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8——皇帝迷蹤

序

　　馬渭源教授的17卷本《大明風雲》就要出版了，這是繼他2014年推出10卷本《大明帝國》後的又一大係列專著。數日前，他來我家，邀我寫個序，我欣然答應了。因為他與日本關西學院校長、國際明史專家阪倉篤秀教授是老一輩著名明史專家黃雲眉先生的第二代傳人，這是2011年年底海內外眉師兒孫們雲集一堂，經過反複研究、討論，最後作出的慎重決定。作為眉師的第一代傳人，我感到責無旁貸要做好這樣的事情。

　　馬教授在2012年就應邀去美國做講座，北美三大華文報刊《世界日報》、《星島日報》和《僑報》對此都曾做了專門的報道，其中《世界日報》稱譽馬渭源教授為著名的明史專家；稍後中國大陸媒體稱他為“第一位走上美國講壇的明史專家”。

　　另據海外媒體所載，馬渭源教授的《大明帝國》係列專著得到了美國匹茲堡大學名譽教授、海外著名國學大家許倬雲先生的讚許與推介，並為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等世界一流的高等學府和美國國會圖書館、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等西方諸國國家圖書館所收藏，真乃可喜可賀！

　　最近中央級大報《光明日報》刊載文章說：“世界上SCI檢索影響力較大的2000種期刊中，中國期刊隻有5種；排在本學科前3位的世界頂級期刊中，沒有一本中國期刊。”與此相類的是，中國雖是當今世界上頭號出版大國，但中國出版的各類專著為西方國家收藏的卻不到20%，社科類不到10%，曆史類更是鳳毛麟角。而馬教授的著作能被這麽多的西方著名高等學府所珍藏，並得到了大家許倬雲先生的肯定與稱許，實屬不易！

　　其實這些年在國內馬渭源教授早已是南京電視台、南京廣電、江蘇教育電視台、安徽電視台、中央電視台和福建網站等公共媒體上家喻戶曉的曆史文化講座主講人和電視節目的常任嘉賓，而他的著作則更是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據說有一次在上海展覽館舉辦他的簽名售書活動，原定活動時間為半小時，結果因為讀者太多了，主辦方不得不延長了一個小時，但還是未能滿足廣大讀者的需求。而最近又傳來好消息，國內外知名的網絡運營商如亞馬遜、中國移動、蘇寧易購等都與馬教授簽訂了電子書出版合同，廣大讀者尤其年輕的讀者隻要按按手機上的鍵鈕就能輕鬆閱讀他的電子版著作了。

　　馬教授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和擁有這樣的影響力，在我看來，最為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他紮紮實實地深入研究，以淵博的知識來解釋曆史，並用通俗流暢的語言表述出來，但絕不戲說，由淺入深，做到既通俗易懂又讓人回味無窮，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啊！

　　就以本次出版的《大明風雲》係列之⑧《皇帝迷蹤》為例，該卷本主要探討建文帝出亡之謎問題。馬教授花了大量的篇幅，首先從建文帝出亡的源頭問題以及其在明代曆史上的演繹入手分別予以考察，並隨之展開了闡述，最終將建文帝出亡地鎖定在福建寧德，那麽有何依據？事情還得從這宗疑案的爭議說起。

　　自從明成祖“靖難”成功以來，有關建文帝的最終下落問題一直是大家關注的熱點，人們爭了600年始終沒有爭出個是與非來，有關建文帝出亡之書更是“層出不窮”，尤其是明代有兩部書即程濟的《從亡隨筆》和史仲彬的《致身錄》“繪聲繪說”地“演繹”了建文帝的出亡過程。對此，吾師明史專家黃雲眉教授經過潛心研究後在他的名著《明史考證》中這樣說：“蓋以為出亡之說可信，出亡諸書不可信。”（黃雲眉：《明史考證》，中華書局，1971年，第一冊，第60頁）

