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5——治隆唐宋

第一節 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

　　從人格心理學來說，朱元璋的早期生活中有著太多的缺憾，這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他日後苛求完美的性格特征。就在實行“四清”、相繼發動八場全國性大運動的同時，這位有明一代“聖祖”為了確保江山社稷能穩如磐石，又在不斷地采取舉措，統一思想，培育和選拔完全合乎“口味”的“標準化”人才：他降低大明第一大學——國子監的入學門檻，大力發展中央與地方的官學，將教師納入了大明“公務員”行列，穩定教師隊伍；在全國各地鄉村普設社學，推行教化；他尊孔崇儒，欽定“中國聖經”，一統思想、實行科舉成式、推行標準化考試，甚至還屢興文字獄……所有這一切幾乎都開創了中國文化思想教育曆史之最，終使洪武晚期的大明有著向“建文”方向轉向之趨勢，由此也加強了極權君主專製主義。

　　說起朱元璋教育思想和洪武大辦教育，或許有人要覺得好笑，一個叫花子出身的人會有什麽教育思想而且還大辦教育？

　　朱元璋教育思想：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曆史恰恰如此！盡管出身低賤得不能再低賤的朱元璋從未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但綜觀洪武年間發布的詔令敕禦等，你就不難發現，除了一部分是由文臣學士充當捉刀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是由這位極富個性的草根皇帝自己撰寫的。雖說文中時不時地出現錯別字，甚至還會文理不通，可也不難看出，從未接受過正規教育的朱皇帝並非是個徹頭徹尾的文盲。

　　那麽草根皇帝是什麽時候摘掉文盲帽子的？明代筆記載說：“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後遂能操筆成文章。”淮右地區出來打天下的絕大多數都是土包子，即使像李善長算是有文化的了，但也是粗通文墨。那麽到底是誰將叫花子朱重八“教育成才”了？《明實錄》“戊戌即元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條記載說：朱元璋軍攻占浙東婺州後，“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吳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張起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又“癸卯春（1363）五月癸酉置禮賢館”條記載說：先是，上聘諸名儒集建康，與論經史及谘以時事，甚見尊寵。至是，複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等皆在館中。時朱文忠守金華，複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禕、許元、王天錫至，上皆收用之。

　　盡管明代官史竭盡委婉地表述了當年朱元璋文化掃盲一事，什麽“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什麽“上聘諸名儒集建康，與論經史及谘以時事，甚見尊寵”，但從史載的列位帝師許元、胡翰、吳沉……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等等來看，都是當年的學界名流，難怪開國後的朱皇帝不無驕傲地對侍臣說：“朕本田家子，未嚐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開悟，豈非天生聖天子耶？”

　　“未嚐從師指授”不切實際，也太狂妄了，但從這極度自信的口氣中我們似乎也感覺到了“天生聖天子”的到來。那麽朱元璋到底有怎樣的文化水準？

　　如果有讀者朋友留心南京城東朱元璋禦製的中山王徐達墓碑的話，就會發現，那是一篇至今無人讀得通的“天書碑”。由此我們不難肯定，朱元璋真實的文化水平應該是個半文盲。

　　朱元璋的半文盲不是他個人的錯，這都是他出生的那個社會惹的禍。從朱元璋的內心而言，他是很痛苦的，天底下有誰願意沒文化而受人欺？受人笑？人生有好多的無奈，打從出世起，人生就有兩大無奈：第一，出生時間上的無奈，朱元璋生於亂世，沒辦法作選擇，總不能出來看一看，世道不好，我再回娘胎裏去，等世道好了，我再出來。第二，出身家庭的無奈。正如東漢有名的思想家範縝所說的那樣，一個人出生於怎樣的家庭是沒辦法選擇的，就如同樹葉，有飄到高堂上的，就相當於出身在富貴家庭裏；若飄到廁所裏的，就相當於出身在貧苦家庭裏。如果說後來的朱元璋經過個人的選擇與努力，把握了機遇，成就了帝王之業，是他所處時代的一種最佳選擇和達到的最佳效果的話，那麽早年的朱重八在忍受人生煎熬的同時，其內心深處向往富貴、羨慕士大夫、看重文化知識教育，這是不容置疑的。就如我們老百姓經常講的，越是沒知識文化的人往往越重視文化知識，當然除一些妄自尊大的武夫與社會流氓之外。

　　明初朱元璋重視與發展教育的第二方麵原因是出於對大明帝國長治久安之考慮。洪武二年（1369），在下令讓孔子後裔孔克仁等教授大明龍子龍孫和功臣子弟時，朱元璋曾直言不諱地說出了自己重視教育的功利性目的：“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之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其正，為眾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朱元璋大致是這樣對孔博士說的：“我的孩子們將來要擔負起統治國家之重任；功臣的孩子們將要出任百官之職。你們教育孩子們要以正心為根本，心正了做任何事情都會合乎於‘理’。如果不以正心來教育他們，隨心所欲，那麽其危害就數不勝數。還有你們得注意，要教孩子們實學真本事，不要學有些讀書人那樣，盡記憶些花裏胡哨的詩詞章句什麽的，這有什麽用！”

　　洪武帝的這段“最高指示”至少折射出了三個信息：

　　第一，表露出朱皇帝對大明帝國未來的統治“棟梁們”已作出了限定，就是以他朱家龍子龍孫為領導核心階層，以功臣子弟作“根本”。

　　第二，朱元璋可能不懂或者說是不喜歡唐詩宋詞，他的這一個不喜歡影響了中國教育和科舉的發展走向。從明初開始，學校教育和科舉考試中的文學含金量大為降低，中國再也沒有出現唐宋那般詩詞大盛之壯觀場麵了。

　　第三，朱元璋提出了要以“正心”和“實學”來教育他的孩子們。那麽什麽是“正心”？朱皇帝沒有直接講，但在別的場合他將“正心”換成了另外一個詞——“教化”。開國前夕，朱元璋曾跟右禦史大夫鄧愈等人這樣說道：“治天下當先其重其急而後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他認為，治理國家應該有輕重緩急，當今大明行將開國，最為急切的事情是要解決人們的溫飽問題，所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教化。溫飽解決了，民生問題也就解決了；教化展開好了，人們的行為習俗自然也會好的。而解決溫飽的關鍵就在於恢複和發展農業，明教化的關鍵在於興辦學校。

　　這段話裏朱元璋沒有明確將“正心”的內核揭示出來，而是隱喻式地談到了正心的手段——教化，這樣就形成朱元璋的教育治國思想，那就是“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和學校“儲才以應科目”“科舉必由學校”。

　　朱元璋的教育治國措施正因為將教育提高到治國安邦的高度，所以早在朱元璋占領南京、建立地方性政權時就著手開辦教育；大明開國之後，朱元璋更是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發展教育，也由此奠定了明清六百年中國學校教育製度的基調。因此說，朱元璋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教育發展是有著相當大的影響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〇放低入學門檻，大力發展中央國學——朱元璋對中國教育普及化的貢獻①

　　中國傳統社會兩千餘年的官學（類似於我們現在講的公辦學校）入學資格限定經過了由窄到寬的曆程，而且是隨著傳統社會教育發展，中國傳統官學入學資格條件越來越放寬。例如中國曆代的全國最高的高等學府——國子學，在唐代時要求入學的學生必須是三品以上官員及國公的子孫，太學入學的學生必須是五品官員以上及郡縣公的子孫。到了宋代則大為放寬：國子學學生為七品以上官員之子弟，太學為八品以上官員之子弟及庶人之俊異者，對學生家庭身份品級的限製有所放寬。

