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4——洪武“運動”

第三節 一舉粉碎“謀反胡黨”深究牽出前任宰相（2）

　　〇能掐會算的劉軍師與無所不能的朱皇帝之間的矛盾來自何方？

　　朱元璋與劉伯溫關係惡化主要來自三大事件：

　　◎劉基與朱元璋之間關係的第一次縫隙——明初“李彬案”

　　第一件事情——明初“李彬案”。大明開國的洪武元年年中，徐達率領大明軍北伐節節勝利，皇帝朱元璋趕赴汴梁，去考察那裏作為都城的可行性，走前將南京城托付給了劉基和李善長共同管理。其中由李善長來管理日常的政務，劉基負責監察官場不正之風。鑒於“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劉基下“令禦史糾劾無所避，宿衛宦侍有過者，皆啟皇太子置之法，人憚其嚴。”

　　可就在這個檔口，中書省都事（相當於宰相府秘書長）李彬將李善長搬進新宰相府後空出來的老宰相府改造成了一個高檔的娛樂休閑場所，再把從張士誠那裏俘來的嬌姬美眷充當“三陪”小姐，並進行權色交易和買官賣官。這個案子在曆史上被稱作“李彬案”。若從案件的表象來看並不複雜，台麵上的主角就是中書省都事李彬，但實際背景很複雜，李彬與李善長家公子關係很鐵，又是李善長的心腹，且跟李善長的紅人胡惟庸關係也很親密，換句話來說，他是李善長為首淮右集團的中堅人物。

　　盡管台前人物李彬買官賣官做得很隱蔽，但還是給暗中監察的劉基手下的得力幹將知道了（一說楊憲偵知），將此事報告給了劉基。劉基決定一查到底，並把偵查到的結果發加急書信，向正在北方視察的朱元璋匯報了此事，並請示如何處置。朱元璋下令：“殺！”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大明第一人臣、淮右集團核心人物李善長從幕後走了出來，為李彬“打招呼”。劉基向來嚴格執法，剛正不阿，絕不通融，李善長隻好另想辦法。當時南京城及其周圍地區出現了大旱，這在今天人們的眼裏是件很普通的事情，但在相信天人感應的古代人看來，那可是異常的天象，人間肯定有什麽地方不對勁，對罪了上蒼。李善長就以此作為理由，請求劉伯溫暫緩對李彬行刑。可劉基絕不買賬，堅持按法執行，處決李彬。

　　李彬還挺講哥兒們義氣的，至死也沒說出腐敗窩案中的其他任何人，這對李善長為首的淮右集團來說真是天大的好事，關鍵人物死了，大家都可以躲過一劫了；相反，這事對案件的主管人劉基和楊憲等人來說卻十分不利，他倆從此與丞相李善長為首的淮右集團結下了梁子（後來楊憲被李善長置身於死地，劉基被胡惟庸毒死，都充分地說明了問題）；同時通過這個案件充分表明了以丞相李善長為核心的淮右集團在新興的大明帝國中占據絕對的優勢和擁有相當大的影響。說實在的，在這個新興帝國政權中，就連皇帝朱元璋本人跟淮右集團也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據《明史》記載，朱元璋回南京後，淮右集團的人不斷地向他告狀，一股腦地說劉基如何不好，如何霸道，假借皇帝的名望，任意胡為。告狀的人多了，朱皇帝也就分不清是與非，但有一點他是肯定的，那就是絕不容忍底下人的權力超過他。於是人們看到，回到南京後的朱元璋不是去深查李彬案的背景，而是做了件令人一頭霧水的事情：嚴斥劉基的不是。

　　以上是劉基與朱元璋之間關係第一次出現的縫隙或言隔閡。我們中國人最講究人際關係，最難處理好的也就是人際關係的失和。因為一旦失和、翻臉了，就很難彌補和愈合，尤其是君臣關係，那就更不好處理了。而就在朱、劉之間第一次出現縫隙尚未來得及愈合之際，第二次縫隙或言隔閡又不期而至了。

　　◎第二次縫隙出現與隔閡的增大——劉伯溫第一次“天災人事”預言失驗

　　第二次朱、劉縫隙或言隔閡起源於劉基的預言失驗。朱元璋叫劉基任太史令，確實也是任人所長，劉基對自己的“專業”不僅很熱衷，而且常常是樂此不疲。問題也就出在這裏，朱元璋很迷信，尤其相信天人感應，而劉基也特別自信，相信自己的每次推算都能很正確、很靈驗。殊不知這是一種反科學的高級迷信罷了，談不上什麽正確率，但有一定的巧合性，如果有一兩次應驗也屬正常，但時間一長，自然會毛病百出，預說者與聽者之間也不免會引起誤解與矛盾。

　　明朝剛開國那幾次災害都讓劉基給“算”準了，但對接下來的這次旱災，劉基的推測就沒那麽運氣了。卻說當時天下大旱，朱元璋再次找到劉基，要他看看究竟是怎麽回事。在經過一番觀測與推算後，劉基稟告說：“這次旱災的起因有三個：第一，死亡將士的妻子們全被另行關著，人數約有幾萬，陰氣鬱積得很厲害；第二，南京城的工匠死亡得太多，至今他們的遺骸大多還沒有入殮；第三，東吳張士誠手下投降過來的將士不該編入軍戶，否則有違於天下和氣！”朱元璋一向很佩服劉基的“神測妙算”，這次聽完“大神人”的指點後就一一糾正前失，該撫恤的就撫恤，該放回的就放回。

　　該做的都做了，但過了許多時日，老天還是照樣大旱，未曾下過一滴雨水，這下可將朱元璋“逗”火了。而恰恰在這時，劉基得罪過的那些人又乘機蠢蠢欲動，逮住機會在皇帝麵前拚命攻擊劉基，由此劉基與朱元璋的隔閡更加增大了。

　　◎第三次縫隙出現與隔閡的增大——“營建中都”的爭議

　　自洪武元年“李彬案”中無意間與淮右集團交上了手，劉基在大明朝廷內的處境並不佳，用今天話來說，他處於絕對劣勢的少數派行列，在朱元璋政權中沒有多少的親和力。作為熟讀經史之籍的著名文人，劉基不是不知道這一點，加上皇帝朱元璋對他的態度也大不如以前。文人的敏感性使得劉基本能地反應——及早地脫身朝廷這個是非窩。碰巧洪武元年（1368）八月，近60歲的劉基家中妻子過世了，他借口回家安葬，順便向朱元璋提及，想從此歸隱青田老家。從史書的記載來看，朱元璋似乎也沒有執意要強留他。劉基心裏到底如何，我們不得而知，想必也不會太好受。不過他這個人就是耿直，對大明帝國忠心耿耿。行前，向朱元璋道別，順便不忘規勸皇帝，提醒要他注意兩件事：第一，“鳳陽雖帝鄉，然非天子所都之地，雖已置中都，不宜居”；第二，明軍在與元朝殘餘交戰時千萬不可輕視了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的部隊。但誌得意滿又剛愎自用的朱元璋哪兒聽得進去，就在劉基離開南京之際，他還送給劉基一首詩：“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吳滅漢顯英謨。不居鳳閣調金鼎，卻入雲山煉玉爐。事業堪同商四老，功勞卑賤管夷吾。先生此去歸何處？朝入青山暮泛湖。”意思很明白，就是叫劉基在青田老家“朝入青山暮泛湖”，不要多管閑事。

　　再說回家後的劉基心灰意冷、情緒格外低落，下葬了妻子後，就在家裏過了幾天清閑的日子，本以為就此可以安度餘生了。沒想到幾乎是要將自己攆回老家的洪武皇帝卻突然間又急吼吼地召他回京。朱元璋之所以要急著召回劉基：一來是由於他在營造中都的事情上出了麻煩（前麵講的工匠“厭鎮法”）；二來是由於徐達率領的明朝軍隊在與元朝殘餘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交戰的過程中驕傲輕敵，吃了敗仗。在這樣非常的時刻，朱元璋如夢初醒，發現眼前所發生的一切，都讓老軍師劉基事先給說著了，於是越發覺得劉老先生了不起，隨即發出手諭，讓劉基迅速返回朝廷。

