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3——明基奠立

第七節 專製滲透窮鄉僻壤四處布下天羅地網

　　在朱元璋的眼裏，除了帝國“棟梁”們，社會各個層麵的芸芸眾生也不可小覷，因為自己曾經是其中的一員，如今登上了帝國的最高峰，其一路走來何等之艱辛，何等之不易，還有帝國安危與小民們之間的關係等一係列事情，沒有誰比他更清楚了。換個角度來講，朱元璋明白：治理好了小民，帝國統治也就大體上沒什麽大問題了。那麽怎麽才能治理好小民們？洪武十九年四月，洪武皇帝曾敕令戶部：“古先哲王之時，其民有四曰：士、農、工、商，皆專其業，所以國無遊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朕有天下，務俾農盡力畎畝，士篤於仁義，商賈以通有無，工技專於藝業，所以然者，蓋欲各安其生也。”

　　從上述的最高指示中我們可以看出，朱元璋意識到了民眾有所物質依靠、各司其業了，那麽國家治理也就大體上說得過去了，這恐怕就是洪武皇帝實施“使厚民生”國策的最為根本的動因吧。不過，除此之外，為了帝國的長治久安，朱元璋認為，還必須得采取各種手段，加強對民眾的控製，甚至是鎮壓，把全國民眾都置身於由他精心編織的天羅地網之中。

　　建立以黃冊製、魚鱗冊製為縱坐標，裏甲製為橫坐標的戶籍網絡前麵我們介紹了洪武年間實施的黃冊製度、魚鱗冊製度和裏甲製度，黃冊製度說白了就是戶籍賦役製度，魚鱗冊製度說到底就是那時的財產稅收製度，而裏甲製度說穿了就是相當於20世紀上半葉的保甲製度或50～70年代的生產大隊、生產小隊建製。如果想查閱某個人在某地某村某戶，從事何種職業，有何財產，你可以上戶部那裏，去查閱黃冊、魚鱗冊等，這種查閱我們不妨將其視為縱向查閱。還有一種就是通過行政管理，查到某人所在的基層某個具體地方，詢問當地與其朝夕相處的裏甲長，很快就能獲悉某人的最新狀況，這樣的查閱我們不妨將其視為橫向查閱。學過數學的人都知道，通過縱向坐標和橫向坐標的精確數字，我們就能十分正確地確定某個點。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盡管不一定懂數學，但他的治理民眾的方法中似乎很有近代數學的函數定位精神。

　　這樣的定位有個根本性的前提，那就是民眾相對固定在某個點上，而要使民眾固定在某個點上，就必須使其有恒業或恒產，這樣的思想顯然來自於中國農耕文明的傳統。洪武八年十月，為了籠絡天下富民，朱元璋決定讓戶部從天下繳納稅糧多的富戶中，挑選一些品行好、知書達理者來朝廷當官，為此他專門跟主管戶部的中書省大臣這樣說道：“古人立賢無方，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這話說白了就是有恒產、恒業的人不會亂來，不會輕舉妄動。22年後，人之將終的朱元璋再次表達了這樣的思想。洪武三十年（1397）四月，他跟戶部尚書鬱新、吏部侍郎張迪等說：“人有恒產，斯有恒心。今天下富民，生長田裏之間，周知民事，其間豈無才能可用者，其稽諸戶籍，列名以聞，朕將選用焉。”

　　一次次地選富民當官，一次次地表達“人有恒產，斯有恒心”的理念，以上這些足以表明朱皇帝對恒產、恒業的重視了。其實朱元璋心目中的恒產、恒業並不僅僅限於所謂的富民範圍。當然恒產、恒業越多，心理包袱就越重，想當年朱重八起來鬧革命時，全部家當加起來也就一身勉強遮住自己隱私部位的破袈裟。一窮二白，窮得越徹底，革命越堅決。朱皇帝是過來人，深知自己過去曾經8年草野流浪所帶來的社會殺傷力，隻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出口而已，因而他特別重視失去恒業即固定職業的“遊民”所隱含的巨大危害，在整個洪武時期都不遺餘力地予以堅決打擊與嚴厲懲治。