　　◎放低入學門檻、創辦世界上最大的大學——國子監和東亞留學中心

　　大明開國當年（1368），朱元璋命“令品官子弟及民間俊秀通文義者，並充學生”。洪武三年六月，因國子學典簿周循理之請，朱元璋再次下令，重申國子監入學資格放寬的規定：“民間子弟俊秀年十五以上願入國學者，聽複其身，京官子弟一品至九品年十二以上者，皆令入學，且定其出身資格。”

　　這樣一來，有明一代的國子學入學條件又得到了放寬，教育對象更為擴大。到了後來基本上沒有明定幾品以上的出身，即使布衣平民子弟也有資格入學。

　　國子監學生通常稱為監生，分兩大類：一類為官生，“官生取自上裁”，即由皇帝指派，包括品級官員子弟、少數民族土司子弟和留學生等；另一類為民生，“民生則由科貢”，即由地方上向中央朝廷保送一些民間優秀的讀書人。民生又分為兩種：一種叫貢監，貢監是指府、州、縣從各自地方官學中向中央朝廷選派優秀的歲貢生員；另一種叫舉監，即指那些在中央會試中落第了被保送到國子監去補習的舉人，有人將此類比於今天高考補習生；另外後來還有捐監，即用錢可捐買國子監生的資格或身份。這些都是繼宋代以後將貴族教育進一步地轉向平民教育的一個良好開端，所以明初國子學（監）的學生比起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要多得多。按照《大明禮令》的規定：最初官生數額一般在100名，民生為50名，即官民生比例為2：1.但由於官生即公侯子弟和高級品官子弟年輕輕的都有了“出路”，公侯子弟直接襲爵做官，高級品官子弟可蔭官，也就是說這些紅彤彤的“種子”大可不必浪費青春來國子學拿什麽文憑，剩下的占據國子學（監）生員人數大頭的隻有那些沒背景的工農子弟了。洪武十三年前後，大案要案頻發，不僅功臣勳舊子弟就是一般品官子弟都被牽連進去，官生來源銳減，而民生人數卻急劇上升。如洪武二十四年，官生人數為45名，民生人數為1 487名；洪武二十五年，官生人數為16名，民生人數為1 293名；洪武二十六年，官生人數為4名，民生人數為8 120名，兩者總數為8 124人；到了永樂二十年時，國子監生就達9 972人，遠遠超過曆史上各朝代，也是當時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哪個大學能與其相比的，因此明初國子學完全可以稱為世界第一大學。清代國子監生的對象範圍比起明代更加放寬，一般平民子弟都可以貢監入學。這對於一個原本是以血緣身份為基礎的具有嚴格等級製度的傳統社會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社會進步。（王炳照主編：《中國傳統教育》，中南工業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有）

　　正因為放寬了國子學（監）入學的條件，從而造成了明初國子學（監）大規模的擴建與發展。最早創辦國子學是在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九月，當時朱元璋政權還是全國群雄割據中一個很不起眼的地區性軍事勢力，西剛滅陳友諒殘部，東尚未來得及討伐張士誠，軍事上相當吃緊，但朱元璋富有遠見地及時開辦教育，因地製宜地將位於應天城南夫子廟地區的集慶路學改建為國子學，“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典膳等官，以許存仁為博士”。由於降低了入學門檻，國子學生員數增加迅速，大明開國的第二年即洪武二年，朱元璋不得不下“詔增築國子學舍”，詔書是這樣說道：“太學，育賢之地，所以興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國，君民以此為重。朕承困弊之餘，首建太學，招來師儒以教育生徒。今學者日眾，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遊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這是洪武時期第一次擴建國子學。四年後的洪武六年，國子學又不夠用了，朱元璋“命禮部經理，增築學舍凡百餘間”；洪武八年三月“置中都國子學，秩正四品，命國子學分官領之”。但由於後來國子學學生越來越多，朱元璋不得不第三次考慮國子學的拓展，可夫子廟地區居民密集，商鋪林立，不利於國子學校舍的增擴，隻得另行擇址。在經過一番認真的考察後，朱元璋君臣選定在雞鳴山下建造新的國子學，並於洪武十四年（1381）四月下令動工建校，到第二年（1382）建成。隨後便是搬遷新址，新搬遷的國子學位於雞鳴山南，正式更名為國子監，而原在夫子廟的國子學舊址則改為應天府學。

　　新建的明代南京國子監規模很大，它確切的位置在今天南京市的市政府往南直到東南大學內，這個地方就是六朝時代的皇宮中心地區，用今天的地名來表示：北起雞鳴山南麓，南抵珍珠橋，東迄小教場，西到進香河路。那時的南京國子監由下列幾個部分組成：教學建築區有正堂彝倫堂1座，15間；支堂有率性、修道、誠心、崇誌、正義、廣業6座，共計105間；藏書建築1座14間。生活建築區有三類：第一類是學生的宿舍號房2 000間，留學生宿舍光哲堂1所15間；第二類就是食堂1所——當時稱饌堂；第三類就是校醫院——當時叫養病房；儲藏建築區有倉庫、木磨房、醬醋房、曬穀場及菜圃等，東北方向還有公共活動場所——文廟等，“延袤十裏，燈火相輝”。

　　但即使是這樣的規模，沒過兩年，由於“天下府州縣歲貢生員及四夷酋長遣子入學者凡數千人，學舍（又）不能容”了。洪武十七年四月，朱元璋不得不再次“命增築國子生房舍五百間於集賢門外，謂之外號房”，這大概是洪武時期第四次大規模擴建國子監。第五次大規模擴建國子監是在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命令工部“於國子監前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灶釜床榻以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第六次擴建在洪武二十二年十月，主要是興建國子監家屬宿舍。

　　洪武時期南京國子監生人數最多的時候可能要有七八千，但這還不是最為鼎盛的時期。永樂後期，南京國子監學生已達近10 000人，創曆史之最。而當時南京的市民人口也隻有50萬左右，也就是說，那時50個南京城裏人中就有1個是國子監的學生，因此完全可以說，明初南京國子監是亞洲乃至世界最大的一所大學。

　　更為有意思的是，從明朝洪武初年起，高麗（朝鮮的古稱）、日本和琉球（近代被日本占領，改為衝繩縣）、暹羅（今泰國）都曾派出本國子弟來我大明帝國的首都南京留學，朝鮮留學生金濤還曾參加了洪武四年的科舉會試，被朱元璋授予山東東昌府安丘縣丞的職務。由此可見當時南京國子監還是東亞地區國家的留學中心。

　　◎600年前中國最高學府裏的大學生是如何學習與生活的？

　　國子監教官設置是這樣的：校長祭酒1人，抓全校工作，從四品；司業1人，可能相當於副校長或教務長，總管全校教務，正六品；監丞1人，相當於政教處主任，總管全校校紀校規，正八品；從八品的典簿1人、博士3人、助教16人和正九品的學正3人以及從九品的學錄3人都是擔任具體教學工作的，掌饌1人，大概負責是後勤服務的，雜職。

