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4——洪武“運動”

第三節 一舉粉碎“謀反胡黨”深究牽出前任宰相（1）

　　一舉粉碎“謀反胡黨”深究牽出前任宰相——洪武十三年～洪武二十三年（1380～1390）

　　那麽這些新生的異己政治危險勢力或言潛在危險分子究竟是誰？在朱元璋的視野裏，他們就是跟隨他一起鬧革命、打天下的功臣勳舊，換言之就是淮右集團。淮右集團？這怎麽可能？他們不是朱元璋打天下的鐵杆支持者、奉獻者，怎麽會成為潛在的敵人？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朱元璋與“淮右功臣勳舊”之間關係的發展和變化朱元璋家鄉在淮右的濠州，起來鬧革命時跟隨他一起幹的也都是淮右地區的人，其中以農民最多。在傳統社會裏，農民的鄉土觀念、宗族觀念可能是最為濃烈。反映在朱元璋身上，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裏，他率領家鄉的父老子弟衝鋒陷陣，生死與共，由此他們之間結下了深厚的感情；而從另一方麵來看，朱元璋隊伍的壯大確實也靠了淮右家鄉父老的積極參與才不斷地做大做強，因此自然而然在朱元璋政權中淮右地區出身的人成為了主幹。

　　1356年朱元璋攻下集慶後，小明王韓林兒升他為“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以故元帥郭天敘弟天為右丞，經曆李士元（改名善長）為左右司郎中，以下諸將皆升元帥”。也可以這麽說，朱元璋政權的淮右集團的班底在這個時候差不多形成了。當時有個詩人叫貝瓊的，寫詩生動地描述了南京城裏淮右人的天下：“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朱元璋後來盡管擁有了整個天下，但政權隊伍中的核心主幹還是淮右地區出來的那些功臣勳舊，再說得白一點，朱元璋是靠著淮右集團為核心的文臣武將的不斷進取才奪得了天下。正如清代大學問家趙翼所說的“明祖借諸功臣以取天下”。

　　〇淮右“草根”出來的全成了大明皇家權貴顯戚

　　對此，原本一無所有、掙紮於地獄邊緣的朱元璋在其發跡早期還能充分意識到。1366年八月，侍臣王禕等進講（相當於給朱元璋進行文化補習）。朱元璋問：“漢高祖劉邦與唐太宗哪個人更好？”文臣魏觀在旁聽到後隨即作答：“唐太宗雖然文武雙全，但做起好事來未免給人一種假假的印象；而漢高祖劉邦豁達大度，規摹弘遠，換句話來說，他站得高看得遠，因此比較下來那肯定是漢高祖要更勝一籌了。”可令在場的所有人沒想到的是，那時還沒學多少文化知識的朱元璋卻發表了自己獨特的一番高論：“漢高祖豁達大度似乎大家都這麽說，但他卻是很記仇的，嫂嫂早年弄得他難堪，他後來封她的兒子為羹頡侯，就這個名字也夠難聽的了；雍齒有負於他，他可一直記得，更有他內心多有猜忌，誅殺功臣，看來啊，漢高祖的氣度遠沒有他的眼光那般廣遠了；而唐太宗就不同，雖說他權謀規劃不如漢高祖，但他能很好地駕馭群臣，各為己用，等到大業定了，又能保全大臣，這樣看來還是唐太宗要勝出一籌了！”

　　那時候的朱元璋不僅在思想上有著與共同打天下的淮右功臣勳舊同舟共濟、勵精圖治與共享安樂的想法，而且還體現在他的實際行動上。大明在南京開國後，朱元璋曾一度想以鳳陽作為天下中心之都，即後來所稱的中都，與淮右功臣勳舊們一起榮歸故裏，為此他不斷地賜土地給他們，將一個個“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窮光蛋都打造成超級富翁。但光富還不行，朱元璋知道富一定要跟貴連在一起。洪武開國大典後沒過幾天，他下令“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兼太子少師；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兼少傅；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平章、鄂國公常遇春兼少保；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督府右都督馮宗異（即馮勝）兼右詹事……”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進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封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八人”，後洪武十二年、洪武十七年、洪武二十一年和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又相繼封了一批公、侯、伯。

　　整個洪武年間封公的總計有11人，除了上述提到的李善長、徐達等6人外，尚有信國公湯和、潁國公傅友德、涼國公藍玉、梁國公胡顯（胡顯的封公僅《國榷》中有此一說，筆者查閱《明實錄》與《明史》等均無記載。11公中常遇春被封為鄂國公，但他死於洪武二年，似乎鄂國公之爵自動消亡了。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中常茂之所以一下子被封為鄭國公，就是因為朱元璋考慮到了常遇春的功勳才這麽做的。本書作者注）和開國公常升，他們幾乎全是淮右人；封侯的總計有57人，其中6人封侯是象征性恩賜給戰敗者的一種榮譽封爵，沒什麽實權和地位，如承恩侯陳普才（即陳友諒父）、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升、崇禮侯買的裏八剌、海西侯蒙古納哈出、沈陽侯察罕（納哈出之子），其餘51人中仍是淮右籍占了絕對的優勢（51人中除曹興、陸聚、張溫、朱壽等4人的籍貫無法查明及沔陽胡美、睢州韓政、江夏黃彬、夏邑梅思祖、開州周武等5人非淮右籍外，其他42人全是來自淮右地區或言安徽地區的，約占據總數的82%）；洪武年間封的伯隻有6人，忠勤伯汪廣洋、誠意伯劉基、徽先伯桑敬、東莞伯何真、歸仁伯陳友富、懷恩伯陳友直。這6個幾乎都不是淮右籍的，且他們人數少，在朱元璋政權中不占主導地位。欲知詳情可見本書132～143頁《洪武年間朱元璋封賞的公爵、侯爵和伯爵及其最終結局之簡表》。

　　除了賞賜、封爵與授官以外，朱元璋還通過傳統聯姻的手段，把淮右功臣勳舊籠絡起來，想以此永遠“為我所用”。他聘開平王常遇春女兒為長子朱標的皇太子妃，中書省右丞相大將軍徐達的大女兒為四子朱棣燕王妃，二女兒為十三子代王妃，衛國公鄧愈女兒為二子秦王妃，廣西都指揮使謝成女兒為晉王妃，宋國公馮勝女兒為吳王妃，大都督僉事王弼女兒為楚王妃。當然朱元璋家也有“輸出”：大女兒臨安公主下嫁左丞相李善長長子李祺，長孫女即朱標太子的長女江都公主下嫁長興侯耿炳文的兒子耿璿，等等。

　　〇星星捧月亮，月亮防星星

　　通過這一係列的手段，當年苦大仇深的泥皮草根——貧下中農們一下子成為了皇家親戚，開國勳臣們成了帝國達官顯貴。他們如星星捧月一般，圍繞著朱元璋家這一個中心轉，構成了金字塔形的新帝國最高權力階層。

