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5——治隆唐宋

第二節 科舉成式化公平化人才標準化奴才化

　　朱元璋大辦教育除了強化教化與專製統治以外，更為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將學校辦成“儲才”基地，或言培養官僚統治階層的大本營，正如《明史》所描述的那樣的模式：學校“儲才以應科目（科舉）”，而“科舉必由學校”。

　　考試標準化——600年前中國人係下的心結說到科舉，我們現在不少人都比較陌生，但我說大家都知道的，什麽“考狀元”啊，什麽“西方文官製考試”，現在最為一部分教育部門人士所津津樂道的什麽標準化考試，好像他們“引進”了一些“先進”的“國際理念”，英美國家有TOEFL、GRE和雅思，我們中國有英語四、六級、八級，現在的中國學生考得個個標準化，但人們的抱怨似乎越來越大，現在的“標準化”考試後的孩子綜合能力越來越差，還不如以前沒有“標準化”。但目前的趨勢是“標準化”考試鋪天蓋地，似乎不這樣的話，不能體現出教育與考試的“公平化”。實際上，這種心結不是現在中國人一下子才有的，600年前，朱元璋就“創造性”地係上了這個心結，采用了“公平化”“標準化”的“八股科舉考試”，而這“公平化”“標準化”的“八股科舉考試”從那開啟以後，一考就考了中國考生500多年，考得中國越來越僵化，考得中國越來越沒希望，最終實在弄不下去，在上世紀的世紀之初就被永久性地廢除了。而滑稽的是當我們的科舉製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時，人家“老外”見了中國的科舉製不停地誇“好”，更有意思的是“老外們”竟然學起了中國的科舉考試，運用科舉考試“合理內核”之精神來選拔他們的公務員，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後續者”。這一切到底是為什麽？

　　我們先來看看朱元璋為何要實行“公平化”和“標準化”考試——“八股科舉考試”？要想講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跟隨”朱元璋來看看他所麵對的帝國人才情勢和中國傳統的科舉考試文化遺產到底是什麽？

　　朱元璋改革科舉製的由來——從對科舉製的肯定到否定再到基本肯定南京民間有個說法：在開創大明帝國前後，朱元璋心中一直有個隱痛，盡管大明開國功臣在戰場上個個都是頂級英雄，但他們都有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幾乎人人都是沒文化的土包子。所以在登基之前，朱元璋就下令在南京朝天宮蓋了個大院落，作土包子們訓練禮儀的地方。這樣一來，大明開國大典總算應付過去了。但不久，隨著北伐和“清沙漠”戰爭節節勝利，大明重建大一統帝國的曆史重任擺在了大家的麵前。對於那麽大的一個帝國靠誰去治理？靠眼前的戰鬥英雄？他們太土了，沒什麽文化，不僅治不好，弄不好還會添亂。朱元璋手頭缺乏人才啊！

　　〇薦舉製與老鼠窩

　　怎麽樣解決這個問題？他想到了一些非常的手段來應對眼前的困境，比如延聘故元時代的知識分子與官僚，但這些人願意在政治上合作的還不多，有的即使人來到了大明官場，但人在曹營心想漢，前章說過的元朝戶部尚書張昶就是這樣一個典型。雖然被朱元璋強留在南京當了參知政事，可他內心真實的獨白是“身在江南，心思塞北”。這樣的人怎麽敢用？

　　還有一種故元舊官，倒是出來幫忙了，但就是不肯任職當官。這樣典型的人物就要算江南名士陳遇。陳遇“天資沉粹，篤學博覽，精象數之學”，換句話來說，他是個與劉基不相上下的能掐會算的“神人”，生於元朝中後期，曾出任過元朝的溫州教授，但後來棄官回家了，隱居在集慶。朱元璋攻下集慶後，由於秦從龍的推薦，召見了陳遇。兩人一交談，彼此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史書說朱元璋“大悅”，當即將陳遇留在了身邊，讓他參與密議，“日見親信”。

　　大明開國時，朱元璋要授予陳遇為翰林學士，可陳遇說啥也不肯接受，前後來回推了3次。朱皇帝看到對方實在不肯，也隻好作罷，但心裏頭老覺得似乎對不起出力不小的陳遇，後來就想到了一個“補救”的方案，“賜肩輿一乘，衛士十人護出入，以示榮寵”。這下陳遇沒辦法推了，總不能再說不要，要說了，那就被視為犯下“大不敬”之罪。再說朱元璋看到陳遇接受了特殊待遇服務後，以為他是回心轉意了，於是又授予他中書左丞、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太常少卿等，最後拿出高官禮部尚書頭銜給他，但都被拒絕了。自此以後洪武皇帝再也不提讓陳遇做官的事了。

　　而陳遇呐，淡定地生活著，有時幫朱元璋做做事，更多的時候自己逍遙自在。在明初那個血雨腥風的年代裏，運用獨特的智慧，陳遇保全了自己。有一次朱元璋問他：“我給先生官做，先生都不要，那這樣吧，先生家裏的3個兒子來朝裏當官吧？”陳遇說：“3個犬子尚小，學業未成，謝謝陛下的一片洪恩，等日後再說吧！”

　　不躲也不回避，甚至還為朱皇帝跑跑腿，但就是不願當官。對於這樣的人，無所不能的朱元璋還真拿他沒辦法，因為他讓你不知道火應該發在何處？

　　不過有些故元時代的舊人可不這樣，幹脆就躲起來，來個“橫眉冷對千夫”，這下可把洪武皇帝給激怒了。前麵講過的安徽廣信府貴溪縣儒生夏伯啟叔侄就是這麽樣的人，自斷手指就是不願意為大明政權賣命。惱羞成怒的朱元璋下令，將夏家叔侄給宰了。由此說來，引誘、籠絡甚至逼迫故元官僚與舊儒出山這條路，朱元璋走得很不好，於是隻好沿用中國傳統社會長期使用的但又不斷受人詬病的人才選拔方式——薦舉。

　　那什麽叫薦舉製？這名字好聽得讓人覺得這是多麽一門了不起的人力資源課程與學問，其實薦舉說白了就是人們日常說的推薦人才。譬如著名的漢初丞相蕭何推薦了韓信出任劉邦軍隊的大將。薦舉最大的優點是快捷與雙贏，君主得其才，樂其所用；人才快速得位，盡施其能。這種人才發現與使用的通道比一般常規的自己培養出來的人才及其使用要來得快捷、高速。戰爭年代軍事將領攻下一城一地，朱元璋總要命令他們搜羅和推薦當地的名士賢才。

　　1356年攻下南京，“訪得秦原之、周良卿、立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禮延納，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明史》說：“（明）太祖既下集慶，所至收攬豪雋，征聘名賢，一時韜光韞德之士幡然就道。若四先生者，尤為傑出。（劉）基、（宋）濂學術醇深，文章古茂，同為一代宗工。而基則運籌帷幄，濂則從容輔導，於開國之初，敷陳王道，忠誠恪慎，卓哉佐命臣也。至（章）溢之宣力封疆，（葉）琛之致命遂誌，宏才大節，建豎偉然，洵不負弓旌之德意矣。”換言之，曾經為朱元璋政權的鞏固和發展以及大明開國立下汗馬功勞的“浙東四先生”等一批傑出人才都是通過舉薦而來的，甚至可以這麽說，在大明開國前後、在舉行全國性大規模人才選拔考試條件不具備的情勢下，薦舉是當時解決人才燃眉之急的最為便捷的方法。