　　國子監校長祭酒每日早上得上正堂，司業、監丞、博士等屬官隨即按序入堂。校長祭酒正位坐定後，司業、監丞、博士等屬官分東西兩列，相互作揖，依次落座；然後再是監生們入堂作揖。國子監每天上晨、午兩次大課。晨課由校長即祭酒帶領屬官出席，校長主講訓導，類似於現在的政治學習，由此看來，中國人實在是講政治，時時不忘政治學習。不過那時的國子監的校長可沒現在的校長大人那麽忙得見不著人影，這個祭酒得天天出來，上午訓導一番，想必他滿腦子都是政治細胞，否則哪來那麽多的政治教育理論思想，而且政治上還要靠得住的，否則就像走馬燈似地換個不歇。校長上午訓完話，下午學生上午課，由博士、助教、學正和學錄等老師來主講。

　　學生學習的主要課程是“四書”“五經”《禦製大誥》《大明律令》及書法、算數等。洪武中期，朱元璋忽然發現漢朝劉向編撰的《說苑》一書不錯，就跟國子監校長李敬這樣說道：“士之為學，貴於知古今，窮物理聖經賢傳，學者所必習，若《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者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朕嚐於暇時觀之，深有勸戒，至於《律令》載國家法製，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卿以朕命導諸生讀經史之暇，兼《說苑》，講《律令》必有所益。”這樣一來，《說苑》也成了國子監生的必修課了。

　　除了上述課程外，國子監生還有體育課，不過那時還不叫這個名字，而是叫習射，即練習射箭。洪武二年六月，洪武皇帝曾對國子監生做出這樣的指示：“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忘武事？”即要求監生們在讀書之餘學習武藝。第二年他又詔令國子監生和郡縣生員都要學習射箭。洪武晚年，朱元璋還曾專門下令在國子監內辟地作為監生們練習騎射的運動場。

　　國子監生每月放兩天假，由此看來要比我們現在的大學生苦多了。當時規定對學生要進行定期考核，考核采用積分製，達到一定程度的逐漸升級。級數沒有現在大學的大一到大四四個級別，一共才初、中、高三級，但升格要求很嚴。朱元璋對國子監很重視，管理也十分嚴格，尤其對國子監的祭酒這個特殊職位的“文官”，唯恐書生出生的文人當不好校長，還曾任命軍隊裏的將軍——他的外甥李文忠出任過國子監的校長。國子監對學生的學習、作業、生活起居、飲食等方麵都有詳細又嚴格的規定，稍有違反，就會受到體罰。所有這些工作與活動都由一個叫監丞的學官總負責監察，“凡教官怠於訓誨，生員有戾規矩，課業不精，廩饌、房舍不潔，並從舉、懲治”。

　　◎600年前的太學生待遇與現在大學生一樣嗎？

　　不過那時的國子監學生的待遇還是比較優厚，有人形象地比喻為我們國家90年代以前的高等院校大學生、研究生的待遇，但實際上是前者要比後者待遇高得多。我們國家90年代以前的高等院校的大學生、研究生教育的最大特點和優點就是精英教育，當時高考的錄取率在3%左右，所以國家養得起。一般來說，國家解決了大學生的生活費用問題（主要是飲食與住宿）。可明代國子監生卻是另外一番待遇：他們不僅吃喝拉撒國家全部統包了（包括一年四季的鞋帽、衣褲），而且逢年過節（元旦、元宵諸節）還可以領取帝國皇家的賞賜節錢，甚至連監生的老婆也沾起了大學生老公的光了。

　　明代國子監學生享受到優裕有加的生活待遇首先得感謝朱元璋的正妻馬皇後對他們的格外關心與恩典。據說有一次朱元璋到國子監視察回宮，善良的馬皇後就問國子監生的生活狀況如何？朱元璋大致講了一下，監生們的生活費用都由國家來解決，衣食無愁。馬皇後又問了：“這些太學生的生活解決了，可他們的妻兒怎麽辦？有衣食來源？”朱元璋無言以對，不久他就下令蓋了好多的紅板倉，專門儲藏供給國子監學生妻兒的糧食就有20多舍，馬皇後還親自出麵督辦具體的事宜。畢竟是平民出身的皇後想到的雖是些很普通但是很細膩的事兒。已婚監生及其家屬問題解決了，而對於未婚的監生，馬皇後也給予了一定的關懷。當時南京城裏中央各部門有不少曆事監生，相當於現在大學畢業生在機關實習的實習生，他們中好多人都未婚，在馬皇後的催促、關愛下，許多沒有婚娶的監生都可以得到皇家的婚聘賜錢，月米2石，女衣2套。還有些監生在校時間長了，要回鄉探望父母、祖父母，學校則給予探親假，大明皇家甚至還要發給他衣服一套和返鄉來回的差旅費。

　　◎600年前太學生畢業後幹什麽？

　　國子監學生在校學製為4年，考核合格就可畢業。畢業時要進行實習，實習的單位一般都是中央的各部各司。實習主要是熟悉政務與工作流程，時限為3個月。結束時由實習單位對該實習生進行考核，中等以上的就到中央的吏部等候補缺，就是哪個地方有個官位空缺的就從這些較為優秀的畢業生中錄用為官；要是考核得不好的實習生那可倒黴了，回國子監繼續學習，等於是“回爐”重新加工。

　　明初國子監在大明帝國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科舉尚未成為入仕的主渠道時，它是朱元璋政權官吏階層的主要候補“部隊”。這些監生曾積極地參與到了大明帝國初期的社會經濟恢複與建設當中去，如魚鱗冊的繪製、編訂及出任地方監察等，他們都曾做出了相當的貢獻。洪武中期以後，科舉製逐漸確立、穩固，國子監又成為科舉取士的主要預備場所。

　　除此之外，南京國子監還搜集、編輯出版了好多圖書資料。明代永樂年間編成的《永樂大典》（共22 211卷）就是在南京國子監最早問世的，它是我國古代（明代為止）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

　　◎南京的成賢街、“四牌樓”和碑亭巷

　　600年前，南京國子監是中國的最高學府，因此一般來說，明朝初年誰能進入國子監學習既是一種榮耀，又是一種資本。在這裏人們熟讀儒家的經典，學習治國安邦的理論，個個學生都有可能培養成為像孔孟一樣的聖賢。由此，人們就將國子監那邊的一條街喊作“成賢街”（今東南大學東邊的那條路就叫成賢街）。

　　明永樂十九年，朱棣遷都北京，大明帝國從此真正形成了南北兩都。作為太學的國子監也由此形成了南北兩監，也稱南北雍，並一直與整個大明王朝的命運相始終。

　　清兵南下，南京國子監學生紛紛逃散。大約過了七八年以後的清順治九年（1652），清政府對舊明的南京國子監進行重新“定製”，將其降格為江寧府學。但由於明清易鼎的戰火，原本的明朝南京國子監校舍部分受損。順康之際，總督馬國柱、於成龍等地方大員對其進行了修繕，尤其是大清官於成龍在江寧府學（即原本的明朝南京國子監）之前修了四座碑亭，使得該學宮增色不少，這四座碑亭在當時引起了世人很大的關注，從此以後人們就把那個地方叫做“四牌樓”。就在它的邊上也就是碑亭所在的地方，人們就將其呼為“碑亭巷”。

