳胸背一表裏，何初大紅金織鷺鷥紵絲一表裏。”

　　萬曆三年十一月癸卯，“先是，上出郊視，牲畢，微感風寒，次日當傳製誓戒，百官以進藥，免朝，旋愈，至日出，詣郊壇，以扈駕賜輔臣張居正金嵌寶石瓢一個、蟒衣帶二條、鬥牛篋袋一個、刀筋叉三事……”

　　萬曆五年五月己酉，“初，兵部以羅旁敘功及輔臣張居正等，居正擬票乃差第諸有功者，各賞賚而不及閣臣。是日中官傳諭改票來行，於是居正等疏言：‘前已奉旨，以後邊功不許敘及輔臣，臣等又豈敢身自犯之？請賜停寢，以安微分。’上乃從之，仍賜居正銀百兩、蟒衣、彩叚，調陽、四維各銀幣。”

　　萬曆六年正月戊辰，“賜元輔張居正坐蟒、胸背蟒衣各一，次輔呂調陽、張四維等鬥牛、蟒衣各一，講官申時行等本衣各一。”

　　萬曆六年正月癸酉，“初，上踐阼即修建慈寧宮，以居聖母。張居正奏言：聖齡方幼，慈駕且居乾清，朝夕與處，俟大婚之後，移居未晚。至是，期迫乃還禦慈寧，因諭居正曰：‘婚禮在邇，我當還本宮，不得如前看管，先生其敬承之。’仍賜蟒衣、彩叚等物以示意居正。”

　　萬曆六年正月丁卯，“上元節賜輔臣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等酒膳有差。”

　　萬曆六年正月辛未，“賜輔臣張居正脯醢酒果等物。”

　　萬曆六年正月甲戌，“以皇太後還禦慈寧宮，賜大學士張居正等銀幣有差。”

　　萬曆六年正月（己卯），“是日，特賜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等金萬喜字及銀抹金喜字等物有差。”

　　萬曆六年正月辛巳，“仁聖皇太後萬壽節，上禦皇極門受群臣朝賀，詣慈慶宮行禮，賜大學士張居正等酒饌。”

　　萬曆六年二月戊申，“以恭視寫昭妃宜妃金冊，賜張居正等各銀二十兩、紵絲表裏。”

　　萬曆六年三月乙卯，“以冊妃禮成，上禦皇極門，百官致辭稱賀，賜輔臣張居正等各銀三十兩，紵羅四表裏。”

　　萬曆六年三月戊午，“以恭上兩宮徽號禮成，賜輔臣張居正等銀幣有差。”

　　萬曆六年三月己未，“以寫詔書成，賜輔臣張居正等、中書徐繼中等各銀幣有差。”

　　……

　　張居正是萬曆帝的老師，又是內閣首輔，可以說貴近人主，萬曆帝對他是恩寵有加，即使皇太後也對張先生格外禮尊，但是翻遍了300多萬字、596卷的《明神宗實錄》的每個角落，記載著萬曆皇帝與皇太後賜給張居正的隻是銀兩、彩幣、紵絲表裏、美味佳肴、好酒、金嵌寶石瓢、鬥牛篋袋、貂皮、金鑲牙箸、脯醢酒果、手調辣麵，等等，要說最為貴重還有“蟒袍”或言“蟒衣”，而不是“龍袍”或“龍衣”。換句話來說，萬曆年間即使是貴近人主的宰輔張居正得到皇帝或皇太後的賞賜之物也隻是蟒袍或蟒衣，沒有龍衣。

　　而有人說：福建寧德支提寺五爪金龍袈裟是明萬曆朝廷賜給大遷和尚的，大遷是僧，難道張居正的地位還不如一個僧嗎？（筆者在此聲明：絕無貶低“僧”或“大遷”之意。）要不然，萬曆帝或其母親犯渾了？

　　當然，要說龍衣或言龍飾衣服賜給人一例沒有，這也太過於絕對。不過就要看看被賜予對象是誰了？萬曆朝還真有這麽一個特例：

　　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丁未，“內閣以皇孫誕育……皇帝致書叔祖岷王：‘朕仰承昊穹錫佑，祖德垂庥，於今年十一月十四日，皇太子第一子生，專書奉報，薄遣儀物，用表親親之意，至可收納。’惟叔祖亮之禮物大紅織金閃色團龍常服紵絲一襲、紗一襲、羅一襲。叔祖唐王文與禮物俱同，叔沈王、楚王、肅王、蜀王文與禮物俱同，但改惟叔亮之弟潞王、崇王、魯王、榮王、淮王、襄王、代王、吉王、韓王、慶王文與禮物俱同，但改致書為書與，又改專書以報，又改惟弟亮之侄，周王、趙王、晉王、秦王、德王、衡王、侄孫荊王文與禮物俱同，但改致書為書與，又改專書以報，又改惟王亮之鄭世子益、世子靖江王大紅織金團龍常服紵絲一襲，文俱同，但改致書為書與，又改專書，以報惟亮之。”

　　整個《明神宗實錄》隻有這麽一段史料記載，由此看來能享受“織金團龍常服紵絲”的隻有大明皇室成員。換句話來說，萬曆年間大明皇家成員由皇帝特賜是可以享用龍飾圖案的，除此之外，那是嚴厲禁止的。有史為證：

　　萬曆二年十二月乙巳，“禮部覆禮科右給事中梁式題禁左道三條：一曰：‘清祠宇。蓋寺觀廟宇俱載令甲間，有創建必俟奏聞，所以重祠典而端好尚也。今各處大小庵觀寺院不可數計矣，而鼎建日繁，募徒相望，規製僭擬於王，度淫祠煽惑，於民風甚非，所以尊主威伐奸萌也，如蒙敕禮部下所司，毀其太甚，罪其擅作，非但民風曉然，各歸本業，而奸黨淵巢亦徹過半矣；二曰：禁僭踰。夫印文，非官長不用，所以示法守；龍鳳之製非皇家不用，所以明等威。今寺觀焚修疏文，皆用自刻木印，小民進香旗旛等物多繪龍鳳，是公符可以模擬，而禁物可以私造，小民無知竊弄，往往陷於刑辟，臣愚以為禁之，便又徒眾廣集，崇奉者如市，則私度之禁與夫約省之條，又不可不申明也；三曰：禁香醮。蓋小民進香勢之所不得禁也，然揭龍旗而鳴金道路，頂香馬而混跡婦男不亦甚乎？民間祈禳勢之所不得禁也，然懸榜而高築壇場，張蓋而公行衢巷，不亦甚乎？異端粉飾，聲客以誑惑愚俗，未有如近日之盛也。乞敕下禮部申飭嚴禁。’俱從之。”

　　萬曆三十二年九月癸亥，“戶科都給事中姚文蔚題接鳳陽撫臣李三才揭報，稅監陳增搜獲參隨程守訓、王惟忠等奇珍異寶、潛逆龍文及家人所供銀四十萬，驚心駭魄，恨此輩積惡之久而敗露之遲，又喜稅監能自覺悟而責發之也。但此一事，屬人心觀望，紀綱存亡，關係不小，前此言者雖多，而增為揜護猶可謂，上未及知，今增自發於地方撫按，會報於闕下，業已形諸邸報，傳諸四方矣。夫皇上既已聞且見之，而處置稍不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