　　雲眉師的意思是：建文帝沒有被宮中大火燒死，而是出亡了，至於出亡後的情況，有待於進一步研究，而所謂的“建文帝出亡”諸書有偽，則不可信也。作為雲眉師的學生，我始終牢記眉師的教誨，從20世紀50年代起我就一直在關注建文帝下落的研究。就全國範圍而言，建文帝出亡之說幾乎在南方各地都有，1959年我從購買到的談遷《棗林雜俎》中對建文帝出亡各地說進行分析比對，曾想從中找到研究建文帝下落的突破口，但最終感到“各地說”都缺乏充分有力的證據，因而也就對“精彩紛呈”的“建文帝出亡各地說”沒表什麽態。時至90年代中期，我從南京大學思想家研究中心退休後有了自己的空餘時間，從事自己的專業愛好研究，於是我就將自己讀史中發現的鄭和在福州雪峰寺密謁建文帝的史實整理出來，應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邀請參加《鄭和海上絲綢之路》專題研討會，專門撰寫了《鄭和蹤跡建文考》一文，後被收載在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05年12月出版的《鄭和與海上絲綢之路》一書中，因為沒有更多的實物依據，隨後也就沒有研究下去，但有種感覺：建文帝確實跑至福建去了。

　　延至2009年年初，在福建省與寧德市黨政領導關懷下，在有關學者以及史學工作者與其他方麵同誌齊心協力合作下，找到了建文帝陵墓及其袈裟。過後不久，福建寧德地方政府邀請我、馬渭源、鄭自海和鄭寬濤等人前往寧德當地去考察一下。當時馬渭源教授找我商量，我年事已高，正趕上身體不適，就委托馬渭源教授去多看看。事實上我這樣做的直覺是對的，一來馬渭源教授本身在建文帝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的係列著作中的《大明帝國：從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書生皇帝朱允炆卷》自出版以來一直很暢銷，讓他多留心看看，肯定有收獲，二來馬渭源教授現從事的工作不是他的本專業曆史學，而是極為現代化和尖端化的電子音像出版，並且還在高校兼課講授，他既懂電子又懂音像，且洞悉明代曆史，加上這幾年來他經常在各地電視台“客串”，作曆史文化係列講座，所以讓他多留心可以得到可靠的第一手視頻與文字資料。

　　數日後，馬渭源教授從福建寧德回來，帶給我豐實的資料、考古照片及相關視頻，我們倆反複比對史料，進行分析研究。我歲數大了，跑不動，他年輕就多擔當一點，上南京圖書館、明孝陵、明故宮等地去查資料、拍攝照片，再導到電腦裏拿來與我共議，還不斷地向寧德地方上的王道亨、吳澤金等先生請求幫助，補充考古實物材料和方誌材料。經過近4個月的苦戰，我們終於理出了頭緒：建文帝的確跑到福建去了。但這時我反複告誡自己，要切記眉師的教導：“史學論點一定要憑史實說話。”這樣就“沉默”到了2009年8月份，我身體也好點了，就與馬渭源教授說了自己準備到福建寧德看看的想法，他馬上聯係，隨後我們就與鄭自海先生、鄭寬濤先生等人應邀一同踏上了赴寧德的考古之路。

　　寧德三天的現場考古時間相當緊張，本來可以從容一點，但馬渭源教授要回來上南京市裏開會，所以我這個古稀之齡的老者就隻好跟著他們。上金貝古墓及其周邊的墓葬都位於陡峭的山坡上，就連馬渭源教授這樣的年紀的人都說走在上麵兩腿發軟，但為了取得考古的第一手實物資料，在當地佘族老鄉的扶持下，我硬著頭皮爬了上去。

