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4——洪武“運動”

第六節 整肅秩序澄清國度輕鬆解決豪民巨族

　　綜觀洪武朝31年時間裏，大明帝國共計發生了不少於8次全國性的大運動，平均下來4年不到就有一場暴風驟雨。那麽這一場場暴風驟雨給大明帝國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整頓秩序，澄清國度，影響後來的大明帝國盡管有著相當大的偏差以及嚴重擴大化的問題，但通過一次次的全國性大運動，朱元璋整頓了吏治和一代秩序，澄清了大明國度，清除了元末以來的社會流弊和各種“潛規則”，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治亂世用重典的理想。“明祖懲元季縱弛，特用重典馭下，稍有觸犯，刀鋸隨之……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縱肆，蓋亦整頓一代之作用也”，影響了後來的大明帝國。《明史》作者也頗有見地地指出：朱元璋當政時，“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指，吏治煥然丕變矣。下逮仁、宣，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

　　巧妙地解決了有著一定隱患的豪強世族，穩固帝國社會、經濟秩序豪民巨族相當於現在社會裏講的大富翁和超級富翁。前章中我們講過朱元璋與超級富翁沈萬三較勁的故事，雖然故事不一定全是真實的，但多少反映出朱元璋對待超級富翁的心態：妒忌、警惕與仇視。其實這樣的記載在曆史上還有：

　　洪武三年二月的一天，朱元璋問戶部即財政部的官員：“我大明天下哪個地方的老百姓最富？哪個地方的農作物產量最高？”財政部官員說：“以全國的稅收來講，浙西即蘇南與上海等地多富民巨室。以蘇州一個府來講，每年繳納100～400石稅糧的富翁平民就有490戶；500～1 000石的大富翁就有56戶，1 000～2 000石的超級富翁有6戶；2 000～3 800石的超超級富民有2戶，共計富翁554戶，每年繳納稅糧就達150 184石。”朱元璋聽後沉默了一陣，然後接著說：“自古以來豪民巨族多出自於富民之中，他們財大氣粗。想當年元朝時，那些豪民巨族經常欺負小民百姓，橫行鄉裏，老百姓深受其害啊！這樣吧，你們通知有關部門，將這些豪民巨族、大款們、富翁們給我召到南京來，朕要當麵跟他們談談。”

　　後來朱元璋在明皇宮中正式接見了江南富民，並跟他們這樣說道：“你們各自在鄉村裏可是享清福啊，沒有意識到麽？古人說過：人是有欲望的，要是沒了天下之主的話，那就得亂成一鍋粥。假如真有那麽一天天下沒有一國之主的話，那就會出現以強淩弱、以眾暴寡的不堪現象，富人們將無法保住自家的生命與財產，窮人們也會活不下去。如今朕為你們的國君，‘立法定製，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淩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裏，如此則為良民，若效昔之所為，非良民矣’”！

　　朱元璋的這段話至少透露出兩個信息：第一，大款們、富民們，你們得知足，要不是大明帝國天空中升起了我這顆紅太陽來照著你們的話，你們能保有幸福？第二，大款們、富民們，你們得規規矩矩做人，遵紀守法，具體要求有四“毋”等八項。朱皇帝話裏邊柔中帶剛，綿裏藏針，骨子中充滿了殺氣。

　　其實這樣的最高指示精神還不僅僅限於高皇帝口頭說說，而是落實到洪武年間大明朝廷對待大款富民們的具體政策實際之中。從大明開國起，朱元璋一方麵支持在元末大動亂中逃離家鄉的大款富民們重返家園、恢複生產和生活，而另一方麵又對大款富民中的豪民世族的經濟和勢力擴張予以一定的限製和打擊。譬如洪武四年，朱皇帝在號召人們開墾臨濠荒田時，就發布了這樣的命令：“耕者亦宜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使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並。若兼並之徒多占田以為己業，而轉令貧民佃種者，罪之。”