　　就在優渥、隆升淮右功臣勳舊的同時，朱元璋又采取了另一手來防範著他們。之所以要這樣，我想不外乎三個方麵的原因：第一，戰爭年代的多次政局變化尤其是1362年發生在自身陣營裏的淮西驍將邵榮、趙繼祖的謀反和謝再興的謀叛給了朱元璋很深的負麵影響。第二，朱元璋草根出身，沒有一點兒的家底，也沒有什麽“天生聖人”、“真命天子”的神秘光環，大家都是光P股一起長大的，靠的就是家鄉淮右地區的大老粗兄弟拚死博弈才最終取得了成功。皇帝是打出來的，“真理掌握在有權人的手裏”，憑什麽你朱重八可以當皇帝？還不是我們大家的功勞！朱元璋最怕的也就是淮右老兄弟中冒出第二個朱重八來，所以要在柔柔的“溫情”下對他們嚴加防範。第三，朱元璋心理有著嚴重的創傷，極度的貧困、極度的自卑，好不容易博得了眼前的宏偉事業，但仔細想想，不堪回首，自己輸不起啊！從輸不起角度出發，就得要防止別人躥到自己頭上去，那誰會幹這種突發性的謀變？根據他以往的經驗，就是與他一起舍命打江山的大老粗兄弟和功臣勳舊最容易做出這等事來，所以說無論如何也要對他們防之又防！

　　朱元璋對一起打江山的大老粗兄弟和功臣勳舊的防備開始得很早，花樣也很多，總結起來，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麵：

　　第一，收養幹兒子，等他們大一點了就派往部隊中去，實際擔當監軍作用。“養異姓為子，始於唐之宦官，其後朱全忠、李克用、李茂貞、王建等亦用以創國。蓋群雄角立時，部下多易於去就，惟撫之為家人父子，則有名分以相維，恩誼以相浹，久之，亦遂成骨肉之親，以之守邊禦敵，較諸將帥尤可信也。明祖初起，以匹夫舉事，除一侄（朱文正）、一甥（李文忠）外，更無期功強近之親，故亦多養異姓子，幼而撫之，長即命偕諸將分守，往往得其力。”

　　第二，四處安插特務進行秘密監察。這在上文中我們已經講過。朱元璋安插對象似乎沒有固定的，凡是懷疑到某人，即使你的地位再高，即使你與他關係再鐵，隻要他“惦記”著你，就有你好看的了。就說那個故元降官張昶本身就沒謀叛，但他身邊的“好朋友”同事楊憲就是一個特務，所以他的結局再怎麽說也好不到哪裏去。再說張昶任職的中書省，盡管說是由朱元璋的老搭檔李善長主管著，但他一直受到楊憲、夏煜等特務的暗中監察和讒毀。

　　第三，運用傳統禮法嚴加約束。明初開國朱元璋在立綱陳紀的過程中製定了各種禮製和法令，按理說應該對於大明帝國每個人都有約束力，朱皇帝也要求大家包括功臣勳舊嚴格遵守，用今天時髦話來說，就是自律。但自律能有多大的效率？特殊人群特殊地位的人就能做好自律？恰恰相反，這樣的有權有勢者是綱紀的頭號破壞者。自律不行，有人監察，朱元璋也搞了，但那些鬧革命的“大老粗”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哪兒管得了那麽多的禮和法？為此，洪武三年（1370）十月朱元璋采納監察禦史袁凱的建議，讓中書省和禦史台延聘儒士在午門給諸將講授經史和君臣之禮，即相當於文化知識補習，用今天話來講就是省部級高官研討班。按照朱元璋君臣的理想，通過這樣的學習，“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而不自知也”。

　　〇糖衣裹著的“炮彈”——明代“鐵券”製度

　　與此差不多同時，朱元璋還通過賜予功臣鐵券的手段，糖衣裏邊裹著“炮彈”，勸誡功臣勳舊遵紀守法。據說明初朱元璋為了搞這種功臣鐵券，還專門打聽曆史上到底是怎麽搞的。後來有人告訴他：浙江台州有個叫錢允一的，他是吳越忠肅王的後代，祖上錢鏐曾受過唐昭宗賜予的鐵券。朱元璋知道後就將其借來，仿製成大明功臣鐵券。該鐵券外形看上去像片瓦，正麵刻上功臣曆次立功受獎的記錄，中間刻上功臣犯事、皇帝寬免和減祿的數目，“以防其過”。副麵鐵券一式兩份，一份給功臣，一份藏在皇宮內府，一旦有事，拿出來核對。

　　從鐵券上刻寫的內容來看，相對多的是該功臣的過失甚至犯罪之事，即使今人看了也不得不要為該功臣覺得臉紅，但對於當年“大老粗”的功臣勳舊來說，似乎這樣做的效果還是不大。為此洪武皇帝又經常采取了一些說古道今、軟中帶硬的說教，來勸諭那些功臣勳舊尊禮守法。譬如洪武三年十二月的一天退朝後，朱元璋將湯和等大將叫在一起，閑聊打仗一類的事情，他順勢講道：“朕賴諸將，佐成大業。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為公侯，安享富貴，當保此祿位，傳之子孫，與國同久。然須安分守法，存心謹畏，則自無過舉。朝廷賞罰，一以至公，朕不得而私也。”

　　話說到了這個份上，已經十分明白了，但洪武帝知道自己帶出來的這些淮右功臣勳舊文化程度不高，跟他們說話要直截了當點，不能轉彎抹角，於是他就進一步解釋說：“隋亡唐興之際，有一回李世民正勢單力薄地迎戰王世充手下眾將，眼看就要招架不住了。突然間尉遲敬德單槍匹馬風馳電掣地闖入敵陣，力戰悍將單雄信，不顧一切保護著李世民，由此立下了大功。李世民即位後有一次大宴群臣，尉遲敬德等一大批功臣勳舊理所當然地成了主賓，君臣歡聚一堂，吃著喝著，大家高興啊。忽然間一陣狂吵聲壓過了一切，人們不約而同地靜了下來，這才發現原來是尉遲敬德與任城王李道宗在爭誰的功勞大，一時過激，尉遲敬德竟然將對方的眼睛快要打瞎了。這下可把唐太宗李世民給惹火了，當場就將要尉遲敬德繩之以法，要不是在場的大臣們力諫，明君唐太宗難道會真的因為念叨尉遲敬德昔日的功勞而枉法不問其罪？還有那長孫無忌，你說他的身份高貴吧？還真沒得說，他是唐太宗夫人長孫皇後的親弟弟。這人也不知怎麽的，有一次居然身上佩了刀直入皇宮禁門，而看門的也沒有覺察到，直到後來進入皇宮了才被人發現，這下可好了，嚴重犯禁。長孫皇後深明大義要求按律論處，唐太宗看在賢惠夫人的麵子上最終還是寬宥了小舅子的過失。你們看，即使是貴為皇帝的姻親，一旦犯罪了，尚且還要追究，更何況其他人啊！朕希望‘卿等能謹其所守，則終身無過失矣’。”