　　功夫不負有心人，當三天考古行將結束時，我們的心中有著說不出的喜悅：建文帝最終下落找到了！

　　一切皆在不經意間，在我們結束寧德考古回到南京後，中央電視台國際頻道、新聞頻道相繼對我們的寧德考古進行了報道。隨之，南京的新聞媒體前來采訪，我們從各自的角度談了對寧德古墓與袈裟的個人看法，同時應中央電視台邀請，在《科學教育》頻道作了對話，這些純屬於學術討論，可以根據“雙百”方針，提出不同看法，平等地切磋。然而沒想到的是，有些人不知出於何種動機對我們進行了莫名其妙的非難。一會兒在報紙上說，寧德上金貝古墓是元末明初的和尚墓，一會兒又說寧德支提寺袈裟是明朝萬曆朝廷賜予的，那麽依據呢？據報紙及其網上所雲：全憑某些人現場直覺感觀一下，沒有與史料好好核一核，就“語出驚人”地斷言我們訛誤，更有甚者夾帶人身攻擊。對此，我們將保留法律所賦予自己的權力，同時對於學術問題我們堅持原則，決不人雲亦雲。我請馬渭源教授抓緊時間進一步查對正史與古人筆記史料，盡早將建文帝出亡寧德的史實考證公諸於世。

　　2010年5月，馬教授的《破解600年第一謎案——建文帝最終出亡寧德》一書終於問世了。該書出版後，深受海內外廣大讀者朋友的喜歡，出版社一再加印該書。在這過程中，馬教授想到了要修改一下，但由於工作、講座及事務特別繁忙等種種原因，這個願望一直到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才得以實現。修改後的《破解600年第一謎案——建文帝最終出亡寧德》現更名為《皇帝迷蹤》，其學術價值更高。在我看來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弄清楚了建文帝生死之謎。

　　長期以來在建文帝生死問題上出現了這麽一種傾向：全信明代官史。目前看來關於建文帝生死問題的最早官方記載是建文帝的政敵朱棣及其子孫欽定的一批禦用文人所撰寫的《明太宗實錄》，其曰：“上（指朱棣）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白上。”但如果比對一下朝鮮的《李朝實錄》就發現問題大了，然而不知出於何種目的，至今為止還有些人抱著“建文帝燒死說”不放。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見《孟子》卷14上《盡心章句》，載《十三經注疏》下冊）

　　就此，馬渭源教授在書中從中朝兩國的實錄比對入手，列舉了永樂朝的十大疑，然後抽絲剝筍地展開一一剖析，將考證目標鎖定在建文出亡問題上，再結合南京明孝陵梅花穀的“燕王告天文”碑記內容與清乾隆四十二年定本的《明史》（俗稱“四庫本”）所載“（朱）棣遣中使出後屍於火，詭雲帝屍”的結論，絲絲入扣地論證清楚了建文帝沒死，而是出亡了。有根有據，說理清晰明了，讓人一看便知這600年第一謎案的真相到底是什麽。

　　第二，弄清楚了建文帝逃亡何處之謎。

　　關於建文帝逃亡何處，明代以來大致有三說：兩廣、雲貴和閩浙。其中以偽書《致身錄》、《從亡日記》中描述的逃亡雲貴說為時尚，而閩浙說卻被世人所忽視。正像馬渭源教授在書中所說的“真理是常常躲在許許多多不為人們所注意的表象之背後，隻有在理性的指導下才有可能發現真理”。我們沒說我們發現的一定是真理，但我們起碼是以探究真理的態度來研究建文帝的下落之謎。馬渭源教授在書中以寬廣的胸懷，首先重視前人的研究成果，列表出來，然後尋找問題的症結所在。他立足於明初政治實際，從源頭即《明太宗實錄》尋找突破點，發現了明成祖與“西北王”沐晟之間的雙重親家和“雲南王”沐家之間同樣是雙重親家等特殊關係，從而排除了建文帝最終出亡雲貴的可能性。然後在此基礎上他將目光集中到了常人所不注意的閩浙方向，極不容易的是他從300多萬字、596卷的《明神宗實錄》中尋找出當年蒙難的建文君臣的原籍省份，結合《明史》中《孝義傳》和呂毖的《明朝小史》中所載的明成祖聽信誣告派專人前往浙江浦江追查以及從建文轉向永樂那個特殊時期“親建文奸黨”分子潛伏在福建、江、浙等地區的史實，逐漸將偵破600年第一謎案的焦點展示給讀者朋友。所有這些都是以往建文帝下落之謎研究中所不曾擁有的，這不能不說他的思維之敏捷，眼光之銳利。