　　朱元璋之所以要對富民豪族的土地兼並實行抑製，主要可能出於三個方麵的考慮：第一，超級富翁、豪門世族多了，土地資源過於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會引發大批小農土地的流失，最終就會導致國家財稅收入的減少；第二，失地農民多了，流民也就多，這就直接影響到大明帝國的社會治安與穩定；第三，農民數量的減少，就會使得明王朝徭役征發對象出現短缺，國家重大工程建設與軍事防衛設施建設也就無法及時進行。鑒此，洪武時期皇帝朱元璋極度重視魚鱗圖冊製、黃冊製和糧長製等製度的推行，堅決打擊營私舞弊。

　　而幾乎與此同時，洪武皇帝還對不肯服從帝國法令、損害王朝利益的大款富民或言豪強世族予以無情的打擊。由於當時江南地區的大款富民或豪強世族最多，因此江南也就成了洪武帝打擊豪強世族的重點地區。

　　朱元璋打擊大款富民或言豪強世族的主要手段有三種：

　　第一，遷徙豪民。自大明帝國建立前後起，朱元璋就開始推行此項政策。如，吳元年十月，“徙蘇州富民實濠州”；洪武七年，“徙江南豪民十四萬田鳳陽”。洪武二十四年，仿效漢高祖劉邦的做法，將全國各地5 300戶富民遷於京師南京。

　　在這些被遷徙的富民中，以蘇州地區的為最多，如：“家素饒於財”的鬱瑜被遷往了臨淮，昆山大富翁顧德輝父子並徙濠梁，張士誠舊臣楊基、餘饒臣和徐賁等500家被遷徙到臨濠。其次可能就要數鬆江即今天上海，上海縣“以農起家致巨富”的富民黃黻被遷徙到潁上，鬆江謝伯禮、朱孟聞、華亭洪允誠被遷徙到濠梁。

　　這些大款富民或言豪強世族一旦遷徙他地，其經濟與勢力必定遭受致命打擊。朱元璋曾製定法令，嚴禁遷徙富民逃亡，規定：“富民私歸者有重罪。”由此一來，當年的大款、超級富翁後來就變成了貧民和難民。

　　那麽朱元璋嚴懲遷徙富民逃亡到底嚴到什麽地步呢？我們不妨來看看下麵一個案例：

　　鬆江有個叫王子信的人，家裏很富，按照皇帝朱元璋的說法：“（王子信）本人田地廣有，佃戶極多。若將一年分受私租，本分自用。計其人口，豐衣美事，十年不能用盡。”正因為如此，在洪武四年核定田產驗明戶等時他被定為了上等，並隨即簽派為當地的糧長。這個王糧長可能類似於現在社會裏的“富二代”，一天到晚不幹正事，到處瞎來。當上糧長後按理說應該收斂一點，可他不，還是我行我素，一不小心觸犯了當時的洪武律條，被判死刑；但因為犯的事不大，最後死罪被免去，改為臉上刺字即黥刑，並發配到西河州充軍。

　　公子哥充軍，且又是江南一帶人，到了西北不說是充軍幹苦力，就是待上幾天也夠他受的了。不過好在他頭腦活絡，到了河西州充軍地沒多久，他就與當地的軍隊衛所領導處得相當之“融洽”，今天送個金器，明天送個由純銀打造的寶貝。時間一長，充軍地好似王糧長自己的家，沒一個軍隊領導不將他當做“自己人”的。就在這樣的情形下，王糧長找準時機，兩腳開溜，一路不分白天黑夜地往著鬆江方向趕。

　　回到了鬆江後，王糧長萬般思慮著如何解決這樣一個問題：人們會不會到官府去告狀，原本充軍者怎麽現在突然回來了？不過他頭腦好使，沒多時就想出方案來了，說到底，隻要鬆江地方官府不追究、不過問，南京城裏的朱皇帝怎麽會知道這事呐？想到這裏，他就開始活動，打點鬆江衙門裏的官吏。俗話說得好：收人錢財予人消災。鬆江府裏的人自從得了王糧長的好處後，對於眼前發生的一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隻當什麽都不知道。按理說這時的王子信就應該深居簡出，夾緊尾巴做人。可他偏不，當發現自己已經搞定了鬆江地方官府後，頓時開始飄了。由於臉上被刺了字，怕人一眼就能認出他是罪犯，王子信將自己打扮成軍人，帶上四五十個佃戶到處閑逛，騙吃騙喝騙睡，“擾害鄉民，欺壓良善”。不曾想到有人偷偷地將狀告到了南京去。洪武朝廷接到狀子後，立即派人前往鬆江，緝拿王糧長王子信。

