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4——洪武“運動”

第二節 雲譎波詭大明新立雄主甄別天下官吏——洪武四年（1371）

　　洪武開國前後，大明帝國內外形勢不容樂觀。在草根皇帝朱元璋看來至少得麵對三大類政治危險勢力或言危險分子：

　　昔日同為“天涯淪落人”，今朝“相煎何太急”？第一大類就是昔日與朱元璋“同為天涯淪落人”的貧苦兄弟和普通民眾。按照朱元璋的想法與說辭：過去元朝政府腐敗、殘暴，我朱聖人率領將士們浴血奮戰，“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讓大家過上了太平日子，你們就應該做好你們的本分——貢賦服役，由此也就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民有不知其報，而恬然享福，絕無感激之心”；更有一些愚蠢的小民們不僅不領“大救星”朱皇帝的情，有著“好日子”不過，反而走上了對立、反抗的道路。洪武元年五月，“昌國州蘭秀山盜入象山縣作亂”；七月，“南海賊馮簡等作亂”；洪武元年八月，溫州南溪人董孟怡等“聚眾作亂”；洪武三年正月，沂、邳二州山民“作亂”；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年三月，在“紅太陽”升起的地方（民間一說：鳳陽之名有丹鳳朝陽之義）邊上六安州龍泉鄉民胡永興、潘文友“作亂”，殺了判官朱謨，“焚劫英山縣”……

　　那小民們為什麽要起來“作亂”呢？

　　第一，朱皇帝的威望還不夠。盡管洪武初年朱元璋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擁有了絕對優勢的軍事勢力，但草根出身當皇帝的，除了劉邦、劉裕等極個別幾例外，還說不上來。憑什麽你那個鞋拔子臉的和尚能當皇帝，不就是靠了刀槍一類的軍事武裝，你可以造反，難道我們就不能嗎？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

　　第二，盡管洪武初年朱元璋采取了好多措施，賑災減租，休養生息，使厚民生。但在普通民眾看來，新王朝的賦役依然沉重，很多人忍受不了了。洪武三年，有人報告說，貧瘠的陝西省原定征收民田稅糧為1鬥，可隨後又加征了鹽米6升，即政府言而無信，一下子將稅率提高了60%，老百姓當然要受不了。皇帝朱元璋聞訊後也承認：“陝西民田既輸稅，複征其鹽米，是重斂以困民也。”最後下令：“自今止收正糧，除其鹽米。”相比於陝西，江南蘇鬆人民可沒這麽幸運，朱皇帝痛恨這個地區的老百姓過去支持張士誠，將當地的賦稅加到了每畝1石多，即相當於陝西的10倍。這就使得江南人民沒法活下去了，隻能逃亡。明宣宗時，蘇州下屬的太倉當地百姓逃得隻剩下738戶。江南人乖巧、聽話，沒法活了就逃，但並不是所有的國人都像江南人那樣，他們有可能選擇起來武裝反抗。

　　第三，明初小民們起來反抗、“作亂”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官府衙役與豪門富戶雙重剝削與擠壓。這裏所說的豪門富戶實際上是兩種人，一種人為原業主，即我們過去經常在大批判中所說的地主階級，但按照當時的稱呼應該為原業主或稱原田主。元末天下大亂時，許多的業主死於非命，他們的田宅也就變成了無主業產，為貧困者所占有。但也有一些業主在戰亂中幸存了下來，按照明初“凡威取田宅者歸業主”的國家政策，他們在戰後重新擁有了田產屋宅。如明初浙江諸暨大田主趙淑走出深山窮穀，“持田籍以辨，卒以完”；義烏財主王某戰亂後奪回了田產，不到幾年就“積穀至數千斛”；浙江巨富樓士祥的家產更是多得數也數不過來，光門下養的食客就達幾十人；江南頭號大富翁沈萬三“貲巨萬萬，田產遍吳下”。據明代官方史書所載：蘇州府納糧2 000石以上的富戶就有554戶，每年繳納國家的稅糧達150 184石，約占當時蘇州民戶納糧總數1 000 000石的15%。由此可見，當時土地財富集中問題還是十分嚴峻。

　　這樣的富戶除了在地方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外，有時還會影響大明帝國官府衙門，即時人所說的“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換言之，受氣的和最容易受到傷害的當然是平頭百姓了，這是一重擠壓。

　　另一重擠壓平頭百姓的就是大明朝新貴們，即朱元璋政權的主要支撐——功臣勳舊和皇親國戚等。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對李善長、徐達等文武功臣勳舊進行了第一次大進封，共封6公28個侯。不過對於這些新貴來說，光有名氣與政治地位還不夠，我們中國人向來就講究實惠，洪武皇帝也想到這些了，第二年也就是洪武四年三月，他下令“賜韓國公李善長等六國公、延安侯唐勝宗等二十五侯及丞相左、右丞、參政等臨濠山地六百五十八頃有奇”。接著閏三月又命令“賜功臣守墳人戶。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鄭國公常茂、宋國公馮勝各一百五十戶，衛國公鄧愈、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長興侯耿炳文、靖海侯吳禎、都督孫恪、郭子興各一百戶”。

　　從當時賜予功臣土地的地理位置來看，主要還是在朱皇帝老家鳳陽等相對荒涼的地方。但隨後賜給龍子龍孫的田地可不這樣了，它們一般都位於中國經濟的黃金地帶——江南，如洪武五年四月朱元璋就賜秦王、晉王、燕王蘇州吳江良地各100頃，六月又賜吳王（後改為周王）、靖江王、楚王、潭王吳江田地各100畝；甚至到了後來連那些年幼得無法分封的龍仔親王也賜地各100頃。

　　伴隨著如此大規模的賜地，朱元璋又規定“紅彤彤”的家族享有優免徭役權，“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即規定現任大明“公務員”家除了納稅外，免除一切徭役；後來擴大到退休官員家在該官員在世時徭役全免，甚至再後來連歲數大的、被賜予裏士、鄉士和社士等爵位的富民家雜役也給免了。

　　不斷地賜地，等於是在不斷地剝奪了帝國普通民眾的土地生活資源，又加重了有地百姓的賦稅負擔，與此同時徭役豁免範圍的不斷擴大，實際上是在加深普通人的應役苦難。而明初恰恰又“征伐不休，營造無極”，為了響應洪武皇帝的“偉大號召”和完成好帝國指派的“光榮使命”，更是為了自己的錦繡前程和不可言喻的利益，大明公務員和“準公務員”們往往擅權枉法，巧取豪奪，荼毒生靈。洪武三年出任蘇州知府的佞臣陳寧“督糧欲事速，集令左右燒鐵烙人肌膚，人甚苦之呼為‘陳烙鐵’”。就這麽一個被蘇州人詛咒的佞臣酷吏，在“天生聖人”洪武皇帝朱元璋眼裏卻成了大能人、優秀的領導幹部，且不斷地得到提拔，一直當到了朝廷數一數二的高官禦史大夫。要不是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出事，“陳烙鐵”被檢舉為同夥的話，還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受到他的禍害！再說那些豪強富民，他們往往通同官吏，害之州裏。“君差不當，小民靠損”，以至於“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

　　由此看來，明初各地民眾起義此起彼伏純屬正常，就像當初朱元璋老家鳳陽等地的起義一樣，是被逼出來的。幸運的是當年朱重八們遇到的對手元末統治者太腐敗、太無能，從而使得起義烈火越燒越旺，最終將整個大元帝國都給燒沒了。而明初各地起義者所麵對的最高統治者就是當年的朱重八，苦孩子出身且經曆了人間地獄的錘煉，他腦子可清晰啦，又有能耐，下起手來特別狠、特別快。一旦地方上發生起義了，他立即指派部隊予以不遺餘力的鎮壓。即使像靠近朱皇帝老家的六安英山縣突發的那場民眾起義，地方部隊不在附近，一時半會兒夠不著，但也由於六安知州陳銘善指揮有方，其子陳真率領小股武裝及時應對，進而使得勢態沒有惡化。消息傳入朝廷，朱元璋立馬調集靳州衛軍事力量，火速開赴英山境內，鎮壓起義。事後又大大地嘉獎了陳銘善、陳真父子，賞賜白金100兩，文綺、帛2匹；同時對立有平亂大功的當地人鮑文才等賞賜白金500兩、文綺6匹。