　　◎明清南京1座武廟、3座“文廟”、3個“江寧府學”和夫子廟

　　除此之外，朱元璋還在國子監東邊（今在南京市政府大院內）建造了儒學先師孔子廟，亦名文廟，祭拜孔子。孔子，春秋末年的大教育家、大思想家，但他一生活得很不得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累累如喪家之犬”。但恐怕連孔老夫子自己也不會料到，在他死後的500年左右，漢武帝采納了儒士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孔子的身價一路開始飆升，幾乎成為傳統中國社會的教育之神。唐朝立國以後，人們更加敬重先師孔子，紛紛在學府之地設立孔子廟，祭祀這位教育之神。開元年間唐玄宗封孔子為文宣王，由此也就將孔子廟稱為文宣王廟，孔老夫子已經完全被神化了。大約到了宋元之際，人們將孔子廟稱作文廟。自此以後孔廟與文廟在中國社會裏混稱。

　　大明建立之前，朱元璋將集慶路學改建為國子學時，裏邊就有一座孔廟，即今天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南京城南夫子廟，這是明代或者說是明清時期南京地區的第一文廟。它旁邊的國子監改名為江寧府學，這是明清時期第一個江寧府學。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下令在雞鳴山前建造國子監，第二年又下令，在新國子監東邊新建了一座供國子監師生祭祀孔聖人的廟堂。這是明代或者說是明清時期南京的第二座文廟，即位於今天南京市政府大院內的武廟。那麽為什麽原來的文廟現在改稱為武廟呢？

　　明朝滅亡後，南京被清軍占領。清順治九年，在雞鳴山前的原明朝國子監被改為江寧府學，這是明清時期第二個江寧府學；與此同時在南京城南的夫子廟——原明朝的江寧府學再次降格為上元縣學和江寧縣學。清末鹹豐年間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清軍與太平軍將南京城作為雙方爭奪的戰場，南京雞鳴山前的江寧府學和東邊的文廟盡毀於戰火之中，“遂無寸瓦尺椽之遺矣”。清同治五年，兩江總督李鴻章命知府徐宗瀛建造新的江寧府學。因為雞鳴山前的府學校舍已經全毀，徐知府隻好在冶山道院一帶即明代朝天宮故址建造新的府學，造了4年才造好。竣工後，江寧府學正式遷到了朝天宮，形成了東、西、中三大建築群。東邊為江寧府學，這是明清時期第三個江寧府學；西邊為卞壼祠，中間是文廟，這是明清時期的南京第三座文廟。與此同時人們將虎踞關之北（後移至三元巷以東）的武廟遷到了雞鳴山東邊的原來的文廟基地上，這就形成了今天南京市政府東大院的武廟。

　　〇在全國普設各級地方官學——朱元璋對中國教育普及化的貢獻②

　　從1365年朱元璋將集慶路學改為國子學，創建了中央最高學府起到永樂十九年（1421），朱棣遷都北京，形成南北兩監（原京師國子監改稱為南京國子監，北京國子監則稱為京師國子監）為止，朱元璋和他的子孫們一直都在積極構建中央官學——實際上明初除南北國子監以外，還曾在中都鳳陽設立了國子監，形成了中央官學“三監”，即3所中央級高等學府。但中都鳳陽國子監規模遠比不上南京國子監，且很快就衰落下去，不為人們所重視。洪武二十六年十月，朱元璋下令革除中都國子監，以其師生並入（南京）國子監。因此說有明一代長期並存的隻有南北兩監。

　　與此同時，朱元璋還十分重視發展地方官學。洪武二年六月，他在與國子學官談話時提出了治國人材為本與教化為先的思想：“治天下以人材為本，人材以教導為先”。就在大明中央國子學（監）辦得初具規模之際，洪武皇帝朱元璋又開始放眼於全國的人才培養與選拔上。

　　大明軍北伐一路凱歌高旋，大一統帝國重建工程即將告成，社會經濟正開始恢複，國家正急需人才。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向中書省發出特諭：“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鬥，惟知幹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複先王之舊，以革汙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中書省在接到朱皇帝的諭令後迅速地將其下發到各地。從此，全國各地府、州、縣的官學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

　　明代地方府州縣官學，也稱郡學或儒學，是比國子監低一等的中等學校。朱元璋對這樣的地方官學也一直很重視，自洪武二年下令各地創辦以後，相繼采取了許多舉措，促進地方官學的發展。譬如，洪武八年朱元璋就命人上國子學去考察，挑選老成端正、博學通經之士，分赴各地，教授郡縣生員。針對當時長期戰亂的北方“人鮮知學”的嚴峻局麵，他還專門叮囑禦史台官員到國子學去再加精選多聞之士與年長學優者，讓他們上北方去支教。後選得林伯雲等366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後來朱元璋又令人從國子學中挑選“壯年能文者”為教諭，支教其他省份地方官學。由於措施得力、到位，洪武時期大明地方官學得到了迅猛的發展。

　　◎明初地方官學（郡學）的普設

　　明代地方官學“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俱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之數，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師生月廩食米，人六鬥，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禦、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當時地方官學建製上是這樣規定的：府學設教授1人（即相當於府學的校長），下設訓導即相當於教師4人，學生人數規定在40人；州學設學正即州學校長1人，下設訓導即相當於教師3人，學生人數規定在30人；縣學設教諭即縣學的校長1人，下設訓導2人，學生人數規定在20人。師生每月都由官府供應糧食，每人6鬥；有關部門還應解決師生的魚肉等餐用供給。無論府州縣學的校長還是老師都被編入“國家公務員”行列，稱之為“學官”，但有一定的級差，反映在每人的每月俸祿（相當於工資）上各不一樣。至於地方官學中的學生稱呼與國子監學生（監生）也不一樣，他們被叫做生員，生員每人專攻一門經學。學校以禮、樂、射、禦、書、數等設科，分別予以教學；同時也有必需的政治學習，學習《禦製大誥》和《大明律令》。學生有學業不好的或不聽管教的，就要被開除。

　　◎朱元璋將中國傳統教育推向了頂峰

　　辦教育一定要有經濟支撐，否則就成為空中樓閣，而且這教育經費一定要穩定，否則隻能使教育時興時廢。更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這錢誰出，怎麽樣使用？蓋高樓，造一些高而大的麵子工程和形象工程？朱元璋畢竟是底層窮苦人出身，做事就是細膩，他將地方教育的經費落實到實處。明初開始，根據學校等級與教學規模，比較合理地規定地方學校的經費，共有三等：府學1 000石，州學800石，縣學600石，應天府學1 600石，由中央政府統一調撥，免得以後學校老出現吃了上頓沒下頓，今年解決了明年校長又要出去“化緣”。

　　朱元璋還專門規定：具體的經費由學田收入入官後直接調撥到學校，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找主管領導問罪，也沒什麽不痛不癢的“自我反省、異地調動”，抓起來把他們殺了。除此之外，在每學還設一名會計員，專門管理官學經費。地方官學內師生每月可領得口糧1石，教官俸祿也是如此。如此“堅實”的辦學經濟支撐和對學校經費合理限定與專門管理都是曆史上從未見過的。

　　正因為如此，洪武年間各地的官學辦得相當不錯。據統計，明初地方教官就達5 200餘人（邊疆衛學及各司儒學的教員尚未統計在內）。這個數字接近於洪武時期一年的全國“公務員”人數。這在整個中國教育史上是從來沒有的。因此從學校與學生的絕對數量上來看，明代初年朱元璋大辦教育將中國傳統教育推向了頂峰時刻，出現了“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於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