　　可屢經風浪的王糧長壓根兒也沒把朝廷緝拿之事放在心上，等南京特使來了，他就將自己家裏的以及從外麵騙來的金銀寶貝送給了特使，並找出種種理由，遲遲不上路。可南京特使清楚當今皇帝的厲害，沒拿到人怎能回去交差？由於自己收受了別人的錢財，隻好耐著性子在鬆江等啊。王子信看看實在躲不過了，最後隻好跟著一起來南京了。

　　南京當時是大明帝國的首都，衙門林立，高官雲集，王子信想用打通鬆江府的老方法來搞定京師衙門，談何容易！一時間愁死人了，王糧長不愧為江湖上混過來的，沒多長時間，他又想到自以為很絕的一招，叫家裏的傭人冒充自己的侄兒上明皇宮午門口去擊登聞鼓（當時規定：若有冤情，犯人親屬可擊鼓鳴冤）。沒想到朝廷官員一聽說是王子信的什麽人在擊鼓，沒有一個願意去理睬。王子信不死心，就讓人傳話給家裏，叫妻子前去擊鼓鳴冤，還出錢雇了好多人出來為他做假證。可這一切全然不管用，洪武朝廷最終認定：王子信所犯之罪屬實，於洪武十九年六月初五日將其梟首示眾，“家產入官，田產籍沒，人口流移（遷徙）”。

　　對此，洪武帝在《大誥》中這樣說道：“嗚呼！如此富豪，以巨富論之，王子信非上上，必上中，不居上下。今無所不為，頑不聽教，執迷不化，身亡家破，死而後已。嗚呼，富者戒之！”

　　第二，任命酷吏出任富民相對集中地區的地方守令。譬如洪武晚期知蘇州府的王觀就是這麽一個以嚴酷出名的知府。有個府吏叫錢英的耍奸，讓剛剛接任知府之位的王觀偵查到了，當即就被打死。朝廷重賦蘇鬆，蘇州普通老百姓繳不出稅糧，由此當地拖欠的稅糧額越來越大。王觀將蘇州府的富民們都召集到府衙來“談話”，要他們“愛國”，“愛中央朝廷”，代替窮困百姓繳納稅糧，完成朝廷下達的任務（乾隆：《江南通誌·職官誌·名宦》卷114）；薛嵓出任鎮江知府時，也因為執法甚嚴，“豪強為之屏跡”。（乾隆：《江南通誌·職官誌·名宦》卷114）

　　第三，利用一波又一波的“大運動”，株連豪門大族。

　　洪武年間朱元璋前後發動了8場大運動，而每一場運動中都或多或少地牽連一些大款富民或言豪強世族，尤其是胡惟庸黨案和藍玉黨案牽涉的江南富民特別多。

　　〇鎮江富民李老頭花心，結果讓淫婦“相好”告發為胡黨分子

　　譬如，鎮江新港富民李茂實就是一個潛伏著的“胡黨”分子。為什麽要這麽說呢？朱元璋在《大誥》裏講了這樣的一個“故事”：應天府上元縣有個叫孫才四的人夢想一夜暴富，投靠在胡惟庸的門下。胡惟庸叫他回家去，引誘鄰裏鄉民暗作義兵，打算接應胡黨叛亂。哪料到胡惟庸突然被誅殺，孫才四聽到消息後，落荒而逃，從南京一直逃到了福建沙縣，並在那裏住了下來。他剛喘上一口氣，就碰上了住店查房的，由於走得急，沒有路引（相當於介紹信），當場遭到了逮捕，隨即被送到了京師南京。有關部門對他進行了審訊，他說出了實情。孫才四與鎮江的李小官原來都是胡惟庸的“黨人”，因為胡黨案發突然，他倆剛好不在京城，躲過了官府的追捕，隨後開始潛逃。這些年各自在外一邊以做生意為幌子，一邊物色好的藏身之地，哪知孫才四剛在沙縣立足，就被人識破了。審訊人員沒想到審個沒有路引的嫌疑犯，居然審出來胡黨分子來了，這可不得了的事，怎麽辦？胡黨案發到現在已經有六七年的時間了，到哪裏去追捕另一個胡黨“逃犯”李小官？審訊人員中有個人特別有才，他說：既然李小官說是在外做生意，他又走得急，估計身邊沒多少錢，所以他肯定會與鎮江家裏的人取得聯係。對，就上鎮江新港李家去查查！可不知去了多少次，也不知蹲守了多長時間，就是找不到一點有關李小官的信息。