　　明初還有一種民眾起義與草根皇帝朱元璋的人生之路密切相關的，那就是有人繼續利用白蓮教、明教等組織，以“彌勒降生”、“明王出世”為口號，秘密醞釀和發動起義。對此，朱元璋更是予以絕對的堅決打擊。譬如當年南方西路紅巾軍老根據地湖廣羅田縣就有一個叫王佛兒的，“自稱彌勒佛降生，傳寫佛號，惑人欲聚眾為亂”。明朝官方當局獲訊後迅速調集官軍，毫不含糊地“捕斬之”。幾年後，四川廣安州山民，“有稱彌勒佛者，集眾惑人”，同樣也遭到了明朝官方的無情鎮壓。

　　無論哪一種緣由引發的民眾起義，無論起義者是來自和尚皇帝的昔日同行還是曾經同為天涯淪落人，在明初草根皇帝朱元璋看來，這些已經起來或正在密謀組織起來造反的人著實危險，一旦他們的起義擴大了或成功了，自己恐怕連回鳳陽老家重操舊業的機會都沒有。不過好在這些地方上的起義盡管十分危險，但它們猶如山中野火，星星點點，形不成大氣候——這恐怕也是當年朱皇帝下令嚴禁民眾遠遊、推行巡檢製度和路引製度所產生的一個直接結果吧。

　　尷尬的元朝遺民：是“節婦”、“剩女”還是“潛伏”者？明初朱元璋麵對的第二大類政治危險勢力或言潛在危險分子是故元殘餘勢力和前朝遺民。故元殘餘勢力主要集中在塞外，比較明顯，相對而言，隻要軍事上發揮好，還是比較容易對付的；最難對付的是在暗處的那些比較特殊的人們——前朝遺民耆老。要說泛指的前朝遺民，那就應該將朱皇帝自身在內的元末明初之人都算在內。但在朱元璋為首的新帝國領導核心集團看來，除了芸芸眾生外，前朝遺民耆老就是一股特殊又尷尬的人群。事實上這樣“尷尬的人群”在中國曆史改朝換代之際都會有過，新帝國統治者能不能放心地接納這樣“尷尬人群”中的所有人？每朝每代各有自己的特色。就實而言，“尷尬人群”中的大多數能夠擁有一畝三分地老婆孩子熱炕頭這般生活待遇就算知足了，哪來那麽多的講究？但有部分士大夫則不同，麵對新舊朝代交替，他們有著不一樣的反應，大致具有三種情形：

　　〇尷尬的元朝遺民①守身如玉的“節婦”至死不讓“新夫”碰一碰

　　第一種情形：既然為前朝遺民，那就該像守身如玉的節婦一般，生為夫人，死為夫鬼。前朝垮台了，自己堅決不與新朝合作。這類人中比較有名的有丁鶴年、戴良、張憲、高明、王逢、姚閏、王謨、夏伯啟、顧德輝和倪瓚等10多位遺民。

　　◎守身如玉“節婦”似的10多位遺民

　　丁鶴年，元末明初回回人後裔，著名詩人。“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國，順帝北遁後，飲泣賦詩，情詞淒惻。晚學浮屠法，廬居父墓”，直到明永樂時才辭世，但他始終與新王朝保持距離。

　　戴良，浙江浦江人，精通經、史百家暨醫、卜、釋、老之說，可以稱得上是當時一部“活著”的百科全書，因而在士大夫與當地百姓中有著很高的名望。朱元璋指揮軍隊攻下金華後，曾命令戴良與胡翰等12位文化名人輪流為自己講授經史之學和治政之道，後又讓戴良與宋濂等人一起教授地方府學生。但戴良卻不忘元朝故主，等到朱元璋一離開金華，就找了個機會棄官遁去。曾避難到了吳中，投奔張士誠。張士誠政權即將垮台時，他帶了一家人偷偷地乘船北上，想投奔元朝將領擴廓帖木兒，但在山東登州、萊州一帶登陸後，由於道路阻梗，隻得在昌樂住下生活。明朝開國後戴良又帶了一家人偷偷地南還，變換姓名，隱居四明山。後被朱元璋偵得，召到了南京，“命居會同館，日給大官膳，欲官之”。可戴良不願意，就以自己年老身體不好為由加以婉拒，沒多久，暴卒。

　　張憲，浙江山陰人，元末文化名人楊維楨最為得意的學生，“負才不羈，嚐走京師，恣言天下事，眾駭其狂”。南還後入富春山，托缽佛門，但又放蕩不羈，常常語出驚人。有一天他將自己關係不錯的幾個人叫在一起，關照他們說：“大禍即將來臨，我們趕緊跑啊！”三天後那裏果然發生了兵亂，當地有500多戶人家死於戰火之中。後來張憲投靠了東吳政權，張士誠拜他為樞密院都事。蘇州被攻陷後，張憲始終不忘張士誠的知遇之恩，隱姓埋名，“寄食杭州報國寺以歿”。

　　高明，浙江永嘉人。元順帝至正五年進士，授處州錄事，辟行省掾。元末天下大亂時，方國珍起兵溫州，曾想讓高明在自己手下為官任職，卻遭斷然拒絕。明初朱元璋耳聞高明之大名，曾派人前去征召。但高明卻以自己年老有疾為名，加以婉拒，最終老死於家中。

　　從上述幾位堅決不與新朝合作的前朝文人耆老的最終結局來看，似乎還都能得個善終，但接下來要講的有著相同政治操守的前朝遺民士大夫可就沒那麽幸運了。姚閏和王謨是元末明初蘇州當地有名的儒生，朱元璋在南京開創大明王朝後曾下令征召各地儒學文人入朝任職，有人推薦了姚閏、王謨，但誰知這兩人壓根兒就不願意在新朝做官。惱羞成怒的朱元璋不僅下令將他倆梟首，即砍頭示眾，而且還“籍沒其家”，甚至事後在《大誥》中還振振有詞地說：“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廣信府貴溪縣儒士夏伯啟叔侄因不願意出來為官，各自截去左手大拇指。朱元璋獲悉後，將他們逮到了南京，當麵拷問，最後也處以梟首和籍沒其家。

　　顧德輝，昆山人，家世素封，輕財結客，豪宕自喜。大約到了30歲時，顧德輝似乎猛然醒悟，開始拚命讀書，由於家底深厚，他不惜重金收藏各類古書、名畫、彝鼎和秘玩等，並在昆山東邊的太倉茜涇西蓋了一座房子，取名為“玉山佳處”，招待天下文人墨客，置酒賦詩。當時與他經常來往的文化名人有河東張翥、會稽楊維楨、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之士張雨、於彥、成琦、元璞，等等，由此“玉山佳處”的“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暨餼館聲伎，並冠絕一時”。

　　顧德輝曾多次被人舉薦出仕，但他都沒有上任。張士誠割據江南時曾派人來延請他出來為官，誰知顧德輝聞訊後立即逃走，隱居於嘉興合溪。後來母親死了，顧德輝沒辦法隻好葬母於家鄉，這樣一來就暴露了自己。張士誠知道後又派人來邀請他出山為官，顧德輝什麽也沒說，就在母親的廬墓旁將自己的頭發給剪了。東吳政權明白了他的意思，自此再也沒有為難他。明朝開國後，顧德輝依然保持著獨立的人格與操守，但由於兒子顧元臣曾經當過元朝的水軍副都萬戶，顧德輝也因此被元朝封為武略將軍、飛騎尉、錢塘縣男等稱號，洪武初年父子兩人被發配到了濠梁即鳳陽，並老死於那裏。