　　第三，弄清楚了建文帝歸死葬地之謎。

　　在中國曆代帝王中可能從來也沒有哪個像建文帝那樣在全國各地都有他的“陵”或“墓”，北京、湖北、湖南、南京、蘇州等等，向來爭訟不已，但誰也拿不出過硬的證據，基本上都是孤證。雖然福建寧德的考古發現很遲，甚至還有人漠視寧德考古現場的實際，悍然予以否定，但我們卻堅持研究。現在馬渭源教授的新作出版了，他在書中列舉了許許多多可靠的證據，予以嚴密的考據論證：

　　首先，他從寧德支提寺雲錦袈裟的八吉祥與雲龍紋等作為著眼點展開分析，由八吉祥的明初時代特征到雲龍紋在大明皇家享用的特殊範圍等，逐漸地將研究焦點聚在了大明皇家。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從《明神宗實錄》和明萬曆年間福建寧德支提寺重建目擊者謝肇淛的記載中尋找史料，甄別出清代編撰的、當下被人捧為圭臬的《寧德支提寺圖誌》中記載的不實，再從“九五禮數”和龍飾的享用範圍以及明代雲錦特征等方麵考察，以此來斷定寧德支提寺袈裟不是明萬曆朝廷所賜，而是建文帝的。做到了文物與文獻的第一次結合，言之有據。從學術論文大證據鏈角度來看，他的考證成了緇衣即袈裟與曆史文獻的一致。

　　其次，由袈裟聯係到它主人的命運，馬渭源教授將寧德支提寺袈裟上的“福壽”燈籠頂端的如意紋與寧德上金貝古墓上的如意紋作了比對，結果發現兩者之間出奇地又相吻合了。馬教授與我共同愛好中西文化交流，不過他近些年更多集中注意力在中西繪畫方麵對比研究，曾連著在有國際影響的澳門《中西文化研究》等雜誌上發表長篇論文，這回看來他的特長還真用上了。然而他並沒有滿足於此，而是繼續從史料文獻上挖掘，在《明史》和《明實錄》中又找到了如意雲紋等在明代皇家使用的特殊範圍，進而使得寧德支提寺袈裟與寧德上金貝古墓相合互證，又與明代官方史書相合互證了，真如馬渭源教授在書中列舉的有根有據的五大巧合時所發問：能有這麽多的巧合嗎？

　　再次，馬渭源教授將寧德上金貝古墓舍利塔須彌座造型與明初“周府造銅鎏金佛坐像”須彌座做比對，結果發現兩者驚人的相似，正當他欣喜地將研究成果告訴我時，網上傳來了中國古建築研究所原所長、著名古建築專家於振生先生在考察了上金貝古墓後發表了他的觀點：“古墓舍利塔下麵的須彌座是明初的建築風格”，聞訊後我們感到莫大的欣慰。更為重要的是馬渭源教授還十分重視對上金貝古墓龍飾構建的研究，他吸收了篆刻界朋友的鑒別意見，將上金貝古墓龍刻構件與《故宮博物院藏肖形印選》中的中國古代龍紋璽做對比，發現它們幾乎成了一對“孿生姐妹”，由此也就否定了上金貝古墓的“螭首”說，並結合金水河、金水橋等明清皇家陰陽宅規製，將古墓最終鎖定為濃縮版的簡易大明皇家陵寢即建文陵。由此做到了考古現場建築古物與已確定明初造型風格相吻合，古物與古書記載再度吻合。

　　最後，馬渭源教授從寧德優越的地理位置與明初人文環境出發考察了建文帝出亡福建的可行性問題，他既用了正史《明史》、《明實錄》，又引用了當地的方誌及文人筆記，甚至還結合了一些民間傳說，其最大貢獻在於不僅發現了潛伏在浙江、福建的“親建文帝”分子，而且還找到了《明神宗實錄》中244個福建籍“建文奸黨”分子蒙難的史實，再結合正史與野史中有關建文帝披緇出亡的史料記載，進一步夯實了建文帝最終出亡福建的學術根基，也印證了我當年所述鄭和在福建雪峰寺密謁過建文帝的史實。