　　〇洪武帝給功臣勳舊設了“紅杠杠”——《鐵榜申誡公侯》（洪武五年六月）

　　故事講得娓娓動聽，直白明了，讓武夫們一下子就能弄清楚：千萬不能胡來，否則“國法無情”。即使到了這一步，朱元璋還是覺得做的似乎欠缺了點，想來想去，最終在洪武五年六月想到了一招，製作《鐵榜》，明確申誡公侯，即明明白白地告訴大家，哪些事是不能做的，而且內容還不能多，多了，這些大老粗們記不住。

　　朱元璋一共列了9條：“其一，凡內外各指揮、千戶、百戶、鎮撫並總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受者杖一百，發海南充軍，再犯處死；公侯與者，初犯再犯免其罪附過，三犯準免死一次，奉命征討，與者受者不在此限；其二，凡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軍，違者初犯再犯免罪附過，三犯準免死一次，其官軍敢有輒便聽從者，杖一百發海南充軍；其三，凡公侯之家，強占官民山場、湖泊、茶園、蘆蕩及金、銀、銅場、鐵冶者，初犯再犯免罪附過，三犯準免死一次；其四，凡內外各衛官軍非當出征之時，不得輒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違者杖一百，發煙瘴之地充軍；其五，凡功臣之家管莊人等，不得倚勢在鄉欺毆人民，違者刺麵、劓鼻、家產籍沒入官，妻子徙至南寧，其餘聽使之人，各杖一百及妻子皆發南寧充軍；其六，凡功臣之家屯田佃戶、管莊幹辦、火者、奴仆及其親屬人等，倚勢淩民，奪侵田產、財物者，並依倚勢欺毆人，民律處斷；其七，凡公侯之家，除賜定儀仗戶及佃田人戶，已有名額報籍在官，敢有私托門下、影蔽差徭者，斬；其八，凡公侯之家，倚恃權豪，欺壓良善，虛錢實契，侵奪人田地、房屋、孳畜者，初犯免罪附過，再犯住支俸給一半，三犯停其祿，四犯與庶民同罪；其九，凡功臣之家，不得受諸人田土及朦朧投獻物業，違者初犯者免罪附過，再犯住支俸給一半，三犯停其祿，四犯與庶人同罪。”

　　這九條可視為明代公侯不可逾越的天條。事情到此，應該差不多了，可事後朱元璋發現還是做得不到位，於是於洪武八年二月又禦製了《資世通訓》，直截了當地告誡臣僚要“勿欺勿蔽”，要忠君、勤儉、仁敬。

　　〇朱元璋聚焦淮右功臣勳舊的“俱樂部”、“大本營”——中書省

　　對於昔日老哥兒們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勸諭、警告甚至是威脅，洪武開國功臣們會有什麽反應？說實在的，他們中沒有幾個聽得進去，將其當回事，更沒有充分意識到：現在的朱元璋不是當年的朱重八，更不是過去的“山上大哥”，而是正兒八經的一國之君，其立足點是整個帝國。在他們看來：現在該是我們淮右功臣勳舊的天下了，昔日提著腦袋鬧革命，出生入死，圖的是什麽，不就是今天的大富大貴和為所欲為。本身貧窮“大老粗”，沒文化、沒素質，自然也就沒什麽禮法在眼裏了。即使是李善長、馮國用、馮國勝等少數幾個“喝過墨水”的，但他們的文化素養整體來看還不是很高，加上這些淮右功臣勳舊起兵前長期居住在農村，眼光狹窄、短淺，鄉土觀念濃烈，同鄉甚至同村、同口音、同品位，加上姻親關係，自然而然讓他們走在了一起，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淮右集團。

　　在這個集團當中，朱元璋原本是與他們一夥的，但隨著大明帝國的開創和大一統帝國的再建，為了江山社稷的長久安穩和朱家帝業的萬代相傳，他不得不放眼於全局和全國。朱元璋之下的頭號人物，本來應該是徐達，他軍功卓著，無人可比，但老徐似乎玩政治並不擅長。由此下來就是李善長了，他很早就參加起義軍，且為非常時期入夥的，並與朱元璋長期保持著默契的合作，他運籌帷幄，決勝於千裏之外，是明代的蕭何，無形之中也就成了淮右集團或言淮右功臣勳舊的核心人物。不過在明初日益增多的違法亂紀的功臣勳舊中，李善長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為明顯和最為嚴重的一個。說到這裏，有人可能要提出這樣的問題了：隨著大明全國逐漸統一和帝位日趨鞏固，朱元璋在與淮右功臣勳舊之間矛盾日益激烈的情勢下，為什麽偏偏要拿老搭檔李善長和他的親信胡惟庸及其長期工作的中書省宰相府最先開刀？

　　在筆者看來大致有以下三方麵原因：第一，盡管淮右地區出來的那些農民新貴多有不法之事，但在洪武前期與中期，大明統一運動尚未全部完成，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還時不時地進行，直到洪武晚期才結束。所以說，那時在皇帝朱元璋看來，盡管老鄉新貴很無禮，甚至有時還會做出出格的事情來，但隻要不太過分，能忍則忍，暫時留著他們還有用。第二，淮右功臣勳舊縱有諸多不法之事，但大多都不發生在皇帝朱元璋眼皮底下或身邊。相比之下，淮右集團的核心人物李善長及其所在的中書省宰相府的工作，卻幾乎天天要與洪武皇帝打交道，這樣一來，出岔子的概率也相對要多得多，很容易使得皇帝朱元璋將對淮右功臣勳舊的氣撒到李善長與中書省頭上。第三，比較而言，明初中央主要權力機構三大府中的中書省以及中書省一把手給朱皇帝的印象：潛在危險最大。

　　從明朝開國前後的政權機構運行實際來講，當時中央權力機構最為關鍵的就是朱元璋慣稱的三大府：中書省、禦史台和大都督府。大都督府長官先是朱元璋親侄兒朱文正，後來是外甥李文忠，從當時的情形來看，軍事機構權力一直掌握在朱家人的手裏，後來又分左右都督，軍權被分散了，危險不是太大；禦史台是監察機構，盡管說它很重要，但再重要畢竟不是到了萬萬不可缺少的地步，相對於天天要操辦行政和應對紛至遝來政務的中書省，它就相對顯得那麽的無足輕重了，所以當初同樣有著強烈鄉土觀念的朱元璋就把主持監察的禦史台工作交給浙東文人圈的重量級人物劉基等人。劉基為人正派，“慷慨有大節”。如此一來，禦史台反而相對落得幹淨，剩下的就是中書省了。