　　◎“元四家”與元末明初以詩意化、書法化來抒發隱逸之情的文人畫

　　與顧德輝相比，有著相似氣節與操守的元末明初另一大文化怪傑倪瓚可算幸運多了。倪瓚在曆史上與黃公望、王蒙、吳鎮一起被人譽為元代山水畫壇四大傑出代表人物，簡稱“元四家”，但也有人將倪瓚與趙孟、高克恭、黃公望、吳鎮和王蒙合稱為“元六家”。元朝武夫當道，儒士很沒地位，斯文掃地，因此絕大多數文人采取歸隱林泉、抒懷書畫的寄情避世態度，從而形成了以表達意境、抒寫情趣為主的寫意畫風，倪瓚、黃公望、吳鎮和王蒙是這股畫風中的傑出代表，甚至還有人將趙孟視為元代這股畫風的奠基者。這是很有見地的，因為趙孟的人生遭際、政治地位及書畫藝術影響相當之特殊。

　　趙孟是宋太祖趙匡胤的第11世孫、秦王趙德芳的嫡係子孫。曾任南宋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宋亡後，他歸居故鄉浙江吳興，賦閑於家。也正因為他是宋朝皇室的後裔，元初統治者為了籠絡漢人，裝點一番朝廷門麵，忽必烈令集賢直學士侍禦史程钜夫於至元二十三年（1286）“搜訪遺逸於江南”，將趙孟等人給“搜訪”了出來，讓他出任元廷的集賢直學士（從四品），後又調其為濟南路總管府事。忽必烈去世後，趙孟受命於元成宗朝廷，參與編撰《世祖實錄》，一度還為後來出任元廷宰相的太平之老師。元廷對其“累贈師垂集賢侍讀學士，希永太常禮儀院使，並封吳興郡公，與集賢大學士，封魏國公”。

　　除了政治地位顯赫外，趙孟在文化藝術方麵也曾有著很大的影響。他詩文、書法、繪畫、金石、律呂等無所不通，尤其是在書畫方麵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開創了元代新畫風。史載：趙孟所著，“有《尚書注》，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裏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致。前史官楊載稱孟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雲。”

　　《元史》對趙孟的評述頗為精到，在元代的畫壇中，趙孟無疑是無冕之王。不過對於後人來說，知道他的恐怕也就是其書畫藝術了。舊史官說趙孟之才為書畫所掩，這就有些倒果為因了。趙氏一邊當官一邊搞藝術，看似“官藝雙馨”，其實他大有苦衷啊。元朝定鼎中原征服南方後，為了穩固其統治，不得不裝裝樣子，“重用”幾個漢族著名人士，但在實際上卻實施了民族壓迫、尚武抑文和貶損儒士之國策。因此從內心真實角度而言，趙孟仕元為官頗為無奈、昏悶。為了排泄胸中的不滿和抒發內心的情懷，他將更多的精力投入了書畫等文化藝術創作當中。趙孟提出以古意出發，以晉唐為鑒，力反宋以來文人畫的墨戲態度，將傳統繪畫中的鉤斫、渲淡、丹青和水墨、重墨、重筆等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做到師古和創新、高逸的士大夫氣息與散逸的文人氣息融合於一體，使得中國傳統書畫的“遊觀山水”向著“抒情山水”轉化，同時又使造境與寫意、詩意化與書法化在繪畫中得到調和與融洽，為後來的黃公望、王蒙、吳鎮和倪瓚等“元四家”以詩意化、書法化來抒發隱逸之情的逸格文人畫的出現開辟了新路徑和奠定了堅實基礎。

　　“元四家”中常常被人冠以首稱的當數黃公望，尤其是近年來由於電視、電影的渲染與網絡等媒體的炒作，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立體地”走進了大眾的視野中，人們趨之若鶩。那麽黃公望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的作品藝術與思想價值到底如何？恐怕知之甚少。

　　黃公望，常熟人，元代畫家。本姓陸，名堅。後因過繼給永嘉府（今浙江溫州市）平陽縣黃氏做義子，黃氏年九十無子，忽然有了這個嗣子，高興地說道：“黃公望子，久矣！”於是改陸堅為黃公望。黃公望年輕時做過小官，其職相當於現在一些“人民公仆”或老總身邊的“老秘”，可絕對沒有時下“老秘”那麽吃香，過不了幾年就能弄個大官當當。當年的黃公望可慘了，當個書吏一當就是十餘年，直到45歲左右才在一個叫做張閭的官僚手下做椽吏。椽吏地位比書吏略微高一點，但黃公望幹了沒多久，頂頭上司張閭犯了貪汙罪，將底下跑腿的黃椽吏也給牽連了進去。這下他可算是好好地見識了一番元朝官場的醜態，出獄後便絕意仕途，加入了主張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全真教，改號一峰、大癡（中國繪畫史上的黃大癡之名就是這麽來的），放浪形骸，遊走江湖，以教授弟子為生。因經常浪跡山川，黃公望對大自然中的江河山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觀察於自然，寄情於山水，運筆於紙墨間，忘我地創作了一批優秀作品，如《九峰雪霽圖》《天池石壁圖》《溪山雨意圖》《剡溪訪戴圖》和《富春山居圖》《富春大嶺圖》等，抒發內心之情懷。元代有人說黃公望“穎悟明敏，博學強記。畫山水宗董（源）、巨（然），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理數”。

　　黃公望的畫作特色是山川深厚，草木華滋。著名的《富春山居圖》是他晚年花了7年的時間創作出來的，因他常常“臥青心，望白雲”，深入到了大自然中觀察體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氣清質實，骨蒼神腴”之藝術風格。他的畫作中往往是中鋒、側鋒兼施，尖筆、禿筆並用，長短幹筆皴擦，濕筆披麻，渾然一體，但整個畫作觀後稍稍品味，一種平淡簡遠和蒼涼悲愁的感覺油然而生。

　　與黃公望同為一個時期的元代著名文人畫家吳鎮則有著另外一種“風味”。吳鎮，浙江嘉興人，字仲圭，號梅花道人，生卒年代剛好處於忽必烈開國至元順帝上台之間，一生絕仕元朝，過著隱居生活。因此在吳鎮的作品中，以描述漁夫和隱逸生活的題材為多，寄托了他避世隱遁、以詩文書畫自娛的情懷。其傳世作品有《漁夫圖》《秋江漁隱圖》《蘆花寒雁圖》《水村圖》等。

　　與黃公望畫技不同的是，吳鎮著墨很多，甚至多用濕筆來表現山川林木鬱茂景色，墨氣沉厚，筆力雄健，山水蒼茫沉鬱。而與此相對，吳鎮在繪畫漁翁與小舟時，往往用細筆勾勒，這樣一來正好與濕筆大點大染的山石樹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再配以遒勁瀟灑的草書《漁夫辭》，詩書畫相得益彰，藝術品格得以升華。由此而言，吳鎮的書畫十分珍貴，加上他性格特別孤傲，所以人們一般很難得到他的畫作。時人曾說：“仲圭為人抗簡孤潔，高自標表……從其取畫，雖勢力不能奪，惟以佳紙筆投之案格，需其自至，欣然就幾，隨所欲為，乃可得也，故仲圭於絹素畫絕少。”

　　比起吳鎮要年少28歲的王蒙是“元四家”中歲數最小的一個，他是元朝大書畫家趙孟的外孫，浙江湖州人，字叔明。年輕時王蒙就很聰明，善於寫宮詞。有一次他剛把宮詞寫好，隨口念了幾句，讓一個叫俞友仁的杭州讀書人給聽到了，當場大加誇讚道：“此唐人佳句也！”隨即以自家的妹妹許配給了王蒙。其實王蒙真正有才還不在此，可能受到外祖父趙孟的影響，他自小起就對繪畫十分癡迷，“工畫山水，兼善人物”。

　　王蒙的傳世之作中以《青卞隱居圖》《夏日山居圖》、《春山讀書圖》最為有名，其個人繪畫特點是善畫江南林木豐茂的景色，濕潤華滋，意境幽遠；在畫技方麵，王蒙喜用焦墨渴筆，點綴細碎苔點，畫麵充實繁密，山水樹木多至數十層與數十種，千岩萬壑，山巒重疊。