　　劉基回到了南京後，皇帝朱元璋不僅對他好生招待，賞賜甚厚，而且還給他加官晉爵，甚至要追封劉家上兩代為永嘉郡公，但這一切都讓劉基給一一謝絕了。

　　〇禍從口出——關於宰相人選的君臣對白

　　適逢此時皇帝朱元璋對淮右集團核心人物丞相李善長極為不滿，想罷他的相位，於是就跟劉基探討起繼任宰相的人選。劉基聽後極為公正地評價李善長，分析了李善長為相多年來所取得的政績，認為他作為開國元勳，善於調和朝廷內外的各種矛盾，能力很強又能服眾，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朱元璋聽後十分耐人尋味地說道：“李善長曾多次想加害於你，而你劉先生卻如此公正無私地說出這番話？我實話告訴你，我想找個合適的人才接替他的相位。”劉基聽後回答道：“這換相如同屋子上換柱子啊，必須得用大木頭，如果弄根小木頭湊合地用，那房子肯定要倒塌的。”劉基的話太直露了，明白告訴朱元璋，若想鎮住天下，必須找一個有大器之才的人來當宰相，否則是鎮不住的！話已說到這個份上，但朱元璋是個極有個性的人，他最終還是將李善長的宰相之職給罷免了，想立楊憲繼任為相，於是又征詢劉基的看法了。雖然劉基與楊憲的個人關係不錯，但當聽說皇帝要拜楊憲為相時，他立馬規勸道：“這萬萬不可，雖然楊憲有當宰相的才能，但他卻沒有宰相的器量。做宰相的要有像水一樣平的心態來看待一切事和人，要以國家的大義大理作為為政的根本，而自己又不能有什麽偏心與私心啊，楊憲就不是這樣的人。”朱元璋接著詢問：汪廣洋是否合適？劉基說：“這人的膚淺完全超過了楊憲。”換句話來說，汪廣洋還不如楊憲。接著朱元璋又詢問起他心目中的第三個人選胡惟庸如何？劉基做了一個比喻，他說這人就像一隻小牛犢，他有的是力氣，給他一輛馬車，他會奮力往前拉，直到把馬車給毀壞掉。意思是說，胡惟庸功利心太強，什麽樣的事情都會做得出來，不可信任和重用。朱元璋接著又說了：“我大明朝的宰相人選還真是沒有人超過你劉先生！”劉基不假思索地說：“我啊，不行，我這個人疾惡如仇，又不能忍受那種繁複的工作細務，如果叫我做宰相，恐怕要辜負了皇上您的一片聖恩了。不用擔心天下沒有人才，隻要聖上您認真用心去尋找，總會找得到的。不過，目前這幾個人真的都不是相才啊！”

　　從這曆史性的君臣對話中折射出如下的信息：

　　第一，朱元璋對劉基還是挺信任的，否則怎麽會與他商議丞相人選？

　　第二，朱元璋知道劉基與李善長他們不是一條道上的，卻竟然說什麽“李善長曾經多次想加害於你”之類的話，由此看來，皇帝出賣了李善長，同樣他也有可能賣劉伯溫。作為君主最起碼的素質連一般“君子”水準都達不到，大明難有安寧！

　　第三，朱元璋向劉基透露了李善長的陰損，說明當時朱元璋對盡管罷了相（洪武四年）的淮右集團核心人物李善長所擁有的潛在實力及其影響還是有著充分認識的。

　　第四，盡管劉基看人的目光很準，說事論人也很公允，但最終洪武皇帝還是沒聽他的勸告。由此說來，朱元璋真正信任的還是淮右集團，壓根兒就沒把劉基的話當作一回事。接下來一個接一個的宰相變換沒有一個是劉基認為合適的，事實上他們確實也差那麽一點點。

　　第五，朱元璋曾想讓劉基出任宰相，沒想到遭到了謝絕。而劉基說話似乎也太過頭了點，什麽我這個人疾惡如仇，就算你的老冤家李善長被罷相了，朝中還有惡人和壞人啊？難道我大明朝就你劉基一個人是君子……就連今人聽到這番言論也會往這個方向去想，更何況朱元璋是曆史上有名的雄猜之主，劉基的話肯定不會給他留下太好的印象，而事後劉基的運氣似乎一直都不佳，處境更為不妙。

　　〇劉基心冷隱退與青田知縣的“熱心”造訪

　　這些靠感覺出來的氣息，作為敏感人群的知識分子本來就比一般人要強多了，更何況劉基是文人中的精英了。事實上在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明初大封功臣時，劉基的受封待遇就不高，他是弘文館學士，兼任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被封為誠意伯，俸祿240石。而相比之下，一樣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的李善長卻被封為公，公的級別自然在伯兩等之上，且李善長的俸祿是4 000石，幾乎是20倍於劉基的俸祿。劉基當然會有自知之明，這也許是李彬事件，也許是他與朱元璋關於宰相人選的那一番談話，得罪了李善長為首的淮右集團，他們在皇帝麵前竭力詆毀自己。劉基為人比較低調，通常遇到這樣的境況，就選擇歸隱鄉裏。洪武四年春他寫了一份辭呈，請求皇帝批準他告老還鄉。奇怪的是皇帝朱元璋居然又同意了，這至少說明自己的直覺還是對的，隱退自保應該說是一種最佳的選擇了。

　　可事實上這回劉基又想錯了，或者說他幫別人算了一輩子，卻沒有算到自己晚年的境遇。當他十分低調地在青田老家準備頤養天年，不問朝廷是非之時，卻突然遭人陷害。

　　劉基自從歸隱老家後，格外謹慎地處理自己周圍的一切關係。皇帝朱元璋有什麽天象方麵的問題要問，就寫好專門的書信叫人送到青田的劉家，劉基一條條地詳細解答。不過此時他的心裏還是惦念著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於是就借著回答天象問題的機會，經常在給朱元璋的回信中表達出這樣的意思：“凡是霜雪之後，一定是豔陽高照的好天氣。現在大明國威已建立起來了，眼下應該是以寬仁來治理天下啊！”在信上是這般表達，但在行動上他卻極端低調、謹慎。每日粗茶淡飯，喝酒下棋，從不以功自居，也不再過問國事。可即便如此，或許是他給朱元璋回信中的借題發揮所招惹的，或許是朱皇帝本身疑心病太重了，於是出現了青田知縣多次想要拜見他的“怪事”，但都被劉基婉言謝絕了。

　　有一天晚上很晚了，劉基正在家中洗腳，聽說有一個鄉野村夫來劉家要拜見劉老先生。聽說是“鄉野村夫”，劉基未加思索地叫人將他引入自家的茅屋裏去，真誠地招待他。“鄉野村夫”大受感動，如實相告：自己就是青田知縣某某某。劉基一聽到來訪者真實身份是朝廷命官青田知縣，頓時就連滾帶爬，跪地直呼：“小民劉基叩拜知縣大老爺！”

　　送走青田知縣後，恐懼之心久久不能平靜的劉基更加謹慎了，一直不見外人。可即使這樣，最終還是沒能逃脫別人的暗害。

　　那麽，究竟是誰害死了“大神人”劉基劉伯溫？說來可能大家都不敢相信，他就是淮右集團骨幹主將、被劉基稱為“小牛犢”的胡惟庸。胡惟庸？他怎麽會有那麽大的能量來害死皇帝朱元璋的軍師？

　　要想說明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還得要從明朝第一任宰相李善長“內退”前後大明中書省宰相人士變動說起。

　　洪武皇帝與李善長為首的淮右集團之間的矛盾升級前文已述，自從秉公處理李彬案、得罪淮右集團後，劉基與皇帝朱元璋之間的關係整體上都不怎麽樣，弄到後來連劉基回家了都不得安寧；這裏邊當然有劉基的誤測天機、誤判時勢人事等因素，但更為主要的是由於皇帝朱元璋的極度猜忌和李善長為首的淮右集團的“搗糊”，前者無須贅言。後者即淮右集團的“搗糊”對於極度精明的洪武皇帝來說，難道真的沒有一點覺察出來嗎？也不見得！自洪武三年楊憲被殺後，皇帝朱元璋似乎也逐漸看出了一些名堂，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出對李善長及其中書省宰相府的不滿與疏遠。