　　綜上所述，馬渭源教授的論證：袈裟與史料相合，袈裟與古墓相合，古墓又與史料相合，環環相扣。看來，至此為止，600年來第一謎案是可告破了。

　　當然，此書還有一些工作沒來得及完成，那就是馬渭源教授在書的結尾時也提到的：建文帝是怎麽跑到福建寧德去的？他一路上又遭遇了什麽？最終到底是怎麽死的，等等，這些具體的細節問題還有待於大家進一步的研究。我們歡迎海內外朋友批評指正，但必須是客觀理性的，科學的，而不是在媒體上信口開河，或不負責任地放“空炮”，更不是純憑主觀感官好惡就妄下斷論。隻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學術研究真正地深入下去。

　　最後，借此機會我們要向國內外新聞工作者及媒體工作人員在國內外作了專題報導，尤其是美國柯伊文先生用1430份文稿向全世界作了報導，特此感謝！

　　敬以為序。

　　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教授

　　2014年11月18日修改馬渭源教授的又一新著《破解600年第一謎案——建文帝最終出亡福建寧德？！》要出版了，他要我寫個序，我極為爽快地答應了。馬教授的這一新著是他一年前出版的《大明帝國：從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書生皇帝朱允炆卷》的姊妹作，後者是目前為止國內外第一部全麵介紹建文帝的專著，從建文帝的出生到他的即位，再從“建文新政”到“靖難之變”，“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他首先肯定了建文帝是個好皇帝，不是明代官史所記載的荒淫無道之君；其次他正確地把握住了著名明史專家黃雲眉先生最先提出的“建文新政”概念，並予以充分論證：“建文新政”是善政，是寬政，甚至作了一點遐想：如果沒有“靖難”，或許會出現曆史上的第二個“貞觀之治”？讀來頗有新意，但也留下了一個懸而未決的謎案沒有徹底解答開來，那就是建文帝的最終下落問題。

　　事實上，自從明成祖“靖難”成功以來，有關建文帝的最終下落問題一直是大家關注的熱點，人們爭了600年始終沒有爭出個是與非來，有關建文帝出亡之書更是“層出不窮”，尤其是明代有兩部書即程濟的《從亡隨筆》和史仲彬的《致身錄》“繪聲繪說”地“演繹”了建文帝的出亡過程，對此，吾師明史專家黃雲眉教授經過潛心研究後在他的名著《明史考證》中這樣說：“蓋以為出亡之說可信，出亡諸書不可信。”（黃雲眉：《明史考證》，中華書局，1971年，第一冊，第60頁）

　　雲眉師的意思是：建文帝沒有被宮中大火燒死，而是出亡了，至於出亡後的情況，有待於進一步研究，而所謂的“建文帝出亡”諸書有偽，則不可信也。作為黃雲眉師的學生，我始終牢記眉師的教誨，從上世紀50年代起我就一直在關注建文帝下落的研究。就全國範圍而言，建文帝出亡之說幾乎在南方各地都有，1959年我從購買到的談遷《棗林雜俎》中對建文帝出亡各地說進行分析比對，曾想從中找到研究建文帝下落的突破口，但最終感到“各地說”都缺乏充分有力的證據，因而也就對“精彩紛呈”的“建文帝出亡各地說”沒表什麽態。時至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從南京大學思想家研究中心退休後有了自己的空餘時間，從事自己的專業愛好研究，於是我就將自己讀史中發現的鄭和在福州雪峰寺密謁建文帝的史實整理出來，應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邀請參加《鄭和海上絲綢之路》專題研討會，專門撰寫了《鄭和蹤跡建文考》一文，後被收載在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05年12月出版的《鄭和與海上絲綢之路》一書中，因為沒有更多的實物依據，隨後也就沒有研究下去，但有種感覺：建文帝確實跑到福建去了。