　　由於生活在特別的年代，不像黃公望與吳鎮等元代著名畫家那樣生卒於黑暗的元朝，看到的僅是漆黑的一片，王蒙還曾目睹了砸爛舊世界的紅巾軍暴力革命，目睹了大明紅色江山開創的整個曆程，所以原本在畫意中透露出對舊世界絕望（如《太湖秋霽畫圖》）和對未來新世界懷著美好憧憬（如《太白山圖》等，其畫麵繁密，富有生機，充滿了對未來的無限渴望）的他在明初出仕了，“知泰安州事”（可能就相當於當個泰安市長的官職）。不僅如此，王蒙還積極地與新中央朝廷保持一致，尤其是跟當朝宰相胡惟庸走得很近，甚至還多次私謁胡府，“與會稽郭傳、僧知聰觀畫”。可他哪知道自己無形之中卻犯了兩個大忌：第一，胡宰相是洪武皇帝心目中潛在的謀反首逆；第二，王蒙在大明開國之前曾出任過元朝的理問官（掌某地司法），後又投奔了張士誠，當過長史。這本來也沒什麽，可在新帝國最高統治者看來，他是屬於“曆史不清白者”。因此說，兩個大忌中無論哪一個都足以將王大畫家送上不歸路。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謀反案”突發，王蒙“坐事被逮，瘐死獄中”。

　　與王蒙政治上的幼稚相比，元末明初另一位名列“元四家”的大畫家倪瓚則相對要顯得老道多了。

　　◎走向抒情寫意傳統文人畫最高峰的無錫“土豪”倪瓚

　　倪瓚，字元鎮，又字玄瑛，號雲林子、幻霞子、荊蠻民、朱陽館主、滄浪漫士、曲全叟、海嶽居士等，其中用得最多的是“雲林子”和“元鎮”。他生於無錫梅裏詆陀村，祖父是當地“土豪”，“家雄於貲”，富甲一方。可美中不足的是倪瓚早年喪父，好在兄長與母親對他關愛有加。因為同父異母長兄倪昭奎在元朝那裏還擔任過道教（有人說是全真教）地方領袖之閑職，所以說倪家在當地不僅有錢而且還很有威望，倪瓚就是在這樣無憂無慮的環境中長大的。

　　大約自倪瓚懂事起，長兄倪昭奎就請來了一個名叫王仁輔的道教“真人”，做倪家的家庭教師。道教主張“無為”，講究的是個人修煉，這就與儒家的入世“有為”之理念相左，加上家庭生活條件十分優越，倪瓚自小就養成了清高孤傲、潔身自好和不問政治的人生態度與性格特征，一天到晚浸習於美文詩畫之中，尤其“工詩，善書畫”。

　　“土豪”倪家有的是錢，有錢人家就要顯擺顯擺，買好車讓“富二代”飆一下，或讓漂亮美眉在床上“曬曬”。古時候的有錢人家可沒現代那些暴發戶那般“貧”，他們往往會收藏一些古籍經典與琴棋書畫，以此來提高家族人的文化藝術素質。倪家幾代人都是隱士，對於這類的積累十分在意，到倪瓚時，家有藏書成千上萬卷。沒書不行，可書要是太多了，管理不善或利用不好，那也是個麻煩，為此，倪瓚將家中書畫一一“手自勘定，古鼎法書，名琴奇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縈繞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居士”。有人說，倪瓚的這個書屋就叫“清秘閣”。“清秘閣”有三層樓那麽高，屋內除了各類書籍經典外，還藏有曆朝書法名畫，如三國時鍾繇的《薦季直表》，宋代米芾的《海嶽庵圖》、董源的《瀟湘圖》、李成的《茂林遠岫圖》和荊浩的《匡廬圖》，等等。倪瓚對它們格外鍾情，朝夕把玩，潛心臨摹，品味其中的神韻氣質。與此同時，他還經常外出遊覽，看到動心的自然景物隨即將其描繪下來，以天地為吟詩作畫的對象，師法自然；另一方麵他又學習與繼承中國傳統的書畫技法，博采眾家之長。據說他曾向已經加入全真教的黃公望請教，又與年幼自己的王蒙切磋畫技，時間一長，畫技愈發精湛，“求縑素者踵至”。

　　倪瓚中年以前的繪畫很明顯承襲了董源和巨然等南方山水畫派鼻祖的風格，如《水竹居圖》布局較繁，筆墨柔潤，景物細密，重在寫景。中年時期由於長兄倪昭奎突然病故，隨之嫡母邵氏和老師王仁輔相繼去世，在遭受了接二連三的親人離去之打擊，加上自身家族隱逸淡泊傳統基因的作用或受加入全真教的黃公望之影響，倪瓚內心愈發悲愴、荒涼和幽淡，反映在繪畫上他逐漸地脫胎於董源與巨然，在作山水畫時常將董源柔和筆性和關仝折帶筆法相融合，創造了“折帶皴”，其畫法疏簡，一河兩岸，土坡枯樹，格調幽淡天真，作品多數取材於他中晚年經常漫遊的太湖地區。元亡明興之際，原配蔣氏病逝，長子早喪，次子又不孝，倪瓚再次遭受打擊，內心更加孤獨、煩悶，他更多地借助手中的筆墨來抒寫自己的情懷。因此說，從中年起倪瓚的繪畫藝術進入了“情景相融”的巔峰時刻。在此時期，他創作了《鬆林亭子圖》《漁莊秋霽圖》、《怪石叢篁圖》、《汀樹遙岑圖》、《江上秋色圖》、《虞山林壑圖》等一係列力作，其畫麵整體格調為蕭瑟幽寂，寒林淺水，“有意無意，若淡若疏”，蕭疏一片，但又簡中寓繁，小中見大，“似嫩而蒼”，高逸深遠。有人評述，倪瓚“創造了簡淡高逸的畫風，將中國古代文人畫推向一個新階段，為明清董其昌、沈周、徐渭、朱耷、石濤等文人畫的興盛開啟了有益法門”。

　　◎文人畫壇奇才倪瓚的“三大怪”

　　以上我們講的是元末明初繪畫大師倪瓚的第一大奇異之處，與此相映成趣的是，這位藝術大師還有第二大奇異“怪狀”——潔癖。倪瓚的潔癖曠世罕見，自古以來就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段子。

　　據說倪瓚有個朋友，姓徐，住在蘇州郊區的光福，“光福之西五裏有西崦，周遭皆山。中有一水，其景絕類杭之西湖，然地僻，而遊者甚少。山有泉曰七寶，瑩潔甘飴，素不經浚鑿，純樸未散其味，迨過於惠山、虎丘也”。但就這泓品質超越無錫惠山、蘇州虎丘的泉水卻一直沒什麽名氣，隻是當地人知道而已。有一天，倪瓚光顧老友徐某家，徐某想招待但也沒什麽好招待這位“土豪”畫家朋友，於是就帶了他上光福的西崦去，飽覽山景美色，品味當地光福山茶。

　　兩人一到山上就對飲開來，哪知對於茶道有著十分講究的倪大畫家喝到用當地的七寶泉水泡製的茶水後不停地誇讚道：“好水，好水！”徐姓朋友聽後十分高興，心想人們都說這位畫家朋友生活如何如何講究，哪知就這樣的一個癖好，這還不方便麽，讓家人天天上七寶泉去挑水，以此來招待倪瓚。而倪瓚也樂意在徐家多住些日子，可就在這過程中，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徐姓朋友發現，倪瓚有個特點：每天在徐家人挑水回來時他就開始盯著水桶看，然後用前麵水桶裏的水來泡茶，用後麵水桶裏的水來洗漱，徐姓朋友於是十分好奇地問了：“畫家朋友，你幹嗎這樣？”倪瓚一臉正經地回答道：“你家距離七寶泉起碼得四五裏吧，從那裏挑水到你家，挑水者中間不會放屁？！你想，他要是放了屁，水桶在後的就不會讓屁給汙染了？！所以我就用後麵水桶裏的水來洗漱，而隻有前麵水桶裏的水沒被汙染，我才會用來泡茶。”

　　患有這般潔癖的倪瓚平日在家可更是“盥濯不離手”，據說他每天要洗頭，而洗一次頭就要換水十幾次。好不容易洗漱完了，穿上衣服了，他又要反複拂整幾十次。對於家中用具，大畫家更是有著極度的清潔要求，他“性好潔，文房拾物，兩童輪轉拂塵，須臾弗停”。人是俗界高級動物，說到底還是有著動物的屬性，那麽對於動物屬性部分倪瓚又將如何處理？