　　明初中書省來源於小明王政權下的江南等行中書省，而江南等行中書省又是從朱元璋、李善長等人為核心的軍隊兼管地方政務的機構直接演化過來的。由於戰爭年代的朱元璋忙於軍事，打理日常行政與內務的事情都落在了李善長的頭上，由此而言，李善長變成了江南等行中書省、中書省的實際上第一號人物，加上他又善於編織人脈關係網和擁有濃烈的鄉土觀念，自然就使得其長期工作的中書省變成了淮右新貴人事“俱樂部”和活動“大本營”。朱元璋後來處心積慮要徹底廢除中書省宰相製，固然有著他躬覽庶政、大權獨攬的霸氣和專製，更有其清除淮右集團危險分子的深刻用意。而所有這一切似乎從洪武初期朱元璋對宰相府四任宰相的人事變動中就能窺豹一斑了。

　　洪武皇帝與淮右集團核心人物、大明宰相李善長之間的是是非非明初朱元璋先後任用了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四人擔任大明帝國的宰相，從擔任宰相的這4人來看，基本都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大多原來的級別不低，或者說是朱元璋集團的核心人物。第二，這幾個宰相基本上都是朱元璋的安徽老鄉即早期投奔朱元璋、來自淮右地區的人（汪廣洋為蘇北人，從嚴格意義上來講，算不上是朱元璋的老鄉，但他流寓於安徽境內，並在那裏早早地投奔了朱元璋）。第三，除徐達以外都是文人，但實際上徐達是個儒將，又長期在外作戰，因此完全可以這麽說，宰相府是個最高級別的中央文臣官府。第四，這幾個宰相如果按最終的生命終結時間來排序（汪廣洋、胡惟庸、李善長）的話，似乎一個比一個死得慘（除徐達外）。那麽，為什麽明初出任過宰相的人最終命運一個比一個慘呢？

　　〇明初第一任宰相、淮右集團的核心人物李善長的功勞

　　李善長是安徽定遠人，與明朝開國元勳徐達是同一個縣，與朱元璋的家鄉是隔壁縣，因而他們在心態上與情感上很容易走近。從《明史·李善長傳》和《明實錄》等史書所記載的情況來看，李善長具有以下幾種特點：

　　第一，李善長“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這是說李善長少年時代起就熟讀中國傳統經典，尤其是法家之書，足智多謀，算計、策劃事情多能成功。這是一枚幣的正反兩個麵，如果有人這麽想：戰爭年代他幫了朱元璋，朱元璋成功了；如果和平年代他起了反心，或幫了別人或自立，事情就複雜了；又說李善長“策事多中”，同樣也有兩個麵，關鍵就在於他為誰策事了，要是和平年代再策事，那就不好了。所以說《明史》對《李善長傳》寫得很到位，作者吃透了有關資料，以李善長的個性與特長作為切入點，首先提醒人們李善長個人可能隱藏著巨大的人生危險。

　　第二，《明史》記載說李善長“其為裏中長者”，這說明他社會經驗豐富，個人有威望，精通人事關係，善於調節人際關係；諳於人際關係的另外一麵也就是容易編織人際網絡，拉幫結派，後來他與朱元璋結為兒女親家了，卻又和胡惟庸結成親家，社會背景深厚。

　　第三，史書說李善長在元末時曾避匿山中，預測世事。這說明他有獨特的政治頭腦，對局勢把握得較準，應該來說是個不錯的政治家。

　　第四，當朱元璋的軍隊攻占滁州時，李善長身著儒服，親自跑到朱元璋軍駐地去拜見新主，不像劉基那樣是被人家請出山來的——進退有據，而是迫不及待地自己送上門。這不僅說明他有積極的或者說是強烈的入世心態，而且還很容易因為一味地“進取”，最終導致進退失據；史書又說他喜歡“習法家言”，這就進一步說明了他有極強的功利主義。說實在，法家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名聲可不咋樣，甚至可以說是聲名狼藉。人們普遍認為法家薄恩寡義，一般儒士都不願往法家邊上靠，但李善長不僅公然學，而且還練就這樣的人格，形成了“外寬和，內多忮刻”的性格特征。所以他與正人君子劉基不能處好，反而與小人胡惟庸關係密切。李善長的這種為人處世性格特征隱藏著一個潛在的負麵影響，初次相識的人還以為他是好好先生，但時間一長，人們就看穿了他，所以經常一起在朝為官的同僚對李善長實際上都不怎麽樣。一旦他有難了，真正為他說話、解圍的人就很少。過多的入世、無法超然，往往會貪圖美色和財物，這也是李善長致命的缺陷。

　　第五，《明史》說李“善長明習故事，裁決如流，又嫻於辭命”。遇事裁決如流，在戰爭年代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免得朱元璋前線後方應接不暇，省了主子不少心思。但到了和平年代就顯得獨斷和專權了，因此與同樣獨斷的朱元璋相處，兩者之間的衝突是遲早的事情。衝突的結果就要看誰占的位置顯要和誰擁有更大的權力。朱元璋一開始就以“主”的麵目出現，而李善長起初就以賓的身份“入伍”，李善長沒有朱元璋那般家底，也沒朱元璋那般獨特的手段，因此敗也是遲早的事。

　　第六，李善長與朱元璋的關係就好比劉邦與蕭何的關係，即非同一般的共患難同生死的親密戰友加哥兒們情誼在一起。不僅僅李善長，整個淮右集團的主幹都具有這樣“天時地利”等方麵的優勢，這是朱元璋政權的另一個組成部分——以劉基、宋濂為首的浙東文人圈所無法企及的，所以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朱元璋後來在考慮宰相人選時，盡管謀士劉基對其一一否定，但他還是一一照用。這除了反映出朱元璋剛愎自用的個性特征外，更多地折射出他對淮右集團的一種天然情感傾斜。還有一種潛在的因素，那就是朱元璋政權中浙東文人圈都是儒士，他們與淮右集團的農民新貴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審美取向甚至生活習性，就朱元璋個人而言，他與浙東文人圈的儒士們最多是在空間距離上走得很近，而不可能在心理上真正貼近。但他與淮右集團則是由於相同地方出生、相同或相似的家庭背景，又是早早一起鬧革命，具有相同的價值取向、相同的審美取向以及相同的生活習性，朱元璋眼裏有的是老鄉。

　　這也難怪朱元璋，因為他們曾生死與共過，徐達曾作為人質質押在衝突對方，換回朱元璋；再說李善長，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大明帝國初創時期，他在朱元璋的心目中的地位是相當高的，可謂是親密戰友，這種親密無間的關係從兩件事情可以體現出來。