　　不過話得說回來，即使有恒產、恒業，要是組織不好、管理不善，還是起不到恒心永固的作用。而要使恒心永固，就必須有合適的穩定組織，隻有這樣，才能管理好，經營好。

　　在傳統社會裏，血緣家族是那時的最好也是最自然的組織，我們中國人可能是世界上最關心家和家族的民族了。朱元璋在這個問題上看得很透，洪武元年（1368）三月大明開國才兩個多月，他就跟朱升等大臣說：“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而“正家”在傳統社會裏就是要穩固傳統的家長製，對此，洪武君臣將這等治國思想貫徹於大明帝國的大經大法——《大明律》之中。

　　《大明律》規定：家長繼承以嫡長子為原則，如果廢嫡立庶，家長就得處以杖刑八十的刑罰；如果家中嫡妻50歲以上又沒生育兒子，在這樣的情況下，家長才可以立庶子為繼承人，且庶子中也隻能是庶長子，否則就與廢嫡立庶同罪。從經濟角度來講，《大明律》賦予家長絕對的家庭財產處置權，卑幼輩即小輩使用家產要取得家長同意，不得擅自做主，更不可“別籍異財”，否則將要受到嚴厲處置；在家政方麵，《大明律》同樣賦予家長絕對的權威，卑幼輩包括兒孫們都得無條件接受家長的命令與訓誡，包括婚配。如果卑幼兒孫輩違背了家長的意願，則往往被視為“不孝”。而“不孝”是當時“十惡”重罪之一，一旦認真處置起來的話，輕則受到笞杖，重則丟命。當時規定：子孫違反祖父母、父母教令或奉養有缺者，要杖刑一百；如果子孫罵詈、毆打祖父母、父母，或妻妾罵詈、毆打丈夫，或弟妹罵詈、毆打兄姊者，要受斬刑、絞刑或淩遲刑等輕重不等的刑罰。

　　總之《大明律》確保傳統家庭中家長的絕對權威，其根本點就是將家庭視為大明帝國永固的最小單位。無數個家庭穩固了，大明帝國自然也就長治久安了。因此在賦予傳統家長諸多權力的同時，《大明律》也規定了家長應盡的義務與責任，不僅全家的賦稅錢糧和徭役需要他負責，而且對國家、社會的義務等方麵也要其承擔主要的責任，甚至連家屬犯罪都得要連坐他。譬如，家人共犯某事，法律隻追究家長責任；家屬冒名使用他人的路引想偷渡關津，一旦被巡檢司等官府衙門發覺，就得罪坐家長。

　　路引製度與巡檢製度——鎖定動態小民開國之初，朱元璋曾下令建立路引製度，與家長製、裏甲製等相配合，以此來全麵約束民眾的行動自由，防止遊民滋生禍害。那什麽叫路引？路引就相當於現在人所說的通行證或身份證。朱元璋曾下令：“自京為始，遍布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都要檢查路引。

　　路引是由使用者向自己所在地的官府衙門提出特殊的申請，有點類似於我們現在的出國護照申請，申請手續相當嚴格，必須填寫明白幹什麽用？到哪裏？做什麽事？何時回來？等等，違者將會受到嚴厲的處罰。一般來說，軍民走出百裏之外，都要持有路引，即使你走在大路上或大街上，也要帶好路引，否則查到了，吃不了兜著走。

　　洪武六年七月，常州府呂城巡檢司看到有人急匆匆地在趕路，連忙上去檢查路引。哪知那位仁兄沒帶，這下可好了，一下子將事情搞大了，由常州地方上押送到了京師南京，盡管這位忘了帶路引的仁兄不斷地叫屈，但大明法司部門可不管這些，想按律論處，最終案件弄到了朱皇帝手裏。這天“鞋拔子臉”可能心情不錯，十分耐心地問了：“你幹什麽事急匆匆又不帶路引？”常州仁兄說：“陛下有所不知，小民奶奶生病了，想請遠方的一個郎中要給她治病，因為心急一時竟忘了帶路引了。”朱元璋聽到這裏，頓時樂了，心想這不是一個孝子賢孫麽，萬萬不可治罪啊，放了他，給全國人民樹個好榜樣。