　　《雲林遺事》記載說，倪瓚上廁所與我們平常人不一樣，有著十分的講究。他讓人建了一座高的樓，樓內下麵鋪了一條條木格，木格中間再鋪上一根根鵝毛。這樣設計作什麽用？一旦倪大畫家上廁所，排泄出來的汙物落了下去，那底下的鵝毛就會馬上將其蓋住。侍候在他邊上的童子立即將沾有汙物的鵝毛拿走，這樣一來有兩大好處：一是倪大畫家的P股不會被汙水濺著；二是沒什麽臭味。看來這位大畫家完全可以上瑞典去領取諾貝爾物理獎了！

　　那麽對於個人生理需求怎麽解決呢？在倪瓚的眼裏，一般的人都是俗不可耐，隻有他及周圍圈子裏的幾個，才是“高逸”、“清潔”的。不過在與女人相合的問題他恰恰就沒有脫俗。

　　傳說有一次倪瓚看中了一個美豔的歌妓，內心頓時充滿了無限的欲火，思量一番，決定將她帶回家好好地“欣賞欣賞”，享受享受。但他又怕歌妓不幹淨，在上床之前就叫她去洗洗。歌妓從頭到腳好好地洗了一番，便來到了床頭。倪瓚開始在她身上的每個地方每個角落都仔細瞧瞧，尋找有沒有不幹淨的。看了還不算，隨即他又用鼻子聞，從頭到腳聞個遍，發現有異味，就叫歌妓去洗。這樣一遍又一遍，歌妓洗了四五遍，倪瓚還是覺得她不幹淨，性趣索然，這時“東方既白，不複作巫山之夢”。

　　其實作為高級動物的凡人，我們不僅有著動物的本能，而且還有喜愛群居或言交往與認同的需求，倪瓚再孤傲說到底也脫不了這個俗。不過他與人交往是有著相當的講究，且還與他的潔癖密切相聯。有個叫趙行恕的宋朝宗室後裔，他常常聽人說起倪大畫家如何之“高逸”，想前來看看他到底是何等模樣。倪瓚聽府中下人說，亡國了的漢族皇帝家的族人來訪，身為漢民族子民沒理由不接待他，於是招呼童子前引客人入內，呈上“清泉白石茶”。

　　再說這個叫趙行恕的宋朝宗室後裔可能一路趕來太渴了，見了端上來的“清泉白石茶”拿起來便喝。這下可把倪大畫家給惹怒了，當場他就開始嘟囔：“我以為你是王子公孫，沒想到居然是這般模樣。好茶是用來品的，哪能像你這樣牛喝水，你真是世間一大俗物！”自此以後他再也不與趙行恕來往。

　　你嫌別人俗，但以往你到了別人那裏，人家好吃好喝招待你；現在別人來看望你，也算還禮，你大畫家總不能不接待吧？就前麵講過的那個蘇州徐姓朋友有一天忽然想起了這個特別逗人的大畫家來，專程從光福趕往無錫來看望他。倪瓚命家人安排他住下，徐姓朋友以為自己與倪瓚關係非同一般，當即提出了一個要求：能不能讓他進入倪家那座著名的清秘閣裏頭去看看？倪瓚想想：朋友一場，畢竟自己當年吃喝在人家家裏那麽長時間，再怎麽也不好意思拒絕，於是就同意了。

　　再說那個徐姓朋友進入清秘閣後，左瞧瞧，右看看，東摸摸，西碰碰，還真不把自己當外人，忽然間他感覺喉嚨裏有口痰堵得慌，想馬上吐掉，但轉而又想到：我這個朋友有潔癖，我可不能隨便亂吐痰，怎麽辦？他靈機一動，推開了清秘閣的窗子，往外大聲一吐，然後繼續欣賞清秘閣內的琴棋書畫與詩書典籍。沒想到他的朋友倪瓚聽到吐痰聲立即命人樓上樓下到處在尋找那一口痰究竟吐在何處，找啊找，找了好久，就是沒找著。倪瓚火了，但礙於朋友麵子沒有大聲發作，而是自己繞著清秘閣一一仔細地打量著，最終在一顆老桐樹根部找到了。他立即叫來下人，讓他們扛水來洗涮樹根，一遍、兩遍、三遍……據說最後倪瓚認為洗得差不多了，叫人停下，可那顆桐樹從此也就被洗死了。由此看來，倪瓚的潔癖幾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正因為有著這樣奇異的性格與怪癖，倪瓚真正能交往得來的朋友相當之少，而元末明初被稱為“神仙中人”的著名文化人楊維楨就是少之又少的倪瓚朋友中的一個。他們倆既孤芳自賞又惺惺相惜，楊維楨有詩《訪倪元鎮不遇》：“霜滿船篷月滿天，飄零孤苦未成眠。居山久慕陶弘景，蹈海深慚魯仲連。萬裏乾坤秋似水，一窗燈火夜如年。白頭未遂終焉計，猶欠蘇門二頃田。”倪瓚也有詩《寄楊廉夫》：“吳鬆江水春，汀洲多綠瑽。彈琴吹鐵笛，中有古衣巾。我欲載美酒，長歌東問津。漁舟狎鷗鳥，花下訪秦人。”楊維楨將倪瓚比作古代高士魯仲連與陶弘景，倪瓚則通過詩意將楊維楨善吹鐵笛過著桃花源人般的生活巧妙地勾勒了出來，表明兩者之間心靈互通。但就這樣的好友後來也因各自的怪癖而鬧翻了。

　　據說楊維楨十分喜好美色，且這樣的喜好呈現出一種變態的情勢。有一天，倪、楊兩人在朋友家裏喝酒，喝著喝著，楊維楨心猿意馬，“思維錯亂”，竟將身邊陪酒歌妓的鞋子給脫了下來，放到了酒杯中，然後叫在座的客人相互傳著喝酒，還美其名曰“鞋杯”。倪瓚見之頓時大怒，打翻了酒席，嘴裏不停地罵道：“太齷齪，太齷齪，真不像話！”然後拂手而去。

　　盡管上述這些故事不一定真實，但倪瓚的潔癖確實自古以來就有名，這是他的第二大怪異。他的第三大怪異就是擁有獨特的智慧，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反映在政治上他一向不媚權貴，我行我素。元順帝當政之初，“海內無事”，人們都沉睡於太平夢鄉之中，倪瓚卻將自己的親族都召來，當麵將自家的家產盡散給人。當時大家都覺得倪家出了一個不可理喻的大傻子。更讓眾人沒想到的是，這個大傻子搞完了家產後，不待在家裏了，卻駕著扁舟，戴著蓑笠，往來於太湖區域的震澤、三泖、蘇州、無錫等地，與漁樵僧道為伍。而恰恰在這時，元末大動亂爆發，好多豪門富戶遭受大難，唯獨倪家“不罹患”。

　　張士誠在蘇州建立誠王政權後，為了籠絡文人，曾幾次三番地派人帶上黃金白銀上倪瓚那裏，想邀請他出來當官，但都被拒絕了。後來倪瓚幹脆駕了一葉漁舟，遁跡於江湖之間，弄得人家誠王張士誠最終也就沒了耐性再叫他出來當官了。可張士誠弟弟即那個草包丞相張士信卻不這麽考慮問題，他附庸文雅，想通過弄到大畫家倪瓚的大作來裝點一下自家的門麵，就好比現在一些“人民公仆”那般有文化似的——通過收受一些所謂名家佳作的“雅賄”來提高自身文化素養的檔次，唯恐讓人懷疑他們的高學曆文憑也是做了假。而當年那個張士信比起當今某些“為人民服務”的公務員要笨得多，他不懂得將權力用足、用好，而是讓人十分客氣地將銀子送給倪瓚，請他作畫。哪料到不知好歹的倪大畫家卻當著人家張丞相使者的麵發起大火來，把畫畫的絹撕了，將銀子也給扔了回去。可人家誠王“禦弟”張丞相就是不死心，一門心思要當倪大畫家的“超級粉絲”，於是權力不用過期作廢的信條開始起作用了。