　　第一件事情是在最初李善長投奔時，朱元璋先是以禮相待，後來就留下了他為軍中的“掌書記”，相當於軍事參謀與軍事秘書一類的官職。

　　當時朱元璋對於自己未來的發展有些迷茫，他就找來李善長問：“四方戰鬥，何時定乎？”李善長奉勸他，要他仿效祖上邳縣老家的漢高祖那樣，“法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做第二個平民皇帝。李善長的鼓舞堅定了朱元璋進取的信心，這是朋友加兄弟般的最大支持，朱元璋能不感激嗎？更何況李善長作為軍機秘書和參謀總是盡職盡責，忠心耿耿地留在朱元璋的身邊，幫助他、輔佐他。

　　朱元璋不斷地取勝，個人威望也日益提高，這不能不引起朱元璋當時的頂頭上司郭子興及其周圍僚屬的不滿與猜忌。

　　郭子興身邊也不全是酒囊飯袋，有人幫郭子興出了很狠的一招：打算將朱元璋的兵權給剝奪了，並將李善長等人給調離，叫他輔助自己。按照當時的官位級別來說，郭子興與朱元璋是上下級關係，上級郭子興要調李善長，一來說明李善長有本事且名聲在外，到高一層發展可能更加有利；二來即使到了郭子興那裏不升官平調一下，但也不同於在下屬部門朱元璋那裏。中國有句古話叫“宰相門前六品官”，郭子興不是什麽宰相，但畢竟是一軍之帥。但令常人看不懂的是，李善長聽到調令後不是高興地與人道別，而是哭，且哭得很傷心。有人問他為什麽哭，他說就是不願意離開朱元璋。朱元璋聽到後感動得幾乎也要掉眼淚了。我想這種哭是很難裝得出來的，一來當時朱元璋不僅沒有大富大貴，相反他還僅僅是造反起義的一支農民軍中的下屬將領，取天下是個未知數，李善長沒有必要裝什麽哭來拍朱元璋的馬屁。第二，李善長畢竟也是個讀書人，又是“裏中長者”，可以說是算得上有點臉麵的人物。什麽人才會哭，小孩與女人才會哭，成年的男人一般都不會哭的，俗話說，男兒有淚不輕掉。但李善長卻確確實實地哭了，哭得朱元璋也被感動了，這足以表明他肯定是發自內心的真誠，由此可見李善長與朱元璋之間的關係是非同一般。自此以後，朱元璋倍加重用李善長，信任李善長，依靠李善長。而李善長也能勤勉自持，毫不倦怠。

　　第二件事情就是發生在和州城攻下以後，為了鞏固根據地，朱元璋率軍在外拓展，留下一個空虛的大後方和州城，讓李善長守著。不料這件事走漏了消息，元朝軍隊逮住機會前來偷襲，當時和州城很危險，外無救兵，內為老弱病殘，怎麽辦？李善長最終想出了一個辦法，設下埋伏，將來勢洶洶的元軍引入了事先設好的埋伏圈，接著，依靠著城內剩餘的這些老弱病殘兵力發起猛烈攻擊，結果大敗元軍。朱元璋回來以後，看到和州不僅安然無恙，而且還挫敗了元軍，鞏固了後方根據地，由此對李善長更是充滿了由衷地佩服，由敬佩到感激，也就更加欣賞李善長的非凡的能力。

　　當然李善長對朱元璋政權做出的功績還遠不止這些，在建立大明王朝前後，李善長的貢獻在人臣中鮮有人能及。

　　第一，不僅做好後勤保障和軍糧籌劃工作，而且還當好軍事參謀、人事參謀。

　　以往人們對李善長的研究，都注意到了他在朱元璋政權中的軍糧籌劃與後勤保障，而忽視了這樣一點，《明史·李善長傳》中還這麽說李善長“從下滁州，為參謀，預機畫，主饋餉，甚見親信”；“太祖威名日盛，諸將來歸者，善長察其材，言之太祖。複為太祖布款誠，使皆得自安。有以事力相齟齬者，委曲為調護”。這一段史料說明李善長與朱元璋關係十分親密，李善長不僅是軍中的軍事參謀、後勤部長，而且還是“人事部部長”或“人力資源部部長”。凡歸順諸將，他都協助朱元璋予以妥善安頓，諸將之間有不合而發生矛盾的，他極力勸解調和，也使朱元璋威名大振。可這樣一來就有了個問題，那就是李善長掌握了大量的軍事機密和人事機密，無形之中也就使得他成為了淮右集團中除朱元璋以外的核心人物。在戰爭年代，軍務繁雜、敵我鬥爭你死我活，朱元璋相對少有精力來懷疑自己的“親密戰友”，反而越發青睞他。但到了和平年代，知道機密事情越多並不是一件好事了。朱元璋強渡長江，攻克太平，直指南京，就是他與李善長等人一同謀略並取得成功的。朱元璋為太平興國翼大元帥時，李善長出任帥府都事，即相當於元帥府裏辦公室主任或者是參謀長的角色。在奪取鎮江以後，朱元璋被諸將奉為吳國公，他就提升李善長為中書參議。軍中機務，進攻或防守，賞罰規定，等等，十之八九都由李善長裁定。李善長也十分得意，他經常把朱元璋比作劉邦，而自比蕭何。在朱元璋眼中，李善長是輔佐朝政的得力功臣，拜之為右相國。

　　第二，參照元朝的製度，將元朝的弊政剔除出去，製定了鹽法、茶法、錢法、漁法等，幫助朱元璋恢複和重建社會經濟秩序，為大明帝國的經濟好轉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第三，與劉基等共同編定《大明律》，建章立製，健全大明王朝的禮儀製度，構建有序的等級社會。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稱帝，任命李善長為大禮使，兼任太子少師，凡是朝中的一切冊典、郊社宗廟之祭禮，天下嶽瀆神祇之名號、封建藩國及功臣之爵賞、六部尚書以下的官製，官民喪服之製，朝臣大小服色之俸賜，三師朝賀東宮的禮儀，死亡的開國將領遺孀與孤兒的撫恤，元史的監修，祖訓的編製，等等，用今天話來說，凡是帝國民政禮俗文化和宮廷中禮儀規製等，不論事情的大小，都由李善長牽頭，會同其他的朝中儒士商定；他還與禦史中丞劉基、右丞楊憲等人參照《唐律》，起草與製定《大明律》，協助朱元璋重建有序的等級社會秩序。

　　一句話，李善長在大明帝國建立的前後是個僅次於朱元璋的淮右集團核心人物。

　　〇淮右集團核心人物李善長被封為第一功臣與第一人臣，是喜還是憂？

　　正因為如此，在以農民新貴為主幹的一個新興帝國政權即將呼之欲出之時，1367年（吳元年），朱元璋在建設吳政權時尤其沒有忘記功勳卓著的老戰友、老哥兒們李善長，將他封為宣國公，並改官製尚左，李善長出任左相國即正宰相。