　　就在案件進入死胡同時，忽然間出現了峰回路轉。有一天有個叫嚴阿周的美豔少婦來到了法司衙門，檢舉揭發奸夫李茂實是胡黨分子，李茂實是誰呀？他就是官府要追捕的胡黨分子李小官的父親。法司工作人員好奇地問：“你嚴阿周是什麽人？怎麽知道得這麽詳細？為什麽要等這麽久才出來檢舉揭發？”要說這嚴阿周還真不是什麽好東西，雖然長得漂亮，但實際上就是淫婦、蕩婦，誰要是給了她錢財，她就陪誰睡。李茂實雖然年老，可他的心卻年輕著，兩個眼睛色眯眯地老盯著美豔少婦嚴阿周身上，自從兩人有了第一次後，老李頭就將嚴阿周當做自己的女人，哪知水性楊花的嚴阿周才不吃這一套。在她的心裏：老李頭你花些銀子來此吧老牛吃嫩草那沒關係，但我嚴阿周這一枝花怎麽也不會插在你老牛糞上！於是露水夫妻之間的戰爭陡然而起……有關淫婦、蕩婦嚴阿周的事情果然動聽、吊胃口，但比較起來，抓胡黨分子才是最為緊要的！聽完了嚴阿周的買春故事後，正在興奮勁上的法司官員立即上鎮江去，將那個正在做著春夢的老李頭李茂實給逮捕歸案了。

　　李茂實起初以為就是因為與淫婦嚴阿周的那些雲雨之事而遭逮捕的，沒想到一進大牢看到無數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頓時便嚇壞了。當法司官員詢問起有關他與胡惟庸的那些事時，他像倒豆子一般全倒了出來：自己原本就與宰相胡惟庸認識，洪武九年某天（記不住確切時間）因胡府之邀前去喝酒，喝著喝著，自己就醉了，當天夜裏就住在了胡府西廳。等到第二天醒來覺得挺不好意思想去致歉時，沒想到胡宰相不僅不讓謝，反而還叫人送上了“大銀130個，用車推赴船所”，裝運到鎮江新港李家。依照胡宰相的設想，讓老李頭做大商人，倒賣鹽引200 000，留作以後謀反時的經費。

　　那麽李茂實、李小官等到底是不是胡黨分子？就憑一兩個人口供就能坐實了？倒是在《大誥》這一段故事的結束朱皇帝的一番話令人深思：“嗚呼！李茂實無知，不守己分，樂天之樂。朕，君也。茂實，富民也。（他）家本不缺用，富且有餘，不能報天地陰鷙之恩，猶獨舍朕生殺予奪之主而投（胡惟庸）門下，把持官府，欺壓良善，惡貫神人，所以出（應該是‘除’字，可能是朱皇帝寫白字了）幼者皆誅之，是怒及神人也。”

　　〇同為洪武十九年，蘇州吳縣也發現了胡黨餘孽——富民糧長於友

　　就在鎮江富民李茂實父子被人告發為胡黨分子時，非常“巧”的是蘇州吳縣也發現了潛伏得很深的胡黨餘孽，且他還是個犯了事的富民——糧長於友。

　　“蘇州府吳縣糧長於友本係胡黨，數曾犯法，麵刺死囚隱送同罪。本人因與胡惟庸通謀，其弟於名，職內藏庫官，掌管錢帛，偷盜庫藏財物，已發寧夏充軍，本人亦發鳳陽屯種。後本人將‘隱送同罪’四字起去，還鄉複業，充洪武十八年糧長。至十九年，本區內裏長盛宗欲行赴京陳告本人胡黨事，其於友將本人邀回，置禮求免。略得少暇，卻率家人及鄰裏分使胡惟庸錢物者沈革六等二十名，將裏長盛宗作害民弓兵幫（綁）縛赴京。朕親麵見，其裏長盛宗從前分訴於友為惡緣由，黨弊昭然。於是命法司發回本貫，梟首示眾。”