　　看了上述洪武時期地方官學建製之規定，有讀者朋友可能會覺得好笑，朱皇帝太“小家子氣”了，這哪是辦學，簡直是在辦幼兒園或托兒所。就以一個堂堂的“府”來說，它相當於我們現在的地級市，府學裏連校長加在一起隻有5個老師，40個學生，可能就相當於我們現在社會裏的一個幼兒園那麽大的規模。這有什麽了不得的？要知道我們現在大學“遍地開花”，原本的府就是現在的地級市，你看哪個地方哪個市都沒有“一望無際”的大學城，有的地方還將大學辦到了縣裏去。現在滿大街抓一把人去問問，歲數大的不算，年紀輕的除了家境差，還有就是腦筋不聽使喚的以外，已都是大學生了。朱元璋玩得那叫什麽？小兒科！

　　其實這種看法是極其錯誤的。明初朱元璋對地方各級官學的建設貢獻太大了，其意義也十分深遠，最為主要的有四點：

　　第一，朱元璋下令，通過地方各級政府設立地方官學，進而形成全國性的地方官學網絡體係。這是利用了君主專製主義大一統帝國行政權力的剛性將學校教育滲透到全國各地，無論怎麽說都是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意義非同一般。

　　第二，洪武年間社會經濟處於恢複階段，人口數大減，比起我們現在實際人口數可能逾過15億來說，那簡直是連個零頭都不到，所以當年府州縣官學的那般規製也算合情又合理。

　　第三，洪武時期運用皇權，采取有力措施，推動大一統帝國落後地區和邊遠地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明初國家一統，但就南北整體大勢而言，北方由於少數民族的長期統治與戰亂，社會經濟遭受了巨大的破壞，文化教育長期處於停滯落後狀態。朱元璋這個大家長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在醫治經濟創傷的同時，分別采取了“支教”和“送書”北方等措施，恢複和發展北方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

　　◎洪武時期的“送書北方”和“支教北方”

　　洪武八年三月起，鑒於北方官學沒有像樣的教師和教官、學生學業由此而廢的不堪形勢，朱元璋先後命令大明禦史台和吏部分別從國子監和南方學官中選調，還有從民間也選拔一些有學行的儒士，不拘人數名額。一旦選上，免除其家中賦稅徭役，以此來鼓勵學官儒士們到北方去支教，改變那裏的文化教育落後麵貌。此項政策果然管用，執行下去後北方教官教師缺額的局麵頓時得到了改觀。但不久又有人上報說：北方學校沒書可讀。朱元璋隨即命令，由大明禮部出麵，頒行書籍於北方學校，相當於現在的時髦做法“送書下鄉”。據說當年有一陣子書籍斷貨，洪武皇帝就下令，讓南京國子監抓緊時間，刻印“五經”“四書”及其他子史諸書。還不夠的，就讓人上福建去采購，然後再送往北方去。如此舉措對於北方官學的恢複發展起到了積極扶持和推動的作用。

　　除了北方，洪武帝對帝國邊遠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發展也十分關心，不斷下令督促駐守邊地的軍衛機構與各地方衙門興辦官學。由此，一些十分偏遠的邊地甚至少數民族地區也開始發展起了當地的官方教育。譬如廣西慶遠府忻成縣“山洞猺蠻衣冠不具，言語不通，自古以來賓興所不及”，可就為了響應洪武皇帝的號召，當地也辦起了官學。朱元璋聽說後很高興，當即指示“邊夷設學，姑以導其向善耳，免其貢”。洪武時期官學教育普及到了邊夷地區，這是曆史上所從來沒有的。明人皇甫錄曾讚歎道：地方州縣設立郡學開始於宋仁宗，但像明太祖朱元璋這樣大搞官學普及化，“其視前代相去甚遠矣”。

　　第四，最為重要的是明朝洪武年間開始將地方官學的老師也編入了“公務員”的行列，甚至連學生的衣食問題也由政府買單，這就使得地方教育落到了實處。老師收入穩定，免得他們“不安分”，老想“跳槽”。學校由政府解決經費，所以也不用變著法子向學生收錢或搞什麽輔導班讓家長來掏腰包，甚至更不用絞盡腦汁將家長的血汗錢全部榨幹用來繳納那個什麽的培養費、生活費、課本教材費、資料費……相反600年前朱元璋時代的學生生活由政府來買單（飲食一類），這倒與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公費教育相差不遠了。總之，這樣的做法使得地方官學中師生都安心，中國地方教育由此真正開啟，朱元璋功不可沒。

　　對於地方官學有激勵促進的機製遠不止於此，朱元璋還采取了一些相應的針對性措施加速和促進各地教育事業的發展：

　　第一，將地方辦學與教化視為官吏政績考核的主要指標之一。

　　洪武五年朱元璋在給中書省的特敕中這樣說：“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降罰，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不教導，生徒惰學者，皆論如律。”

　　朱元璋重視教育不僅僅停留在發號施令上，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還以是否對地方教育發展有所貢獻作為擢黜官員的主要依據之一。洪武九年五月，山東日照知縣馬亮考滿進京覲見，地方州衙門在他的考課評語中這樣寫道：此人“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朱元璋知道後十分不爽，隨即跟主管人事的吏部官員這番說道：“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這兩者本是守令們所必抓的主要政務啊，這個叫馬亮的倒好，不知要務，卻樂此不疲地搞什麽長途運輸，棄本務末，能算得上稱職嗎？應該將他黜降，這樣也可讓其他地方官有所警戒！”

　　第二，重視學官選拔，優禮師儒。

　　在朱元璋看來，“學官所以造就人材，模範後進，非老成篤學之士，莫宜居是”。因此洪武時期特別重視對學官的選拔與任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讓禮部官員下文到各地，命令地方按察司嚴格考核儒學教官，不通經術的送中央吏部即人事組織部調任他職，而對於那些精通儒家經典且有才能卻又被壓製的教官儒士，朱皇帝要一一過問，做出好的安排。洪武二十六年，定學官考課法，專以科舉為殿最：“九年任滿，核其中式舉人，府九人、州六人、縣三人者為最。其教官又考通經，即與升遷。舉人少者為平等，即考通經亦不遷。舉人至少及全無者為殿，又考不通經，則黜降。其待教官之嚴如此。”

　　至於物質生活等方麵優禮師儒，前文已述，這裏著重講講洪武朝政治隆遇優秀教官與優秀生員。洪武十四年起朱元璋下令對國子監等官學中的優秀教官進行政治隆升，將國子監助教趙新擢升為山西布政使，馬懿擢升為江西布政司左參議，王景擢升為湖廣布政司右參政，郝仲誠擢升為陝西布政司左參政，試司業張勵擢升為山東布政司右參議；洪武十五年上海縣儒學訓導顧彧擢升為戶部左侍郎。助教、試司業、訓導都屬於大明公務員行列中最為底層的，因為教學工作成績突出，一躍而上，或為封疆大吏或為中央副部級幹部，實在令人歎為觀止。

　　這裏順便說一下，洪武時期這樣的情況並不很多。為了穩定教師隊伍，一般原則上不到考滿不去調動教官，朝廷還曾下令，嚴禁官府衙門差遣學官。

　　國子監生當官從優和當大官的更是俯拾皆是：“洪武二十六年，盡擢監生劉政、龍鐔等六十四人為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於如此。其為四方大吏者，蓋無算也。李擴等自文華、武英擢禦史，擴尋改給事中兼齊相府錄事，蓋台諫之選亦出於太學。其常調者乃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