　　〇李善長“提前退休”和出任中都宮殿建造總指揮

　　對此，李善長也有所感覺，為了證實自己的第六感覺的判斷，洪武四年（1371），李宰相生了一次病，有好多天未到丞相府——中書省上班，心中有些不安，如何表達呢？老謀深算的李善長上疏懇請致仕即申請退休，其目的有兩個：第一，多日不上班，有負於皇恩，心中很為不安；第二，借口身體不好，申請提前“內退”，以此來試探一下皇帝朱元璋對自己的恩寵是否衰退了，這也是曆代大臣慣用的伎倆。以李善長當時的估測，憑著他的傑出的才幹和他與朱元璋這樣的“黃金搭檔”，自己一上書，朱元璋極有可能會下詔諭，予以挽留。但這次李善長大大地算錯了。當朱元璋收到李宰相的“申請內退”的奏疏後，立即批準了“申請”。這著實是李善長所始料未及的，無疑頭上挨了一悶棍。

　　朱元璋“同意”李善長“提前退休”的深刻用意在於：第一，讓李善長“退休養病”離開中書省，這樣可以減少自己與李善長之間的摩擦，從而能保全他；第二，讓李善長“退休養病”，明白地表示出皇帝對他的恩寵已經衰微，以此來警示他不要再恣意妄為，也隻有這樣他才可得以善終，或至少能保持晚節。

　　洪武四年，李善長被批準“內退”後，皇帝朱元璋將臨濠（後改名為鳳陽）的若幹頃田地賞賜給李善長，並配給他守塚戶150家，佃戶1 500家，儀仗士20家。到了洪武五年新年到來時，李善長身體“好了”，朱元璋就命他在臨濠擔任中都宮殿建造的總指揮。因當地人口有限，皇帝又下令強遷所謂的“江南富民”14 000（戶）到濠州去安家落戶，由李善長對他們進行管理。

　　朱元璋做出這樣的處置有兩個目的：一是讓李善長遠離政治中心，以免產生不必要的是非，而從朱元璋角度來說，他可以排除李善長的幹擾，好好地對大明帝國政治做些布置；二是李善長不在南京，朱、李碰不到頭，這樣可以免除雙方遇上了尷尬與不快，讓時間來慢慢地撫平雙方關係的裂痕吧。

　　〇朱元璋對老宰相的“打打揉揉”

　　不過這樣一來就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洪武皇帝在開國之初畢竟那麽高度地評價過李善長，讓他位居明初分封的六公之首。如今李善長畢竟也沒犯什麽大的過錯，一下子讓他“走人”，似乎顯得過於薄情，或者說近於毒狠，在旁人看來也會感覺心寒。朱元璋是個心細之人，很快意識到這一處置的問題及缺陷，為了彌補缺陷，他不僅在經濟上給予李善長優厚的賞賜，而且還將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提拔為太仆丞，就連李存義的兒子李伸、李佑也都給封了一定的官職（洪武七年）。至此，洪武皇帝還沒停歇，隨後又利用兒女婚姻來向世人表示，作為皇帝的他對老宰相李善長是特別的有情有義。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將自己的長女臨安公主下嫁給李善長的長子李祺，李祺一下子成為位於伯爵之上的駙馬都尉，李家也隨之成了皇親國戚。皇恩甚隆，雙方關係似乎比以前更加密切了。

　　但就在朱、李兩家這個當時南京城裏第一、第二大家的大喜過後沒幾天，皇帝朱元璋大病一場，據說病得還不輕，有十幾天沒上朝。而同屬社會頂尖階層又是皇親家的李善長居然不聞不問，作為駙馬的李善長長子李祺居然對皇帝丈人一病不起的事似乎也漠不關心，他6天不上朝。後來被叫到大殿上時，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所犯之罪，禦史大夫汪廣洋、陳寧上奏皇帝朱元璋，要治李善長父子“大不敬”之罪。朱皇帝雖說最終並沒有按汪廣洋、陳寧所擬的罪名來處罰李氏父子，但還是將李善長的歲祿4 000石削成2 200石；不久又命令李文忠與李善長一起總攬中書省、大都督府、禦史台，共同商議軍國大事。

　　朱元璋的這一舉措明顯是衝著李善長而來的，提拔自己的親外甥李文忠，兼管起原來李善長的“大本營”中書省，這無非是在老宰相“大本營”裏摻點沙子，同時也起到消除其潛在影響的作用。當然，在表麵上洪武皇帝還是做得非常圓滑，沒叫李文忠、李善長隻管中書省一個機構，而是同時兼管三個重量級的大攤位，讓人不大覺得這事是直接針對淮右集團核心人物李善長而來的，於理於麵子都講得過去。

　　〇夾氣板：明初第二任宰相汪廣洋

　　朱元璋雖然以“同意內退”的方式穩妥地處置了第一宰相李善長，但同時又不得不對中書省宰相府的領頭人空缺問題加以認真和周全的考慮。在他看來，中書省宰相府之所以對皇權構成侵犯和威脅，關鍵在於淮右集團核心人物李善長居功恣肆；如果換上一個小心謹慎的大臣可能不會這樣，而且這個人的資曆還不能太老，這樣他就無功可居，所有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那麽具備這樣條件的宰相候選人究竟是誰？朱皇帝看中了秘書出身的汪廣洋！

　　汪廣洋，字朝宗，江蘇高郵人，少年時拜元末大學問家餘闕為師，廣學博覽，精通詩書，後流寓到安徽太平。朱元璋渡江時，汪廣洋被召為元帥府令史，這是一個相當於參謀兼秘書的職務，因此說汪廣洋是朱元璋的老部下，先後在江南行省內任行樞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正軍都諫司等職。

　　《明史》對汪廣洋是這麽評述的：說他“淹通經史，善篆隸，工為歌詩”，“廉明持重”和“繁治劇”。換句話來說，汪廣洋精通經史，擅長篆書和隸書，詩歌也寫得不錯。一句話，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文人；接著《明史》又講起了汪廣洋的性格特征，說他遇事很能深思，心細又精明，善於處理煩瑣的細務工作。因此說，他是一個典型的秘書型人物，不可稱之為人才。但即使這樣，汪廣洋還是很為朱元璋所賞識。問題也就出在這裏，秘書出身的人往往沒多大的主見，重用這樣的人，其好處就在於聽話，在領導的眼裏他是個好幹部、未來的紅苗子。故而汪廣洋在朱元璋心目中還是占據了一定的地位。

　　◎謹小慎微的老實人也會遭人害

　　汪廣洋在幹了幾年元帥府秘書後，被朱元璋提升為江南行省都事，類似於江南行省的秘書長。再後來就被提拔為中書右司郎中，又被“外放”為江西行省參政（可能近似於副省長）。洪武元年，北伐軍攻占山東後，他被朱元璋任命為山東行省參政，“撫納新附，民甚安之”。也就是洪武元年十二月汪廣洋被召入了宰相府，任中書省參政，這是汪廣洋第一次“入政”中書省，但時間很短。洪武二年汪廣洋又被“外放”為陝西參政。洪武三年，宰相李善長一度病假，中書省長官空缺，皇帝朱元璋采取變通辦法，任命汪廣洋權領中書省右宰相事，即主持宰相府工作，這是汪廣洋第二次進中書省工作，其職務有了明顯的提升（具體實務則更多的是由精明能幹的右丞楊憲去處理）。可令汪廣洋沒想到的是，自己回中書省工作不到半年，就讓野心勃勃的手下人楊憲給攆回了高郵老家。楊憲攆走汪廣洋的由頭是，說他贍養老母不周到，也就是有“不孝”的犯罪嫌疑。可就在汪廣洋回到老家不久，戲劇性的事情又發生了，“攆人者”楊憲突遭身首異處的不堪結局。那麽究竟是誰與楊憲有著這麽大的過節而要下這麽狠的毒手？淮右集團核心人物李善長！