　　延至去年年初，在福建省與寧德市黨政領導關懷下，在有關學者以及史學工作者與其他方麵同誌齊心協力合作下，找到了建文帝陵墓及其袈裟。過後不久，福建寧德地方政府邀請我、馬渭源、鄭自海和鄭寬濤等人前往寧德當地去考察一下。當時馬渭源教授找我商量，我年事已高，正趕上身體不適，就委托馬渭源教授去多看看。事實上我這樣做的直覺是對的，一來馬渭源教授本身在建文帝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的係列著作中的《大明帝國：從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書生皇帝朱允炆卷》自出版以來一直很暢銷，讓他多留心看看，肯定有收獲；二來馬渭源教授現從事的工作不是他的本專業曆史學，而是極具現代化和尖端化的電子音像出版，並且還在高校兼課講授，他既懂電子又懂音像，又洞悉明代曆史，加上這幾年來他經常在各地電視台“客串”，作曆史文化係列講座，所以讓他多留心可以得到可靠的第一手視頻與文字資料。

　　數日後，馬渭源教授從福建寧德回來，帶給我豐實的資料、考古照片及相關視頻，我們倆反複比對史料，進行分析研究，我歲數大了，跑不動，他年輕就多擔當一點，上南圖、明孝陵、明故宮等地去查資料、拍攝照片，再拷到電腦裏拿來與我共議，還不斷地向寧德地方上的王道亨、吳澤金等先生請求幫助，補充考古實物材料和方誌材料，經過近四個月的苦戰，我們終於理出了頭緒：建文帝的確跑到福建去了。但這時我反複告誡自己，要切記眉師的教導：“史學論點一定要憑史實說話。”這樣就“沉默”到了去年八月份，我身體也好點了，就與馬渭源教授說了自己可以到福建寧德看看的想法，他馬上聯係，隨後我們就與鄭自海先生、鄭寬濤先生等人應邀一同踏上了寧德的考古之路。

　　寧德三天的現場考古是相當緊張，本來可以從容一點，但馬渭源教授要回南京開會，所以我這個古稀之齡的老者就隻好跟著他們。上金貝古墓及其周邊的墓葬都位於陡峭的山坡上，就連馬渭源教授這樣年紀的人都說走在上麵兩腿發軟，但為了取得考古的第一手實物資料，在當地佘族老鄉的扶持下，我硬著頭皮爬了上去。

　　功夫不負有心人，當三天考古行將結束時，我們的心中有著說不出的喜悅：建文帝的最終下落找到了！

　　一切皆在不經意間，在我們結束寧德考古回到南京後，中央電視台國際頻道、新聞頻道相繼對我們的寧德考古進行了報道。隨之，南京的新聞媒體前來采訪，我們從各自的角度談了對寧德古墓與袈裟的個人看法，同時應中央電視台邀請，在《科學教育》頻道作了對話，這些純屬於學術討論，可以根據“雙百”方針，提出不同看法，平等地切磋。然而沒想到的是，有些人不知出於何種動機對我們進行了莫名其妙的非難。一會兒在報紙上說，寧德上金貝古墓是元末明初的和尚墓，一會兒又說寧德支提寺袈裟是明朝萬曆朝廷賜予的，那麽依據呢？據報紙及網上所雲：全憑某些人現場直覺感觀一下，沒有跟史料好好核一核，就“語出驚人”地斷言我們訛誤，更有甚者夾帶有人身攻擊。對此，我們將保留法律所賦予自己的權力，同時對於學術問題我們堅持原則，決不人雲亦雲。我請馬渭源教授抓緊時間進一步查對正史與古人筆記史料，盡早將建文帝出亡寧德的史實考證公諸於世。而今他的書稿已成，也該我兌現先前之諾言了。