　　與上述相對應的是，教官與生員要是教與學沒搞好，或有違規違紀言行的，那將會受到十分嚴厲的處置。這些舉措都對穩定教學工作和提高教學質量大有好處。

　　第三，對於書籍出版和筆墨等文具的生產流通實行免稅。

　　這項政策在洪武開國時的《大赦天下詔》中就已經明確公示天下。

　　第四，考試選拔地方官學中的優秀生進入國子監深造，形成競爭機製。

　　洪武十六年二月，朱元璋下令實行地方官學歲貢製度，“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為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同年十一月，應禮部之請，洪武皇帝令各地歲貢生員中考試優秀者入國子監，次等者入中都國子監繼續學習，考試不合格者及其相關的教官、提調官等給予相應的處罰。

　　洪武十九年（1386），大明依例在全國範圍內的地方官學中進行“優秀生”選拔，當時共選得953人，即明史上所稱“中式貢生”。朱元璋下令將其中的683名比較突出的優秀生直接送入國子監學習，其餘的270名則送中都國子監。

　　但到了洪武二十年開始就改變了做法：那年全國各地共選得貢生1 200人，優秀的975人送入南京國子監，次等的132人送入鳳陽中都國子監，還有93名不合格者則單獨列出，後送回原籍重讀，這對於地方官學教育無疑起到了鞭策的作用。

　　從洪武二十一年起，朱元璋又對全國各學校的“歲貢”作出定製：府學每年選拔1名貢生，州學每兩年選拔1名貢生，縣學每三年選拔1名貢生。這樣的“歲貢”定製使得國子監有了十分充裕的生源，洪武二十六年全國官民貢生總共有8 124名。

　　這裏所謂的“貢生”，即選拔出來的優秀生首先得在地方上進行考試選拔，在縣裏由知縣主持考試選拔，在州裏由知州主持考試選拔，在府裏由知府主持考試選拔，但到了省裏不是由“省長”布政使而是由提刑按察使主持考試選拔，然後再送到國子監深造。貢生進國子監起初是不用考試直接進的，就像上世紀60～70年代“工農兵上大學”那樣，後來製度逐漸完善了，進國子監前得經過翰林院考試合格才能進入。這樣就形成由低到高循序漸進的完善考試升學製度。一旦進入了國子監，可以說是半隻腳踏入了官宦仕途，因為洪武年間科舉製正在恢複與成式之中，朱元璋對國子監的畢業生實行“監生曆事”和“吏部候選”製度，任用了大量的國子監畢業生。因此對當時人們來說，從地方到中央層層考試最終能步入官場，除了科舉之外，進入國子監可謂是最佳的入仕途徑了。

　　洪武中晚期後，科舉逐漸走向製度化，凡是國子監監生可不參加地方上那種級別繁多的“童試”，而直接參加“鄉試”。這樣一來，國子監一下子又成為了天下學子們爭相擠上的“入仕便捷通道”。至此，從地方上的“歲貢”到國子監監生免去童試直接參加“鄉試”，部分地實現了朱元璋的學校“儲才以應科目”“科舉必由學校”的理想。

　　〇在全國各地鄉村普設社學——朱元璋對中國教育普及化的貢獻③

　　至此，洪武大辦教育似乎應該可以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不，從小苦大仇深出身的朱元璋深知，地方教育僅限於縣級是遠遠不夠的，與洪武年間實行的中國“鄉村自治”和推行的糧長製相配套，這位奇特的開國皇帝還要竭力加強鄉村教化。

　　前章我們說過，朱元璋通過實行裏老製度、糧長製度、旌善亭製度、申明亭製度等，部分地實行了鄉村社會教化，可他還是覺得缺乏一條對鄉村子弟進行學校教化的主渠道，鑒於“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睹教化”，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下令：全國各地普設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兼讀《禦製大誥》及本朝律令”。

　　這樣一來，從京師到府、州、縣以及鄉村地區，建立起了學校教育網絡。明初學校教育事業的發展，超過了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

　　與此同時，明初地方性私學發展迅猛，呈現出如火如荼、遍地開花之勢。明代私學教育主要形式是傳統的蒙學性質的私學，稱為家塾或蒙館，一般教授15歲以下的兒童。由於明代從開國皇帝朱元璋起就極為重視社會基層的教化，而社會教化的一個重要的內涵就是蒙養教育，明代在社會基層設置了社學等官學來推動社會教化。在這種社會氛圍裏，又是出於對科舉“大業”的憧憬，一般社會民眾都會意識到識文斷字最起碼的蒙養教育之重要。於是大明帝國各地競相出現了如星星點燈似的地方家塾或蒙館。

　　◎朱元璋大辦教育：一把雙刃劍

　　明初朱元璋普設學校、大力發展教育，其目的籠統地講是為了培養人才，而學校培養的人才要成為明朝政府的官員，中間要走的途徑就是科舉考試。隨著科舉逐漸成為大明帝國官僚選拔任用的主渠道，學校教育與科舉相互之間的關係越加密切，“科舉必由學校”，就是說隻有接受學校教育、取得出身的學子，才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學校教育的直接目的是為參加科舉考試服務。這樣，科舉以學校教育為基礎，學校以科舉考試為目的，兩者共同為大一統帝國的社會政治服務。至此，原本以教化為目的而創製的學校製度已經異化成大一統帝國政治服務的工具。清承明製，學校製度已經成為強化大一統專製主義政治的“禦用”工具了。

　　〇行“三教”，隆尊儒術——朱元璋真正信的是佛教、道教還是儒教？

　　朱元璋是個實在人，通過推行教化、建立學校教育網絡來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其終極目標就是為了培養和選拔帝國所需要的治術人才和忠臣順民。而這種“人才”必須是徹徹底底地忠順大一統帝國君主專製的。為此，他采取種種措施，加強意識形態控製，實行思想文化專製統治。

　　眾所周知，明清統治者尊奉程朱理學長達500多年，而這一切是由朱元璋開其大端的。要說這個朱元璋原本是和尚出身，從宗教信仰角度而言，他應該崇奉佛教才是，怎麽反而敬孔崇儒起來呢？

　　◎朱元璋信奉佛教？

　　朱元璋青少年時代披過百衲衣，做過遊方僧，而且一幹幹了八年。這八年裏朱元璋信佛？隻有天曉得。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中國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三大教中，朱元璋最早接觸的無疑是佛教。而從皇覺寺出來投奔農民軍的經曆來看，什麽算命啊、占卜啊，這些已屬於中國道家或佛道混一的內容了。從攻占滁州前後起，朱元璋軍中的儒生不斷增加，由此他對儒家的了解也就越來越多。麵對原有的信仰和新接受的思想，他該有著何種精神信仰傾向？

　　元至正十六年（1356）攻占元朝江南重鎮集慶後，朱元璋曾親自到城南的龍翔寺去聽懷信住持說法，當場讚揚懷信大師的德行，並將龍翔寺改名為大天界寺，還派人幫助大天界寺去催討拖欠的田租。當時南京還有一位高僧叫慧曇，住在保寧寺，朱元璋知道後也曾風塵仆仆地前去拜訪交談，而後讓慧曇出任太平興國寺住持，再以後改主大天界寺。由此可以說，在大明開國時朱元璋對佛教還是相當崇信的。

