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明朝人沒法肯定,那麽清朝人編撰的《明史》(“殿本”)憑什麽要說“建文帝燒死了”?
可以這麽說,整個明朝官方都沒有真正弄明白,建文帝到底是否被燒死了。轉眼到了清代,遵循中國曆代的後朝為前朝修史的傳統,清康熙帝著手開局編修《明史》,那麽清朝人編撰的《明史》(即現今通行的“殿本”,另外在乾隆四十二年增修的《明史》即“四庫本”《明史》流傳不廣,下文詳述)對建文帝下落又留下了什麽樣的記載?
《明史》(即“殿本”,以下略)中有14篇《列傳》是有關建文帝下落的,除了《方孝孺傳》中直書“燕兵入,帝自焚”外,其餘諸《傳》,間或有“相傳”建文帝“遁去”,就連皇帝朱允炆《本紀》中也沒有肯定地說建文帝被燒死了,它是這麽說的:“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帝後屍於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綜觀《明史》中對於建文帝的下落留下了三種自相矛盾的觀點:第一,燒死了;第二,“不知所終”;第三,“遁去”即逃跑了。至此,人們不禁要問了:這麽一部花費了百來年時間、集中了幾代博學鴻儒最終修訂而成的、被人們譽為“二十四史”中的“佳史”的《明史》為什麽會出現這麽大的“瑕疵”?
其實答案不難尋找:第一,大明帝國的國史《明實錄》從來沒有把這事說清楚,換句話來說,作為複印件的原件不清楚,何來清楚的複印件;第二,《明史》修訂的特定曆史背景。《明史》創修於清世祖順治二年,大規模纂修於康熙十八年,那時雖說清朝大體上已經一統江山,但全國各地潛在的反清勢力還在秘密活動著,尤其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禎的朱三太子流落於民間,成為許多地方反清複明的一麵旗子。為了瓦解與泯滅各地的抗清鬥爭,以明朝正統後繼者自居的清朝統治者除了使用軍事鎮壓以外,還時不時地模仿明朝的做法,致力於思想與文化方麵的穩固統治,如繼續開科取士、開館修史等等。就開館修《明史》而言,當時就召集了許多各有所長的優秀史學人才,但這些修史官的觀點並不統一:撰寫建文帝本紀的史官徐嘉炎經過考證,認為建文帝最終出亡了,這一種觀點從明中葉以後開始到清初流傳甚廣;但撰寫明成祖本紀的史官朱彝尊則主張建文帝被火燒死了。這樣兩種截然不同觀點的史官在撰寫《明史》時不免要發生衝突,而時任《明史》編纂總裁的是王鴻緒,他也主張建文帝“闔宮自焚”。“康熙中,王鴻緒、揆敘輩黨於廉親王,而力陷故理邸,故其所撰《明史稿》,於建文君臣,指摘無完膚,而於永樂及靖難諸臣,每多恕辭,蓋心所陰蓄,不覺流於筆端。”
換句話來說,王鴻緒是一個對朱棣充滿好感而對建文帝極度詆毀的人。對於曆史人物與事件有著不同的見解,這本來也不是多大的事,但問題是王鴻緒的身份特殊,他是《明史》撰修館的總裁,他的思想觀點很大程度上是與當朝統治者的政治態度有關。對此,台灣學者陳萬鼐先生是這麽說道的:“按朱三太子字洪竹,為思宗之子,清初間反清運動,資為號召,當天地會時,太子寄寓山東蓬萊,改姓名為張用觀,字潛齋,矯裝塾師。康熙四十年被捕,聖祖以其偽托,夷家小。館臣仰體朝廷,對明室所抱亡國之後,不必幸存意旨,雖於易代之後,亦不直書惠帝遜國之後事。”
作為《明史》總裁的王鴻緒畢竟“政治覺悟”高,他充分地體悟到了當時康熙皇帝的心跡,如果尊重多數人所主張的建文帝出逃的觀點,那就豈不意味著給康熙添亂:建文沒死,流落民間;朱三也沒死,那個被抓住的朱三太子是假的。如是說法,清朝統治者就休有寧日。
既然《明史》總裁王鴻緒具有這等“高度”的政治覺悟和一家之說的史學眼光,那麽其手下的修史官也就不敢與王總裁直接對立,因為“明史開局,監修、總裁諸公以建文帝本紀書法下問,餘(朱彝尊自稱)以宮中火帝崩對,同館徐(建文帝本紀作者徐嘉炎)勝力圖爭,當從遜國群書具述其事,遂任編纂,《紀》成,諸公(指《明史》監修、總裁諸公)終未以為然也”。
恐怕史傳稿撰成後,通不過監修、總裁這一關,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考慮到與康熙帝所諱相抵觸,因而加上“相傳”字樣外,也間有《列傳》如《牛景先傳》指出《致身錄》諸書不可信,但在《讚》中仍堅持:“與其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留下建文帝流亡史跡。
這樣就再度形成了通行“殿本”《明史》中建文帝下落模糊不清的結論:有的地方說是燒死了,有的地方說逃走了,甚至還說跑到了海外,等等。
那麽曆史上建文帝的最終結局到底如何?我們不妨將曆史的鏡頭對準建文帝的政敵朱棣當政以後所幹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或許能看出一些曆史的真實麵目來。
§§第二章 朱棣“心病”十大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