　　在我看來，本書《破解600年第一謎案——建文帝最終出亡寧德？！》的價值至少有三：

　　第一，弄清楚了建文帝生死之謎。

　　長期以來在建文帝生死問題上出現了這麽一種傾向：全信明代官史。目前看來關於建文帝生死問題的最早官方記載是建文帝的政敵朱棣及其子孫欽定的一批禦用文人所撰寫的《明太宗實錄》，其曰：“上（指朱棣）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白上。”但如果比對一下朝鮮的《李朝實錄》就發現問題大了，然而不知出於何種目的，至今為止還有些人抱著“建文帝燒死說”不放。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見《孟子》卷14上《盡心章句》，載《十三經注疏》下冊）

　　就此，馬渭源教授在書中從中朝兩國的實錄比對入手，列舉了永樂朝的十大疑，然後抽絲剝繭地展開一一剖析，將考證目標鎖定在建文帝出亡問題上，再結合南京明孝陵梅花穀的“燕王告天文”碑記內容與清乾隆四十二年定本的《明史》（俗稱“四庫本”）所載“（朱）棣遣中使出後屍於火，詭雲帝屍”的結論，絲絲入扣地論證清楚了建文帝沒死，而是出亡了。有根有據，說理清晰明了，讓人一看便知這600年第一謎案的真相到底是什麽。

　　第二，弄清楚了建文帝逃亡何處之謎。

　　關於建文帝逃亡何處，明代以來大致有三說：兩廣、雲貴和閩浙。其中以偽書《致身錄》、《從亡隨筆》中描述的逃亡雲貴為時尚，而閩浙說卻被世人所忽視。正像馬渭源教授在書中所說的“真理是常常躲在許許多多不為人們所注意的表象之背後，隻有在理性的指導下才有可能發現真理”。我們沒說我們發現的一定是真理，但我們起碼是以探究真理的態度來研究建文帝的下落之謎。馬渭源教授在書中以寬廣的胸懷，首先重視前人的研究成果，列表出來，然後尋找問題的症結所在。他立足於明初政治實際，從源頭即《明太宗實錄》尋找突破點，發現了明成祖與“西北王”沐晟之間的雙重親家和“雲南王”沐家之間同樣是雙重親家等特殊關係，從而排除了建文帝最終出亡雲貴的可能性。然後在此基礎上他將目光集中到了常人所不注意的閩浙方向，極不容易的是他從300多萬字、596卷的《明神宗實錄》中尋找出當年蒙難的建文君臣的原籍省份，結合《明史》中《孝義傳》和呂毖的《明朝小史》中所載的明成祖聽信誣告派專人前往浙江浦江追查以及從建文轉向永樂那個特殊時期“親建文奸黨”分子潛伏在福建、江、浙等地區的史實，逐漸將偵破600年第一謎案的焦點展示給讀者朋友。所有這些都是以往建文帝下落之謎研究中所不曾擁有的，這不能不說他的思維之敏捷，眼光之銳利。

　　第三，弄清楚了建文帝歸葬地之謎。

　　在中國曆代帝王中可能從來也沒有哪個像建文帝那樣在全國各地都有他的“陵”或“墓”，北京、湖北、南京、湖南、蘇州等等，向來爭訟不已，但誰也拿不出過硬的證據，基本上都是孤證。雖然福建寧德的考古發現很遲，甚至還有人漠視寧德考古現場的實際，悍然予以否定，但我們卻堅持研究。現在馬渭源教授的新作出版了，他在書中列舉了許許多多可靠的證據，予以嚴密的考據論證。

　　首先他從寧德支提寺雲錦袈裟的八吉祥與雲龍紋等作為著眼點展開分析，由八吉祥的明初時代特征到雲龍紋在大明皇家享用的特殊範圍等，逐漸地將研究焦點聚在了大明皇家。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從《明神宗實錄》和明萬曆年間福建寧德支提寺重建目擊者謝肇淛的記載中尋找史料，甄別出清代編撰的、當下被人捧為圭臬的《寧德支提寺圖誌》中記載的不實，再從“九五禮數”和龍飾的享用範圍以及明代雲錦特征等方麵考察，以此來斷定寧德支提寺袈裟不是明萬曆朝廷所賜，而是建文帝的。做到了文物與文獻的第一次結合，言之有據。從學術論文大證據鏈角度來看，他考證了緇衣即袈裟與曆史文獻的一致。

