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5——治隆唐宋

第二節 威德兼施因俗治夷華夷歸一銅牆鐵壁

　　朱元璋自建國前後起就確立了比較穩妥的民族邊疆國策，用他的原話來說：“威德兼施”，“以德為主”。這裏的“威”是指軍事武威、軍事武力；“德”是指德惠。威德兼施就是既要使用軍事武力又要施以德惠，套用曆代“有道”之君經常掛在嘴邊的那句術語，叫“恩威並施”。

　　朱元璋“治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朱元璋的此項統禦之術形成時間很早，洪武元年八月，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前往南京覲見，朱元璋問起他治下的廣西雨江、黃岑等地的邊務。帶有對少數民族偏見的楊璟這般回答道：“蠻夷之人（對少數民族帶有歧視性的稱呼，這是很不對的，筆者注，以下略）性習頑獷，分散開來了，成了地方上的村民、山民；一旦聚集起來了就要與官方為敵，因此說對於他們實在很難實行文治，應該用大軍壓陣。隻有這樣，他們才會有所畏懼而不敢亂來！”朱元璋聽後卻不以為然：“蠻夷之人的性情和習慣雖說與我們不一樣，但好生惡死之心可沒有什麽不同。假如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難道他們還有不會被感化的？！”

　　不過話得講回來，光有“德惠”還不行，也不一定真能感化蠻夷之人，必須要有一定的“威”，即軍事武力作為後盾。洪武七年七月，有個禦史上廣西公幹回京，上呈《平蠻六策》。朱元璋看後為其中的“立威”一說做了如下批示：“蓋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則不能懾其暴，惟威惠並行，此馭蠻夷之道也。”這話是說，對於邊地少數民族沒有一定的軍事武力，他們是不會怕你的；不給予一定的實惠，他們也不會真心感懷你的。但如果一味地任用軍事與武力，他們當然不會真心服你；如果一味地給予實惠、恩惠，他們也不會敬畏你，隻有威惠並行或言“威德兼施”，那才是馭蠻夷之道啊！

　　盡管朱元璋的“馭蠻夷之道”並沒有站在完全的民族平等的角度而提出，但相比於元朝采取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那絕對算得上是個曆史的大進步。

　　可以這麽說，“治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是朱元璋治理邊地與少數民族的整體策略或言一項基本國策。

　　洪武靈活“德威”南北“夷虜”相比於口頭上說說，貫徹於治國理政實際中如何處理好威德兼施關係和治理好邊地、少數民族，這可是一項非常複雜又十分繁瑣的“巨大工程”。綜觀洪武時期這方麵的治務實際，我們不難發現，其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麵的特征：

　　第一，“威德兼施”政策首先是以軍事之威、軍事武力作為實施的先決條件，這是一個硬道理。用軍事上的話來說，就是取得不戰而屈兵的效果。

　　相對於全國其他地方而言，江西、湖廣等地區的少數民族可能是最早投靠朱元璋政權的。龍鳳九年（1363）朱元璋在鄱陽湖大敗陳友諒後，發兵乘勝追擊，威震四方，沿路苗族、土家族諸土司官紛紛歸降。龍鳳十一年（1365）六月，雲南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派遣都事楊琛前來歸款，七月，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派遣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其守地鎮遠、古州軍民2府，婺州、功水、常寧等10縣，龍泉、瑞溪沿河等34州。對此，朱元璋迅速作出反應，予以極大的“恩惠”“實惠”，讓田仁智依然出任思南道宣慰使，並授予“歸款”跑腿有功者都事楊琛為思州等處軍民宣撫使兼新軍萬戶，以三品銀印給授之；對於思州的田仁厚也十分“優待”，僅將思州宣撫司改為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任命其為宣慰使。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派遣大將湯和、廖永忠、楊璟等兩路南征，橫掃東南福建陳友定、兩廣何真等割據勢力，在強大的大明軍軍勢下，七月“廣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平章楊璟降”。

　　洪武四年，朱元璋發動了西征，八月攻滅四川明氏夏國，大明軍氣吞山河。四個月後的洪武五年（1372）正月，緊靠四川重慶的雲南（元末明初的雲南應該包括今天的雲南和貴州兩省）東北三府故元地方土司官紛紛前來歸降：“播州宣慰使楊鏗、同知羅琛，播州總管何嬰、蠻夷總管鄭瑚等來朝貢方物，納元所授金牌、銀印、銅印、宣敕，詔賜鏗等綺帛、衣服，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鏗、琛皆仍舊職，改總管為長官司，以嬰等為長官司長官”；“故元貴州宣慰使鄭彥文及土官宣慰司靄翠、叔禹黨，宣慰宋蒙古歹並男思忠來朝貢馬及方物，詔賜文綺、襲衣各有差，彥文等皆仍舊職，宋蒙古歹、靄翠並世襲貴州宣慰司如故，又置貴竹等十一長官司”；“普定府（即今天的安順）女總管適爾及其弟阿甕等來朝貢馬，賜羅衣及文綺，以適爾為知府世襲其官。”

　　第二，相對於對南方少數民族與邊地居民實行“威德兼施”和“以德懷之”的政策，洪武開始大明對於具有巨大威脅的北方故元殘餘勢力則實行“以威服之”和“威德兼施”的策略。

　　從洪武二年起，朱元璋先後派遣大將軍徐達、李文忠、傅友德、藍玉等一流的軍事人才率領大明軍開展了10多次的“清沙漠”行動，從根本上打擊和摧毀殘元的有生力量，以此來確保大明的長治久安。但即使在這樣狂風暴雨式的軍事打擊過程中，洪武帝也時不時地進行政治招撫即所謂的“德惠”之施予。因為他充分懂得兵法所言‘窮寇勿迫’的道理，“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鬥，殺傷必多”。其實這樣做的積極意義還遠不於此，在敵人困頓不堪之際，開展政治招撫，更多的是給人一條“生路”，看到了希望，以此來瓦解敵人陣營。由此看來，朱元璋確實是棋高一籌。

　　洪武二十二年五月辛卯日，朱元璋決定在兀良哈舊地設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就以故元遼王阿劄失裏等高官降將為衛指揮使司軍官領導，並遣使齎敕往諭之，曰：“覆載之間，生民之眾，天必擇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禍淫，始古至今，無有僭差，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貳，則福祚無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擇焉。昔者二百年前，華夷異統，勢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於草野，戡定朔方，撫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於是，天更元運，以付於朕。自即位來，今二十餘年，爾阿劄失裏等知天命有歸，率眾來附，朕甚嘉焉。朕每於故元來歸臣民，悉加優待，況爾本元之親屬者乎，今特於泰寧等處立泰寧、福餘、朵顏三衛，以阿劄失裏為泰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海撒男答溪為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朵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自古胡人無城郭，不屋居，行則車為室，止則氊為廬，順水草，便騎射為業，今一從本俗，俾遂其性，爾其安之。”

　　但也有歸降的韃靼官員或將領被調至大明帝國內擔任要職，譬如洪武二十一年下半年在故元高官舊將組團來降中擔任翻譯的醜驢就是這麽一個典型的例子。醜驢，前元工部尚書。歸降後，朱元璋覺得他的名字實在太難聽了，於是禦賜姓名“李賢”，並將他安排到臨近北疆地區的燕王府去任職紀善（明代親王府內掌講授、教導之官職）。據說此人後來跟朱棣關係處得不錯，就連“靖難”師起時，也甚有“勞績，累遷都指揮同知”。其時“凡塞外表奏及朝廷所降詔敕，皆命（李）賢譯。賢亦屢陳所見，成祖皆采納之”。明仁宗當政時，醜驢即李賢被晉升為後軍都督僉事，旋“再進右都督，賜賚甚渥”，最終被封為忠勤伯，食祿100石，真可謂恩遇不絕。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洪武帝朱元璋發動了第十次“清沙漠”運動，旨在徹底清除屢為邊患的北元主“後時代”的殘餘勢力。在征虜前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等大明老將的得力輔助下，小龍仔晉王朱和燕王朱棣等通過奇襲戰術，取得了“迤都之捷”，逼迫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又一批文官舊將前來歸降大明。對於這樣頑固的“姍姍來遲”歸降者，洪武帝朱元璋同樣也予以了封賞和委職，其中以乃兒不花為留守中衛指揮同知，阿魯帖木兒為燕山中護衛指揮同知，咬住為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忽哥赤為工部侍郎，“各賜紗帽金帶鈔錠，尋升乃兒不花、阿魯帖木兒等為指揮使”。