　　據現有的史料來講，朱元璋最早下達薦舉令當在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前，當時他要求治下的“府、縣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由此命令可以看出，當時朱元璋政權的人才奇缺，幾乎什麽類型的都要，且規定每年都要向上舉薦。大明開國當年的七月，朱元璋第一次對全國範圍內下達薦舉令，“征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

　　那麽那時到底薦舉出了多少人或言人才？目前為止，沒發現史料上有確切的數字記載，但從洪武初年的那些大明朝臣與地方守令的仕宦簡曆來看，大約50%～60%是通過薦舉而入仕的。那麽這麽大的規模舉薦入仕的官僚們稱職、合適嗎？洪武二年（1369）九月，洪武皇帝在明皇宮大殿上跟大臣們這樣說道：“知人果然不易，朕曾屢次降敕給各級衙門，要求大家訪求賢才。可是這些被訪求出來的人一旦任用為官了，卻往往不稱職，莫非是舉薦者濫察舉、瞎推薦？”廷臣說：“陛下您不妨下個命令，要求各級舉薦者在推薦人才時一定要寫明、說清楚被舉薦者過去的德行，這樣可以防止一些人徇私舞弊、以次充好！”朱元璋一聽，這個主意不錯，馬上說：“你們的主意很好，要想了解一個人啊，可以通過細枝末節來窺測出他的大的品行，可以從他目前的動向來觀察出他可能要做的事情。從今以後我朝‘嚴舉主之法’，這樣便可革除舉薦之弊！”

　　從洪武君臣的這段對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對於已經使用了十餘年的薦舉這種人才選拔機製所帶來的問題，朱元璋已經有了相當的認識，討論了一大圈，最後將板子打在了舉薦者的身上。這種做法叫做既有道理又沒道理，沒道理的是舉薦者即為普通人，他們的眼睛也不可能是孫悟空的火眼金睛，一眼就能看出誰一定是個人才，誰一定是個庸人、壞蛋呐？有道理的是舉薦者的人品素質十分重要。別相信那些自稱政治上靠得住的人如何高的素質，朱元璋殺貪官難道還沒有悟出來他們都是些什麽貨色？一般來說，能在官場上混好的人都是些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偽君子、“作秀高手”，要不這樣，他是“生存”不下去的。再說有這樣的舉薦人，可以想象，那些老在這等偽君子、政客麵前混個臉熟的被舉薦人又是何等人選？這是不言而喻了。中國不是有句古話，叫做“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麽。

　　而從曆史角度來看，薦舉製實際上就是漢朝開始使用的“察舉製”和魏晉南北朝時期使用的“九品中正製”的變相。這種人才選拔機製最大的亮點是能忽悠人，政府公開招聘人才，天下英才人人都有被舉薦的希望，這是美麗的肥皂泡。至於能不能做到真正的公正、公開，那是掌權官僚們的事情，不是你我小民所能管得了的。所以漢朝末年出現了十分滑稽的察舉現象，丞相與地方郡守察舉的範圍就是自己的親戚或政治集團內部，中正官“中正”到的也就是豪門貴族子弟。漢末與魏晉南北朝的政治黑暗和天下大亂都與這兩種腐朽的人才選拔製度大相關聯。曆史證明，這樣的薦舉製度不僅僅不是個權宜之計，而是阻礙人才暢通的攔路虎。

　　而自起兵起一直使用薦舉機製選拔人才的朱元璋，似乎在洪武二年時也隱約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不僅不能使真正的人才被舉薦出來，反而使得政治官僚階層更易形成小集團化；就如現在我們老百姓經常看到的，一個貪官東窗事發了，他的P股後麵會牽出一大堆的“二奶”與高官，好似一個老鼠窩。2012年重慶雷書記“精彩無比的床上運動”視頻一上網，立馬牽出一個漂亮妹妹，再往後就扯出重慶政界10多個腐敗高官。明初也如此，洪武元年李彬案爆發，李善長出麵求情，胡惟庸四處活動，這豈不像一個個老鼠窩裏的一個尾巴接一個的老鼠“大軍”？朱元璋是個絕對聰明人，薦舉之法不佳，必須得采用別的選才方法啊！

　　事實上經常將“參酌唐宋，恢複中華”掛在嘴邊的朱元璋在實施薦舉製的同時又在啟動另外兩套選拔人才機製，即中國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的人才選拔製度——學校“儲才”和科舉入仕。

　　〇學校儲才與曆事監生製

　　學校“儲才”在明初主要表現為大力發展大明國子監與地方官學，帝國政府直接從國子監選拔人才，充任各級官僚。洪武二年十月開始，朱元璋“擢國子生試用之，巡行列郡，舉其職者，竣事覆命，即擢行省左右參政、各道按察司僉事及知府等官”。這種選任官員的方式在當時被稱為。“學校儲才”選士或稱“曆事監生製”。

　　曆事監生即從國子監中選取監生到各個衙門去實習，經考核確認其具有實際從政能力，即委以官職，也就是《明史》上所說的“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曆事監生初試效果不錯，後來範圍擴大到中央的吏部、戶部、禮部、大理寺、通政司等各機關。曆事時間不一，最長達3年。洪武時期朱元璋屢次命令監生曆事，讓他們參與編修日曆、到各地任教官、攝監察禦史、稽核天下百司案牘、采訪民事、平理訴訟、督吏修治水利，在編修魚鱗圖冊時又讓他們稽核田稅、編製圖冊，曆事範圍涉及文教、政治、司法、經濟等各個方麵。尤其是在洪武七年至洪武十七年科舉考試暫停期間，“曆事監生”巍巍壯觀，搶足了明初銓選官職的風頭，由此，國子監也風光一時。

　　曆事監生說白了屬於皇帝特使，他們臨時受命出差某地、督查某事。如洪武十六年九月，一批國子監生受命分行天下都司、衛所，清理軍籍，即明史上有名的“清軍”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洪武二十年正月，國子監生武淳等人受命前往各地去劃分糧區，幫助地方建立糧長製度和魚鱗圖冊製度；洪武二十四年五月，國子監生解奎等43人受命為在京各衛部隊講解《禦製大誥武臣》，充當洪武皇帝“偉大思想的宣傳隊員”，等等。

　　曆事監生最終還得要“落實”到正式任職上。洪武年間朱元璋從國子監畢業生或言曆事監生中挑選優秀人才擔任各種各樣的官職：有監察禦史，如洪武八年任命李擴等數人為監察禦史，後又改其為諫官給事中；洪武九年又任命李鐸等8名國子監生為監察禦史；有六科給事中，如洪武十七年七月，令國子監生唐伯敬等63人為給事中；有地方行政官，如洪武十三年十月，任命吏部銓選的國子監生24人為地方府、州、縣官；有地方檢察官，如洪武二十年七月，任命國子監生邵廉、李隆、彭升等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有王府伴讀，如洪武九年任命國子監生成德琦、牟銘、劉暹為秦府伴讀，張寅、王翀為晉府伴讀，張翱為燕府伴讀，王謙為靖江府伴讀；有教官，如洪武早期派遣了一大批國子監生分教北方，後還朝擢升任職；有觀察使，很有意思的是洪武二十四年五月，朱元璋任命了在國子監留學的日本學生滕祐壽任觀察使。