　　有一天，有人向張士信報告：據探子們說，倪瓚有可能在一條湖裏的漁舟上。張士信聽完後立即率領兵馬前去搜尋，可到了那裏，一下子傻眼了，除了茫茫湖水外，還有的就是一望無際的蘆葦和篙草，到哪裏才能找得到倪大畫家？正當大家絕望時，忽然間從前方遠處飄來了一股幽香。有人趕緊跟張士信說：“倪瓚很有可能就在前方的蘆葦蕩裏！”張士信不解地問道：“何以見得？”底下人說：“倪瓚這個人不僅僅有潔癖，而且平日裏還喜歡在自己身上塗香抹粉。”聽到這裏，張士信立即來了精神，令人前行搜索，最終在一條漁舟中將倪瓚給搜了出來。這下，張士信既得意又氣惱，大聲吆喝著：“給我恨恨地打！”話音剛落，一根根軍棍重重地落在倪大畫家身上。張士信是個無知小人，什麽樣的事情都可能做得出來，邊上的人一看這番情勢，趕緊出來勸解道：“丞相爺，其實倪瓚沒什麽了不得，他就是茅坑裏的一塊石頭，又臭又硬。你打死他了，他也不會喊一聲。再說就因為他不肯為丞相您畫畫，您就將他打死了，天下人聽到了，都以為是您丞相的不對。”張士信聽後覺得有道理，趕緊喊停。可這時的倪瓚已經被打得奄奄一息，有人看了，心裏實在不解，問道：“你被打得這個樣子，幹嗎不喊一聲？”倪瓚回答說：“我喊了，豈不也變俗了！”

　　後來張士誠政權被朱元璋軍給攻滅了，年近古稀、“黃冠野服”的倪瓚雖說是“獲得了解放”，但他也由此被編入“氓”（底層人）的行列，享受不了元朝時全真教界人士的特殊待遇。晚年倪大畫家的生活很為淒苦，“往遊江陰，有習裏夏氏館之，所奉大不如意，因染痢，穢不可近”。即說倪瓚生命走向終點這幾年主要是在江陰給夏家當私塾先生，私塾先生的待遇不高，勉強度日。不幸的是，那時他又得了痢疾，最後不治而亡。據說死時一生潔癖又高逸的倪大畫家滿身都是臭味。

　　不過也有人說倪瓚不是這樣死的，朱元璋在南京開創大明帝國後，為了擴大自身的統治基礎，曾派人上無錫去延聘倪瓚來朝為官。但一向視世間萬物為俗的大畫家哪會接受，加上當時人們暗中傳言：朱元璋薄恩寡義，過河拆橋，所以倪瓚當即予以一口拒絕。惱羞成怒的朱元璋本想把倪大畫家抓起來砍了，可當聽人說及他有潔癖軟肋之後就突然改了主意，令人將他給綁起來，投放到廁所裏，或言放在糞桶邊上，最終倪瓚讓糞坑裏的臭氣給活活熏死了。不過也有人說，這是謠傳。倪瓚死時74歲，死後就葬在了江陰。

　　〇尷尬的元朝遺民②“節婦”可以為“新夫”辦些事，但就不能碰我“貞操帶”

　　與上述第一種情形有著較大相似的第二種不與新朝合作的前朝遺民，在他們的眼裏，既然身不由己地當上了遺老遺少了，但自己的政治操守可不能放棄。麵對極度強勢的新王朝，他們感覺到了自身的微弱與渺小，於是就不與其形成正麵的衝突，在適當的時候作些妥協。這類人中比較有名的有陶宗儀、楊維楨、陳基、陳遇和楊恒等，最為典型的人物數楊維楨與陳遇。

　　◎楊維楨跟朱元璋說：“一個老太婆行將就木，哪有再嫁人的道理啊？”

　　楊維楨，浙江山陰人，自小好學，父親築樓於鐵崖山上，在裏邊收藏了數萬卷圖書，楊維楨一旦進入就不想再出來，用不了幾年，他就成了飽學之士，並自號鐵崖。元朝泰定四年，楊維楨參加了科舉考試，中了進士，被授官名天台縣尹，但實際任職為錢清場鹽司令。由於生性耿直，當了10年的小官一直就沒能進步些。元順帝時，宰相脫脫當政，主修遼、金、宋三史，楊維楨自撰《正統辯》千餘言，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但不被當權者所用。不過總裁官歐陽元功倒是十分欣賞楊維楨的才識，向朝廷推薦了他，可又未獲成功。後來楊維楨平調為建德路總管府推官，幹了一陣子，被擢為江西儒學提舉即主抓江西省教育之官，還沒等他上任，就發生了紅巾軍大起義。

　　文化人碰上天下大亂除了無奈，還能做什麽？當時的楊維楨先亡命富春山，可沒待多久就轉徙到了杭州，那裏可是東南一傑張士誠的地盤。張士誠聽說楊維楨來到杭州避難的消息後，就派了弟弟張士信前去造訪，想叫他出來為官。楊維楨洋洋灑灑寫了數千言的《五論》，對張士誠的治政等方麵提出了批評。張士誠閱後很不愉快，但也沒有過多地為難他。由於後來得罪了當地權貴，楊維楨隻得再次遷徙，直接遷往張士誠政權的腹心地帶鬆江即今日上海，從此鬆江的楊府成了東南名士的聚集地。那時不管有事沒事，文化名流們總喜歡在楊維楨處相聚閑聊，天南海北，無話不說。據說楊維楨也好客，對待來客總以酒宴相待，每當喝到差不多時，他會顫顫巍巍地站起來，潑墨揮毫，奮筆橫書；或戴上華陽巾，披著羽衣，坐在船屋上，吹起他的那支特殊的笛子——鐵笛，一曲《梅花弄》不知醉倒了多少人；或叫上僮仆，唱起《白雪》歌，邊唱邊彈鳳琶琴。聽到美妙的歌聲與琴聲，楊府的賓客們往往會情不自禁地蹁躚起舞，真是歌舞人生，夢幻世間，大家都將楊維楨看做神仙中人。

　　可這一切隨著東吳政權的覆滅與洪武開國，冷酷的血腥現實展示在“神仙中人”麵前。明朝建立後的第二年，朱元璋要儒臣們製禮作樂，編訂禮樂諸書。有人提出非得要請前朝博學之士楊維楨參加進來，洪武帝覺得講得有理，也耳聞楊維楨大名，於是就命令翰林學士詹同帶上錢幣，前往鬆江去禮請。可沒想到楊維楨壓根兒就沒那心思，不過他說得還比較委婉：“你們這樣做叫我如何是好？一個老太婆行將就木，哪有再嫁人的道理啊？”第一次禮請沒成功，朱元璋不死心，第二年又派了有關官員前往鬆江楊府。楊維楨寫了一首《老客婦謠》，叫人轉呈上去，並捎話給朱元璋：“皇帝陛下是想用好小民的知識才能？但您能不能不要強迫小民做不曾想做的事情呐？否則的話，小民我隻能跳入東海啦！”朱元璋明白楊維楨的話，說開來了就是他不願意當官，但願意來南京一起編書，於是就叫人備車上鬆江去，將楊維楨接來，在明皇宮大殿上召見了他。楊維楨也拎得清，在南京待了大約110天，拚命工作，很快就將禮書一類的大綱編寫完成，然後提出歸山的請求。看到楊維楨去意堅定，朱元璋權衡再三，最終決定仍用安車送楊維楨回去。巧合的是楊維楨回家沒多久便卒，終年75歲。