　　第三，針對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對象，洪武帝實行“威德兼施”政策時盡管有所側重“德”或“威”，但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就時不時地兼用；其手法相當之靈活，絕無後世人們概念中的朱元璋保守、刻板的影跡。譬如洪武前中期不斷調整治藏方略和洪武後期大明軍逼降納哈出就是典型的事例。

　　元朝時藏區為帝國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相對於中原內地與北疆地區而言，它並不是元末明初天下大亂之際的爭奪焦點。不過洪武皇帝朱元璋卻對此予以極大的重視，在南京開國後沒多久就確立了以軍事武威為背景、德惠為主的治藏策略。

　　洪武二年（1369）春大明軍攻入隴右地區，鑒於“臨洮之地，西通番夷”，朱元璋在下令設立臨洮衛的前提下，派遣使者前往藏區，詔諭吐蕃諸部，宣告元君失政，天下歸明。隨後又派遣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出“使吐番，令各族酋長舉故官至京授職”。洪武三年五月，大明北伐軍“左副副將軍鄧愈自臨洮進克河州，遣人招諭吐蕃諸酋”。河州位於今日甘肅省南部的臨夏自治州，是當年元朝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駐地。由此而言，明軍攻克河州影響非凡。正是在這樣的軍事背景下，故元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鎮西武靖王卜納剌率吐蕃諸部等相繼投降了大明。洪武四年，朱元璋派遣湯和、傅友德率領征西大軍挺進四川，攻滅明氏夏國。明軍一路進軍勢如破竹，故元階州、文州、茂州、威州和鬆潘等地的藏族和蒙古族官員與頭領紛紛前來歸降。洪武五年，朵甘和烏思藏等地僧俗兩界的藏族首領遣使來貢，轉相招引，歸降大明。

　　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朱元璋因地製宜地構建和不斷完善大明在藏區的軍事機構和軍事力量部署。洪武四年二月，在故元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舊地設立河州衛，任命自己家鄉人、“老革命”韋正為該衛指揮使，新近歸降的故元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為河州衛指揮同知。其下設立千戶、百戶等官職，皆以歸降了的各族頭領充任，且為世襲製。

　　而就在此前後，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和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一批烏思藏和朵甘地區的僧俗高層人士歸順了大明。朱元璋以此為契機，在藏區核心地帶設置烏思藏衛指揮使司、朵甘衛指揮使司等一係列軍政機構。洪武六年，藏區最為邊遠的俄力思即今天的阿裏地區藏族頭領搠思公失監也遣使向大明表示“委心效順”。一年後的洪武八年正月庚午日，朱元璋下詔設置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委任搠思公失監為元帥。

　　至此，大明在西藏地區建立起了三大主要軍政機構，即烏思藏衛指揮使司、朵甘衛指揮使司和俄力思軍民元帥府。而就此三者而言，烏思藏衛指揮使司、朵甘衛指揮使司所治轄的地區更為重要。為此在洪武七年朱元璋又將烏思藏和朵甘兩衛升格為行都指揮使司。行都指揮使司為明朝地方上相對獨立性很大的高級別軍政機構。朱皇帝的這般升格“德惠”烏思藏、朵甘兩衛是不是考慮到大明帝國的長久統一與穩定？

　　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就在對烏思藏、朵甘兩衛進行升格的同時，洪武帝又下令在故元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舊地河州設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不久之後改為陝西行都指揮使司），直接統轄新升格的烏思藏行都司和朵甘行都司等。這樣一來就形成了烏思藏行都指揮使司、朵甘行都指揮使司隸屬於西安行都指揮使司，西安行都指揮使司隸屬於中央的三級隸屬格局，大明朝廷對藏區的管轄與治理由此大為加強。

　　不過老朱皇帝並沒有滿足於此，就在構建新型的高級別治藏軍政管理係統的前後，他還不斷地遣使招諭藏區各級首領，德惠有加。其中在洪武六年二月癸酉日詔置烏思藏、朵甘衛指揮使司的諭文中，他這樣說道：“我國家受天明命，統馭萬方，恩撫善良，武威不服，凡在幅員之內，鹹推一視之仁，近者攝帝師喃加巴藏卜以所舉烏思藏、朵甘思地麵故元國公、司徒、各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千戶等官，自遠來朝，陳請職名，以安各族。朕嘉其識達天命，慕義來庭，不勞師旅之征，俱效職方之貢，宜從所請，以綏遠人，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給賜玉印；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為朵甘、烏思藏武衛諸司等官，鎮撫軍民，皆給誥印，自今為官者，務遵朝廷之法，撫安一方；為僧者，務敦化導之誠，率民為善，以共樂太平。”

　　洪武帝招諭藏族首領和德惠藏區最為常見的做法，用通俗一點的話來說，隻要你故元藏官前來歸附我大明的，我朱元璋照樣讓你回本地去當官，甚至有時連官府和官名都不變。見諸史籍的有長官司、安撫司、安慰司、招討司和萬戶府，等等。

　　洪武六年十二月壬寅日，四川雅州西部的故元六番招討使高英派遣自己的兒子高敬嚴等前來大明朝貢方物，表示願意歸順。朱元璋當即下令，賜以文綺襲衣。幾天後朱皇帝又下詔，設置“四川天全六番招討司，秩從五品，以前土官高英為正招討，王藏卜為副招討”。

　　洪武七年五月，四川茂州、隴木頭、靜州、嶽希蓬、汶山、汶川及寒水巡檢司、威州寶寧等縣土官同茂州權知州楊者七等入朝貢馬，表示歸降大明之意。朱元璋隨即命令設立四川散毛沿邊宣慰使司、堂厓長官司和汶山、汶川、隴木頭、靜州、嶽希蓬長官司等。

　　洪武十六年三月，“西番打煎爐長河西土官故元右丞剌瓦蒙複遣理問高惟善及其侄萬戶若剌來朝貢馬及方物”。朱元璋詔賜鈔錠衣服有差，並於四月下詔設“置長河西等處軍民安撫使司，以故元右丞剌瓦蒙為安撫使，賜文綺四十八匹，鈔二百錠，以其理問高惟善為禮部主事”。

　　以上這些沿襲的故元機構都設在藏區東部邊區地帶，而在藏區的腹心地區，烏思藏行都司轄區內就以設置萬戶府居多，如必力公瓦萬戶府、怕木竹萬戶府、仰思多萬戶府、沙魯萬戶府、著由萬戶府等；朵甘行都司轄區內則以設置招討司居多，如朵甘丹招討司，朵甘隴答招討司、朵甘思招討司、磨兒勘招討司等。當然這樣的“分類”也不是絕對的，朵甘行都司下也有萬戶府，如朵甘萬戶府、朵甘東道萬戶府等。