　　在曆次選錄國子監生為大明職官中，以洪武十九年任用的國子監生人數最多，一共選拔了將近1 000號人，由吏部授予知州、知縣等官職；以洪武二十六年選拔的國子監生任職的職位最高，“盡擢監生劉政、龍鐔等64人為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那年還選拔了國子監生年紀30歲以上，能文章者341人，由吏部除授教諭等官。史書對於當時國子監生入仕為盛的情勢是這樣描述的：“其一旦而重用之……其為四方大吏者，蓋無算也。李擴等自文華、武英擢禦史，擴尋改給事中兼齊相府錄事，蓋台諫之選亦出於太學。其常調者乃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

　　盡管如此，但監生曆事入仕為官畢竟屬於應急之舉，與穩妥、理性的傳統人才選拔機製是否相符？朱元璋心裏似乎一直也沒譜。再說國子監出來的“曆事監生”也非全是優良之才，由於國子監的生源本身就很複雜，因而曆事監生的素質也不一定全能得到保障。於是在大力推行曆事監生製和舉薦製差不多同時，朱元璋也開始為科舉製的實行謀劃著、準備著。

　　〇洪武初年連連開科取士的喜與愁

　　大明即將開國之際的吳元年（1367）春，朱元璋下達開設文武科取士令：“茲欲上稽古製，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其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騎射，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從這道詔令的基本精神來看，即將君臨天下的朱元璋極想繼承傳統，沿襲唐宋官僚人才選拔的主要機製——科舉製。至於何時正式開科取士？他在詔令的後文中也說到了，要等上3年左右的時間，讓各地臣民和各個方麵都有了一定的準備後再行事，“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

　　經過3年的醞釀與準備，洪武三年（1370）五月，朱元璋正式下詔設科取士：“朕聞成周之製，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製，然但貴詞章之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貢士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華夷，方與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殃吾民，願得賢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庭，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彼遊食奔競之徒，自然易行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才，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谘爾有眾，體予至懷。”

　　上麵這道詔書是這樣說的：縱觀中國曆史上的各個朝代，周朝實行從學校中選拔人才，從而使得大量的賢人出任官僚，因此周朝之民都有君子一般的言行，民風淳美，國家大治。漢、唐、宋都實行分科取士，但他們太講究辭章之學（即文學），而不太講究人的品德與才藝的統一。元朝雖說開過科舉，但他們不重視科舉出仕者，元朝大行薦舉，任由貴族與群小出任官僚，整個元朝政治搞得一塌糊塗。士大夫們都不願與這批群小為伍，紛紛躲避進山林。我現在統一華夏，想與天下人共享太平，而要想共享太平，就必須要治國得其人，也就是說治理國家一定得用賢人君子。哪裏去找這樣的人才呢？朱元璋說，人才應該是在學校裏。於是他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大辦學校。至於如何將他們選拔出來呢？那就得通過科舉考試，且要“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這話表明：當時的朱元璋要想把科舉製作為大明帝國選拔官吏的唯一途徑，同時隱含了他將要拋棄薦舉等不合理的官僚選用製度。因此說明初洪武皇帝對科舉製還是充滿著極大的希望與美好的憧憬。

　　洪武三年下半年，各地在接到洪武帝的詔令後迅速展開了各自的鄉試。當時的南京應天府共有123人參加了鄉試，其中有72人考中了舉人，等待著中央的會試。

　　第二年即洪武四年春，已經通過各地鄉試的舉人們來到大明首都南京，參加三月份的會試。此次會試一共錄取了120名，隨後便在南京明皇宮奉天殿朱元璋主持了他即位以來的第一次殿試，最後賜吳伯宗等3人第一甲進士及第；第二甲17人，賜進士出身；第三甲100人，賜同進士出身。很有意思的是當時朝鮮也有3名考生參加考試，結果有個叫金濤的人考中了進士，被皇帝朱元璋授予東昌府安丘縣丞。但由於他與其他2名朝鮮人不會說中國話，無法在華久留，最後皇帝朱元璋賞了他們一些錢幣，專門派人送他們回國去。

　　從大明首次開科進程來看，當時洪武帝朱元璋的情緒是極其亢奮的，就在會試前夕，他躊躇滿誌地下令：“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連試三年，庶賢才眾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為定例。”；到了七月又下令：凡府、州、縣學生員、民間俊秀子弟及學官，隻要“文字詞理平順”的，都可以來參加大明的科舉考試。該年年底朱皇帝第三次專門為科舉取士降下詔書：“今歲各處鄉試取中舉人，俱免會試，悉起赴京用之。”

　　一年內為科舉3次專門下達詔書，且一次比一次政策要優惠，到第三次下發的詔書中甚至說，要免去會試。除了對科舉取士有著美好的期待外，還有什麽原因促使朱皇帝要如此這般？明代國史記載了當時的實況：“時吏部奏天下官多缺員。”就是說，當時大明帝國新定，天下各地缺官缺得很厲害。一旦地方上鄉試考選出來的舉人，朱元璋就要直接任命其為職官。那麽，這般迫不及待地考選錄用的官僚質量到底如何？

　　也許是希望過大失望也大的緣故吧！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後，洪武六年二月，朱元璋來了個180°的轉彎，在跟中書省大臣的談話中，他這樣說道：“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為；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隨即他下詔：“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向方，而士習歸於務本。”

　　〇10年停科與洪武抉擇

　　在這份詔書裏，朱元璋對科舉取士暫時喊停，明確提出了繼續沿用薦舉製，並強調薦舉標準為“必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換句話來說，他要實用型人才。洪武六年四月，洪武帝命令吏部訪求天下賢才，告訴相關部門，要“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由此開啟了科舉暫停後的大規模察舉活動。當時察舉名目甚多，有聰明正直、孝弟（悌）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經明行修、孝廉、人才、耆民、儒士等。有時一次察舉到幾個人，有時一次察舉了幾十個，有時一次察舉了幾百個，甚至有一次察舉了幾千人。譬如洪武十三年十二月，吏部就一次薦舉了860人；洪武十五年九月，吏部又以經明行修名目薦舉了鄭韜等3 700多人，這可能是洪武時期薦舉人數最多的一次了；而授予官職最高的可能就要數洪武十四年三月那一次了，朱元璋下令：“以賢良方正餘應舉為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馬衛為湖廣布政使司右參議，儒士黃桐生為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陳多遜為山東鹽運使。”