　　如果僅從表象來看，朱元璋對待不肯出山為官的楊維楨似乎是網開一麵，或者說洪武帝對於不為所用者還是比較尊重的。真是這樣嗎？非也，朱元璋不殺楊維楨可能主要出於兩個考慮：第一，自己在南京開創大明僅僅兩三年，北方蒙古殘餘勢力尚未肅清，“安定團結”為第一要務；第二，楊維楨是個名聲地位都要蓋過浙東文壇領袖宋濂與劉基等人的一代名流，殺了這樣的文化界精神領袖，又是一個即將入土的老頭，不劃算。元末明初，楊維楨在文化界的地位看來還是很高的，當朱元璋最終同意他回家時，可以堪稱大明第一號文臣宋濂居然贈詩歡送他：“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宋濂的謹慎在洪武朝時是出了名的，一個在前朝當過一定官職如今卻不肯在新朝任職的老者居然讓一向謹慎的宋學士動情作詩歡送，由此可見其在當時文人中的地位之高了。更有史料為證，楊維楨的詩歌自成一體，名擅一時，號鐵崖體，“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羽、錫山倪瓚、昆山顧瑛為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為方外友……”。如此看來，楊維楨確實不能輕易殺掉，更何況楊維楨也不是那麽生硬死板，他曾給朱皇帝麵子，到南京來了，也做了該做的事了，就是最終不願像老太婆再嫁人——丟醜。無論從情理還是操守角度，都講得合情合理，所以朱元璋最後也就沒有再為難他了。

　　◎“官二代”陶宗儀能引領娃娃們誦讀《大誥》，但至死不願入仕

　　與楊維楨聲望十分接近的元末明初還有一位文壇名流，他叫陶宗儀。陶宗儀，浙江黃岩人，出身於世代業儒的家庭，從小好學，詩文書法無所不精，其作《南村輟耕錄》為元末明初有名的筆記文集，一直流傳至今。陶家上幾代似乎都沒有做過什麽大官，隻是到了陶宗儀的父親陶煜時，才當上了元朝福建、江西行樞密院都事，即相當於省軍區秘書長之職。父親在地方很有地位，“官二代”似乎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但陶宗儀卻無心於宦海，幾次被人推薦出仕，都讓他給謝絕了。元末天下大亂，割據江南的張士誠因為仰慕陶宗儀的大名而派人前來延聘，但他就是不肯出山。朱元璋開創大明初年，曾多次下令征召，陶宗儀就以身體不適等為由加以婉拒。洪武末年，可能出於更多的考慮，陶宗儀曾率地方縣學學生來南京參加禮部考試，讀《大誥》，接受洪武皇帝的賜鈔，最後終老於家中。

　　陳基，浙江臨海人，性格耿直，元末出任經筵檢討，曾為人起草上疏諫章，力陳元順帝朝政之失，由此而惹禍。為了躲避元順帝治罪，陳基找了個機會逃回了南方家中。後奉母入吳，參太尉張士誠軍事。張士誠稱王時，眾人紛紛稱讚，唯獨陳基反對，惹得張士誠火冒三丈，要殺他，因眾人勸阻才未釀成悲劇。張士誠政權垮台後，陳基被召入明廷，參與編撰《元史》，書成後要求歸老家鄉。皇帝朱元璋出奇爽快地答應了，並賜予他好多的錢幣，送他回鄉。

　　◎不為人們所熟知的朱元璋隨身高參陳遇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祖籍為山東曹縣，高祖陳義甫在南宋王朝那裏當翰林學士，陳家由此遷徙到南京。陳遇天資過人，篤學博覽，精通象數之學。元末時他曾出任過溫州教授，目睹了政治的黑暗與社會的亂象，沒幹多久就辭官歸隱治學，將學問搞得很不錯，在學術界享有很高的地位，人們尊稱他為“靜誠先生”。

　　朱元璋派遣大軍攻下鎮江後，聽人說起元江南行台侍禦史秦從龍才器老成，很有本領，就把他請了出來，“事無大小悉與之謀。嚐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秦從龍看到新主子求賢若渴，愛惜人才，就向他推薦了金陵才子陳遇。朱元璋高興透頂，馬上予以召見，“禮之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幃幄，坐久必賜宴，命廄馬送歸。車駕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攄悃，所獻替悉保國安民至計。”

　　朱元璋稱吳王後，曾想讓高參陳遇擔任供奉司丞官，哪知人家就是不要。不要，是不是意味著陳高參嫌官小、職位不好？知識分子就那個德性，凡事表達得很含蓄。朱元璋是個細致之人，看在眼裏，記在心裏。一轉眼就到了大明開國，朱重八徹徹底底地改行並“升級換代”，當起了皇帝，他想起了為自己出謀劃策但什麽都不要的陳高參，於是讓人將他給找來，當庭任命他為翰林學士。翰林學士雖說隻有正五品，與知府官品秩相等，但它是皇帝身邊近侍文官，又位居翰林院諸學士官之首，擁有無限的榮耀與發展前途，一般人想要都要不著！可誰知皇帝金口剛開，陳高參又說不要。朱元璋心想：人們常說高人就是高人，哪像普通人那樣淺薄，一任命就答應了。於是他二次、三次地找陳遇談這事，想讓他出任翰林學士官。可陳遇說啥也不幹，弄得人家朱皇帝不知如何是好，最後想到了一招，專門賜一頂轎子給陳遇，讓他乘坐，並配給10個衛士隨其出入，以示榮寵。

　　洪武三年，陳遇受命前往浙江廉察民隱，因回朝奏報稱旨而受賞，但當要被授予中書左丞（可能相當於副丞相或丞相助理）之官時，他說什麽也不幹。洪武四年，朱元璋決定發動對西南地區的統一戰爭，為了能在輿論宣傳上贏得更多的優勢，他令人將陳遇召到華蓋殿，當即表明了自己的想法。隻見陳遇操筆成章，立就《平西詔》，這下可把朱皇帝高興得嘴像敲開的木魚似的，隨後他就任命陳遇為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可出人意料的是，這麽高的官銜都未能打動陳遇，弄得人家朱皇帝最後隻好作罷。後來西域進貢了一批良馬，陳遇援引漢代之先例向上進諫。洪武帝知道後大為感動，認為陳遇進諫得好，理應以高官作為賞賜，於是當場就任命他為太常少卿，可陳遇還是不幹。朱皇帝隻好再做他的思想工作，但勸了不知多少次就是不起作用，最後實在沒轍了，他忽然又想到：會不會陳遇還嫌官小？於是下令讓他擔任禮部尚書。禮部尚書為正二品，正二品是當時文臣當中的最高品秩了。可陳遇聽後還是不接受，弄得朱皇帝幾乎手足無措，沉默了好久好久，終於不了了之。但就內心而言，朱皇帝就是不相信，天下竟會有人不願意當大官？不願意家族榮華富貴？

　　有一天，利用處理公務之暇朱元璋跟陳遇聊天，從國事聊到了家事，隨後他頗為關心地問道：“陳先生一直不願為官，我能體諒先生的苦衷！這樣吧，我就給先生的三個公子任命一些官職？”哪知皇帝話音剛落，陳遇立馬叩首力辭：“犬子們尚小，三個皆未成年，還在進學呐，至於他們當官的事情，等以後再說吧！”朱元璋聽後無語良久，自此以後，他再也沒有讓陳遇及其兒子出來為官的想法了。

　　而陳遇呢，雖然自己不當大明朝的官，但你朱皇帝有什麽事要辦的，有什麽疑難問題要問的，他總是竭盡全力予以做好和解答好。朱元璋定鼎之初曾問：“保國安民至善之計為何？”陳遇回答：“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複先王禮樂為首務。”

　　不僅不求回報，盡心盡力，獻計獻策，而且陳遇還時刻關心大明朝的事。每當朝中大臣因有一些小過失而遭受苛全責備的朱元璋重罰時，陳遇總會出來勸解、解釋，竭力予以保全。他的“計畫多秘不傳，而寵禮之隆，勳戚大臣無與比者”。也正因為如此，盡管他一直不肯當大明朝的官，但朱元璋卻並不為難他，最終還是讓他成為了高逸之士。洪武十七年，陳遇病逝，葬於南京鍾山。

　　對此，明人將他比作漢代的著名謀臣高逸之士張良：“陶弘景稱張良古賢無比，蓋自況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韓公（即李善長）、劉誠意（劉基），勳庸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其謀，豈直一時之馮翼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元末明初浙江諸暨出了個陶淵明式的隱逸高士楊恒

　　差不多與陳遇同時，浙江諸暨也出了個隱逸高士，他叫楊恒。楊恒小時候就很聰明，但家裏太窮了，沒法供應他讀書。剛好外族有個姓方的義士在當地辦起了義塾，招徠四方學士住館傳經講學，楊恒這才有機會接受正統的教育，並很快地掌握了儒學精神要旨。他寫起詩文來剛勁凝練，行為舉止很有分寸，在當地享有很高的聲望。