　　話得講回來，以軍事武威為背景的洪武德惠藏區、大體沿用故元舊官的做法並不是無原則的，對於忠誠和敬順大明的藏區首領，朱元璋確實是大講德惠；而對於忤逆和背叛大明的，則立即予以堅決的鎮壓。洪武十年，鬆州藏族上層分子發動叛亂，朱元璋聞訊後馬上下詔，命令平羌將軍、禦史大夫丁玉率師前去征討；洪武十二年正月，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朵兒、癭嗉子發動叛亂，洪武帝立即下令給征西將軍沐英移兵討之。而就在大明平亂過程中，朱元璋下詔相繼設置了茂州、岷州、洮州、鬆州和威州諸衛，加強大明的軍事武力控製；同時又對原來沿襲的故元藏區部分地方軍政機構做了調整，把鬆潘等安撫司及所屬的長官司劃給新設的鬆州衛管轄，把隴木頭等長官司劃給茂州衛管轄……且“各降印信，仍立首領一人為土官，以世掌之。土官之下，每寨又有牌頭寨之名，便於各衛所認納青稞差役”。

　　由此可見，朱元璋治藏既沒有僵化地沿襲故元的做法，也沒有刻板地固守針對其他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而慣行的那套德惠之術，而是因地製宜和因時製宜，十分靈活，絕無後世人們概念中的朱元璋保守、刻板的影跡。

　　上述這類朱皇帝靈活治邊策略在洪武後期大明逼降遼東故元勢力納哈出的過程中再次得以實施，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孫，為太平路萬戶。太祖克太平被執，以名臣後，待之厚。知其不忘元，資遣北歸。元既亡，納哈出聚兵金山，畜牧蕃盛。帝遣使招諭之，終不報。”時“元太尉納哈出擁眾數十萬屯金山，數為遼東邊害。（洪武）二十年（洪武帝朱元璋）命（馮）勝為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為左右副將軍，帥南雄侯趙庸等以步騎二十萬征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等皆從。帝複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者奉璽書往諭降。勝出鬆亭關，分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駐大寧逾兩月，留兵五萬守之，而以全師壓金山。納哈出見乃剌吾驚曰：‘爾尚存乎！’乃剌吾述帝恩德。納哈出喜，遣其左丞、探馬赤等獻馬，且覘勝軍。勝已深入，逾金山，至女直苦屯，降納哈出之將全國公觀童。大軍奄至，納哈出度不敵，因乃剌吾請降。勝使藍玉輕騎受之。玉飲納哈出酒，歡甚，解衣衣之。納哈出不肯服，顧左右咄咄語，謀遁去。勝之婿常茂在坐，遽起砍其臂。都督耿忠擁以見勝。納哈出將士妻子十餘萬屯鬆花河，聞納哈出傷，驚潰。勝遣觀童諭之乃降，得所部二十餘萬人，牛羊馬駝輜重亙百餘裏。還至亦迷河，複收其殘卒二萬餘、車馬五萬。而都督濮英殿後，為敵所殺。師還，以捷聞，並奏常茂激變狀，盡將降眾二十萬人入關。帝大悅，使使者迎勞勝等，械係茂。會有言勝多匿良馬，使閽者行酒於納哈出之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失降附心，又失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訐勝過。帝怒，收勝大將軍印，命就第鳳陽，奉朝請，諸將士亦無賞。”

　　因為領頭的馮勝、常茂翁婿犯了錯，大明軍北征將士可跟著倒大黴了，拚死拚活居然最終沒有得賞。與之相反，歸降的納哈出及其將士們可謂恩遇多多，賞物不絕。洪武二十年七月庚辰日，朱元璋“遣使賜故元降將納哈出玉帶一、金飾香帶一、白金一千兩、文綺帛各四十疋（匹）、鈔一千貫，又以素金帶百、花素銀帶七百、紗帽八百賜其將校那木罕等及銀鈔各有差，仍遣使齎鈔三十萬錠、織金文綺三千匹送赴燕府，以備賞賜來降納哈出部眾”。洪武二十年八月丙辰日，朱元璋又遣使詔諭故元遼東降軍，封納哈出為海西侯，其“大小官員俱與名分”。

　　當然，朱元璋通過賞賜高官厚祿等手段施惠於故元歸降者的事例遠不止上述這些，史稱“明興，諸番部懷太祖功德，多樂內附，賜姓名授官職者不可勝紀”。

　　因地製宜“德惠”邊地少數民族賜官與賞物說到底真正受到實惠也就是一小撮少數民族貴族與頭領，與絕大多數底層百姓幾乎毫不相幹。對此，“草根”皇帝朱元璋似乎十分清楚，因此除了采取上述方式，他還推出了許多“德惠”少數民族與邊疆居民的舉措：“因其俗而治之”，“嚴明以馭吏，寬裕以待民”，興修水利，推行屯田，修築驛道，發展邊地經濟，推行邊地教育，扶持邊貿，等等。

　　〇因其俗而治之

　　前文已述，通過一係列的軍事重壓或武力威脅，天南海北的邊地居民或少數民族歸降了大明。那麽對於這樣的歸降者究竟怎麽治理呢？朱元璋“因其俗而治之”的主張，即在尊重歸降者原有社會風俗與生活習慣的基礎上因地製宜地進行管理。這也是朱元璋“德惠”少數民族與邊疆居民第一方麵的“善政”，其至少包含了三個層麵的意思：

　　第一，天下黎民皆大明子民，我洪武皇帝一視同仁；各族人民隨其所居之地，各隨其業。

　　這種傳統的大一統君臨天下的概念在朱元璋那裏很早就形成了。洪武元年大明開國後，朱元璋曾在《北伐宣言》中這樣說道：“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這裏是指傳統的漢民族），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後來他又強調：“聖人之治天下，四海內外，皆為赤子，所以廣一視同仁之心。朕君主華夷，撫禦之道，遠邇無間。”洪武元年十月，大明軍攻克元大都，朱元璋在“以元都平詔（告）天下”詔書中再次向全國人民公開表達他的民族政策：對於各族人等“聽各還本業……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諸人，向因兵革連年供給，久困弊政，自歸附之後，各安生理，趁時耕作，所有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有司常加存恤”。

　　明初因為歸附的邊地少數民族紛至遝來，當時中書省有官員向洪武皇帝提出了這樣的建議：“西北邊疆地區蒙古諸族人投降我大明的現在已經很多很多了，我們可不能就這麽讓他們就地安居下來。自古以來，夷狄之情反複無常，隻有當他們勢窮力蹙時才會來投降；一旦得到了休整安養後，他們又會開始觀望、甚至密謀反叛。而一旦反側，恐怕我們的邊鎮也不一定能製服得了了。倒不如我們采取釜底抽薪的辦法，將他們全部遷移至內地，永絕後患！”洪武帝聽後很不以為然，當即這樣說道：“凡治胡虜，當順其性，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驅而南去寒涼而即炎熱，失其本性，反易為亂，不若順而撫之，使其歸就邊地，擇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上述朱皇帝的最高指示用一句話來概括：對於歸降邊地少數民族，大明順其自然居住、生活。

　　正因為采取了這樣的治邊策略，洪武初年開始大明北疆地區逐漸聚集了一批又一批的蒙古族居民。而在這麽多的邊疆居民中，有些人與漠北蒙古殘元勢力有著一定的聯係，一旦北元發起擾邊軍事進攻，部分邊民便充當其內應或向導，這給當時的大明北疆地區的安全構成了很大的隱患與危險。麵對如等情勢，朱元璋下令將北元降官舊將和塞外邊民遷往關內、北平諸衛及其附近的府州縣，甚至還有遷到大明帝國京師南京等地。譬如洪武六年八月時就有2 250個“韃靼將士”被安置在南京六合等縣生活。

　　但內遷邊民大多不習慣內地的農耕生活，有的走到半道上就逃了回去，有的到了目的地後不久又北逃。對此，洪武帝朱元璋做出這般指示：“元運既終，天命歸我中華。凡其遺民，皆吾赤子。今既來歸又輒逸去，蓋彼生長之日深，而此撫綏之意淺，故去之耳。自今凡有來歸者，爾等善撫綏之。有欲就彼住者，擇善地以居之，便其畜牧；有欲來京者，擇善人以送之，毋使失所。”