　　在科舉取士暫停的這10年中，有不少的人才被薦舉了出來，“其被薦而至者，又令轉薦。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窮居，無不獲自達於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勝數。耆儒鮑恂、餘詮、全思誠、張長年輩，年九十餘，征至京，即命為文華殿大學士。儒士王本、杜斅、趙民望、吳源，特置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賢良郭有道，秀才範敏、曾泰，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翥，起家為尚書。儒士張子源、張宗德為侍郎。耆儒劉堉、關賢為副都禦史。明經張文通、阮仲誌為僉都禦史。人才赫從道為大理少卿。孝廉李德為府尹。儒士吳顒為祭酒。賢良欒世英、徐景升、李延中，儒士張璲、王廉為布政使。孝弟（悌）李好誠、聶士舉，賢良蔣安素、薛正言、張端，文學宋亮為參政。儒士鄭孔麟、王德常、黃桐生，賢良餘應舉、馬衛、許安、範孟宗、何德忠、孫仲賢、王福、王清，聰明張大亨、金思存為參議，凡其顯擢者如此。其以漸而躋貴仕者，又無算也”。

　　這麽多的“人才”被舉薦了出來，在當時那個特定的環境下還是有著積極的意義：第一，彌補了洪武時期政治風暴中大肆殺戮所造成的官員空缺；第二，在元朝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大明帝國成批成批地錄用被元朝人冷落已久的儒士文人，部分地實現了他們的人生價值，這對穩固大明統治不無裨益；第三，朱元璋對於薦舉製用人原則有著很多的規定，其中有一條：“蒙古、色目人氏，既居我土，即我赤子，果有才能，一體擢用。”這種平等的民族人才錄用政策相對於元朝的民族歧視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曆史進步。據說當時有個叫答祿與權的蒙古人還當上了朱元璋二兒子秦王府的紀善，後官至翰林修撰。

　　但話得說回來，薦舉製本身就不是什麽先進、合理的人才選拔方式，加上皇帝朱元璋一開始就給薦舉製定下的首要原則為“以德行為本”，於是不少被舉薦出來的為官者品德很好，但為政能力不行，“況又用非其才”。最為致命的是，薦舉製沒有衡量人才的客觀標準，這就極容易使得薦舉演變為“老鼠窩”。洪武十三年年初，胡惟庸案突發，胡惟庸的舉薦者李善長被人“挖”了出來。盡管朱元璋並沒有立即下令對老宰相進行追究，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有關舉薦者李善長與被薦舉者胡惟庸之間的故事卻越來越多地流傳著、演繹著，本來就疑心病十足的朱元璋開始反思、權衡：“朕自代元，統一華夷，官遵古製，律仿舊章，孜孜求賢，數用不當。有能者委以腹心，或麵從而誌異；有德者授以祿位，或無所建明；中材下士，寡廉鮮恥，不能克己，若此無己，奈何為治？”

　　在反複對比薦舉製與科舉製後，他最終還是感覺到，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上來的人才更加可靠，整體素養要高，“自古以來，興禮樂，定製度，光輔國家成至治之美，皆本於儒。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可比也”。不過鑒於以往人才選錄方式非此即彼的經驗教訓，朱元璋這次恢複科舉取士製度時采取了比較中庸穩妥的做法：一麵繼續推行薦舉製和學校“儲才”選拔方式，另一麵則恢複科舉取士製度，推行改革，實行科舉成式。

　　朱元璋改革科舉製的主旨靈魂與洪武十七年的“科舉成式”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在停開近十年時，朱元璋終於下令重開科舉，詔令禮部：設科舉取士，令天下學校期三年試之，著為定製。即要他們通知所有的學校做好恢複科舉考試的準備。與此同時，他在醞釀對唐宋流傳下來的科舉製度實施改革，構建有明一代新的科舉製。

　　對於洪武皇帝這次重新下詔開設科舉，明朝著名的學者陳於陛和楊慎都予以積極的肯定，同時也替朱元璋給科舉製把了把脈，“切診”了科舉的病相。陳於陛說：“古之選舉專論行，今之進士專論文，似相背馳，然古以行舉者，未必便保其終；如茲科目，雖以文進，而進士一科，尤為世所崇重，士登其目者，未免自顧科名，愛惜行檢，不敢為非，是勵行崇化之道，實默庽其間，古之辟舉，蓋異轍而同途矣。”

　　陳於陛認為，古代選舉官僚采取的是察舉其品德（實際所指的漢朝的察舉製），我們現在沿用的是唐宋以來專門以考察人才的文才為主要內容的科舉製，察舉也未必能察舉到什麽好的人才。科舉考試雖然是以文才來定一個士人的前途，尤其是進士一科曆來為人們所重視，能夠考取進士的士人一般來說，他的學問不會差。至於人品素質麽，到了那樣位置的人一般都比較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不會有失風雅的。所以說推行科舉製實際上包含了“勵行崇化之道”，有助於推行教化。

　　陳於陛講的是察舉製之弊和科舉製的可取之處，其實在停開科舉的十年裏，要求重開科舉的呼籲聲一直沒斷過。朱元璋也逐漸明白這其中的奧妙，官僚察舉或推薦不僅容易造成政治腐敗，而且容易形成與皇權相分離的異己勢力，而實行科舉製就不會這樣，尤其是實行殿試，人人都是“天子門生”，大大地強化了皇權專製主義。這是朱元璋重開科舉製和改革科舉製的主旨精神。

　　名儒楊慎可不是像陳於陛那樣高屋建瓴式地泛泛而論，而是針對當前的科舉弊端，“有一說一”。他說：“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曆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脈，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予曾見考官程文，引製氏論樂，而以製氏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曆誌》，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近日書坊刊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為密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楊慎是這樣說的：我們以前開的科舉有毛病，以經學作為考試內容。一般的考生隻攻一經，一經之外，什麽也不知，一旦來參加科舉考試了，幸好考到他“複習”的那一經。這樣考出來的學生能有多少學問呢？後來稍微知道得多一點，那都是一些裝裝門麵華而不實的東西。好多考生對“五經”，不去好好地一一鑽研，而尋章摘句地背誦，稱之為“蠡測”（相當於現在的高考猜題、壓題寶典的意思）；還有一些人專門將曆朝曆代的曆史中細枝末節連起來，稱之為“策套”（相當於現在的高考“通用寶典”）。他說有的考官和已經考中的進士自己做了一些作文，放在書攤上作範文來賣，裏邊錯字也沒改過來，照樣考生們爭相競購。

　　名士楊慎在這裏實際上指出了科舉製兩大方麵的弊端：第一，考試內容與判卷標準出了問題，造成考生們投機取巧，尤其考官範文的熱銷更是說明了科舉判卷的隨意性很大；第二，程序上也出了問題，考生經過鄉試、會試及殿試三大試有可能“討巧”都考到了自己隻學習的那一“經”，還有用套題的思路來解題，蒙騙過關。

　　對於這些問題，朱元璋不僅知道，而且他還進一步地意識到，上述問題不解決，不僅不利於選拔到真正的人才，而且還不利於統一人們的思想。因此在朱元璋看來很有必要對唐宋以來的科舉製進行一番“定式”和規範，過去好的措施與規章繼續沿用；不好的、不標準的、不公平的，要將它們改過來，以達到“公平化”。朱元璋最討厭天下的不公平，他遷徙豪民、抑強扶弱、右貧抑富等，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實現他童年時代的那個潛意識的夢想——創立一個“公平”的社會。他是絕不會在政治、經濟與社會諸多領域“實現公平”後就單單留下科舉教育文化這麽一個不公平的“真空”而不管。早在大明開國之際，朱元璋就曾這樣說道：“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無私。”相隔兩年後又說：“國家政令，一本至公。”洪武十四年正月，他在跟禮部大臣談話中再次說道：“人君操賞罰之柄，以禦天下，必在至公。”由此看來，對於公平化的不懈追求是朱元璋治國理政的奮鬥目標。而要實現公平化，就首先要有標準化，沒有標準何來公平可言，於是標準化與公平化成為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對科舉製改革“成式”的靈魂。