　　〇江南首富沈萬三女婿陸仲和想當“老賴”，結果被人扣上“胡黨”的帽子……

　　又是洪武十九年即胡惟庸案發生後第7年，江南首富沈萬三的女婿陸仲和（朱元璋在《大誥》中作陸和仲）被人扣上了“胡黨”分子的帽子，遭受了滿門抄斬。

　　那麽這個叫陸仲和的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民間對門當戶對的婚姻形象說法是：魚找魚蝦找蝦，烏龜找王八。陸仲和是元末明初吳江地區的超級富翁，當地方誌裏記載說陸仲和家“富甲江左，時值荒亂，隱居於此，亭台池囿，輝耀桑梓，建疎柳、飲馬二橋，造帳子廊，有南北二馬路，明初沒為官街，今南稱南濠街，北稱新街”（嘉慶：《同裏誌·建置誌下·古跡》卷5）。這麽一個“富甲江左”的人卻在朱元璋洪武年間成了“老賴”。因為當時大明規定財產富裕者充當糧長，連生活的那個城鎮都由他造起來的陸仲和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當地的糧長。但讓人不解的是：一個鄉村旮旯裏的糧長怎麽會跟當初大明宰相扯上關係而最終遭受殺戮的？

　　據朱元璋在《大誥三編》中所言：陸仲和當了18年的糧長，有一年江南發大水，陸仲和等數百個糧長運糧到南京，朱皇帝親自接見，並告訴他們：回鄉後如實勘查地方受災情況，一一據實上報。有災田地不僅免除當年的稅糧，國家還要實行賑濟，不過沒災的還是照常繳納“愛國糧”的。可這個陸仲和回鄉後就開始作弊，“以熟作荒”或“災已報十分，所災者止有一分”，收買當地官府衙門工作人員。不料機關算盡的陸仲和，卻被人告發為胡黨分子。這可是嚇死人的罪名，陸仲和聽到有人三番五次地上告自己，就迫不及待開始活動，以1 000貫去收買首告者沈慶童等3人，又買通蘇州府吏楊複，但最終還是東窗事發。陸家被滅時，這位超級富翁已拖欠稅糧9 300多石。

　　〇沈家“富二代”和“富三代”想世世代代富下去，結果也被整成藍黨分子

　　就連皇帝欽定的文獻中也沒有一絲一毫的證據能證明，沈萬三女婿陸仲和就是胡黨分子，但最終富甲江左的陸家還是被幹掉，說到底是陸仲和太貪惹的禍。富了還要想富，富了還要想世世代代富下去，這是富人們的普遍心理。陸仲和曾這麽想過，他的老丈人沈萬三家的人也是這麽想的。那時的沈萬三可能已經不在世了，沈家由兒孫沈德全等當家，即我們現在所說的“富二代”和“富三代”操持著沈家那麽大的家業。為了能使子孫後代以後能永葆幸福富裕，沈德全等就通過曾在大將軍藍玉家教過書的蘇州老書生王行介紹，結識了藍玉家的長子藍碧瑛又名藍大舍。不料，才開啟雙方的“友好”關係，藍玉黨案就爆發了，沈萬三子孫隨即被定為藍黨分子而被誅殺滅族；沈萬三的女婿顧學文及其所居住的吳江富土鎮上的其他富民也受到了牽連，朱元璋“並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廬”。當時就吳江一縣罹難的“不下千家”，就連已經在大明朝廷擔任戶部侍郎的莫禮家也未能幸免。

　　當時洪武朝廷規定：“凡民間有犯法律，該籍沒其家者，田土合拘收入官，戶部書填勘合，頒行各布政司、府、州、縣，將犯人戶丁、田土、房屋，召人租賃，照依沒官則例收科。”史料記載說：財政部副部長莫禮被牽扯到藍黨一案後，死在了南京，但他吳江老家整族卻被謫戍到邊荒之地，莫家宅第很快成為了廢墟。就整個蘇州而言，當時“鄉人多被謫徙，或死於刑，鄰裏殆空”；“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劃削殆盡”。