　　不過隨後出於北疆安全與國防軍事考慮，洪武朝還是規定：北疆“塞外夷民，皆令遷入內地”。除此之外，大明南疆、西北、東北等地的各族人民一般皆可就地而居。

　　第二，繼續任用歸降的故元時代的少數民族舊官、頭領或稍稍變化一下他們的官名對當地實行有效管理，並在要衝之處增設軍事機構和布置軍力。

　　譬如在南方少數民族和邊疆地區，元朝時設置了兩套平行統治機製：一套就是常規性的路、府、州、縣等地方行政機構，另一套則為體現“以夷製夷”策略的土官製度。當時設立了很多的宣慰使、宣撫使、安撫司、長官司等，任命當地土人頭領出任這樣的土官。

　　朱元璋統一南方後基本上沿用了元朝的這兩套平行統治機製，隻是在行政區劃上稍稍做了一些調整，取消了“路”這個行政級別，各行省布政司直接統轄府、州、縣，各級地方行政官員由中央朝廷直接任命，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流官製”；與此同時，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則“皆因其俗，使之附輯諸蠻，謹守疆土，修職貢，供征調，無相攜貳”，這便是曆史上有名的“土官製”，也稱“土司製”。土司製下的土司官在自己的轄地內擁有很大的自主權，但他們作為大明帝國的地方官吏，除了謹守疆土外，還必須要做好向朝廷進貢和調兵從征等義務。尤其是當新老土司交接時，新即位的土司官一定要由朝廷正式任命才可履任，也就是說，即使你這個少數民族遠在萬裏之遙，土司官踐位必須得上南京正式受職。

　　朱元璋做出這麽規定，主要是將土司管理權掌控在中央，以防地方勢力坐大。但即使到了這一步，苛求完美的朱皇帝還不放心，為防止邊地分裂和地方割據勢力的出現，他還在這些邊地要衝之處設置衛、所和巡檢司等機構，派駐大明軍，隨時應對地方上發生的變故。這樣一來，由原來的土官、流官混合體製又多了一層軍事保險，大明帝國南方等地區的邊疆治理得以穩固。

　　例如：洪武十四年，大明軍攻滅故元宗室梁王政權後，朱元璋曾下令在雲南東北的貴州地區設立貴州都指揮使司；洪武十五年二、三月間，設立雲南都指揮使司和更定雲南布政司。當時誰也沒有注意到這樣的設置有著多大的重要性。30年後的永樂十一年，思州前宣慰使田仁厚的兒子田琛和思南前宣慰使田仁智的兒子田大雅（永樂八年死）之子田宗鼎為了爭奪“邊境”領土發動了“兩田兵亂”。剛好坐鎮在“兩田”邊上的貴州都指揮司的鎮遠侯顧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平定了叛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由此可見朱元璋開國時製定的國策可謂深謀又遠慮！

　　第三，尊重各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與風俗。

　　大明開國前夜，朱元璋提出了“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的口號，作為顛覆元廷、推翻元朝黑暗統治的一麵大旗，為此他曾下詔“複衣冠如唐製……其辮發、椎髻、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相比於“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製”，朱元璋此舉的重大意義在於盡革“百有餘年胡俗，悉複中國之舊矣”。

　　在舉國上下“撥亂反正”的情勢下，當年元朝民族壓迫者蒙古人、色目人等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緊張與恐懼，許多人開始更易自己的本族姓氏或風俗習慣，模仿起漢族人的做法。對此，洪武帝朱元璋非常開明，下令嚴“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並詔示世人：“天生斯民，族屬姓氏，各有本源，古之聖王尤重之，所以別婚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比聞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源，誠非先王致謹氏族之道。中書省其告諭之，如已更易者，聽其改正”。除此之外，他還鼓勵各族之間相互通婚，並帶頭做個示範，“娶”了蒙古女人為妃子，明成祖朱棣老媽妃就是一個蒙古族大美人，就連正宮馬氏即有名的馬皇後據說也不是漢族人，而是回族人。如此舉措對於維護邊疆穩固和民族融合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由此不難看出，相比於蒙元立國起就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朱元璋的開明民族國策不知要強出多少倍！

　　〇嚴明以馭吏，寬裕以待民

　　朱元璋“德惠”少數民族與邊疆居民第二方麵的舉措為“嚴明以馭吏，寬裕以待民”。“嚴明以馭吏”就是要對邊疆與少數民族地區官吏的管理要嚴格，“寬裕以待民”就是對邊民要寬厚、體恤。這實際上是朱元璋在中原地區實行嚴厲治官、整肅腐敗、與民休息和使厚民生等一係列政策在邊疆地區的延伸，具體地說，包括如下幾個方麵：

　　首先十分注意邊疆地區各級軍政官員的人選，將一些廉潔奉公、德才兼美的好官派往邊地任職。

　　在曆代王朝中，邊地條件艱苦，一般官員都不願意上那裏工作。時間一長邊地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內地犯事官員的貶謫、“發配”地，曆朝曆代的官場都這麽做，譬如宋朝蘇東坡“犯事”後就曾被貶謫到海南儋州任職。朱元璋的思維與眾不同，在他的眼裏，邊地距離中央朝廷遙遠，而在這些“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朝廷就更應該注意官吏的任用與管理。

　　雲南雖說自元朝起正式歸屬中央政府管轄，但實際上除了元宗室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和白族土酋段氏集團世代統治那裏外，中央帝國政府很少插手當地的事務，實際上那時的雲南已處於半獨立狀態。之所以如此，我想至少有兩個方麵的因素造成：第一，雲南距離中原遙遠，彩雲之南，能不遠嗎？且有重重大山阻隔。第二，自唐宋時期起，以大理為中心的白族土酋段氏集團世代統治那裏，中原帝國很難插手，說白了白族段氏是雲南地區最大的土司或言“土皇帝”。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在多次招撫無果的情勢下，朱元璋任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右副將軍，統率將士往征雲南。雲南攻下不久，朱元璋任命通政使司試左通政張等好官為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等省級領導。

　　就說這個張，曾任東宮侍正，即朱標太子的老師，與宋濂為同類君子，老朱皇帝對他十分了解，因為工作認真踏實，就讓他出任雲南行省副省長一類的官職，不久又提升他為左布政使即一把手省長之職。洪武二十年三月張期滿來朝，接受朝廷的考核。皇帝朱元璋從其他秘密途徑早已掌握了相關情況，一見到張就說：“你在雲南‘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野歡欣’，‘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即說你的功勞位列全國十二個省省長之首，就不用參加考核了。作為對你的嘉獎，你還是回雲南去繼續當你的省長吧！”

　　再說朱元璋留下鎮守雲南的養子、軍事統帥“（沐）英沉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嚐妄殺。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歲較屯田增損以為賞罰，墾田至百萬餘畝。滇池隘，浚而廣之，無複水患。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辨方物以定貢稅，視民數以均力役。疏節闊目，民以便安”。

　　其次，邊疆軍政官吏上任後，洪武帝嚴加管束，禁止他們隨意科斂，禁止他們擾害邊地百姓。

　　洪武二年，徐達率領的大明北伐軍會師會州，由於一路上將士們打的勝仗太多了，許多人都有點飄飄然，想從當地州、縣的百姓處搜刮一些牛羊馬匹來補充補充軍用。一向嚴格執行皇帝朱元璋意誌的徐達大將軍發現後，立即下令嚴禁：“西北之民素以畜牧馬為生，今奉命吊伐，本以安民，若盡括其所資，彼將何以為生？”