　　◎楊憲被殺的警示

　　因為楊憲曾經上奏皇帝朱元璋，說李善長不是一塊宰相的料，又因為楊憲想利用自己在位主持工作之際，對整個中書省宰相府做了大手術、大改造，這就等於要砸爛淮右集團的“大本營”！無形之中也就冒了天下之大不韙了，其結果毋庸贅言。

　　楊憲的悲劇告訴當時的人們：誰要想在淮右集團的“大本營”中書省宰相府頭上動土，那你得首先掂量掂量自己。而在這場實力角逐和鬥智鬥勇中，基本上一直躲在幕後的淮右集團核心人物李善長在人們不經意間輕輕鬆鬆地贏了個大滿貫。什麽叫借刀殺人？想必那時的淮右集團的人都會會心一笑。楊憲被殺了，下令殺人者是皇帝，那麽當時朱元璋是否意識到這表象背後的種種玄機？似乎還沒有，不過他倒是想起被楊憲劾奏的“老秘”汪廣洋或許是受了冤枉了。

　　◎“老秘”汪廣洋政治人生頂峰時刻的開始與終結

　　就在楊憲被誅殺後，汪廣洋被皇帝召回。洪武三年十一月，他被朱元璋封忠勤伯，食祿360石。朱元璋在誥詞中高度評價汪廣洋為“繁治劇，屢獻忠謀，比之子房、孔明。”可能這是汪廣洋一生享受到的朱元璋給予的最高評價。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長以病去位，朱元璋就正式拜汪廣洋為右丞相。這是汪廣洋第三次入中書省，也是他在中書省任職時間最長的一次（整整在那裏工作了三年），且還是獨相，即以副宰相身份主持宰相府工作整整三年。

　　這三年對於很有創見的人來講，應該是極易發揮個人才幹，搞出一些像樣的工程與政績，讓人們刮目相看；可對於謹小慎微的汪廣洋來說，這三年卻過得不容易啊！

　　汪廣洋與李善長原先都是朱元璋的舊人，且在元帥府裏共事過。但他倆個性差異很大，也可能不投緣，兩人之間似乎往來並不多。因此說皇帝拜汪廣洋為右相，實為用心良苦：

　　第一，李善長為相時很獨斷，宰相府中的人員基本上都是他安置的。在這個“鐵桶”一般的宰相府裏安排一個與李善長來往不密切、不屬於淮右集團的人容易發現問題。

　　第二，汪廣洋謹小慎微，沒有李善長那樣張揚、攬權，由他來出任宰相府官長，相權與皇權也就不容易衝撞。

　　對於朱皇帝的這番良苦用心，作為他的老部下又以心細著稱的汪廣洋當然會心領神會；而對於前任宰相下台的原因及其背後的潛台詞，他也看得一清二楚：第一，不能獨斷專行，要多向皇帝請示；第二，皇帝朱元璋對老宰相李善長已經不太“感興趣”了。於是以謹慎為其職業首務的“老秘”汪廣洋上來後主動地疏遠李善長這個“下台”幹部。

　　汪廣洋這樣做，很得皇帝朱元璋的讚賞。但不久麻煩來了。疏遠了老前輩李善長，汪廣洋在工作上很不順暢，中書省大多數人都是李善長提拔的，你汪廣洋對他們的“大恩人”如此不恭敬，他們當然會在工作中不配合，於是汪廣洋麻煩不斷，煩惱多多。對上即朱元璋，由於他謹慎小心，廉明持重，常常向皇帝請示、匯報，剛開始時，朱元璋認為這是自己慧眼識才，很為得意，但時間長了，終於厭煩了汪廣洋：“大小事情都要向我匯報，我還要你這個宰相來幹什麽？！”終於洪武六年（1373）正月，因為“無所建白”，汪廣洋被朱皇帝降為廣東行省參政。

　　淮右集團權勢巔峰時刻的到來——明代第三任宰相胡惟庸“獨相”汪廣洋因為“無所建白”——說白了就是因為窩囊、抖抖豁豁而被罷相，這時大明帝國的中書省又缺少了領頭的長官，相比於汪廣洋的無能，朱元璋倒是想起了“老戰友”、“能人”李善長來了。李善長雖說致仕居家，但他對政務的影響力依然很大，且中書省的屬員，如左丞、右丞、參知政事等官，都是他一手提拔、安置的，他人雖去職，但聲威仍在，很有遙控政柄的作用。要跳過他有時候還很困難。再說李善長盡管獨斷，但能見利害於機先，決成敗於廟堂，一個宰相應有的基本條件，他都具備了，就是有個令人無法容忍的大毛病——他太貪權了。要是既不讓他當宰相，又能將國家大事處理得很好，這樣的萬全之策該有多妙啊！於是朱皇帝就有了這樣的想法：李善長畢竟沒有明顯的大錯，一下子那樣處置，似乎也過分了點，再說有些事連我這個做皇帝的自己也拿不準主意，還得要請教請教他老宰相呐。如此做法，也好顯得我朱元璋如今雖然貴為天子，但絕非是薄恩寡義之徒。朱皇帝拿定主意後經常上李善長家跑跑，多谘詢谘詢，如此下來，表明皇上對老宰相的眷戀與恩寵依舊。而汪廣洋辦事乏力，皇帝朱元璋就往李善長那兒跑得更勤。對於這一點，李善長也看出來了：皇帝對汪廣洋已經失望，他就因利乘便地向朱元璋推薦起與自己親厚的人進中書省，這個人就是胡惟庸。

　　〇600年前的“跑官”高手、淮右集團的中堅骨幹——胡惟庸粉墨登場

　　胡惟庸，安徽定遠人。當年朱元璋軍隊打到安徽和州時，他前來投奔，被授予元帥府奏差——跑腿的低級官吏。不久，被提拔為江西寧國知縣。後來又遷為吉安府通判、湖廣按察僉事等官職，可胡惟庸還不滿足，他朝思暮想要當大官，要盡快擴大自己的權勢。

　　吳元年胡惟庸想到了一個很有權勢的老鄉——李善長（也是定遠人），於是就到處打聽這位朱元璋政權第一權臣的個人愛好，用卡耐基的話來說，就是尋找人性的弱點來。胡惟庸費了很大的勁，最終摸清楚了：這個老鄉雖然貴為第一權臣，但與常人沒有什麽兩樣，個人愛好就是貪財好色。既然他有所好，就不信“打不倒”！胡惟庸想好了，就從這兒下手，找了個機會，攜帶了300兩黃金，去拜見他的老鄉。李善長本是“裏中長者”，嫻於辭令，明習事故，他當然明白這位小他好多歲的老鄉胡惟庸前來拜見的用意，否則他帶300兩黃金總不會為見一麵吧！不過還有一說，胡惟庸跑官跑成後，為感謝李善長的栽培之恩而奉送了300兩黃金。

　　不管何種說法，奉獻300兩黃金在明初那個物價低廉、人們收入普遍不高的年代裏絕對算得上是巨額的投入，其所產生的回報也肯定令人羨慕不已。事隔不久，胡惟庸再也不用在地方上“混”了（知縣、通判之類），被調入南京朝廷內任職，破格提升為太常寺少卿，後又被擢升為太常寺卿，即相當於中央正部級領導幹部。找對了人，胡惟庸連連高升，就連當時的中書省都事李彬（前麵提到過的）也對他尊敬有加，為了討好這顆一夜之間閃亮登場的朝廷政壇新星，李彬將自己弄到的東吳張士誠雕龍金床送給了胡惟庸，胡惟庸又轉送給了李善長，李善長又將它獻給了皇帝朱元璋。可沒想到是，朱元璋見了這種奢侈之物就發怒，頓時把它砸了個稀巴爛。不過，從這個酷似螞蟻搬運大軍“搬運”雕龍金床的過程來看，以李善長為核心的、以胡惟庸為中堅骨幹的淮右集團早已形成，一張覆蓋麵甚廣且背景十分複雜的關係網也已鋪開了。