　　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戊戌日，朱元璋命令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在近800字的“科舉成式”中，滲透了洪武皇帝對大明科舉改革定製的精神，具體規定了明科舉製度的內涵：三年大比、三級考試、考試範圍、考試原則、考試規則、考務事務等，這些規製後來在整個明朝都沒有大變。明鼎清革，清承明製，洪武科舉成式就此在中國曆史給用了整整500多年，與其我們說是洪武成式，毋寧稱其為科舉永製。

　　隨著洪武中後期開始的科舉恢複與科舉成式，原本與其並行的薦舉製與學校儲才選拔製度亦稱舉貢在大明帝國運行了一段時間後漸漸地退出了曆史主流舞台，這就是《明史》中所說的“一再傳之後，進士日益重，薦舉遂廢，而舉貢日益輕”。

　　既然洪武期間的這次科舉改革與科舉成式有著如此大的影響，那麽它的改革精神和靈魂核心又是如何得以體現的？

　　朱元璋科舉改革標準化朱元璋對科舉改革的靈魂核心所在的第一個方麵就是標準化，具體體現為如下：

　　〇科舉考試內容標準劃一——欽定“四書”“五經”、《大誥》係列、《大明律令》

　　科舉製開創於隋朝（這裏指的是狹義的科舉製，以隋朝設立進士科作為標誌；廣義的科舉製應該包括隋朝以前的察舉製）。隋煬帝大業元年“分科舉人”，首先創製進士科，它開創了中國考試選拔製度的新紀元，也是中國科舉製起始的主要標誌。

　　而中國科舉製的真正確立與發展應該是在唐朝，唐朝的科舉製是在繼承和整合了兩漢到隋代的察舉製基礎之上發展起來，並最終取代了察舉製而形成的一種賦予更新內涵的考試選拔製度。唐朝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十分開放的、活潑的朝代，加上科舉製在唐朝時是處於確立與發展時期，所以唐朝的科舉製並不太固定，由此決定它的考試科目和考試內容並不單調劃一。就唐代科舉而言，其可分為兩大類：常科與製科（相當於察舉製中製舉）。

　　唐朝常科所開設的科目有12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因此說唐朝的常科科目和內涵是相當豐富，絕不像後世元明清時代那麽單調。這麽多科目所涉及的考試內容太豐富了，有儒家經典，有文學中詩賦，有法律、有字學、有道學、有數學等，還有童子試，類似我們現在招收的大學“少年班”。

　　除了常科以外，還有就是製科，從性質上講，它是漢代以來察舉製中的製舉的延伸，因為這類製科考試是為了選拔專門人才而由皇帝臨時下詔組織進行的特別考試。古時候皇帝下的詔令又稱“製”，因此這樣的考試製度就叫“製科”。正因為製科是由皇帝臨時下詔定的，具有很大的隨意性，故而它們的名目特別繁多，有人統計了唐代製科的科目名稱多達100多個，涉及文辭、經術、治道、諫諍、軍事等8個方麵。加上我們前麵講的常科至少有12個方麵，總計唐朝科舉考試內容不會少於20個方麵。

　　見此，可能有人就要問了唐朝科舉考試要考20多個方麵的內容，那時的考生受得了嗎？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唐朝科舉考試20多個方麵的考試內容不是要求每一個考生都必須要掌握的，而是通過分科考試。如果你選了“明算科”，那就考《九章算術》等數學知識，你可以不考經學，也可以不考律學，這種考試有利於專業人才的培養。甚至可以說它比我們現在的碩士、博士生考試的理念似乎還要合理，後者考試中尤其是中醫、國學一類專業的考生都要考那些幾乎用不著的外語，並且還不能低分，否則外語線就過不了，因此有人曾揶揄說，現在中國大學裏的碩士、博士專業快被外語係學生獨占了，邪乎？！反倒我們的祖上唐朝人已經十分注重從製度入手選拔專業人才。宋朝基本上繼承了唐朝的做法，在考試科目與考試內容上沒有什麽大的變化。因此說，唐宋時代中國傳統文化大放光彩，人才輩出，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也就在此段時間內完成並開始外傳，這一切不能說與豐富多彩的科舉考試內容無關！

　　元朝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方麵起了很壞的作用，好的東西被繼承下來的倒沒多少，壞的方麵被元朝人似乎拿了放大鏡一樣放大。元朝對科舉製的恢複很不情願，一波三折，開開停停，弄得當時中國文人內心一片荒涼，連同那時畫出來的畫也開始灰蒙蒙了，以“元四家”為代表的“文人畫”就是這個樣。公元1313年，元朝又恢複科舉考試，正式製定科舉考試的章程，這個章程不僅將唐宋時代的常科與製科幾十門科舉考試科目來個徹底的簡化，就留下了一門唐宋時代科舉頭號考試科目——進士科，而且還對科舉考試內容及標準開始作了較大的變更，將南宋大儒朱熹所提倡的“四書”與“五經”並列列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尤其是將朱熹的《四書集注》作為科舉考試的解經標準。從此程朱理學被抬到了科舉考試的殿堂裏，原本沒有完全“欽定”死的考試內容也開始定死了，君主專製主義確實得到了加強。這對後代科舉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

　　朱元璋開創明王朝時，為了確保他的大明帝國長治久安，處處以反動元朝的做法作為施政的起點。但出奇的是在科舉考試科目與科舉考試內容的規定上，卻一秉繼承了元朝的做法，甚至覺得元朝人做得還很不夠，幹脆來個徹徹底底的“定式”化，即洪武十七年三月朱元璋命令禮部向大明帝國的臣民頒布的“科舉成式”，即科舉考試標準化定型。

　　朱元璋“科舉成式”中有一項極其重要的內容就是“科舉考試內容成式化”，即限定考試內容。明朝初年朱元璋對科舉考試內容圈定在兩個方麵：

　　第一個方麵就是儒家傳統經典“四書”“五經”。不過朱元璋對傳統的“四書”“五經”也不全放心，他下令叫劉三吾等儒士將傳統的“四書”“五經”中不符合專製主義思想的言語刪除掉，來個皇帝“欽定”。尤其是對“四書”中的“孟子”，朱元璋頗有成見，他讓人重編成一本《孟子節文》，並規定被刪的那85條“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

　　第二個方麵就是反映其專製君主統治意誌的《禦製大誥》係列、《大明律令》。朱元璋下令，由大明帝國政府出麵，用今天話來說就是中央政府埋單印刷大量的《大誥》係列，並將它們發往全國各地的學校，作為學校師生政治學習和“普法教育”的讀本。不僅如此，後來朱元璋還規定：“今後科舉歲貢生員俱出題試之”；並要“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以違製論”。