　　再說朱元璋自己也會時不時地派出監察禦史上邊疆地區去考核和督查，臨行前常常叮囑監察官們：“如果你們到了那裏發現有奸貪強暴、虐害無辜百姓的，給我當場拿下，就地鞫問審決，然後再上報上來。如果按照常規的做法，上報給朝廷，然後再作處理，京師到邊疆多遠啊，豈不耽誤事情！”

　　朱元璋說到做到，不管是誰，不管與自己有多近的關係，隻要與邊民過不去，他立馬給予治罪。貴州都指揮使馬曄（有的書上作馬燁）“為開創貴陽功居第一”（弘治：《貴州圖經新誌·名宦》卷3），很為朱元璋喜歡。但馬都督在任時立功心切，曾裸撻貴州土司宣慰使靄翠之妻奢香，引發了當地彝族民變。朱元璋獲悉後，立即下令逮捕馬都督馬曄，並將他治以死罪。

　　再次，朱元璋多次下令減免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賦役。

　　洪武十八年，雲南烏蒙軍民府知府亦德上言：“我們烏蒙地區，實乃蠻夷之地，當地居民刀耕火種，本來就收獲甚少。往年又連連遭受災荒，霜災、旱災和疾疫接連不斷，百姓們大多饑寒窘迫，朝廷規定的每年征糧數額看來是無法完成了。”朱元璋接到奏報後下詔，全部予以蠲免。

　　同年，四川永寧宣撫使祿肇派遣自己的弟弟阿居來南京上奏說：“曆年以來我們永寧宣撫使對於朝廷征收的馬匹數額都能如數上繳，隻是稅糧無法完成，緣由是大軍南征，轄區內的蠻夷都給嚇得四處逃竄了，耕種失時，加上戰爭過後瘟疫肆虐，好多好多人都死了……”沒等阿居說完，朱元璋當即拍板：“稅糧全免了！”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又下令蠲免四川永寧宣撫司積年無征稅糧1 330 餘石。

　　洪武二十二年，四川茂州汶山縣知縣來南京考績，因為在任內沒有完成朝廷規定的徭役，他趕緊上奏解釋道：“我汶山縣自開縣到現在已經有7個年頭了，境內共有28寨羌民，大多貧窮，且言語不通，所以他們有‘七年不聽差役’了！”朱元璋聽後不僅沒有為難汶山知縣，反而寬慰他：“蠻俗素與中國（即中原）異，豈可拘其繇（通‘徭’）役，能善撫之久，則自然服從。”

　　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大明戶部官上奏請示：“四川、貴州、芒部、馬湖土官曆年拖欠朝廷稅糧已經不少了。陛下，您看怎麽處理？”朱元璋：“那些地方都很窮，算了，免了他們吧！”後又多次下詔，蠲免川貴邊地賦稅。

　　〇興修水利、推行屯田，修築驛道，發展邊地經濟

　　朱元璋“德惠”少數民族與邊疆居民第三方麵的舉措為興修水利、推行屯田，修築驛道，發展邊地經濟。洪武時期在邊疆地區興修水利比較著名的有四處，其中兩處屬於原水利工程的整修：一處是洪武四年修治廣西興安縣靈渠三十六陟。靈渠是秦始皇時代開鑿的有名水利工程，東漢時大將軍馬援曾派人整修過。但因為年代久遠，“堤岸圮壞”。明初朱元璋派人進行了維修，“可溉田萬頃”；另一處也是老的水利工程——滇池，“雲南王”沐英留守時曾對滇池進行了“浚而廣之，無複水患”。洪武時代還有兩處屬於邊地新築的有名水利工程：一處是洪武二十三年疏浚的永寧河，當時朱元璋詔令景川侯曹震帶領軍民將永寧境內的190處灘中的82處灘水流給浚通了，為當地居民生活與生產帶了極大的便利；另外一處是因廣西鬱林州民李友鬆上請，皇帝朱元璋詔令地方官府，將鬱林州境內的北流、南流之間的20多裏給浚通，“通舟楫，便行旅”。

　　〇如今雲貴地區的屯堡居民是不是朱元璋時代軍屯將士們的後代？

　　除了興修水利外，洪武時期還在邊地大力推行屯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朱元璋看來，邊地屯田意義非凡，“屯田以守要害，此馭夷狄之長策”！

　　相對於中原內地，邊疆地區土地寬廣，資源豐富，人地之間關係呈現出與中原內地相反的情形：人少地多，缺少開發與利用。因此，自大明開國起，朱元璋就不遺餘力地推廣邊地屯田。當時邊地屯田的主要形式與內地相同，也有三種，即民屯、軍屯和商屯。民屯主要是由政府組織，要麽從人多地少的“狹鄉”抽調人丁前往邊地去開墾，如洪武二十年十月，朱元璋曾詔令“湖廣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要麽謫發犯罪者前往邊疆屯種，如洪武二十年六月前，洪武帝曾下詔：令一部分犯罪“吏民謫發遼東戍守”屯田；還有一種就是招募流民屯田，如洪武前期朱元璋曾讓人組織大批流民在北疆地區迤北、寧夏等地進行屯田。

　　與民屯有著一定相似性的就是商屯，明政府招募鹽商到邊地去開中納糧，由此明初起商屯在邊疆地區發展起來，像前麵講過的北疆地區的商屯自洪武六年起就開始興起了。

　　第三種邊地屯田方式叫軍屯，軍屯在洪武時期相當普遍，南疆、北疆各地都有。從史料來看，洪武七年前，遼東地區的軍屯已經開啟了；而西北邊地軍屯那時也很活躍，洪武十年時，僅陝西都指揮使司轄區內的莊浪衛的屯田軍人數就達8 000人，出現“地狹人眾，難於屯駐”的格局。

　　差不多與此同時，南方邊疆地區的軍屯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說起這事，我們不得不要說到當今雲貴地區廣為人們熱議的古老話題——“屯堡”。

　　明代屯堡究竟始於何時？從正史記載來看，大致開始於洪武十四年大明軍攻滅雲南故元梁王政權之後，確切的正史最早記載為：洪武十六年五月，朱元璋“命六安侯王誌、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品甸繕城池，立屯堡，置郵傳，安輯其民人”。以後有關雲貴地區的屯堡記載逐漸多了起來，貴州都指揮使司、安莊衛、普安衛，雲南洱海衛指揮使司並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所在地都曾建有好多的屯堡。

　　屯堡裏居住的不僅有屯田的軍士，按照明代的軍製規定，軍士有專門的軍籍，世代相襲，因此拖家帶口屯守邊地成了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再有一個問題，最近雲貴地區有讀者朋友通過各種方式聯係我，有的自報門戶是沈萬三的後代，也有貴州屯堡居民後代自稱是南京移民的後裔。不錯，《明史》中有關江南首富沈萬三的最後結局，確實地記載道：“戍雲南。”明代文人筆記中也有所披露：雲南平定後，朱元璋曾“遷江左良家閭左以實之，及有罪竄戍者，盡室以行”。更有今日雲貴屯堡居民後代尤其是女性服飾還保留了明代人的特色，甚至他們說話還帶有南京腔、南京音。不過要將這些與600年前的邊地軍屯和屯堡完全掛上鉤，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挖掘與研究。

　　姑且不管屯堡居民究竟來自何方，但有一點不容我們忽視，那就是洪武年間，通過一係列的邊地屯田，使得大明帝國四周邊疆都得到了開發，且成就斐然。譬如，“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裏土田膏沃”，通過政府招撫流民而得以開墾利用，“使軍民足食”；西南貴州在洪武四年設立永寧衛後，僅該一處屯田土地就達53 290畝；雲南在洪武二十五年時已經墾田1 012 000畝；遼東屯田成就也不小，洪武二十四年屯田收糧就達530 000多石，到朱元璋死前半年即洪武三十年年底時，龐大的遼東駐軍不僅已經“屯田自給”，而且還“頗有贏餘”，這是何等不凡的成就啊！