　　洪武元年正月，即大明開國的當月，洪武帝朱元璋下令設立善世院，“以僧慧曇領釋教事”，即任命江南名僧慧曇為大明帝國佛教事務總官長。但隨著統一戰爭的不斷取勝，大明帝國的版圖越來越大，宗教信徒與宗教事務也急劇增多，原來的善世院機構已經無法滿足時代的需要。於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下令將中央的善世院改為僧錄司，掌管天下佛僧之事；在地方府、州、縣新設僧綱司等，“分掌其事，俱選精通經典、戒行端潔者為之”。中央“僧錄司左、右善世二人，正六品；左、右闡教二人，從六品；左、右講經二人，正八品；左、右覺義二人，從八品”；地方府設僧綱司，掌本府僧教，設都綱一人，從九品；副綱一人，未入流；州設僧正司，僧正一人；縣設僧會司，僧會一人，俱未入流。

　　除了政治上關注和重視佛教外，朱元璋還在經濟方麵保護佛院寺產，不斷下令賜以田地、蘆場等給寺院，“禁治諸色人等，毋得輕慢佛教，罵詈僧人，非禮攪擾”。

　　至於佛教傳播與佛法弘揚方麵，朱元璋則表現出來更大的熱情。洪武五年他命人召集天下名僧校勘《藏經》，這就是人們熟知的《洪武南藏》，位於明代四部大藏經之首，其他3部分別為《永樂南藏》《永樂北藏》《嘉興藏》。除此之外，朱元璋還曾命令高僧宗泐和玘太璞等重新箋釋《金剛經》《楞伽經》和《般若心經》等。

　　有一則明代流傳很廣的故事很能夠說明洪武中前期朱元璋對佛教的迷戀與糾結。高僧玘太璞專心於禪學，據說《藏經》5 400卷他都能背誦。皇帝朱元璋對他很是尊重，甚至可以說有幾分憐愛。有一次他問玘太璞：“一個人做了和尚，後來沒做下去，他會受到怎樣的報應？”玘太璞回答說：“會永墮阿鼻地獄。”朱元璋聽後臉色頓時鐵青，花了好長時間才喘過氣來，再問：“你的這個說法有佛典出處嗎？”玘太璞說：“有啊，在佛典《藏經》第幾卷中就有這樣的記載。”這時朱元璋的臉色更加難看了，侍臣都禦史詹同看在眼裏，開始責怪起玘太璞了：“你為什麽要這樣應對聖上呢，不可轉轉彎？”哪知道玘太璞也是個一根筋，聽完了詹同的抱怨後，一字一句地又說開來了：“我玘太璞皈依佛家，一言一行都不敢違背教義，亦不敢欺騙聖上！”這時朱元璋似乎聽到玘太璞與詹同之間的對話了，但他假裝不知，讓玘太璞再重複一遍。當玘太璞重複完後，朱元璋的臉色瞬間變成死人一般。沉默了好一陣子，他又問玘太璞：“照你的說法，朕應當受到永墮阿鼻地獄的報應？”玘太璞說：“我剛才講的是凡人，可陛下您是天生聖人，為天下黎民蒼生之主，怎麽能與凡人相同呢？”聽到這裏朱元璋頓時龍顏大悅，但嚴重的疑心病促使他不得不追問下去：“你的這個說法又是出於何部佛典？”玘太璞說：“出自《藏經》多少多少卷。”朱元璋還是不信，叫人去將佛經取來查閱，發現果然有這樣的說法。這時他已經喜不勝收，對著大殿上的眾大臣侃侃而談了：“你們各大臣盡管都有才，但佛理經義方麵可比不上這位高僧玘太璞啊，還有眾大臣對皇帝的忠誠能與玘太璞相比嗎？！”

　　不過從這個故事中我們也不難看出，童年時代的非正常人的生活給朱元璋的人生帶來的影響有多大！換言之，朱元璋內心深處一直在糾結著：當和尚未善終會帶來何等的報應？正因為有著這樣的心理畏懼，洪武開國後，他尤其表現出對佛教的“關愛”。洪武元年秋，詔征江南名僧十餘名在南京東郊的蔣山寺舉行無遮法會；而後嫌做得不夠好，洪武四年又詔征江南名僧在太平興國寺舉辦規模更大的廣薦法會，法會有1 000多名僧徒參加，總計持續了3天3夜。皇帝朱元璋居然親自帶著文武百官前去禮拜，引發了人們的嘖嘖稱奇。

　　除了崇信佛教及其禮法外，洪武早中期朱元璋還對一部分佛僧予以相當的信任與關愛。經常有僧人被他召入宮中秘密講談，稱旨的僧人不僅被賜予金襴袈裟，甚至還有人做起了大明朝的高官。像南京瓦官寺僧人華克勤、靈穀寺僧人吳印就因為受到洪武皇帝的極度賞識而被命令還俗，當起了朱皇帝的秘密特務；由於“功勳卓著”，前者被授職為山西布政使，後者被授職為山東布政使。和尚改行做大官，這實在是當時的一大怪事！也由此說明洪武早中期朱元璋對佛教的態度了。

　　◎朱元璋信奉道教？

　　朱元璋在崇信佛教的同時，對道教似乎也是興趣盎然。最早反映出這種佛道皆容思想的是在他離開皇覺寺之前自己的占卜算卦。其實這樣的宗教信仰反倒是折射出傳統中國人的宗教思想，什麽神都信，什麽神都拜，隻要對自己有好處的，就趕緊“抱佛腳”。

　　據現有史料來看，朱元璋出道後接觸的第一位道教高人當數周顛仙。周顛仙是在朱元璋攻下南昌後兩人相遇相知的，朱元璋後來要去西征九江，周顛仙為他預言必勝，這對當時尚處一方諸侯崛起的朱元璋來說起到鼓舞士氣的作用。為此朱元璋對其另眼相看，甚至在周顛仙仙去後還親自為其作《周顛仙傳》，宣揚自己奪得帝位是得到了上帝使者周顛仙的青睞與厚愛，以此來證明大明君權神授。

　　另一位重要的道教人物叫張中，那是朱元璋軍攻下南昌時，大將鄧愈將其推薦出來的。張中又名“鐵冠道人”，能掐會算，邵榮、趙繼祖反叛、鄱陽湖大戰時的風向與戰況據說都讓他給預先算著了，且算準了。為此朱元璋對他以及對道教都另眼高看。

　　洪武元年正月，就在設立佛教最高管理機構善世院的同時，朱元璋還下令建立玄教院，以道士經善悅為真人，管理大明朝全國的道教事務。

　　同年八月，人們俗稱的道教聖地江西龍虎山正一教第42代天師張正常來南京，慶賀朱元璋登基即位。張正常據說是漢朝道教領袖張道陵的第42代子孫，世代居住在仙地龍虎山。元朝時為了籠絡南方道教徒，曾封張氏為天師。可就這個天師的封號在朱皇帝看來，與他大明第一人相衝了，於是當著大明朝堂眾臣的麵這樣數落起“天師”封號的不妥：“天地之間唯一的至尊為上天，難道還有比上天更高、更好的什麽天師？因此說天師封號已經褻瀆了天地之間的至尊，應該改一改稱號！”於是將張正常改封為“正一嗣教真人”，秩正二品，其僚佐為“讚教”和“掌書”，也由此開始朱元璋讓張正常接替玄教院經善悅的職位，“領天下道教事”，即管理大明全國的道教事務。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將玄教院改為道錄司，設左右正一2人，正六品，左右演法2人，從六品；左右至靈2人，正八品；左右玄義2人，從八品。在地方府、州、縣設道紀司，“分掌其事，俱選精通經典、戒行端潔者為之”；“道紀司掌本府道教，都紀1人，從九品；副紀1人未入流”；州設道正司，道正1人；縣設道會司，道會1人，俱未入流。至此，洪武時期對全國各地的道教管理開始完備起來了。