　　其次，由袈裟聯係到它主人的命運，馬渭源教授將寧德支提寺袈裟上的“福壽”燈籠頂端的如意紋與寧德上金貝古墓上的如意紋作了比對，結果發現兩者之間出奇地又相吻合了。馬教授與我共同愛好中西文化交流，不過他近些年更多集中注意力在中西繪畫方麵對比研究，曾連著在有國際影響的澳門《中西文化研究》等雜誌上發表長篇論文，這回看來他的特長還真用上了。然而他並沒有滿足於此，而是繼續從史料文獻上挖掘，在《明史》和《明實錄》中又找到了如意雲紋等在明代皇家使用的特殊範圍，進而使得寧德支提寺袈裟與寧德上金貝古墓相合互證，又與明代官方史書相合互證了，真如馬渭源教授在書中列舉的有根有據的五大巧合時所發問：能有這麽多的巧合嗎？

　　再次，馬渭源教授將寧德上金貝古墓舍利塔須彌座造型與明初“周府造銅鎏金佛坐像”須彌座做比對，結果發現兩者驚人的相似，正當他欣喜地將研究成果告訴我時，網上傳來了中國古建築研究所原所長、著名古建築專家於振生先生在考察了上金貝古墓後發表的觀點：“古墓舍利塔下麵的須彌座是明初的建築風格”，聞訊後我們感到莫大的欣慰。更為重要的是馬渭源教授還十分重視對上金貝古墓龍飾構件的研究，他吸收了篆刻界朋友的鑒別意見，將上金貝古墓龍刻構件與《故宮博物院藏肖形印選》中的中國古代龍紋璽做對比，發現它們居然幾乎成了一對“孿生姐妹”，由此也就否定了上金貝古墓的“螭首”說，並結合金水河、金水橋等明清皇家陰陽宅規製，將古墓最終鎖定為濃縮版的簡易大明皇家陵寢即建文陵。由此做到了考古現場建築古物與已確定明初造型風格相吻合，古物與古書記載再度吻合。

　　最後，馬渭源教授從寧德優越的地理位置與明初人文環境出發考察了建文帝出亡福建的可行性問題，他既用了正史《明史》、《明實錄》，又引用了當地的方誌及文人筆記，甚至還結合了一些民間傳說，其最大貢獻在於不僅發現了潛伏在浙江、福建的“親建文帝”分子，而且還找到了《明神宗實錄》中244個福建籍“建文奸黨”分子蒙難的史實，再結合正史與野史中有關建文帝披緇出亡的史料記載，進一步夯實了建文帝最終出亡福建的學術根基，也印證了我當年所述鄭和在福建雪峰寺密謁過建文帝的史實。

　　綜上所述，馬渭源教授的論證：袈裟與史料相合，袈裟與古墓相合，古墓又與史料相合，環環相扣。看來，至此為止，600年來第一謎案是可告破了。

　　當然，此書還有一些工作沒來得及完成，那就是馬渭源教授在書的結尾時也提到的：建文帝是怎麽跑到福建寧德去的？他一路上又遭遇了什麽？最終到底是怎麽死的，等等，這些具體的細節問題還有待於大家進一步的研究。我們歡迎海內外朋友批評指正，但必須是客觀理性的，科學的，而不是在媒體上信口開河，或不負責任地放“空炮”，更不是純憑主觀感官好惡就妄下論斷。隻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學術研究真正地深入下去。

　　最後，借此機會我們要向國內外新聞工作者及媒體工作人員在國內外作了專題報導，尤其是美國柯伊文先生用1430字的文稿向全世界作了報導，表示感謝！

　　敬以為序。

　　2010年4月1日於南京大學

　　§§第一章 第一謎案雲山霧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