　　在發展邊疆屯田的同時，內地一些先進的生產技術、生產工具和優良農作物品種也紛紛傳入了邊疆與少數民族地區，這對於促進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〇興辦邊疆教育，發展邊地文化教育

　　朱元璋“德惠”少數民族與邊疆居民第四方麵的舉措為興辦邊疆教育，發展地方文教。前章我們講過，草根皇帝朱元璋自即位起就猛抓教育，洪武二年他曾“令郡縣皆立學”，由此迎來了各級官學紛紛湧現、大明帝國各地大辦教育的喜人局麵。不過這還限於傳統帝國的內地，邊疆與少數民族地區似乎一向是傳統中華帝國推行教化的盲區。這或許要歸咎於傳統人們將“夷狄同夫禽獸”、視之為“不可以仁義教”的錯誤觀念。朱元璋可能是來自社會底層的緣故吧，他卻有著獨特的見解：“蠻夷僻遠，其知畏朝廷，納賦稅，是能遵聲教矣！”這無疑是思想上的一大進步。正因為出於這樣的認知，洪武時期，大明的邊地教育才得以逐漸確立發展起來。

　　相比於內地教育的興辦，朱元璋時代的邊地教育起步要晚，這與大明帝國對邊疆地區的統一大相關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派遣大軍攻滅雲南故元梁王政權，第二年他就發布榜文，命令雲南（當時還包括貴州）各地府、州、縣創辦官學。但戰後的雲南百業待興，或許是精力、財力等方麵的條件有限之緣故吧，教育事業一直拖到了十年後才逐漸興辦起來。洪武二十五年十月，貴州宣慰司開設儒學，設教授一員，訓導四員；同年十二月，雲南沅江府開設儒學；洪武二十七年，貴州普定衛開設儒學；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因戶部知印張永清之請，洪武帝下令，在“雲南、四川邊夷土官（轄區內）皆設儒學，選其子孫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義而無悖禮爭鬥之事”；同年九月，因監察禦史裴承祖之請，朱元璋又下令在四川貴、播二州，湖廣思南州宣慰使司及所屬安撫司州縣，貴州都指揮使司平越、龍裏、新泰、都勻等衛，平浪等長官司所管轄的諸種苗蠻地區一一設立儒學，“使知詩書之教”。可以這麽說，到朱元璋晚年時，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官學差不多都一一開辦起來了。

　　與南疆地區大辦教育相比，北疆地區也並不示弱。洪武十七年，遼東都司和金、複、海、蓋四州開設儒學；洪武二十六年，因人之請，朱元璋下令複設已經廢棄了的開元、沈陽、廣寧、義州等地的郡學……

　　通過一係列的努力，到洪武末期時，大明帝國南北邊疆地區的官學教育係統差不多都建立起來了。但按照明代的教育體製來看，邊疆地區的這些官學都屬於中等教育，大明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京師南京。隨著邊地中等教育的發展，邊民與少數民族尤其是土司貴族對於高等教育的向往也愈發強烈，他們陸續上請，要求派遣自己的子弟到京師國子監來深造。對此，洪武帝都予以積極的支持。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播州、貴州宣慰使司並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入太學。朱元璋當即特允其請，並關照國子監教官“俾有成就，庶不負遠人慕學之心”。從當時實際來看，貴州普定，雲南彝族、烏撒、烏蒙、芒部，四川建昌、永寧等西南少數民族土司官子弟都曾來南京國子監進學，且受到朱元璋的關心與照顧。在這麽多的邊民和少數民族土司子弟中，有些學子還學得相當不錯，例如昆明有個叫李特的人在洪武時期還考中了進士，成為雲南有史以來的第一位進士。（萬曆：《雲南通誌·人物》卷11）

　　總之，通過興辦邊疆教育，朱元璋不僅貫徹了他的“德惠”邊民的思想策略，而且也使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西南地區的文化教育有了很大的發展。洪武以後，經過百餘年的發展，到了正德時，西南邊地已經是“人才輩出，炳炳琅琅，與中州人士並埒”了。

　　特殊西番國策：詔封藏區僧官、確立軍事保障體係和開辦茶馬貿易朱元璋“德惠”少數民族與邊疆居民第五方麵的舉措為詔封藏區僧官、確立軍事保障體係和開辦茶馬貿易。說起藏區，給人最深印象的可能莫過於那神秘的藏傳佛教。而藏傳佛教恰恰是元朝的國教，對於建立在元朝廢墟上的大明帝國來說，如何處理好與藏傳佛教、藏區之間的關係確實是個不得不要認真對待的大問題。

　　〇朱元璋對元蒙宗教文化的無意識傳承

　　南京雞鳴山下有個萬人坑，明初洪武年間曾在這一帶建起了國子監。但據說國子監裏老不太平，有人走到萬人坑原址處，要麽四足發僵，要麽昏厥過去，最嚴重的還有人為之喪命。朱元璋聽說這樣的怪事後，請了很多的“神人”來“驅散”這裏的“冤魂屈鬼”，但最終都無濟於事。後來有人說，或許烏斯藏神人能解決這個難題。朱元璋接受了建議，“敕使迎取西番有道僧”，請來了惺吉堅藏等七位西藏喇嘛，結壇做法事，念了七天七夜的“唵嘛呢叭咪吽”，嗨，神了，“妖氣始滅”。朱元璋頓時龍顏大悅，“嘉其神妙，乃構西番殿與居”，“日命光祿寺厚饋飲饌”。

　　但在對待藏傳佛教與烏斯藏等問題上朱元璋卻十分謹慎，老朱皇帝的此番舉措有著深刻的含義：元朝崇尚藏傳佛教，喇嘛教成為大元的國教，薩迦派五世祖八思巴被封為帝師和“大寶法王”，甚至元朝皇帝即位時還得要從帝師那兒接受戒條與灌頂。如此情勢造成了有元一代藏傳佛教大行其道，甚至有泛濫之勢，喇嘛們“廣興法事”，耗費了元朝巨額的經濟錢財，他們霸占田地，影響了大元帝國的經濟收入；更為嚴重的是，他們還參與到國家政治中，幹預皇室事務；最為惡劣的是，有些番僧還與元宮裏的“妹妹們”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因此有學者說元朝之亡有一半亡在番僧手裏。雖然這個觀點並不一定正確，但元朝縱容番僧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對於參加元末農民大起義的朱元璋來說還是十分清楚的。

　　〇詔封藏區故元僧官與確立軍事保障體係

　　元亡明興之際，藏傳佛教盛行的西藏、青海、四川等“藏區”故元曾經的“夥伴”們表現出與大明極大的合作。

　　洪武二年五月甲午，朱元璋“遣使持詔諭吐蕃，詔曰：‘昔我帝王之治中國以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推及四夷，莫不安靖。向者胡人竊據華夏百有餘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比歲以來，胡君失政，四方雲擾，群雄分爭，生靈塗炭，朕乃命將率師悉平海內，臣民推戴為天下主，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康黎庶。惟爾吐蕃邦居西土，今中國一統，恐尚未聞，故茲詔示。’使者至吐蕃，吐蕃未即歸命。”

　　大明北伐與“清沙漠”開始前後，朱元璋又“命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招諭吐蕃十八族、大石門、鐵城、洮州、岷州等處”。洪武三年（1370）六月，當大明軍一路北伐到今天蘭州附近時，“故元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銀牌印宣敕詣左副將軍鄧愈軍門降，及鎮西武靖王卜納剌亦以吐蕃諸部來降”。