　　洪武元年發生的“李彬案”實際主謀很可能就是胡惟庸或李善長，所幸的是當時的主犯李彬一人扛了下來，沒有供出更多的大人物，甚至與李彬關係密切的胡惟庸也沒有涉及，更沒牽到李善長。對此，洪武皇帝是否知道真相，因史料的缺失，我們不得而知。但從洪武元年到洪武六年胡惟庸官職連連高升的事實來看，似乎是當時的朱元璋還並不太清楚。

　　洪武三年，胡惟庸晉升為中書省參知政事（類似於副宰相或者說是宰相助理）；洪武六年七月，也就是汪廣洋在中書省第一次為右丞相的最後半年，胡惟庸被任命為中書省的右丞相。自從投靠了李善長以後，胡惟庸真可謂官運亨通。一個後來者居然與一個“老前輩”同為右丞相，這實在是不合乎常規的。以曆來的規例而言，汪廣洋早早就入中書省，資曆在前，理應升為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後來者就任右丞相，這樣兩人一左一右，稍見軒輊，才吻合官場之常理。但現在的局麵很蹊蹺，兩人同為右宰相，雖說沒有職位高下之分，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皇帝朱元璋對汪廣洋的恩寵已衰，汪丞相將不能久居其位了。

　　而對早已從宰相位置上退下來的李善長來說，他之所以這麽賣力地推薦胡惟庸，是不是因為當初收受了對方300兩黃金？恐怕事情沒那麽簡單。綜合起來看，李善長青睞胡惟庸可能有著三個方麵的考慮：

　　第一，收人錢財，予人辦事——地道的貪官。既然胡惟庸來李府拜見，一出手就是300兩黃金的厚禮，這說明此人“有魄力”，見世麵，懂規矩。

　　第二，隨著胡、李交往的增多，相互之間的“友誼”也日漸深厚，雙方家族成員也更加熟識，結為兒女親家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胡惟庸把自己的侄女兒許配給了李善長弟弟李存義的兒子李佑。如此下來，胡家在官場上不僅有個“知音”，而且有兒女親家罩著。你說李善長不幫胡惟庸家還會幫誰？

　　第三，胡惟庸也確實是個精明幹練的人物，李善長把他推薦到中書省去可以說是“一箭三雕”：一來自己中書省的那些舊屬們都會幫胡惟庸，我李善長可以落個慧眼識才、舉賢不避親的美名；二來可以及時掌握政府的動態，有這樣精明且對自己恭敬有加的“耳目”在中書省做事那是再有利不過了，同時還可以遙控政柄；三來現在的那個皇帝“老秘”汪廣洋——一個小字輩人物居然當了右宰相後對我李善長敬而遠之，這實在讓我氣憤不已。乘著這個時候皇帝朱元璋對他日漸不滿之際，我李善長趕緊推薦這個精明幹練的胡惟庸，將那該死的“老秘”踢下去，最好能一腳踢出中書省，免得他老窩在我淮右集團“大本營”裏頭，礙手礙腳的。想到這些，李善長就乘著機會不斷地向皇帝推薦胡惟庸。

　　再說胡惟庸確實也有些才幹，他不僅文字功底深厚，而且工作起來十分幹練，屬於精明能幹型的幹部；加上老宰相推薦，他一被皇帝拜為右宰相，中書省內李善長的老部下們立馬意識到，這個新任的右宰相背景深厚，前途無量，他不僅是老領導李善長“線”上的人，而且還是兒女親家呢！所以胡惟庸一當上右宰相，工作起來就得心應手，凡事都搞得頭頭是道，一下子就把同為右宰相的汪廣洋給比了下去。本來半信半疑的朱元璋這下也感到：汪廣洋確實不是一塊宰相的料。洪武六年正月，“以（汪廣洋）怠職左遷廣東行省參政”。

　　〇“小牛犢”胡惟庸獨相中書省

　　再看胡惟庸，剛開始任右宰相時他確實不錯，小心謹慎又精明幹練，所以給人感覺：他既沒有像李善長那樣遇事往往專斷，又沒有像汪廣洋那樣過於謹小慎微而大小事情都得請示。胡惟庸處理事情很有分寸，該匯報的就匯報，不該匯報的就自己處理。在那時朱元璋的眼裏，這正是集李善長與汪廣洋兩人之長而又無兩人之短，實在是個理想的宰相人選。

　　但時間一長，情況就有所不同了，胡惟庸逐漸變了。胡惟庸變化的原因大致有三個：

　　第一，他覺得皇帝對他工作是肯定的，甚至是信任的，否則怎麽會將同為右宰相的汪廣洋給攆走，留下他一人為相？由此，自己也就大可不必像以前那樣事事倍加小心了。

　　第二，同樣為右相的汪廣洋被攆走後，中書省少了一個礙手礙腳的人在那裏看著，自己作為淮右集團的中堅骨幹完全可以在中書省這個淮右集團的“大本營”裏放開手腳好好幹幹。

　　第三，胡惟庸不是通過正常的“組織程序”一步步上來的，而是通過“跑官”跑出來的。跑官者對升官的竅門自然是心領神會，那就是說，絕不靠長期的腳踏實地地實幹幹出來，而是通過搞些形象工程，一時取悅於關鍵的當權者就行了。因此從長時間的角度來講，胡惟庸的尾巴遲早是要露出來的。

　　當然跑官這種醜惡現象並非明朝有，也絕非古代才有，隻要社會政治體製是專製主義的人治，那麽，跑官永遠不可能絕跡。綜觀專製政體下的跑官事實，我們不難發現跑官者具有如下幾個特征：第一，他有主見，同時野心也很大，有用的，他跑，沒有用的，他不跑；第二，跑官者臉皮特別厚，萬一跑錯了，被人罵出來，他也不會在乎，心理調節功能強；第三，跑官者一般以金錢或美女作為武器，也就是今人常說的“財賄賂”和“性賄賂”；第四，跑官者一般都能跑成，跑成後，拚個命地撈錢，堤內損失堤外補；第五，跑官者眼光獨特，善於觀察人、琢磨人；第六，跑官者對上“會辦事”，表麵上做得漂漂亮亮的，對與自己不利的，能隱瞞則隱瞞，對下盛氣淩人，獨霸一方。

　　胡惟庸就是這麽一個典型的人物。當他的層層“畫皮”退去的時候，精明、心細又雄猜的皇帝朱元璋通過自己特殊渠道和方式及時地掌握了一些胡惟庸的情況：第一，貪婪好利、遇事隱瞞、專斷，甚至比李善長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二，胡惟庸與李善長是穿連襠褲的，他們早就勾結在一起，胡惟庸在中書省台前幹著，李善長拿著遙控器在後麵指揮著。為此，皇帝朱元璋十分光火，他逐漸回想起了胡惟庸剛剛被拜為中書省右丞相時，與汪廣洋同省主事的那番“美景”，由此聯想起：汪廣洋在中書省時雖然辦事不力，但畢竟多匯報，甚至可以說快成了皇帝的耳目了。現在可好，汪廣洋不在，自己反倒成了“瞎子”和“聾子”，想想自己過去對待汪廣洋似乎過了點？無論怎麽說，他畢竟沒有什麽大錯，將他斥之千裏之外是否太冷酷了？

　　〇汪廣洋在廣東準備了3年的反擊

　　皇帝朱元璋在想汪廣洋，身為廣東參政的汪廣洋也在想皇帝，他不僅在想皇帝，而且還在琢磨皇帝將他逐出南京城的根本原因。汪廣洋是這麽想的：過去自己之所以能入值中書省，還不是因為皇帝聖明，再說皇帝是神聖的，絕對不容置疑。自己之所以最後被貶黜出中書省，主要是胡惟庸來了的那半年處處表露出他比我汪廣洋強，硬是把我給擠出中書省。可恨的胡惟庸！不，最關鍵的還有他“後台老板”李善長，他才是真正的主謀。汪廣洋從南京城一路出來，主意就逐漸拿定，擒賊先擒王，我要出氣就要從胡惟庸的後台李善長身上入手。所以說盡管汪廣洋人在廣東，卻心一直在南京。通過關係，他收集整理到了不少李善長幹下的不法陰事，隨即開始第二步行動，與曾經一起同事過的禦史大夫陳寧聯合起來奏疏，參劾李善長，羅列了許多李善長的不法罪行，安了一個“十惡”重罪中的“大不敬”的罪名，將疏本上呈給了皇帝朱元璋。