　　諸暨距離浦江不遠，浦江有個九世同堂的大家族——鄭氏家族，鄭氏十分注重傳統教育，聽說了嚴格恪守儒家道德說教的楊恒之美名後，派人上諸暨，延聘他為師。楊恒就此在浦江鄭氏家族教了10餘年的私塾。後來他退居附近的白鹿山，戴著棕冠，披著羊裘，帶上儒家經籍，耕讀於煙雨籠罩的山野之間。累了，他拿起隨身攜帶的簫或笛子吹一陣，自娛自樂，過著“采菊東籬下，悠悠見南山”的快活日子，由此，他自號“白鹿生”。

　　元末天下大亂時，“白鹿生”楊恒不為時勢所擾，繼續過著他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也正因為如此，他的“白鹿生”高士名聲越來越大。朱元璋軍攻下浙東後，欒鳳被任命為當地的知州。那時的浙東飽受戰火蹂躪，百廢待舉。朱元璋盡管自身沒什麽文化，但他對學校教育還是相當重視，臨離開浙東時，囑咐手下人一定要抓好浙東地區的學校教育。欒鳳是當地的知州，自然不敢不按照自己上司的要求去做。當聽人說起當地有個品行高尚、學問精深的“白鹿生”時，他馬上派人上門禮聘楊恒為州學老師。可沒想到的是，楊恒說啥也不幹。欒鳳不能將他硬逼來，隻好叫州學裏的學生上白鹿山去，向他當麵請教。有時州裏有什麽政務事情拿不準主意的，欒鳳也讓人帶上書信，向“白鹿生”谘詢。就這樣，過了幾年，“白鹿生”的名聲越來越大，但他就是不肯出山。

　　後來有個叫唐鐸的官員出任紹興知府，紹興在諸暨的北麵，唐知府上任後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知名度與向心力，想延聘楊恒出來當他紹興知府的佐官。可當他剛剛開口提及此事時，就讓楊恒給婉言謝絕了。大明開國之際，國子監發展速度很快，監學裏的老師有著相當的空缺，當時翰林學士宋濂就想起了自己的浙江老鄉“白鹿生”楊恒，正打算向皇帝朱元璋作推薦，忽然聽人說及這個“白鹿生”是個避世的高士，說什麽也不會出來當官的，於是隻好作罷。

　　但“白鹿生”楊恒並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怪物”，對於同道的，他言無不盡，且往往“出肺肝相示”；而對於幹犯綱常名教義理的，他會嚴厲斥責和大加撻伐。雖然自己家裏很窮，但一旦遇到別人有困難，他會毫不猶豫地將自己僅有的資財拿出來救濟別人，“鄉人奉為楷法焉”。

　　〇尷尬的元朝遺民③“剩女”情結：好不容易找到個“好老公”，沒想到……

　　同上述兩種情形相反的第三種前朝遺民，他們對新王朝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合作，絕大部分人還在那裏擔任一定的官職，比較有名的有蘇州十才子：高啟、王行、徐賁、高遜誌、唐肅、宋克、餘堯臣、張羽、呂敏、陳則和浙東“四先生”：宋濂、劉基、章溢、葉琛以及胡翰、蘇伯衡、危素、張以寧、徐一夔、袁凱、孫、王蒙、張昶，等等。

　　◎元末明初知識分子：本以為鹹魚翻身了，結果把自己的小命給弄丟了

　　元亡明興，久受異族統治和極度受壓製的文人士大夫們頓時有了一種鹹魚翻身的幻覺，當朱元璋“誠邀”大家前來“參政議政”時，絕大多數的文人士大夫們都沒能抵擋住日夜憧憬的美好未來之誘惑，紛紛加入到了大明帝國的“公務員”或“準公務員”行列中去。相比於一些年老的官宦士人，中青代文人則更多地表現出建設新帝國的熱情。可他們的最終結局卻幾乎都不佳。

　　高啟，字季迪，因曾避難隱居於吳淞青丘，故又號青丘子，蘇州長洲人，“博學工詩”，其詩清新超拔，雄健豪邁，尤擅長七言歌行，清人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讚譽他：“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所長，無不兼之。”“明初，吳下多詩人，（高）啟與楊基、張羽、徐賁稱四傑，以配唐王、楊、盧、駱雲”。

　　高啟年少時常住在外公家，其地在吳淞江邊的青丘。那裏是元末張士誠割據勢力的範圍，高啟可能不大看得起張士誠，所以也就沒有入仕東吳政權。洪武二年二月，他和謝徽、胡瀚、宋禧、陳基、趙塤、曾魯、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箎、傅恕、王錡、傅著等山林遺逸之士被人舉薦，出任大明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在南京天界寺編撰《元史》。書成後他被調任為教官，專門教授諸王。洪武三年秋，朱元璋忽然想起人們經常提到的蘇州“十才子”之首：高啟與謝徽，隨即令人將他倆召到明皇宮的闕樓上，當麵問了幾個問題，覺得挺合胃口的，於是馬上就口頭任命高啟為大明戶部右侍郎，謝徽為吏部郎中。沒想到皇帝剛說完，高啟“噗通”一聲跪倒在地力辭，理由是自己是個普通文人，除了寫詩、教書，其他什麽本領都沒有，對於出任戶部副職領導所應有的財政經濟知識一竅不通，加上年輕沒什麽經驗，所以不敢接受皇帝委之大任！謝徽也隨著說了相似的話。皇帝朱元璋聽後覺得這兩個小年輕講得蠻有道理的，也就不再勉為其難了。最後他問：“你們倆接下來有什麽打算？”高、謝兩人齊聲回答：“想回蘇州去！”洪武帝當時心情好，立即同意將其放回，且還送了一些銀子給他們。

　　◎蘇州“十才子”之首高啟寫詩卻被人告發為影射洪武皇帝嫖娼，慘遭腰斬八段高啟回鄉後仍住青丘故居，以教書為生，過了一段清平又安逸的生活。後來蘇州換知府了，來了個著名的循吏魏觀。魏觀上任後力改前任知府陳寧的嚴刑酷法，以明教化、正風俗為根本，興辦學校，延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整頓禮儀，注重德化禮教，在老百姓中推行鄉飲酒禮。據說沒多久蘇州便政化大行。高啟與魏觀老早就相識相交，現在居然老朋友來蘇州當知府，豈不是上蒼賜予他倆更多的你來我往之機會！而就在這過程中，從南京傳來了小道消息：堂堂大明天子在後宮擁有數百號的絕色佳人尚不解渴，竟然還偷偷地跑到南京的花街柳巷，尋找妓女作樂。大詩人高啟百思不得其解，在《題宮女圖》時賦詩一首：“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沒想到這種詩人隨性而作的詩文卻長了翅膀似地飛到了老朱皇帝的耳朵裏。老朱皇帝雖說沒什麽文化，但高大詩人這詩的意境所要諷刺的不正是自己不可告人的隱私癖好嗎？該死的，立即將他逮來，剁了？不，要是這樣的話，豈不將本皇帝不雅的一麵告訴了世人！領袖就是領袖，他能忍，心底暗忖：小樣的，我就不信找不到治你的機會！

　　洪武六年，高啟好友蘇州知府魏觀發現府治所在地地勢低窪，動不動就一片汪洋。為了根治這個頑疾，最終他決定將府治衙門搬到張士誠時代的舊宮那兒。房子快造好時，作為好友的高啟前去祝賀，撰寫《郡治上梁文》，其中有句“龍盤虎踞”。朱元璋認為高啟居心叵測，隨即將其逮到南京腰斬，截為八段，時年三十有九。好友魏觀也被禦史張度汙為“興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而遭斫殺。

　　坐知府魏觀事，與高啟一起被殺的還有個叫王彝，他可也是個名士。王彝，字常宗，王家祖籍四川，因王父在元朝時出任昆山縣學教授而遷徙到了嘉定，成了半個上海人。其實王彝出身並不好，父親當個教官沒掙到什麽錢就撒手塵寰了，留下個無依無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