　　不久薩迦派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等歸降明朝，並舉薦了烏斯藏、朵甘思等地的前元國公、司徒、各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千戶等100多個元朝故官，喃加巴藏卜甚至還親自帶人到南京來，朝見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十分高興，就敕封他為“熾盛佛寶國師”，並對他舉薦的藏區故官一一予以任用。這時大明河州衛向朝廷回報了這樣的情形：控製烏斯藏大部分地區的帕木竹巴政權的原首領“故元灌頂國師章陽沙加”在當地有著很高的威望，如果朝廷能夠招撫他（即故元大司徒絳曲堅讚的侄子釋迦堅讚）的話，那麽烏斯藏很大一部分地區就會安寧下來。朱元璋接受了建議，“詔章陽沙加仍灌頂國師之號，遣使賜玉印及彩緞、表裏，俾居報恩寺，化導其民”。

　　洪武七年（1374）七月，“朵甘烏思藏僧答力麻八剌及故元帝師八思巴之後公哥堅藏巴藏卜遣使來朝請師號”，朱元璋“詔以答力麻八剌為灌頂國師……公哥堅藏巴藏卜為圓智妙覺弘教大國師”。

　　不過，這裏必須要指出的是，整個洪武年間，朱元璋詔封藏區故元僧官相當有節製，不像後來他的那個神經病兒子朱棣那樣濫封濫賞。其所授的僧官與封號也僅國師、大國師一級，且被授者人數少，“初，太祖招徠番僧，本借以化愚俗，弭邊患，授國師、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

　　在詔封藏區故元僧官的同時，以軍事起家的朱元璋始終沒忘在該地確立軍事保障體係。洪武六年二月癸酉朔，“詔置烏思藏、朵甘衛指揮使司、宣慰司二、元帥府一、招討司四、萬戶府十三、千戶所四。以故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為指揮同知、僉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帥、招討、萬戶等官，凡六十人”。這60多名故元舊官就是由已經歸降了且被封為熾盛佛寶國師的前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所舉薦的，向來疑心病十足的朱元璋居然十分大度地一一照錄任用。

　　洪武七年十二月壬辰朔，“熾盛佛寶國師喃加巴藏卜及朵甘行都指揮同知鎖南兀即爾等遣使來朝，奏舉土官賞竺監藏等五十六人。（朱元璋）詔增置朵甘思宣慰司及招討等司”。

　　朱元璋的這般做法自有他的道理，要想將藏區全部按照內地的模式來管理是不可能，也沒法辦到的，與其這樣還不如來個順水人情。但從骨子裏來講，朱元璋的老辣就在於表麵上對人予以極度的信任，卻在暗中布置和強化自身的軍事勢力，建立一係列的衛所。洪武七年秋七月己卯日，“詔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於河州，升河州衛指揮司韋正為都指揮使，總轄河州、朵甘、烏思藏三衛，升朵甘、烏思藏二衛為行都指揮使司，以鎖南兀即爾為朵甘衛指揮同知，管招兀即爾為烏思藏都指揮同知”。朱元璋在給河州都指揮使韋正的詔諭中就說出了自己對藏區管理的心裏話，“尚慮彼方地廣民稠，不立重鎮治之，何以宣布恩威”。

　　〇改造藏區政教合一的管理機構，設立僧綱司，陰助王化

　　經過數年的不懈努力與苦心經營，朱元璋不僅完成了對藏教領袖的招撫和封賞歸化工作，而且還在藏區及其周邊地帶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軍事體係。即使如此，出生於元末、投身於紅巾軍大起義洪潮的朱元璋親眼目睹了元末西番僧幹政所引發的國政紊亂直至敗亡的景況，因此他在治藏國策的問題上有著更多的謹慎甚至可以說是高度的警惕。

　　大約到了洪武晚期，為了加強對藏區的管理，朱元璋決定對藏區政教合一的管理機構實施改造。“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丙寅，立西寧僧綱司，以僧三剌為都綱；河州衛漢僧綱司，以故元國師魏失剌監藏為都綱；河州衛番僧綱司，以僧端月監藏為都綱。蓋西番崇尚浮屠，故立之，俾主其教，以綏來遠人。”朱元璋還“賜以符曰：‘自古帝王致治無間遠邇，設官以理庶務，稽諸典禮，複有僧官以掌其教者，非徒為僧榮也。欲其率修善道，陰助王化，非真誠寡欲淡泊自守者，奚足以任斯職，今設僧綱同授爾等，以官給爾符契，其體朕之心廣佛功德化人為善，欽哉！’”

　　看來朱元璋在藏區設立僧官不僅僅是要他們管理好那裏的僧事俗務，而且還肩負起“率修善道，陰助王化”的政治使命。換句話來說，在藏區設僧官，布置軍隊，改造政教合一的藏區管理機構，其最終的核心是為大一統帝國政治服務。

　　〇主倡漢藏茶馬貿易和設立羈縻衛所——“西北六衛”

　　除此之外，朱元璋還因地製宜地開設茶馬貿易，不僅促進了內地與藏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而且還使得藏區民眾深受洪武朝的“德惠”。

　　元末明初的藏區概念不等於我們今天所說的西藏，還應該包括青海、四川、甘肅等部分地區，範圍極為寬廣。這裏高山連綿，地勢險峻，主要的生產以畜牧業為主，農業種植以耐寒抗旱和生長期短的青稞為主，由此決定藏區人們的生活食物結構中肉食和青稞占據了大頭，而“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因此說藏區人特別需要內地的茶葉。而對於明朝來說，出於對北方蒙古戰爭的需要，也急需藏區出產的良馬，此時“兵力有餘，唯以馬為急”。而從大明帝國西疆與北疆的整體戰略考慮：“蓋西陲藩籬，莫切於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以製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論也。”這裏所說的“匈奴”指的是北方蒙古。整個這段史料大概是講：掌控住西番必需的茶葉，就等於卡住了他們的喉嚨，也就斷了蒙古人的右臂。因此說明代自洪武開國起就十分重視漢藏之間的茶馬貿易，其意義非同尋常。

　　明朝茶馬貿易由當時官方機構茶馬司負責管理，洪武時期開設的茶馬司主要有6個：位於今甘肅天水的秦州茶馬司（後改為西寧茶馬司）、今甘肅臨夏的河州茶馬司、今甘肅臨潭的洮州茶馬司、今四川敘永的永寧茶馬司（後改在四川天全設立雅州碉門茶馬司）、今四川鬆潘地區的岩州茶馬司和廣西設立的慶遠裕民司等。從這些茶馬司的分布地域來看，當時明朝的茶馬貿易主要還是集中在川陝地區（甘肅、寧夏在明初都還沒有獨立成省，隸屬於陝西行省）。

　　茶馬貿易，顧名思義就是以內地茶葉換取藏區的馬匹。據說這種貿易在宋代就有了，明初洪武時期朱元璋曾派宦官趙成到河州去買馬，因為內地與藏區所用的貨幣不同，明朝不得不改用綾羅綢緞絲帛和巴茶同藏人交換馬匹，藏人大悅。朱元璋獲悉後，隨即命令河州守將保護茶馬貿易，給藏人豐厚的貿易利潤，由此河州等地茶馬貿易日益發展壯大起來。到洪武十一年時，僅河州、秦州兩處的茶馬司所買到的馬匹就達1 691匹。按照那時的茶馬貿易比率：大致是30斤茶葉就能換得一匹良馬，因此說，茶馬貿易的利潤是相當之高的。明廷規定：全國各地的茶農或茶商在向官方宣課司繳納1/30的課稅後，即可自由販賣了。為此，洪武年間在陝西、四川和京師應天府、蘇州府、常州府、鎮江府、徽州府和廣德府以及浙江、湖廣和廣西等產茶區都曾設立了茶葉收稅機構茶課司，確立各地的茶課稅額。這樣一來官府的收入是增加了，但管控的茶馬貿易中明朝官方掌控的良馬增加數量卻大受影響。對此，洪武朝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推行“馬賦差發”。洪武十六年正月，朱元璋給鬆州衛指揮僉事耿忠頒發敕諭，說：“西番藏區之民歸附我大明，成為帝國子民已經很久了，可我們從來還沒有向他們征收過什麽賦稅徭役。聽說他們那裏盛產良馬，我大明就以他們那裏土地的多少作為其貢賦的依據，凡是3 000戶人家的有3戶貢出1匹良馬，40 00戶人家的有4戶貢出1匹良馬，以此作為當地的特定的賦稅徭役，也讓他們知曉尊君親上，敬奉朝廷之禮啊！”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馬賦差發”開始了。