　　〇朱元璋對中書省人事的重新安排

　　朱元璋接到疏本後十分高興，但並沒有按照“大不敬”的罪名去治罪李善長，他有自己的想法：本來麽，汪廣洋就與胡惟庸、李善長不同路的，如今這疏本不就明白地說明了一切。對了，應該將汪廣洋調回朝廷，給胡惟庸、李善長多設一道障礙，也給本皇帝多添置一個耳目，免得他們淮右集團骨幹分子老串通一起。主意打定，洪武七年（1374）三月，皇帝朱元璋下令“召廣東參政汪廣洋入為左禦史大夫”。

　　而後朱元璋又對中書省的正副宰相的人事安排作了精心的設計：將左禦史大夫汪廣洋再次調入中書省，考慮到他的能力相對有限但還算忠心，於是又一次委任他為右宰相，用他來監視胡惟庸；而對胡惟庸的辦事能力，皇帝朱元璋也不得不信服，他要依靠他來辦事，雖說這3年是胡惟庸獨相了的3年，但也是他的職位原地踏步的3年，現在如果不給他升格，還要把曾經被貶黜的汪廣洋調回來，與他平起平坐做右宰相，無論怎麽說都是欠妥的。於是朱元璋最終想到：將胡惟庸升格為左宰相，以此來寬慰他；同時又將謹小慎微的汪廣洋調回中書省，官複原職，作為皇帝的耳目。如意算盤打好，洪武十年（1377）八月，朱元璋下令，“命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為左丞相，禦史台左禦史大夫汪廣洋為右丞相，右禦史大夫陳寧為左禦史大夫，中書右丞丁玉為右禦史大夫”。

　　〇汪廣洋第二次出任右相和朱元璋對淮右集團中堅骨幹的最後忍耐

　　可這回朱皇帝的如意算盤又打錯了。汪廣洋調回中書省後更加謹小慎微，在廣東時的銳氣早就隨著他從南國北上南京的一路顛簸而化為烏有。汪廣洋之所以如此，原因恐怕有四：

　　第一，他本來就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當年被貶黜出南京城時滿腔憤怒，將所有的恨都集中在胡惟庸和李善長身上，所以後來才會壯大了膽、鉚足了勁向皇帝朱元璋上疏，狀告胡、李的不法行為。而如今已經官複原職，總算上天給了個公道了，中國有句古話說得好：得饒人處且饒人！窮追猛打、不依不饒是不合“君子之道”的！

　　第二，在汪廣洋看來，想當初自己和陳寧都是省部級領導幹部，還不是一般的七品禦史，聯手起來參劾李善長，可最終都沒把他怎麽的，或者說絲毫影響也沒有，可見李善長的根基有多深！淮右集團勢力有多強大！如果再去參劾他（們），似乎也太不明智了，或者說自不量力啊！

　　第三，汪廣洋過去在中書省與胡惟庸共過事，雖說受過胡的抑製、排擠，但對他的幹練辦事能力還是蠻佩服的。胡惟庸點子多，汪廣洋自感不是他的對手，現在調回來了兩人還得要繼續共事，還是息事寧人為上。

　　第四，在汪廣洋的心裏，他這次調回南京全賴皇帝的聖眷。不過，當今聖上對胡惟庸也不錯，讓他獨相了這麽多年，現在又將他升職為左宰相，這說明胡惟庸等淮右集團骨幹分子還是很得皇帝的認可，甚至是信任的，而胡的後台老板李善長受到那麽大的指控，居然還能紋絲不動，識時務者為俊傑，還是知趣點吧！

　　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認知，所以汪廣洋在第二次回中書省任右宰相時，對胡惟庸、李善長等人敬而遠之，也就是說，既不走近他們，也不給他們找麻煩，虛與委蛇，“和平共處”。但他的內心卻是極其痛苦，史書說：“廣洋頗耽酒，與惟庸同相，浮沉守位而已。帝數誡諭之。”

　　而對於胡惟庸來說，皇帝朱元璋為什麽要把汪廣洋調回來，他是心知明肚的，開始時當然不怎麽愉快，但在最終宣布人事安排時，皇帝給他升了格——左宰相，這在他的眼裏，皇帝還是挺“在乎”自己的。想到這些，胡惟庸心裏就寬慰了許多；至於對汪廣洋重回中書省，他壓根兒就沒多大在意，自己過去曾作為新手在中書省與汪廣洋同為右宰相時，尚且沒把他放在眼裏，如今自己地位又要明顯高於他，那就更不會正視這位老當右宰相的老同事了。由此，胡惟庸更加放肆，汪廣洋愈發怯弱，皇帝朱元璋的所有算計全都落空。

　　由汪廣洋的日益畏縮、胡惟庸的愈發放肆，回想起李善長的獨斷，此時皇帝朱元璋心目中對宰相製存在的合理性產生了嚴重的質疑。他正醞釀撤銷中書省、廢除宰相製的具體步驟。因為宰相製在中國曆史上至少已經存在了1500多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要使它不存在就首先得證明它的不好。朱元璋忍耐著，尋找機會為廢除丞相製鋪墊——經常斥責相臣，數落他們的不是。而所有這些都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重視與注意。尤其是作為新任的中書省第一把手的“小牛犢”胡惟庸，還真以為皇帝朱元璋非常看重他的能力與才幹，所以他愈加趾高氣揚，忘乎所以，最後到了不知天高地厚和任意胡為的地步了。

　　〇淮右集團權勢巔峰時刻——“小牛犢”胡惟庸的最後的瘋狂

　　第一，獨斷專行。“自楊憲誅，帝以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嚐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及諸武臣諛佞者多附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

　　這是說，胡惟庸為相期間控製和壟斷著大明朝政。凡是上奏的折子，一定要經他先過目，如果發現對己不利的，他就把奏折給隱匿起來而不上報。這樣一來，各處仕途不順的文武官吏爭先恐後地前去賄賂他。他在這些年裏收受的金銀珠寶、名馬和玩物多得數不勝數。

　　◎“大神人”劉伯溫是被胡惟庸殺害的嗎？

　　第二，殺害異己。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毒害劉基。由於劉基為人過於耿直，之前曾經在皇帝朱元璋麵前說過胡惟庸作為宰相的不妥。胡惟庸知道後一直想要報複劉基，甚至想要置其於死地而後快，但就是沒找到合適的機會。嗨，你還別說，說到機會，有時說來就來了。

　　自從劉基與皇帝朱元璋之間弄得不愉快回家後，一直低調行事，就連家鄉父母官造訪也予以婉言謝絕，這才有了前麵講的青田知縣夜晚扮作村夫前來探訪一事。即使這般謹慎，但劉基最終還是沒能逃出政治是非漩渦，真可謂樹欲靜而風不止。

　　話說劉基回鄉，時間一長，對周邊的事情了解也多了。有一天他聽人說起，就在青田不遠處有個叫談洋的地方，因為地處閩浙交界，元末天下大亂時，這裏成了官府嚴厲打擊的私鹽販子聚集的一個據點，這些私鹽販子後來投靠了方國珍，長期作亂，老百姓深受其害。即使大明開國了，但天高皇帝遠，談洋仍為私鹽販子的樂土，社會治安成了當地的一個嚴重問題。劉基雖說告老還鄉，但不能對這樣的事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呀，於是他就上書給洪武皇帝，說明這裏的情況，請求朝廷在此設立巡檢司，加強社會治安管理。朱元璋批準了他的請求，命令地方有司著手辦理。誰料當地的一些老百姓不幹了，有人說這個談洋地屬溫州府管轄，是民田，不是無主空地。如此一攪和，設立巡檢司一事就泡湯了，地方治安依然如故。劉基實在看不下去，就趕寫了個奏折，向皇帝做了詳細的說明。寫好以後，他反複叮囑長子劉璉直接送給皇帝朱元璋，奏明此事，千萬不能讓中書省胡惟庸他們知道。