　　◎科舉考試內容標準劃一的作用

　　朱元璋對科舉考試內容進行如此的標準劃一也就是圈定考試的範圍，至少會產生如下幾個方麵的影響：

　　第一，統一人們的思想，杜絕異端邪說。朱元璋圈定科舉考試的內容與範圍使得廣大士子隻讀“欽定”的儒家經典，就連對經典的解釋也要以程朱集注，不許士子們自由發揮和獨立思考，使他們的思想高度地統一到已經“欽定”的孔孟之道上來，避免了任何與君主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相背離或偏離的“異端邪說”，有利於大一統帝國的穩固。

　　第二，以《大明律令》和《禦製大誥》作為科舉考試內容，多少也有一些法律考試的成分，所以朱元璋在明初的科舉成式時就將唐宋科舉中的“明法科”給廢棄了，不能不說有幾分道理。尤其判例法似的《禦製大誥》頒發全國各地，以其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進一步地灌輸了君主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恐怖政治意識，更利於選拔出一個又一個忠君“順民”、忠君愚民。士子們不再是憑著吟誦風花雪月的詩詞歌賦來“出世”從政，而是“忠順”地以儒家的綱常名教為思想與行動的指導，來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使得大一統帝國得到了高度的整合；但同時隨著科舉中明法等科的廢棄，廣大士人的知識麵就越發狹窄，加上大明帝國北遷後不再重視科舉考試中《大明律令》和《禦製大誥》一類的“法律知識考試”，使得帝國從上到下的主要執政者大多成了“法盲”，由此刑名幕僚更多地介入明清的政壇與法律界，形成了明清帝國社會一道獨特的風景。

　　第三，劃定考試範圍，對於廣大應考考生來說畢竟是一件大好事，有利於他們在備考時“有案可據”。過去唐宋時代科舉考試重文學，除了基本的文學功力以外，那就全看一個考生的文學天賦與臨場“發揮”。有些考生備考了好幾年就是“不得要領”，漫無邊際卻找不到“入門”的“路徑”，始終與成功無緣。而明初限定考試內容與範圍——以欽定的“四書”“五經”為主要內容——就是劃定了備考範圍，以程朱集注為標準注釋——即指定考試所用教材和複習備考的參考書。這樣就有利於舉子們在時間、精力有限的情況下取得良好的效果，進而使他們答題時有的放矢，同時也使得評卷官在評卷時有標準可依，更加有效地減少科舉考試判卷中的“徇私”之弊。由此說來，當今的標準化考試是曆史上科舉標準化考試的“死灰複燃”？！

　　〇考試“出題”、答題標準劃一

　　唐朝時科舉考試中考官出題與考生答題是既有標準又沒有標準。這裏絕非玩什麽文字遊戲，講的是事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第一，就唐朝的常科來講，要有12個科目，而這12個科目考的內容幾乎很少有相同的，怎麽有統一的出題標準和答題標準？譬如進士科與明算科，那是完全兩個不同的科目，就好比現在高考和研考，一個學生報考的是數學專業，可以做標準答案；另一個報考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專業，怎麽能做標準答案？做了“標準答案”豈不將學生限死在一定的框框裏！第二，同一門科目不同的考試內容就會有標準答案和沒有標準答案。

　　◎唐宋科舉考試出題與答題的利與弊

　　譬如唐朝的常科中最為人們推崇的進士科目考試就有三場：第一場為帖經，即抽出儒家經典中的句子將其中的幾個字帖住、蓋住，讓考生補上去，即為今天的填空題，這是有標準答案。第二場為試雜文，唐代雜文泛指詩、賦、表、論、議等文體，但最常考的文體還是詩賦，進士考詩賦的範圍相當廣泛，因此這場考試的出題就很活，隻能大致框定一個範圍，而答題更是沒辦法劃定標準，它主要考查考生的形象思維能力。由此，進士科的文學性質凸現。在這種崇重文學的社會風尚的影響下，進士科到後來變成“文學之科”，以至於有“詞科”“文科”之稱。與此相關唐朝詩人輩出，唐詩簡直就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詩“庫”。第三場試策論，考試的內容是經義或者時務，主要考查考生對政經時務的見解，通過這場既可看出考生的“經學”功底與自己個人對“經”的悟性，這倒從出題角度可以標準劃一，但答題可沒辦法標準化了；考時務策的話出題能劃一標準化，答題時主要是看看考生對時事政治的個人見解，因此也沒辦法標準劃一。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進士科考試不僅有客觀題，又有主觀題，不僅要考查考生的“經學”功力和對時事政治的評述，而且更關鍵的是要考查考生的文學方麵的天賦與形象思維能力。因此其要求可比唐朝錄取人數最多、開始時的地位也比進士科要高得多的明經科難考，有的人考進士考到了五六十歲還沒考上，純屬正常，加上唐朝對進士科錄取少，進士科的錄取率為1%～2%，可能就相當於1977年我國恢複高考那幾年的錄取率，明經科的錄取率為10%～20%，那還不如現在的高考錄取率70%～80%，滿大街都是大學生，甚至可能比農民工還多。因為唐朝進士科“門檻”高，錄取率低，中唐以後其地位逐漸提高，故而唐朝人們常常將進士及第視為“登龍門”，進士往往成為社會矚目的中心。唐代進士科也確實選拔了許多人才，唐代宰相中有半數以上是進士出身，唐敬宗以後各朝（825—906），進士出身者在宰相中所占比例更高達80%以上。（卓遵宏：《唐代進士與政治》，台灣“國立”編譯館）

　　我們再來看唐代科舉及第人數最多的科目——明經科。唐朝從立國開始就從法令上規定，明經出身的人其地位僅次於秀才（唐朝的秀才可比明清秀才值錢多了），比進士、明法等科要高。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唐朝在治國大典《唐律》中就明確指出儒家是其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以“德禮為政教之本，法刑為政教之用”。因此，唐代極為重視儒家思想與經典教育和考試，“明經”所要清楚了解與掌握的“經”就是儒家正統經典即當時所稱的“九經”，但不是像後世明清時代所要求的那樣苛刻，將“九經”一字不漏地背熟背爛，而是有重點和有選擇地背誦。

　　當時按儒家“九經”的篇幅分量多少分為大中小三類：大經有兩部即《禮記》《左傳》；中經三部即《詩經》《周禮》《儀禮》；小經四部即《周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明經選試兩經科的考生，任選一大經和一小經，或者三部中經中任選兩經；若選試三經科的考生，那麽他就在大、中、小經中各選一經；如選試五經者，除了大經必須全通以外，其他各經任選一經。但無論你怎麽選，《孝經》和《論語》兩門為基礎課，是必讀必考的。

　　這樣富有彈性的科舉規定，使得考生有選擇權，考官的出題就不一定能標準劃一了，但有《孝經》和《論語》兩門為必讀必考課程，所以相對來說，出題還是有一定的範圍。雖然唐廷出麵叫孔穎達編纂了《五經正義》，但帝國政府似乎也沒有過多強調要以孔穎達那書為標準，所以說唐朝的答題標準也是靈活、多樣的，或者說憑考官個人的感覺色彩很多，沒有標準劃一。