　　“馬賦差發”令發出後，“諸蠻夷酋長來朝者，悉獻其所乘馬”，朱元璋下詔“以鈔償之”。換句話說，朱皇帝不讓西番人吃虧，盡管強製征馬了，但大明還是以豐厚的經濟利潤予以“償還”。不過這裏有個問題，那就是大明寶鈔似乎在西番人那裏不受歡迎，於是朝廷就改為以茶易馬。

　　通過“馬賦差發”，大明帝國果然得到了許許多多的西番良馬，但就此茶馬私自貿易的問題還是沒能解決。為此，明廷采取如下招數：

　　第二，實行金牌信符製度。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派遣特使前往甘肅、西寧、臨洮、河州、岷州、鞏昌等西北陝川地區去，給當地藏族各部頒發金牌信符，上書納馬數量等字樣，作為征發馬賦差發的憑證。有了金牌信符並按照明朝官方指定的地點與方式進行茶馬貿易的，屬於正常的合法交易，違者或金牌信符不符的，都要予以治罪，以此來確保官府控製漢藏茶馬貿易。

　　第三，嚴控茶葉生產與流通。

　　洪武時期對於靠近藏區的陝西漢中府各地茶園的茶農，除了讓他們繳納茶課外，其餘茶葉全部由官府來收購，其他地區的餘茶由商人去收購。官府征收的茶課和收購的餘茶，統稱叫官茶，直接用於茶馬貿易；商人收購、販賣的茶葉叫商茶。商人買到茶葉後還不能直接販賣，一來要向官府的宣課司繳納“三十取一”的商品稅；二來要向官府交錢申請茶引（相當於茶葉貿易特許憑證），“商茶每一百斤為一引，輸官錢千文，其不及引者，納六百文，給由帖，帖六十斤，量地定程以賣”。通過這兩關後，商人方可將茶葉運到官府指定的地點去出售，也可交給陝川地區的茶馬司，茶馬司給予一定的報酬。

　　第四，《大明律》中還專門製定律條，嚴厲打擊販賣私茶：“私茶出境與關隘失察者，並淩遲處死。”茶農將茶葉賣給沒有茶引的商人，“初犯笞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倍追原價沒官”。

　　通過這一係列的配套措施，茶馬貿易牢牢地掌控到大明帝國官方手中。從受到“德惠”的西番各族來說，“明初設安定、阿端、曲先、罕東、赤斤、沙州諸衛（西北羈縻六衛），給之金牌，令歲以馬易茶，謂之差發。沙州、赤斤隸肅州，餘悉隸西寧。時甘州西南盡皆番族，受邊臣羈絡，惟北麵防寇”。換言之，通過茶馬貿易等一係列“德惠”舉措，大明牢牢地掌控住了西域諸番，最終將鬥爭的焦點鎖定為具有巨大潛在威脅的北方蒙古殘餘勢力。

　　朱元璋的這等治理西疆國策，功不可沒，它奠定了大明帝國後來近300年的穩固基礎。

　　華夷歸一與北疆三道防線、兩個三角形軍陣布防因地製宜地“因其俗而治之”；“嚴明以馭吏，寬裕以待民”；興修水利，推行屯田，修築驛道，發展邊地經濟；興辦教育，發展邊疆文化教育；詔封藏區僧官，確立軍事保障體係和開辦茶馬貿易，等等。通過這一係列“德惠”與得力的舉措，朱元璋為首的大明朝廷兼容並包，將全國各地、四麵八方的苗、壯、瑤、黎、高山、佘、土家、彝、布依、白、傣、納西、仡佬、傈僳、回、怒、獨龍、佤、藏、蒙古、女真等數十個少數民族一起融合到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裏，“從此華夷歸一，統開帝業，慶升平安”。

　　“華夷歸一，統開帝業”一類語是朱元璋君臣在洪武年間慶賀大明一統時的歌頌之詞。其實大家誰都清楚，要說那時大明“慶升平安”的話，除了逃亡漠北的元蒙殘餘侵擾外，其他地區基本上都不成問題，而事實上自從開國起令大明帝國最為頭疼的也就是這個北疆了。

　　〇洪武時期的北疆政策：以軍事打擊為主，輔以招撫，恩威並施

　　明初北疆形勢確實不容樂觀，“若夫高皇（指朱元璋，筆者注）之定天下也，與漢、唐異。漢、唐之主，所稱勝國之孽者，悉中原之人耳。乾符一禦，醜類盡殲，寶籙攸歸，餘胤革麵。然而漢圍白登，唐苦突厥，內地既輯，邊患乘之，強弩之末，殊未可以易視也。又況順帝北出漁陽，旋輿大漠，整複故都，不失舊物，元亡而實未始亡耳。於時忽答一軍駐雲州，王保保一軍駐沈兒塔（應為‘峪’，筆者注），納哈出一軍駐金山，失喇罕一軍駐西涼，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眾也，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裏也，資裝鎧仗，尚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

　　對此，朱元璋在建國後20多年的時間裏組織大明軍前後進行了10次“清沙漠”軍事打擊行動，而從當時實際來看這樣的軍事打擊還是相當有效的。洪武三年（1370），年僅51歲但已日暮途窮的北元主元順帝因痢疾殂於應昌。元順帝死後，北元主的大位由其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繼承，說是大位其實它的主人實在可憐，南京的“鞋拔子”臉皇帝實在厲害，不斷地派出徐達、李文忠、傅友德、藍玉等不要命的大將像獵鷹找兔子似地在漠北荒原上四處尋覓，弄得好歹也是一邦之主的愛猷識理達臘到處躲藏。過了8年不到的顛沛流離生活後，洪武十一年（1378）四月，年輕輕的北元主愛猷識理達臘居然也受不住了，去找他愛恨交加的老爸了。

　　北元主愛猷識理達臘死後，他的兒子脫古思帖木兒繼立。當時北元的主要勢力範圍是在應昌與和林一帶，但元蒙騎兵卻“時出沒塞下。（明）太祖屢賜璽書諭之，不從”。

　　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北元內部偏偏又發生了內訌，元順帝孫子脫古思帖木兒被人“縊殺”，“自脫古思帖木兒後，（蒙古）部帥紛拏，五傳至坤帖木兒，鹹被弑，不複知帝號。有鬼力赤者篡立，稱可汗，去國號，遂稱韃靼雲”。

　　其實在不斷進行“清沙漠”軍事打擊的同時，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還時不時地輔之以招撫。可北元統治者壓根兒就不吃這一套，他們一直沒有正眼瞧過大明君主，這倒不是因為大明開國皇帝是叫花子出身的緣故，而是雙方之間有著誰是正朔和如何互存的問題。按照元朝人的正統觀念，朱元璋造反起家，是地地道道的亂臣賊子，是元蒙最大的敵人，現在反倒要主子向昔日底下的奴才服輸稱臣，無論如何他們也咽不下這口“惡氣”。想當年“黃金家族”的祖先們就是從漠北這裏起家的，而後大元立國將近百年，雖說現在在中原是輸定了，但在廣闊的漠北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