　　除此之外，朱元璋還下令，著力保護道教，多次將田地賞賜給宮觀道院，甚至為不知所終的道教高人周顛仙“親為文勒石紀其事”以及禦注道教經典《道德經》，廣行刊布。由此道教勢力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從洪武初期的三教並立到洪武中晚期的“一枝獨秀”

　　總之，由於開國前後朱元璋對佛、道兩教的大力提倡、青睞或言依戀，導致了洪武早中期佛、道大行其道局麵的出現甚至有著泛濫的趨勢。據《明史》記載：因為明初朱元璋對吳印、華克勤一類佛僧的格外信任與喜愛，“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甚至像劉基、徐達、李善長和周德興一類的勳舊耆德也因此受到猜忌和誹謗，佛教勢力日熾；“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數萬”。洪武五年，大明首次進行全國性佛、道教徒登記，始行僧道度牒製度，當時就有57 200多個僧尼、道士、女冠提出了申請。禮部官員向皇帝朱元璋請示：是否依照前朝規製，向前來申請登記的僧尼、道士和女冠等收取一定的手續費用，美其名曰：‘免丁錢？’朱皇帝十分幹脆地回答：“不！”

　　朱皇帝的這一個“不！”字使得佛道兩教勢力又有了迅猛的發展，大半年後的洪武六年八月，禮部上奏說：全國各地申請領取僧尼道士資格證書的多達96 328人，幾乎比半年前增加了100%。

　　◇內行整內行，實在在行——和尚皇帝整頓和尚、道士隊伍

　　鑒於佛道教徒越來越多，社會問題也變得越來越複雜，朱元璋開始意識到：對於該兩教必須得有所限製。洪武六年十二月，大明朝廷下令：合並天下僧道寺觀，地方府州縣隻允許保留一所，教徒任意選擇寺觀而居處；倘若有百姓想要脫俗入教，就必須要經過考試，成績合格且取得官方的度牒後方可出家。民間女子若想出家必須得40歲以上，不到這個年齡的，不許！

　　但就一個朝廷指示，要想在廣闊無比的大一統帝國內完全貫徹得好，這似乎太過於天真了，加上那時的朱元璋對佛道教中的“高人”依然十分寵信。所以說當時大明帝國境內的佛道教勢力依然在快速發展，尤其“徒眾日盛，安坐而食，蠹財耗民”就與大明帝國的財政經濟等方麵產生了矛盾。終於在洪武十五年四月，朱元璋下令對全國的佛、道等教進行全麵整治與加強管理，中央朝廷改製成立僧錄司、道錄司，掌天下僧道；地方府、州、縣始設僧綱、道紀等司，專門管理一方佛道。與此同時，朝廷還命令對各地佛僧、道士一類進行登記造冊，詳盡記述其相關信息；各地寺觀一旦出現住持有缺，由僧道官推薦有戒行和通經典者，送僧錄、道錄司進行專門考試。成績合格者由大明禮部出麵向朱元璋提出申請，在取得皇帝批準後才可出任住持。僧錄司、道錄司和僧綱司、道紀司一類的中央與地方宗教機構專門管理相關的宗教事務，嚴肅教界清規戒律，而各衙門不得妄加插手。隻有當教界事務涉及了軍士與普通百姓時，各衙門才可過問相關事務。

　　從洪武十五年的這次佛道大整治來看，措施還是很得力、很到位的。但實際上當時大明的僧道人數還是“蔚為壯觀”，所以要想使其迅速減緩下來，看來還是不太可能。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禮部尚書趙瑁曾向洪武皇帝上請：僧道二司設立至今三年不到，可全國登記在冊的僧道已有20 954人（約為洪武五年的一半），這個數字還不包括沒有登記的，如果要將他們也算在內，那規模可更加大了。現在有好多人就是為了逃避官府的差役而申請出家的，如果我們朝廷一改以前每年考試和發放度牒的做法，3年搞一次，這樣多少也能限製其過速發展！朱元璋聽後覺得趙瑁講得十分在理，當即允請。

　　但就實而言，盡管趙瑁將人們熱衷於當和尚與尼姑的原因說到了點子上，然他開出的治理“藥方”卻不到位，所以遏製大明佛道勢力的發展並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觀。為此，洪武朝廷在隨後的日子不斷變化手法，限速發展佛道兩教。如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下令：天下百姓年齡20歲以上的都不許出家為僧，20歲以下出家者，想要取得度牒，除了參加考試獲得通過外，還必須到京師南京各個寺院當3年的實習和尚，再經考核合格的，方可正式進入佛門；而對於那些借著出家為名逃避國家徭役的假僧假道，朱元璋則予以堅決打擊。有一年，有道士仲守純等125人向朝廷申請度牒。當時專門此項工作的大明禮部官員看到仲守純等人似乎不太像是出家人，於是就留了個心眼。在經過一番認真考核後發現，果然全係假冒。皇帝朱元璋聞聽後十分惱火，下令將這125個假道士全部逮到錦衣衛去，讓他們去罰做國家工奴——工匠。

　　◇皇帝刀下留人！蘇州高僧永隆被活活燒死在雨花台，換來3 000條生命

　　不過這樣的事情在洪武時期是算不上什麽的。洪武二十五年有一次度僧，來南京想領取度牒的僧人中居然有3 000號人不嫻熟佛教經典，當時就把朱皇帝氣得頭上直冒青煙，隨即他下令錦衣衛，將那3 000號冒領度牒者全給殺了。

　　這時蘇州尹山寺高僧永隆實在看不下去了，請求以自焚來為3 000號冒領度牒者贖罪，朱元璋同意了。

　　永隆自焚那天，朱元璋特別關照宦官，讓他們通知皇家衛士們時刻守住永隆所坐的那具佛龕，抬著它上南京城南的雨花台。到了雨花台，佛龕落地後，隻見永隆高僧從佛龕中款款走出，然後麵北朝著明皇宮（今明故宮）方向行拜別之禮。禮畢後，他又鎮定自若地走進了佛龕之中，然後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寫下“風調雨順”四字，隨即跟守候在身邊的朱元璋派來的宦官說：“煩請你們告訴陛下，日後遇上天下大旱之際，就拿著老衲寫的這四個字，焚香祈雨，一定會靈驗！”說完，他秉炬自焚。

　　就說那一刻，南京雨花台煙焰淩空，異香撲鼻，一群仙鶴不停地在人們頭頂上空盤旋。雖說那永隆高僧被大火燒沒了，可他的骸骨卻直立不倒。人們趕緊前往火焚之地，斂得舍利無數。

　　明皇宮中的洪武帝聽說了這等奇事後，著實為永隆高僧之言之行所感動，最後下令寬免了那3 000人的死罪。不久以後，大明發生了大旱，朱元璋想起了永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