　　明經科的第一場為帖經，這一場是填空題考試，出題與答題都是可以標準劃一；第二場為“問義”，就是簡答題考試。它分為兩種：第一種叫“口義”，就是考官與考生當麵口頭問與答有關儒家經典中的簡單大義。第二種叫“墨義”，就是筆試簡答題。問義一般是每經中出10道簡答題，若你能回答對6道，就算合格了。“問義”簡答題有“知識要點”，又有官方定的“九經”，所以這場考試的出題標準是可以劃一的，答題基本上也是可以劃一、標準化的。第三場叫對策，也有兩種，第一種叫試經策，也叫策論，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有關經書的大問答題或者講是論述題；第二種就是時務策，結合經典理論對時事政治進行闡述。這一場同進士科的最後一場相似，無論出題還是答題都不大可能做到標準劃一。但明經科主要考查考生對經典的記憶能力，對於考查考生的潛能與綜合水平用處不大。所以相對比較容易考上，當時就有這樣的說法：“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由於唐帝國的重視，加上明經考試的主觀題與客觀題相結合，一定程度上也能考出一些考生的能力水平，所以唐朝尤其前期和中期報考的人還真不少。整個唐代明經及第總數有26 600人左右，是唐朝科舉及第人數最多的科目，平均每年約取100人。而通過明經科考試唐王朝確實也選拔了不少人才，如唐朝著名的宰相裴行儉、裴炎、狄仁傑等數十人皆以明經及第位至宰相。但唐後期明經科地位日漸下降，其衰微趨勢發展至北宋，終被進士科所包容兼並。

　　唐朝科舉考試科目與考試內容到了宋朝時沒有過大的變化，隻是宋代科舉中的明經諸科更加萎縮，但沒有被廢黜。而進士科地位更加上升，其主要原因是由於進士科考試基本上都承繼了唐朝的做法，注重考查考生的詩賦才學，所以宋代的詩詞佳品如潮，詩人、詞人猶如長江之水一浪高於一浪。再加上宋代官員的增補主要也得益於進士科，所以士人多向往進士科，以能取得進士而榮耀。

　　◎並不完全是朱元璋的錯，而是元朝人惹的禍？！

　　盡管宋代特重進士科——以主觀題考試為主，但並沒有將唐朝的其他科目考試廢掉，更有帖經一類的客觀題考試繼續沿用。這種主觀題與客觀題考試相結合的方式，應該還是比較可取的，因此說宋代的科舉出題是由標準劃一和無標準劃一相結合，由此相對應的答題也是由標準答案和無標準答案相結合。但總的來說，宋代科舉答題相對還比較靈活，沒有過多地標準劃一。盡管程朱理學產生於宋代，到了南宋的朱熹時代理學才集大成，但宋代的理學一直要到了元朝時才真正對科舉考試的出題與答題等方麵有著影響——公元1313年元朝正式製定科舉考試的章程，將朱熹所提倡的“四書”與“五經”並列列為科舉考試出題的範圍。出題範圍與標準劃一了，而答題的標準呢？元朝規定，也是以朱熹的《四書集注》作為科舉考試的解經標準。所以，有人認為，中國科舉製之路後來越走越窄並不完全是朱元璋的錯，而是元朝人惹的禍！

　　◎什麽叫“八股文”？

　　到了明代朱元璋開始，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明初製定科舉成式中不僅將科舉考試出題內容限定在“四書”“五經”範圍內，而且還對科舉考試中的文體格式作了規定與限製，即采用八股文這種專門的考試文體。“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製義”。

　　八股文也叫稱八比文、時文、製藝、時藝，根據題目來源的題庫不同，其又分別被冠以不同的稱呼。當時的科舉考試的題庫主要分兩類，一類叫“四書”題庫，考試題目來自“四書”就叫“四書”文；另一類叫“五經”題庫，考試題目來自“五經”的就叫“五經”文。

　　◎今天的外語之類的標準化考試就是600年前八股文標準化考試的變相

　　八股文這種專用的考試文體和格式與我們現在教育考試機構和社會上十分熱衷的標準化考試極為相似。讀者朋友可能比較熟悉的現在英語標準化考試，其不外乎填空、聽力、語法與結構、翻譯及作文幾大部分。即使是英語作文，據說評卷時也有一定的標準格式，評卷時要對號入座。考生要是平時不去記憶的話，那就肯定考不好。反之，隻要肯死記硬背，隻要沒有智力障礙，就能在標準化外語考試中奪得高分。而現在更令人怦然心動的是最近幾年我們的外語考試分值跟著我們的房價一起呼啦啦地“漲”，“漲”到幾乎與我們的國語考試相近的分值，弄得我們的下一代連國語都沒來得及學好，反而鉚足了勁拚命地學外語。至於這種外語學了有沒有用？能用不能用？人們可管不了那麽多。因此常常出現的見怪不怪的現象是，外語四、六級都過了，但見了“老外”，臉掙了通紅就是開不了口。而曆史上的八股文居然與此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八股文考試與現在標準化英語考試相類似的是，它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不過它不是以一疊試卷的形式出現，而是叫你寫一篇特殊的命題作文。既然是命題作文那就寫吧，不用急，這篇作文可不是任由你天馬行空地遐想“亂寫”，一定要依照上述的八個部分的次序並根據欽定的“四書”“五經”的內容和朱熹老先生的解釋一一予以“填滿”完成。“破題”就是要用兩句說破題目要義，你說我要用四句或六句來說說這個“作文”題的意思，對不起，你首先就不是“標準化”考試了，犯規了；八股文的第二步驟就是“承題”，即承接破題的意義而闡明之；第三步驟就是“起講”，即為議論的開始，議論也不能隨便亂議論，要以“聖人”的口吻來敘述，議論內容必須根據朱熹的《四書集注》，這叫“代聖人立言”；第四步驟是“入手”，就是指起講後入手的地方；從第五部分“起股”至第八部分“束股”才是“作者”正式的議論，尤其是第六部“中股”，顧名思義就是整個八股文全篇的重心與中心。因為從第五部分起股到第八部分束股的這四股當中，每股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一共加起來就有八股了，所以人們就稱其為“八股文”。這裏要強調的是，“八股”名稱的來曆不是像有些人解釋的那樣，說是由八個部分組成的就叫“八股文”，那是一種望文生義。

　　既然文章分為八個部分，那怎麽將它們“串”起來呢？當時就規定了一些標準化用詞：以“今夫”“然而”“若使”“苟其然”“而已矣”“也乎哉”等虛詞來聯接，逐段結束。這種考試要求：整篇文章結構嚴謹、工整和細密，文意連貫。因此要寫好這樣的文章就有很多的訣竅，如講究對偶、排比，注重布局謀篇與章法格調。但隻要你學好了這些訣竅就能在科舉中取得高第（即現在人講的高分）。因此一些聰明的小孩也能學得好好的，明朝就曾有個8歲的小孩學八股學得相當不錯，後來就參加了鄉試，按他的八股文等第本來可以中的，但後來主考官發現他實在太小了而作罷。連8歲小孩都能“考好”，由此可以想象，八股文實在是沒有多少真正的學術含金量。這倒是很像今天的標準化考試，即使你什麽都不懂，但你隻要認識ABCD幾個英文字母，千萬別忘了帶上一支2B鉛筆，拿出當年阿Q的畫圈精神，包你得幾十分不成問題。更為巧合的是八股文的字數限定與現在的英語標準化考試的作文的詞數要求幾乎相同，大約在300字。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科舉成式時規定“四書”文200字以上，“五經”文300字以上。所以，好多有識之士認為，今天的外語之類的標準化考試就是600年前開啟的八股文標準化考試的變相，或者說是“沉渣泛濫”，邪乎！