　　再說劉璉到達南京時，正是淮右集團中堅骨幹胡惟庸主持中書省工作之際，一個曾經在皇帝麵前說過自己“壞話”的仇人之子莫名其妙地來南京，必定有什麽緊要事情，胡相胡惟庸趕緊派人偵查，很快就獲悉：劉璉好像代父來朝奏請什麽事的，且他還想跳過中書省，直接向皇帝朱元璋奏報。這下胡惟庸發怒了，命令下屬的刑部衙門，迅速將劉璉抓起來，隨即來個惡人先告狀，向皇帝朱元璋說，談洋這個地方有王氣，劉基之所以要這樣做，就是要把這裏據為己有，以便百年之後留作他的墓地。可當地老百姓不答應，他才寫了這本折子。朱元璋聽了以後雖然沒有立即給劉基定罪，但十分震怒，下令剝奪劉基的俸祿。而劉基雖然非常冤枉，卻被迫以衰頹之身再次回到南京，引咎自責，並且從此再也不敢說回老家去了。

　　此次來到南京，目睹了淮右集團中堅骨幹、“小牛犢”胡惟庸所言所行，已經風燭殘年的劉基不無擔憂地說：“但願我說的關於胡惟庸當宰相之後的國家命運的預言不要應驗，那將是天下蒼生的福氣了！”憂憤之中，他疾病發作，且每況愈下，最終病倒了，且還病得不輕。作為大明朝的開國重臣、昔日朱元璋智囊的劉基本是個極受人們關注的“公眾人物”。他這一病，不要說整個朝廷，就是南京城裏的人都知道了。皇帝朱元璋知道後就派宰相胡惟庸帶了醫生前去探望病中的劉基，這也實在是耐人尋味。“帝遣（胡）惟庸挾醫視（劉基）”，即派了病人的老冤家去看病人，胡惟庸“遂以毒中之”。據說胡惟庸乘著這麽一個“好”機會，叫醫生給劉基開了一服藥。劉老先生吃了藥後，頓感腹中有巨塊堵著，連喘氣都成了問題，病情愈加惡化。洪武八年三月，皇帝朱元璋派人護送劉基回了老家。到家一月之餘，劉基便告別了人世。彌留之際，他將自己一生在天文學上的造詣寫成的心血之作交給長子劉璉，讓他日後好生保管；同時交給次子劉璟一個奏折，說：“我本來是想將此作為遺表上奏給皇帝，可現在看來已經來不及了。我要奉勸皇上修德省刑，注重禮儀教化，少些嚴刑處罰，隻有這樣我大明朝才能永享天命。治國理政當以寬猛相濟，天下各顯要地勢的守護，應該與京師南京連同在一起考慮。我死之後，皇上必定會問起，要是他一旦問了，你就把這個奏折秘密地呈上去！”

　　一代風雲人物、能掐會算的大“神人”劉基就此抱憾而亡，享年65歲。

　　劉基走了，第二位敢於向淮右集團說“不”的大明朝廷重臣終於以悲劇告別了人世。不過，淮右集團的中堅骨幹胡惟庸等並沒有就此歇手。劉基死後，他的長子劉璉“為惟庸黨所脅，墮井死”。

　　第三，異想天開。胡惟庸自以為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不僅明目張膽地擴充自己的勢力，而且還“製造”出上天眷戀和垂青於他的種種“祥瑞”。一會兒說他定遠老家的宅子裏的那口老井裏突然出奇地長出石筍，這石筍居然高出水麵好幾尺；一會兒又說他家的祖墳上每天晚上都有火光，火光燭天。人們紛紛議論開來了，這是非凡的“祥瑞”啊！胡惟庸聽後更是沾沾自喜，自負不已，私下裏開始密謀造反了。

　　第四，陷害同僚。胡惟庸為相時，通過大明科舉考試而嶄露頭角的新科狀元吳伯宗很得寵，洪武皇帝朱元璋“賜（吳伯宗）冠帶袍笏，授禮部員外郎，與修大明日曆”。但因為吳狀元不肯屈從胡惟庸而被“坐事謫居鳳陽”。更為懸乎的是，胡惟庸還想對洪武皇帝的親家、被譽為“大明第一大將軍”的徐達下手。由於徐達為人正派，不為胡惟庸的淫威所嚇倒，經常在皇帝朱元璋麵前揭發其齷齪行為。為此胡惟庸恨得咬牙切齒，一直伺機報複。經過反複觀察後，他打算收買徐達家的一個叫福壽的門人來共同“揭發”徐達的“不軌”行為，不曾想到自己看走了眼，這個福壽對徐達忠心耿耿，非但沒被利用，反而將他蠅營狗苟的行為給揭發了出來。

　　第五，結交“犯錯誤”的同僚，行為不軌。吉安侯陸仲亨從陝西辦完公事後回南京，按照當時的規製，他是不能隨便啟用大明帝國驛道的。可陸仲亨就是不遵守規定，擅自乘用。皇帝朱元璋知道後相當惱火，狠狠地斥責他：“中原戰爭剛剛結束，百廢待興，老百姓才開始恢複家園，政府按照戶籍讓他們幾家湊合起來購買良馬，從而建起了驛站，暢通了驛道，多不容易啊，多苦啊！假如官員們都像你這樣，那老百姓都得要賣兒鬻女！”隨後，朱元璋責罰陸仲亨上代縣去抓強盜。

　　另一個叫費聚也是個人物，他的爵位是平諒侯，曾奉皇帝朱元璋之命去蘇州撫恤百姓。可是當他看到蘇州美女如雲時，頓時就起了淫心，也不顧自己的身份和大明的法紀，擅自將看中的美貌女子強占為己有。有了美女，加上美酒，平涼侯費聚簡直是掉進了蜜缸裏了。皇帝朱元璋知道了後，非常生氣，下令讓平涼侯費聚到西北去招降蒙古殘餘勢力，戴罪立功。

　　可無論是吉安侯陸仲亨還是平涼侯費聚最終都無功而返，皇帝朱元璋為此大發雷霆，嚴加斥責。見此，兩個侯爺害怕起來，就怕皇帝萬一降罪下來，那就自己小命也不保了，怎麽辦？這急啊！整天急得像狗一樣團團轉。而這一切全被胡惟庸暗中觀察到了，胡宰相以利害關係來“開導”兩個侯爺。要說這兩個侯爺向來以“戇勇”著稱，說白一點就是腦子不會轉彎的。他們看到胡惟庸是當朝的第一宰相，對他們倆這麽“好”，不像皇帝朱元璋那樣，高高在上，薄恩寡義，對比下去兩人頓時都喜歡起胡宰相來了。而胡宰相也適時邀請他倆上胡府去喝喝酒。酒過三巡，正在興頭上，突然胡宰相叫周圍的人全部退下，然後對兩侯爺說：“我們這些人做的事情多是國法所不容的，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事情一旦敗露怎麽辦呢？”兩人聽了這話，一下子慌了神，紛紛請求胡丞相指點迷津。於是胡惟庸就趁機告訴他們，迅速收集兵馬，暗中擴張自己的勢力，以做謀反準備。

　　◎朱元璋“先扒皮再抽筋”

　　對於淮右集團中堅骨幹胡惟庸的如此行為，一向不容別人與其爭權和猜忌成性的洪武皇帝有何反應？據現有的史料來看，當時可能並不全知情的朱元璋也采取了一些“外圍”手段，來限製與削弱淮右集團的“大本營”中書省宰相府的權力。