　　1368年大明帝國開國，李善長順應就成為大明帝國的第一任宰相。此時李善長在朱元璋心目中所占據的位置是無人能企及的，何以為據？

　　1370年即大明帝國建立的第三年，朱元璋在南京大封功臣，李善長位居功臣第一，就連早早參加起義軍、曾經救過朱元璋性命、後來又出生入死南征北戰打下大明幾乎半壁以上江山的徐達都位居李善長之後，當時好多人不理解啊。如何對李善長的功勞作出評價和對他進行封官晉爵呢？朱元璋是這麽說的：“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久，給軍食，功甚大，宜進封大國”。在他看來，李善長雖然沒有衝鋒陷陣的勇士們那樣的功勞，但他跟隨我的時間相當久，我們軍糧供給全靠了他張羅，他的功勞相當大。於是朱元璋就給李善長極高的政治榮譽、經濟待遇和最高的行政官職：“乃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

　　細細說來，李善長位極人臣，擁有三項特殊待遇，既為行政級別最高的左丞相，又被封為韓國公。“時封公者，徐達、常遇春子茂、李文忠、馮勝、鄧愈及善長六人。而善長位第一，製詞比之蕭何，褒稱甚至”。真是風光至極，政治地位與待遇之高是大明帝國開國之初所有功臣中少有的，這是李善長第一項特殊待遇。

　　不僅如此，經濟收入也相當可觀，僅歲祿就有4 000石。明初一般宰相的年收入約1 000石，大臣中最高收入的要數開國的六公，而李善長位列六公中第二（徐達最高），但他是文職官員中俸祿最高的一個。在明初普遍低薪製的狀態下，他不僅位近人主，而且可以說是文職官僚階層中的第一大富豪。這是李善長第二項特殊待遇。

　　李善長享受的第三項特殊待遇是，朱元璋恩準他的子孫們世襲爵祿，“予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這是法律上的特殊待遇。

　　應該來說，李善長可以滿足了，如果他頭腦稍稍清醒、理性一點的話，這麽高的“收效”並不都是好事，功高會蓋主，功大會震主，物極必反。他似乎忘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家的教導：“福兮，禍之所伏。”他自比蕭何，隻記得蕭何如何如何，不記得文種和韓信的悲劇，不記得“狡兔死，走狗烹”的曆史明鑒。因此我們說，李善長的悲劇終結隻不過是個時間問題了。

　　〇大明第一人與第一大臣的無語之爭——相權與皇權的衝突

　　在南京建都以後，隨著全國性的統一戰爭的不斷勝利，大明王朝迎來了全國性的由戰亂走向和平建設的大好形勢，同時統治階層的矛盾也逐漸凸現了出來。李善長與朱元璋關係即相權與皇權之間的衝突也就逐漸明化。這裏麵既有朱元璋這個中國曆史上少有的以雄猜著稱的強勢皇帝方麵的原因，也有李善長個人性格和處世等方麵的原因。具體地說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在天下未定的情況下，李善長的個性與才幹是很讓人刮目相看的，他多謀善斷，勇於任事，這對於忙於戰爭與統一大業的朱元璋來說，正是求之不得的；但到了和平年代，對於已經沒有戰事忙亂的帝王朱元璋來說，李善長的迅速、果斷、幹練等優點則更多地表現出一種難以容忍的缺點，那就是對皇權的漠視與侵犯。

　　第二，朱元璋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以雄猜著稱的強勢皇帝，由於他童年和少年時代極度的卑微，飽受了人們的鄙視；在成年以後他就表現出極度的自尊，當登上至高無上的權力巔峰時，他的這種極度自尊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加上曆代相權與皇權相爭經驗與教訓的明鑒，朱元璋從保護他的朱家基業萬世永存的角度去考慮，當然會表現出對相權的討厭甚至是厭惡。這一點可能是李善長所沒有料到的。

　　第三，李善長有能耐，這沒錯。但是李善長很貪婪，什麽都要。從現有的資料來看，當初他拿了胡惟庸的多少好處（費）就為他“說官”，這就不得而知。但史書記載說：胡惟庸由一個小小的寧國知縣，通過李善長的推薦，一下子被擢升為京官太常寺少卿，“（胡）惟庸以黃金三百兩謝之”，這可有正史明確記載的；與朱元璋結為兒女親家了，還“讓”侄兒娶胡惟庸的侄女，為了李氏家族的利益，他也太不自足了；晚年即使胡惟庸驚天大案爆發了，作為薦主的他沒被處理，居然還精神矍鑠地蓋府宅花園，等等，這一切就充分暴露了李善長貪婪的本性。

　　第四，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共患難易，同富貴難”的說法，這在曆代君臣中屢見不鮮：範蠡、文種與勾踐，韓信、蕭何與劉邦，等等。朱元璋尤其是以雄猜著稱於曆史，所以明初位於權力中心僅次於皇帝的宰相兼淮右集團核心人物李善長自然就成為權力鬥爭的主角。

　　由於政治形勢和權力中心人物心態都已發生了變化，而洪武初年作為帝國權力中心的第二號人物左丞相李善長恰恰又沒有及時看清時勢變化，在心態、工作作風與行事態度等諸方麵作相應的調整，而是依然如故，甚至有時有過之而無不及。原本敢於任事、當機立斷等優點此時變成了目中無人、擅自獨斷的缺點，這就使得身居大明帝國最高權力寶座的朱元璋顯得“無關緊要”，同時這也是相權對皇權的不恭或侵奪，至少在朱元璋看來是這樣。一次兩次，尚可寬容，但一旦次數多了，就難以容忍了。加上李善長為人處世“外寬和，內多忮刻”，參議李飲冰、楊希聖稍微侵犯了他的權限，他馬上奏請皇上，罷免了他們的官職；禦史中丞劉基在立法問題上同他有了不同意見，他就破口大罵，毫不容人。

　　由此看來，李善長這個人很霸道，也很陰險，是一隻“笑麵虎”。凡是他覺著看得不順眼的人，或者冒犯他的人，他絕不寬恕，予以無情的打擊，議定個罪名，上奏朱元璋予以黜除。因此我們說，李善長的官場人緣關係並不好。這些被他罷免的人或與他有矛盾的人並不會善罷甘休，也會有人到朱元璋麵前“哭訴”。“哭訴”的人多了，在所難免讓朱元璋產生了一種印象：李善長霸道、專權，甚至可以說是一手遮天，於是他要對李善長有所限製。但朱元璋也清楚：李善長權高望重，更何況其周圍還活動著一大幫子淮右老鄉新貴；如果對他處置不當，會引發很多的不良後果。所以朱元璋隻能先“忍”著，等待合適的機會，同時又表現出一些對李善長的疏遠。