　　從上麵我們對八股文的介紹來看，八股考試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明初科舉成式時其弊端尚未凸顯出來，因而它被當做醫治科舉考試作弊和彰顯公平化的靈丹妙藥。爾後八股文體在科舉考試中一再被使用，而且一用竟然用了500多年。這究竟是為什麽？

　　◎八股文正麵的影響

　　第一，從考試自身角度來看，八股考試仍不失為一種防止作弊、確保考試標準化和公平化的有效手段，有利於“公正”“公平”與客觀地選拔人才。

　　自從有了考試，就會有人作弊，考試與作弊好似一對孿生姐妹，形影不離。從隋唐開創與確立科舉考試起，作弊就屢禁不絕。宋代在科舉製的完善方麵作出了巨大貢獻：糊名製、謄錄製、鎖院製等一係列的製度和措施都在反作弊方麵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即使是這樣，還是有人作弊，在試卷開頭或當中或結尾處多寫一些虛詞或什麽符號作個標記，串通好主考官共同舞弊，真是花樣百出，讓人防不勝防。

　　明初朱元璋君臣借鑒宋代的經驗教訓，為了根絕舞弊，除承繼宋代的糊名法、謄錄法等措施外，還在科舉考試文章的內容和格式上作出規定——必須按八股文體寫作，不許濫用虛詞，更不準作什麽符號標記，否則就要以“關節”論處，以此來徹底杜絕作弊。這種做法的出發點是好的——確保考試的公平性，事實上也較大程度上實現了公平化。

　　第二，減省評卷工作量，使評卷規範化、標準化。

　　科舉考試之所以能替代察舉製最主要的內在原因，就在於科舉考試以考試的客觀性來代替察舉的人為主觀性，確保人才選拔的公平性。問題是考試是人為的，既然是人為的，主觀性與客觀性就不易把握，加上中華文化與漢字係統本身的信息不確定性（一字多音也多義），所以要做到真正的客觀化恐怕是不易的。宋代時沒有後來的八股考試文，一般來說，一場考試下來，試卷堆積如上；再加上評卷沒有統一的標準答案（除了客觀題考試以外），閱卷的主觀性較大，確實也很難真正做到公平化。

　　明初朱元璋君臣鑒於宋代科舉的毛病進行改革，以八股文體作為統一的科舉文章的格式。600年前的明朝人可沒有現代人這麽省心用計算機來“批閱”試卷，也沒有ABCD選項讀題軟件，但他們推行八股文，將文章分為八個部分組成，並用標準詞去連接，又限定字數在300字以內。這樣下來，一般來說，一眼瞄去，大致能看出文章的優劣高下，這就不僅可減少評卷工作量，更有利於評卷標準的“客觀”化，減少了評分誤差，可使評卷更加標準化、客觀化。因此說，有人說八股文是中國古代一種理想的標準化的考試文體，確有幾分道理。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能測出考生的真實水平。

　　八股文的文體格式要求，用今天話來講，考生必須具備中等左右的文化水平。若你要想考好八股文這種特殊的“命題作文”，那就必須首先學習好傳統文化的啟蒙讀物，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有了這樣的墊底後，才可學習和背誦“四書”“五經”。據日本學者宮崎市定的統計，“四書”與“五經”共計431 286字，要將這40多萬字一字不漏地背出來本身也是需要一定的功力和文化底蘊的。而明代科舉首場一天之內就要寫七篇“文章”，若你要勝人一籌，那麽這七篇文章必須達到對句工整、合於聲律，順序敷暢。因此說，八股應試是需要相當的文化水平和文字功底，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能測出考生的真實水平的。

　　第四，做好八股文，還需要相當好的個人文化修養。

　　明末思想家陳確曾這樣論述道：“作八股之法，能熟知古文之妙境，而免就時文之恒矩，和養心性，體認題旨，開萬古之胸，抒一己之得，則自然不今而今，不古而古，非時文而時文，非先輩而先輩。”文學家公安派領袖之一的袁中道認為：好的八股文“一題中每每自辟天地而造乾坤”。

　　◎為什麽八股文最終成為過街老鼠？

　　既然八股文具有這些合理之處，那麽為什麽它會遭受唾罵，最終成為過街老鼠？

　　我們從八股考試本身特征說起。八股考試有兩個最大的特點：一個是考試形式的標準化，另一個是考試內容的限定、劃一。這是從正麵角度來看問題的，那麽從它們反麵來看：

　　第一，八股考試形式做到了標準化、客觀化，但形式越統一、越規格化，標準化就越嚴密，而標準化越嚴密，離真正的公平就越遠。因為它把不同的人強行納入統一的模式之中。在這樣的嚴酷的模式之中，越有創造性的人才，就越有可能慘遭扼殺。

　　明初開始推行的八股文實際上隻是一種專門用於考試的特殊文體，除了科場，它一無用處。這與近年各類考試中特別時髦的標準化試題幾乎是一脈相承，隻能作訓練測驗之用。標準考試做到了，考生天天疲於“標準化”練習與測試的題海戰術，哪有什麽心思學習與研究真正的學問。所以標準化考試越考，“人才”就越“標準”，“人才”越“標準化”，什麽樣的人才也就沒了。所以有人說，明清中國科技與文化基本上沒有“長進”，有的隻是“總結”，我認為這一切在相當程度上都是那個“標準化”考試惹的禍。同樣，我們現在的標準化考試鋪天蓋地，甚至連大學本科教學與研究生教學中都有標準化考試和標準答案，可我們的學生素質似乎一代不如一代。這難道就不是標準化惹的禍？

　　第二，考試內容的局限，導致了僵化。明代科舉以“四書”“五經”為主要的考試內容，又以朱熹的注解為標準，確立“代聖人立言”的森嚴原則，“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不允許考生獨立思考，這樣考試選拔出來的“人才”個個都標準化了，但人們的思想也就僵化了。由於科舉考試競爭過於激烈，舉子們（考生們）為了提高“命中率”而隻讀“聖賢書”，正所謂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舉子們一門心思埋頭苦讀經典，研製八股文，不求實際學問，知識空疏狹窄，沒有個人獨創見解。長此以往，中國知識界、文化界讀的是同一本書，想的是同樣的問題，說的幾乎又是同一類的話，於是明清中國社會思想文化就越來凝固化、僵化。

　　第三，更為嚴重的是，長期的重科舉考試輕學校教育導致中華帝國社會風氣的惡化。狹窄、空疏的八股文年複一年地從“四書”“五經”中命題，主考官為避免試題重複，以防舉子猜題、押題，時不時地出一些偏題、怪題；而舉子們為了使自己能及早中試而常常熱衷於空疏的科舉之學，學習如同現在大街上到處可見的標準化應試技巧一般的八股應試秘訣。由於標準化的八股考試範圍隻限於“四書”“五經”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