　　忘了帶路引或言沒有路引，就要被治罪。那怎麽治罪？明朝人祝允明曾記載了他祖先的一件事：祝允明的祖先叫祝煥文，洪武年間參加南京溧水胭脂河開鑿工程建設。該工程量很大，難度也高，死了不少的民工兄弟。祝允明的祖先祝煥文很幸運地活了下來，正打算高高興興回蘇州老家了，沒想到一掏口袋，發現路引沒了，頓時感覺天旋地轉。按照當時的規定：“偶失去路引，分該死，莫為謀。”就是說即使你是無意識丟失了路引，也要被處死。祝煥文呼天喊地，就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麽辦。幸好那位百戶職位的監工官人還算不錯，他跟祝煥文說：“事情已經發生了，再後悔、懊惱也沒什麽用。當今皇上還是講道理的，我來帶你去麵奏他老人家，說不定還有救呐！”果不出監工官所料，當朱元璋聽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後，當即寬宥了祝煥文的過失。事情到此還沒打住，洪武皇帝看到祝煥文蠻老實的，還在大殿上當麵恩賜他20貫大明寶鈔。20貫寶鈔，又是皇帝恩賜的，這是多大的榮耀！據說祝煥文回到蘇州後，講述了自己的幸運經過，可將蘇州當地的百姓給羨慕死了。

　　祝煥文可謂實在幸運，但在那洪武苛政年代裏，這樣的事情、這樣的巧合能有多少呢？為了執行好路引製度，大明帝國還推行了相關的配套舉措，如在全國各地建立巡檢司機構。

　　巡檢司機構設置開始於洪武初年，最先可能是在廣西靖江、平樂、南寧和象、賓、鬱林等府州地接猺獞的衝要之處試行，“以警奸盜”，後來逐漸推向了全國各地。在各府州縣的關津要害之處建立數千個巡檢司機構。巡檢司機構內設立巡檢、副巡檢，下領差役、弓兵——這些是當地百姓應服的徭役的一種。巡檢司主要負責“緝捕盜賊，盤詰奸偽”和“警備不虞”。因為巡檢司機構深入到了各地的鄉、鎮甚至窮鄉僻壤，所以它對民眾百姓的偵察、辨奸的功能可能比任何政府衙門都要厲害。由此可見，明代洪武時期起君主專製主義的強化已經深入了社會的基層領域裏了。

　　高皇帝教導大家：提高警惕，嚴查奸民、遊民、惰民與逸夫有了分布全國各地的實實在在的天羅地網——軍隊、巡檢司等機構，大明官府衙門就幾乎有了逮捕一切“奸民”的可能了。一般來說，凡是軍民要想過關口、碼頭等，都得要向相關地方衙門申請路引。隻要這樣，才能通過關津；否則的話，巡檢司就會立馬捕人。

　　過了關津，有時在路上還時不時地要接受檢查。晚上來不及趕回家，你得住旅店，那得再次接受路引檢查。朱皇帝教導全國人民：“市井人民舍客之際，辨人生理，驗人引目。”說得通俗一點，用句耳熟能詳的套話來講：提高階級覺悟。那怎麽提高階級覺悟？朱皇帝說了，察看路引時要十分注意：“生理是其本業，引目相符而無異，猶恐托業為名，暗有他為。雖然業與引合，又識重輕巨微貴賤，倘有輕重不倫，所齎微細，必假此而他故也，良民察焉。”

　　洪武皇帝教導大家：在察看路引時要注意觀察路引持有者模樣、神色與其路引上所開列的內容等是不是吻合，有時看看都沒什麽問題了，但還得要繼續仔細觀察這個路引持有者的所言所行，是否有什麽不軌、不法或秘密等問題。有些人雖然看上去模樣與路引上所開列的沒什麽兩樣，但他身邊帶的東西、穿著什麽的是不是與其職業、身份相吻合？如果不相吻合，那就說明他是有問題或說有鬼的。良民們，你們一旦發現有情況，就得立即報告政府！

　　如此一來全國臣民個個都要成為破案高手，人人都要有階級覺悟，大明還有什麽隱患？不，在朱皇帝看來，做到這樣還不行，之所以要推行路引製度和巡檢製度，除了及時察覺“奸民”的不軌之舉、將禍亂消除在萌芽狀態外，還有很重要的一條，那就要使得“四民”各司其業，安土重遷。洪武十九年四月朱元璋命令“戶部即榜諭天下，其令四民務在各守本業，醫、卜者、土著不得遠遊。凡出入作息，鄉鄰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業而遊惰者，及舍匿他境遊民者，皆遷之遠方”。