　　洪武九年正月，他命令中書省右丞丁玉與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僉都督藍玉、王弼等一起帶領軍隊前往陝西延安去防邊，巧妙地支走胡惟庸的下屬；同年閏九月，在詔定中書省、大都督府和禦史台三大府長官品秩時，雖然將中書省的左右宰相品秩定為正一品，但同時取消了中書省副宰相平章政事、參知政事等官職，“惟李伯升、王溥等以平章政事奉朝請者仍其舊”。這樣一來，整個中書省主持日常工作的就剩下右丞相胡惟庸一個長官了。洪武十年五月，朱元璋令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和曹國公李文忠共議軍國重事，節製中書省、都督府、禦史台三大府。

　　洪武十年六月，洪武帝冠冕堂皇地跟中書省大臣胡惟庸等人說：“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至此，內功極好的朱元璋還沒有直說不要中書省宰相府的人指手畫腳，而借著說官民上書之事，要求“實封直達朕前”；與此幾乎同時，他又命令六部及其所屬諸司“奏事毋關白中書省”。這樣一來幾乎將胡惟庸的中書省與六部諸司以及地方衙門的往來聯係給切斷了，使其成為一個空架子。

　　再說“小牛犢”胡惟庸看到洪武皇帝的如等招數，心有不甘，“主上魚肉勳貴舊臣，何有我耶，死等耳，寧先發，毋為人束，死寂寂”。隨後他決定要與“主上”搏一搏，借著自己在中書省任一把手的有利條件，將右宰相汪廣洋冷在邊上，叫上禦史大夫陳寧等一同策劃謀反。

　　◎真真假假的胡黨骨幹陳寧

　　禦史大夫陳寧，茶陵人，通經有治才。元末為鎮江小吏，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政權時，他前來投奔，很受器重，擢升為江南行省掾史，後升任廣德知府和樞密院都事，再改提刑按察司僉事、浙東按察使。一年後又被擢升為中書省參議，但任職一年未到，因事牽連被降職為太倉市舶令。洪武元年，入朝為司農卿，不久升任兵部尚書。洪武二年，出任鬆江知府，不久又升為中書省參政。

　　從陳寧的早期經曆來看，盡管宦海沉浮不定，但主子似乎很喜歡他。洪武三年，皇帝朱元璋賜名他為陳寧，哪知道又沒多久，因坐事而外放為蘇州知府。在蘇州為官期間，陳寧為了自己的政績，竟然不顧大明重賦江南的殘酷現實，拚命催促手下人抓好稅糧的征繳工作，要是有誰繳不出的話，他就讓人將拖欠稅糧者抓起來，用燒好的烙鐵去燙，蘇州老百姓都恨死他了，叫他為“陳烙鐵”。可即使這樣的一個酷吏，在洪武皇帝的眼裏卻成了可信賴的好官，蘇州人再罵，朱元璋最多將“陳烙鐵”給挪個窩，將他調往浙江去，擔任那裏的布政司參政，相當於省長助理吧。而陳寧野心又很大，不想老被外放，做外官做到老死也做不大，可又不敢直接說出來。正當他十分為難之際，胡惟庸出來推薦，讓他擔任禦史中丞，後升任為禦史大夫，由此兩個佞臣走在了一起，且好得跟一個人似的。

　　陳寧本來與皇帝朱元璋關係不錯，但後來發生了變化。至於為什麽會發生變化？《明實錄》說：陳寧的兒子陳夢麟看到父親為政處事十分嚴酷，幾次提出了勸誡，哪知道殘忍成性的陳寧不僅不聽，反而將自己的親生兒子給活活打死了。皇帝朱元璋聽到這個悲慘的故事後，曾憤憤地說：“陳寧對待兒子尚且如此，作為大臣，他對待君主也好不到哪裏去！”據說陳寧聽到皇帝的這番感慨後十分恐懼，就與胡惟庸“黏”在一起“通謀”，他們在中書省裏私自翻閱大明帝國的軍馬籍冊，並叫都督毛驤收羅衛士劉遇賢及亡命之徒魏文進作為自己的心腹，並關照說：“我將來可要大用你們啊！”

　　撲朔迷離的胡惟庸“謀反”案之突發就在中書省左宰相胡惟庸、禦史台禦史大夫陳寧等越發不能自己，而右宰相汪廣洋又明哲保身、沉醉於酒香溫柔夢中時，南京城又發生了一些突發事件直接引發了胡惟庸案的爆發。

　　也就是從這裏開始，《明實錄》和《明史》以及其他一些史料對胡惟庸事件的爆發之記載出現了紊亂，那麽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史料上的紊亂？

　　我想很可能是由於胡惟庸事件的突發與處置得過快所造成的，就像現在所講的“從速從快”，否則不足以平民憤，即先定性，再判案。中國曆史上的許多冤假錯案就是這樣形成的——證據鏈出現了問題，頭腦一發熱，隻要領導一定性，下麵的人就開始判案了。事實上，胡案定性處理十來年後才找到了所謂的證據，包括前麵提到的所謂真實發生的“史實”，都是由定性後相關案犯在嚴刑逼供下供出來的供詞所組成。因此說，胡惟庸案件本身是個證據不明的欽定“逆案”或言“糊塗案”。按照當時的記載，接下來有一係列事情直接引發了胡惟庸事件的爆發，而其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洪武十二年的占城朝貢事件。

　　〇占城朝貢事件——第一種說法

　　占城是明朝時期越南中南部的一個小國，以盛產占城稻出名。在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的外交使節來南京向大明王朝朝貢，這是國家外交上的大事，一般來說，外國或屬國來朝，皇帝要對他們進行恩賜。如果說皇帝朱元璋是代表大明帝國的話，那麽中書省丞相府則是代表了政府，都應該予以一定規格的外交上的招待和進行禮儀活動。但是中書省一把手胡惟庸壓根兒就沒把這件事情稟報給皇上朱元璋。可是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巧，真叫無巧不成書，拜見過中書省大臣的占城來使剛好被皇帝身邊的宦官從後宮出來時看到了，宦官馬上將這事稟報給了洪武皇帝。朱元璋頓時就勃然大怒，中書省分明是一手遮天了，連這等外交上的大事居然都不讓我知道，哪是什麽人臣所為？更有可能他們私吞進貢之物！真是狂妄透頂，太可惡了！於是下令，將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右丞相汪廣洋找來問罪。兩位宰相大人在捶胸頓足地謝罪的同時，又把過失責任推諉給了主管朝廷禮節的禮部，而禮部又像踢皮球一樣把這事的責任踢回給了中書省。皇帝朱元璋忍無可忍，“盡囚諸臣，窮詰主者”，即說他最終將與這件事情有關的官員全部逮了起來治罪。這時突然出現了禦史中丞塗節告變之事，直接引出胡惟庸謀反案來了。

　　除此之外，關於胡惟庸案件的爆發，還有另外的說法，這就與劉基死因調查有關。

　　〇朱元璋暗中調查劉基死因引出汪廣洋“二奶”事件——第二種說法

　　劉伯溫死後，人們一直在傳言，是胡惟庸下了毒，害死了劉伯溫。這個流言傳了4年左右，突然在“（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塗節言劉基為惟庸毒死，（汪）廣洋宜知狀。”朱元璋突然之間想起了它的價值。至於朱元璋為什麽要等上4年的時間才去查一個連死得骨頭都可能散了架的人命案？

　　第一，劉伯溫晚年與朱元璋處得很不好，或者說朱元璋對劉伯溫很有“看法”，劉是掌握機密的大臣，死了反而使得朱元璋更加“省心”。

　　第二，有一種觀點認為，劉伯溫生病了，是朱元璋讓胡惟庸去看望他，“帝遣惟庸挾醫視，遂以毒中之。”所以，有人認為，很可能是朱元璋暗示胡惟庸殺了劉老先生。若是，胡惟庸也就死定了，隻是時間問題。中國古代檢驗中毒的法醫學很發達，像毒死之人，短時間內很容易辨認出來，骨頭呈黑色；等上幾年的時間再查，毒死之人就連骨頭也難以辨認。朱元璋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第三，朱元璋調查劉基死因案件的切入口本身就有問題。他首先找的是汪廣洋，劉死於洪武八年（1375），汪廣洋於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