　　通過“大運動”胡亂攀援，朱元璋輕輕鬆鬆地解決了自以為有著隱患的豪強世族，由此也增加了大明帝國的經濟收入。據史料記載：元朝延祐年間蘇州額定稅糧為882 100石，明初已升至2 900 000石，純增長率為229%；鬆江元朝時額定稅糧為660 000石，到明初也升至1 400 000石，純增長率為112%。（嘉慶：《鬆江府誌·田賦》卷21）

　　嚴刑重典造成明初數十年思想文化的凝固，影響了帝國文化發展除了上述幾方麵以外，洪武年間暴風驟雨與嚴刑重典所產生的直接後果還有一個，那就是政治恐怖主義造成了明初思想文化領域的萬馬齊喑的不堪局麵。由於運動接著運動，大家都保持著高度的警惕，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在這樣的情勢下何談思想文化的發展與繁榮！

　　不過晚年朱元璋似乎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後也做了一些調整，“高帝之意，皆以革元人姑息之政，洗故俗汙染之非，非為馴訓於後王”。故而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然後奏決。二十年，焚錦衣衛刑具，以係囚付刑部。二十八年，又詔曰‘朕起兵懲創奸頑，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後嗣止循律典，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以請者，寘重典’”。

　　可惜的是洪武皇帝的如此寬政舉措太少太少了，且很多都沒落實到位，嚴酷的政治大風暴雖說在洪武二十八年馮勝自裁後基本過去了，但沒有完全退出曆史舞台。清代乾隆年間的《吳江縣誌》記載：“嚐見當時抄白原行雲：錦衣衛鎮撫司鎮撫臣劉璉等謹奏黨逆事：今將三山案胡藍黨犯人沈德全等取招在官，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早將一幹人犯引到奉天門下奏，奉聖旨：‘正黨與戶下戶丁多著折了臂膊，未出動的小廝不打，且牢著他。供出的田口家財斷沒了。’欽此。本月二十日早本司衛鎮撫臣朱鑒於奉天門下奏，奉聖旨：正黨與戶下戶丁都淩遲了，十歲已（同‘以’）上的小廝都發南丹衛充軍，十歲以下的送牧馬所寄養，母隨住；一歲至三歲的隨母送浣衣局，待七歲送出來。欽此。”（乾隆十二年：《吳江縣誌·舊事》卷5、6）這是說到朱元璋死的那一年即洪武三十一年，江南首富沈萬三子孫們在被榨幹油水後才被千刀萬剮。如等恐怖政治和經濟怎能會不影響大明帝國的思想文化發展？！

　　加強了絕對君主專製主義統治，為官僚製的全麵推行創造了條件雖說朱元璋親自發動了一起又一起的“大運動”，尤其是持續了近20年、涉及麵甚廣的追查“胡藍黨獄”，幾乎將大明開國功臣勳舊一網打盡，造成了後洪武時代即建文帝時代軍事人才後繼乏人的不堪局麵，客觀上大大便利了朱棣的“靖難”造反。不過，這裏邊有著很多的意外。按照老朱皇帝的設想，通過這一係列“大運動”，“洪武”以後就是“建文”，大明應該實行文治。清代學者趙翼曾這樣說道：“（洪武帝）嚐與懿文太子出郊，親指道旁荊楚，謂太子曰‘古人用此為撲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當念之。’是帝未嚐不慎重刑獄。蓋初以重典為整頓之術，繼以忠厚立久遠之規，固帝之深識遠慮也”。

　　自洪武中晚期起，朱元璋一方麵給大明開國功臣勳舊找好了去處——送他們到閻王爺那裏去報到，免得這些大字不識、幾乎什麽文化也不懂的部隊幹部插手、控製或幹涉大明官僚行政，空出位子讓給文人英才，從而開啟了大明帝國朝著文治方向轉向之兆。但即使這樣，猜忌成性的朱皇帝對於並沒有多大威脅的文才英士也是防之又防，邊使用邊猜忌，運用絕對剛性皇權，統一思想，打出“尊天、忠君、孝親”大旗，大力發展教育，實行科舉成式，推行標準化考試，加強思想文化領域裏的君主專製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