　　〇非淮右集團第一個悲劇大臣楊憲之死的背後

　　對此，李善長也有所感覺：皇帝對自己沒有以前那麽親熱與信任了。最為明顯的事情就是皇帝不斷地派人到中書省丞相府任職，王溥、胡美、楊憲、汪廣洋、丁玉、蔡哲、馮冕、陳寧等一些非淮右集團的人士分別被任命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參知政事等。而在這些非淮右集團的人士中，尤其那個楊憲最為狂傲，壓根兒就沒把我李善長放在眼裏，聽人說他還與淩說、高見賢和夏煜等曾向皇帝進讒，說我李善長根本就不是一塊宰相的料。雖然皇帝沒聽他們的，但由此說明，楊憲這個人夠危險的，為今之計最好是除掉他，但怎麽除呐？

　　世界上的事情有時很滑稽，當你還不知道怎麽除掉敵人時，敵人卻跑到你的“門”上來了。

　　洪武二年年底，李善長身體不適，告了一段時間病假。皇帝朱元璋采取了變通辦法，在保留李善長宰相之位的前提下，任命自己的“老秘”汪廣洋為中書省右宰相，再將在外地任職的楊憲調入朝內，擔任中書省右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這是洪武皇帝在給宰相府“摻沙子”呐。按照朱元璋的設想：讓“老秘”出身的謹小慎微的汪廣洋暫時負責主持中書省全麵工作，讓精明能幹的楊憲當他的助手，這樣就使得宰相府在沒有李善長在時，照樣能把工作處理好。

　　再看那楊憲，還真讓人刮目相看，盡管他年輕，但工作起來卻十分利索、老道，處理事情井井有條。為此很得皇帝喜歡，據說皇帝朱元璋還打算以楊憲為相呐。

　　以楊憲為相？那可不是過去的“摻沙子”了！就為這樣的謠傳，李善長等淮右新貴們的心像小鹿一樣猛跳。再看入省後楊憲的那副樣子，簡直就沒把頂頭上司汪廣洋放在他的眼裏，且還要“盡變易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去，更用己所親信”。這著實急壞了淮右集團的人，李善長的親信胡惟庸急著跑到老宰相府去告狀，並發出這樣的悲歎：“楊憲為相，我等淮人不得為大官矣！”不過，薑還是老的辣，李善長耐住氣，示意淮右集團的人先讓著，靜觀事變。當楊憲頤指氣使，專斷決事，咄咄逼人，又不斷獲取勝利時，李善長為首的淮右集團骨幹分子睜大眼，甚至拿了放大鏡在找楊憲的岔子。終於在楊憲唆使劉炳彈劾汪廣洋和刑部侍郎左安善時，老宰相逮住了機會，突然上書皇帝，指控楊憲“排陷大臣、放肆為奸”。剛巧劉炳彈劾刑部侍郎左安善職務過失之事又不屬實，由此局勢發生了180度大轉向，原本處於上風的楊憲與劉炳刹那間讓皇帝朱元璋給收拾了。

　　利用皇帝好猜忌的個性，輕輕鬆鬆地搞掉了危險分子楊憲後，李善長等又將矛頭指向了敢於公開向淮右集團說“不”且有“潛在危險”的另一個重量級人物——浙東文人圈領袖劉基。

　　非淮右集團第二位悲劇大臣劉基及其浙東文人圈朱元璋在南京開創大明帝國前後，盡管手下人才濟濟，但從領導核心來講，最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即以李善長和“後起之秀”胡惟庸為核心的淮右集團和以劉基、宋濂為首的“浙東文人圈”。作為皇帝的朱元璋與李善長為核心的淮右集團之間的關係，前麵我們已經講過，那麽他與劉基、宋濂為核心的“浙東文人圈”的關係又是如何的呐？

　　〇朱元璋與“浙東四先生”

　　前文說過，朱元璋最早接觸到浙東文人圈應該是在攻下婺州和處州後，“初上（指朱元璋）在婺州，既召見宋濂，及克處州，又有薦基及溢琛者。上素聞其名，即遣使以書幣征之”。1360年總製孫炎向朱元璋提出，延聘“浙東四先生”來南京，朱元璋當即下令讓他上浙江去聘請。劉基、宋濂、章溢、葉琛等就是這樣被請“出山”的。1363年朱元璋在南京城裏蓋起了禮賢館，將劉基等安排在那裏任職。“浙東四先生”中的葉琛後來出任洪都南昌知府，上任沒多久就死於江西省丞相胡廷瑞外甥康泰等人的叛亂之中；章溢曾被朱元璋任命為浙東按察副使等地方官職，長期遠離政治中心，直到大明開國時才與劉基並拜為禦史中丞，但後來又被外派，因此說他基本上也是遠離朱元璋政權的領導核心；再說宋濂，雖然他是一代名儒，但出山後主要擔任朱標太子的老師、《元史》總裁官、翰林院學士等文職官，說白了，也沒有真正進入大明帝國的核心領導階層。

　　所以說，“浙東四先生”或言“浙東文人圈”自出山後實際上已經被朱元璋“拆散”了，隻有劉基才算得上是真正進入到了朱元璋政權的核心，他曾任朱元璋的軍師，兩人關係曾經好得跟一個人似的，但最終他卻也不得善終，這是為何？

　　〇為什麽無所不能的“大神人”軍師劉基沒有出任大明宰相？

　　事情還得從劉基出山後說起。話說劉基出山後的“表現”還真不俗，連連正確無誤的軍事前瞻和決策，不僅使他贏得了“神人”軍師的美譽，而且也提高了自身在朱元璋政權中的威望。

　　應天大捷之前劉基料定張士誠眼光短淺，不會與陳友諒合夥進攻南京，於是他向朱元璋提出速決戰略，誘敵深入，痛擊陳友諒，使朱元璋軍事被動轉為軍事主動；安豐告急，朱元璋要去救小明王，又是劉基及時地作了提醒，隻是朱元璋沒聽進去，走了一著險棋，終因對手愚蠢，這才沒有鑄成大錯，這一切都讓事後的朱元璋唏噓不已；更為驚險的還要數鄱陽湖上劉基救駕了……

　　這一切不僅顯示了劉基的超人膽識和機智，而且也充分展現出劉基傑出的軍事謀略和遠見，換句更為直白點的話來講，就如民間所傳揚的劉基在軍事上特別能神機妙算。

　　要說劉基的傑出才能還遠不止於他在軍事決策上擁有了常人所沒有的“超前的意識”，在堪輿學和天文學方麵他同樣也有傑出的天賦。大明帝國建立之前，明皇宮的選址就是由劉基等人來卜定的，雖然後來建在燕雀湖上的明皇宮出現了部分下陷，但那是洪武中晚期的事情，劉基已經作古了。而在大明建國之際，在迷信十足的朱元璋眼裏，明皇宮占盡了紫金山的龍氣，劉基理所當然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堪輿學家了；更為人們所驚歎的是劉基在天文學上也“身手不凡”，大明開國大典的佳日良辰也是由劉基來選定的，神乎？這些都給自稱是“天生聖人”和“命定天子”的朱元璋增添了無數的神秘的光環，劉基說出了許多朱元璋想說而不知如何說的話，做了許多朱元璋想做而沒辦法做的事，對此，朱元璋能不喜歡他嗎？！於是君臣兩人關係進入了“蜜月期”，好得跟一個人似的。

　　史書記載說，劉基長相不錯，身材高大偉岸，性格直爽，慷慨大方，說起民族前途與國家安危時，往往是一臉的正經和嚴肅。朱元璋看到這位老先生對他一片至誠之心，就將他當作自己的知己與心腹。每次找劉基議事，往往叫周圍和手下的人都退下，他們兩人低聲密語好一陣子。劉基感慨自己碰到了朱元璋，真是難得一遇好主子，所以常常想到什麽就講什麽，遇到十分緊急為難的事情，他敢於麵對，及時籌劃應對策略與計謀；要是一旦有了空閑的功夫，便向朱元璋講講“王道”之術，而朱元璋每次都能恭恭敬敬地傾聽劉基的，並尊稱其為“先生”，而不呼其名，甚至還將他比作為漢高祖劉邦身邊的謀士張子房張良，由此可見朱、劉君臣關係已非同一般。

　　但有件事情很奇怪，盡管朱劉兩人關係已到了親密無間的地步，但劉基的政治待遇似乎並不算太高。吳元年，他被任命為太史令；朱元璋登基稱帝後，他被拜為禦史中丞兼太史令。禦史中丞是禦史台——後來改名為都察院的長官，劉基任職的禦史中丞實際上就相當於監察部部長，而掌握大明帝國政府大權的中書省宰相府卻始終與他無緣，換句通俗話來說，劉基充其量當個部長，卻一直沒有當總理的份。這到底是為什麽？

　　第一，劉基出山時，朱元璋已經在南京站穩了腳跟了，他的政權裏已經有個“大能人”李善長，每當朱元璋忙於前線軍事戰務時，李善長十分稱職地擔當起後方總指揮的角色。不可否認，李善長的才能也是一流的，總不能因為劉基來了，就要將李善長這樣的一流人才給換下來，這是不恰當的。再說，劉基再聰明，要接替李善長這個類似於宰相的角色也要有時間。

　　第二，朱元璋是個很聰明的人，他對人才的觀察比任何人都仔細，劉基的長處是“能掐會算”，留他作軍師與參謀最合適，這叫知人善任。如果不是這樣，將劉基換到李善長的位置上，劉基或許能幹好，但李善長的老部下不一定會買劉基的賬，所以最好還是不動“人事”。

　　第三，從應天大戰前夕高層決策時劉基對“投降派”怒目而視的細節來看，他這個人很正，很直，不大繞彎子，所以朱元璋在大明開國前後讓劉基出任禦史中丞兼太史令，去搞天文堪輿、監察和修訂法律，這也叫用人所長。做宰相要有很好的“內功”，俗稱叫“宰相肚裏能撐船”，劉基明顯不合適，還是叫表麵“一團和氣”的李善長繼續做宰相更為妥當。

　　第四，盡管朱元璋表現出對劉基很好，但劉基來到他身邊畢竟時日不長，而朱元璋偏偏又是個猜疑性很強的人，他不會用自己不太了解的人到最為要害的崗位上。

　　第五，朱元璋叫花子出身，又是安徽人，他與劉基、宋濂這些“大儒”畢竟不是“同類項”，真正達到“神合”似乎是不可能的，加上語言上浙江方言也是一大問題。與此相比較，朱元璋倒與李善長、徐達、胡惟庸他們更合得來，都是安徽同鄉，習俗、語言甚至審美情趣都十分接近，加上情感上，他們之間有著更長的“情義”了，所以說，明初的宰相人選隻能是在李善長為首的淮右集團內而不可能是劉基為首的浙東集團的了。

　　〇由“管天”到“管地”、管監察、管法律，可劉基最終還沒能管得了自己？

　　劉基沒有出任大明帝國的宰相，朱元璋老早就叫他去當太史令，專管天文曆法的推算——主管大統曆的修訂，換句話來說，有點類似於現在的國家氣象台的氣象觀測與研究。不過，劉基可沒有600年後的現在氣象預報員那麽神氣，在電視屏幕上一站，拿了根棒棒指指點點，一夜之間就成為家喻戶曉的“氣象超男”。話得講回來，當了太史令，劉基還挺忙的，他不僅要管天象，而且還要管“地象”，因為古代中國人相信“天人感應”，天降災異，必定是地上人們有什麽地方得罪了“上天”，一般的“明君”就要廣納諫言，檢查自己治國理政的得失。所以說太史令工作的本職是“管天”，而它的下延自然就是“管地”了。吳元年上半年，南方大旱，人們紛紛議論。劉基認為這是因為天下有太多的冤案、錯案，所以上天才會以大旱來懲罰當政者。於是朱元璋就派劉基去重新審理那些冤假錯案，神奇的是，平反工作才結束，雨從天降，不管是民間還是朝廷內外，就此都把劉基奉為神仙。劉基借著這種機會又向朱元璋進言，要求編定法律，為日後執法與定罪量刑提供依據。

　　這事過了沒多久，有一天，有人傳言說，不知是什麽原因，朱元璋要處決一批人。劉基聽後心急火燎地趕往朱元璋那裏，想問個原因。朱元璋告訴說：他做了夢，夢見了什麽什麽，剛開始不理解夢裏的事情，現在聽人報告是某某人觸犯了天條，所以就下令將這些人抓起來了，正要開刀問斬，你老先生來了。劉基連忙勸阻：“您說的夢裏的那些事情啊，是好事！這是得天下得民心的預兆啊，萬萬不可濫殺無辜啊！”果不其然，三日之後，海寧被打下來，並適時歸降了。這下可把朱元璋給樂壞了，他立即下令，將那些本來要被砍頭的“犯人”全部交給了劉基處置，劉基當即予以全部釋放。

　　可以這麽說，在朱元璋登基稱帝前後，劉基不僅為朱元璋運籌帷幄，決勝於千裏之外，而且幫助他立綱陳紀，為大明帝國的開國奠基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此時二人的關係非常和順，為了表達對劉基的感激和對他工作的肯定，朱元璋沒忘給他加官晉爵，拜他為禦史中丞兼太史令。不僅如此，還要追封劉基的祖上三代。而此時的劉基並未利欲熏心，一方麵由於自己到了知天命的年紀，看透了人間世事，另一方麵，他深諳儒家思想和道家理論，因而也就沒有像李善長那樣貪婪，更不可能像胡惟庸那般胡作非為，麵對如此的名利與殊榮，他婉言謝絕了。好在朱元璋並未強行，而是在核定天下糧稅時，盡管重賦江南卻對劉基家鄉青田的稅收實行減半，目的是想讓人們世代記住劉基的恩澤。

　　如此看來，雖然朱元璋沒讓劉基出任宰相，但在大明開國前後，朱劉關係還是相當不錯的，那麽，後來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讓他們之間發生了隔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