　　同年洪武皇帝在發布的《禦製大誥》中對百姓相互知丁又作了規定：“誥出，凡民鄰裏，互相知丁，互相務業，俱在裏甲。縣、府、州務必周知市村，絕不許有逸夫。若或異四業而從釋道者，戶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餘皆四業，必然有效。”具體地說：“一，知丁之法，某民丁幾，受農業者幾，受士業者幾，受工業者幾，受商業者幾。且欲士者誌於士，進學之時，師友某氏，習有所在，非社學則入縣學，非縣必州、府之學，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為未成士之師，鄰裏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幾出入可驗，無異為也。一，農業者不出一裏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一，專工之業，遠行則引明所在用工州裏，往必知方。巨細作為，鄰裏采知，巨者歸遲，細者歸疾，工之出入，有不難見也。一，商本有巨微，貨有重輕，所趨遠近，水陸明於引間。歸期難限其業，鄰裏務必周知。若或經年無信，二載不歸，鄰裏當覺（報告）之，詢故本戶。若或托商在外非為，鄰裏勿幹。”

　　四民中農民相對固定性最強，除了服徭役外，其他的時間基本上都會在家，但也得要鄰裏之間相互知根知底；如果是讀書人的話，就得要人相互知道他什麽時候進學的？拜何人為師？在哪兒學習讀書？社學還是縣學、府學、州學？都應該讓人周知。做老師的也應該讓人周知，所教何人？家在何方？父母是誰？手工業者外出上州府服役，工程量大小，回鄉早晚雖然不可預知，但路引上都得注明具體服役地及其工程名，歸鄉早晚外人不可知，可他的鄰居早晚還是能看到的；商人做生意雖然有大有小，歸鄉也有早有晚，但路引上必須得開列清楚其所走的路線，是水路還是陸路，等等。雖說歸鄉時間難以確定，但他的鄰居還是能知道的，倘若有人在外兩年不歸，鄰居應該去報官，官府再詢問本戶；如果做到這樣了，即使有人在外從事不軌或非法活動，也與鄰居無關；否則的話，一旦案發，案主處死，四鄰和地方基層裏甲長等一律流放至邊遠荒野之地。

　　朱元璋的這項大誥主要打擊的是流動人口和無業遊民潛在的隱患，因為自己原本就是這樣的人，通過武裝鬥爭推翻了元朝的統治，於是生怕別的遊民或流民模仿自己，圖謀推翻朱家江山社稷，也怕他們逐漸瓦解大明帝國的社會整合。因此在洪武皇帝眼裏，這類社會邊緣人群必須得嚴厲懲處、重重打擊。凡發現遊民、逸夫、惰民，眾人包括四鄰都有義務將其綁縛至官府。洪武皇帝說：“若或不遵朕教，或頑民丁多，及單丁不務生理，捏巧於公私，以構患民之禍，許鄰裏親戚諸人等拘拿赴京，以憑罪責。若一裏之間，百戶之內，見誥仍有逸夫，裏甲坐視，鄰裏親戚不拿，其逸夫者或於公門中，或在市閭裏，有犯非為，捕獲到官，逸夫處死，裏甲四鄰，化外之遷。的不虛示。”

　　真是皇帝洪武，《大誥》天下，殺氣騰騰，足以威服全國臣民。但朱元璋心理還是沒底，洪武十九年五月，他再次申明遊民之禁，“命戶部板刻訓辭，戶相傳遞，以示警戒”。隨即發動了一場全國性的“清除社會惰民逸夫運動”詳見《大明風雲係列》之《洪武運動》。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當聽說地方上有逃民久年招撫不還時，朱玩璋再次惡狠狠地下令：“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贍，是亦國家之民也，即聽其隨地占籍，令有司善撫之；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

　　除了頒布詔令、《大誥》和發動全國性的群眾運動外，明王朝還在《大明律》中製定相關的法規，嚴懲逃民、私渡關津者和逃軍。其中對私渡關津的處罰為：“凡無文引私渡關津者，杖八十；若關不由門、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緣邊關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境者（即相當偷越國境線），絞！”對於逃軍的懲處為：“凡軍官、軍人從軍征討，私逃還家者，絞……各處守禦城池軍人在逃者，初犯，杖八十，仍發本衛充軍；再犯並杖一百，俱發邊遠充軍；三犯者，絞！”

　　不難看出，朱元璋的這些舉措，就是要將全國臣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納入皇權的控製下，營造出無私無欲的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而歌”，“是農是工，各守本業”、永不閑惰的傳說中的遠古田園社會；或者說在朱皇帝的眼裏：小民們就應該是隻知勞作與盡本分而渾然無知無覺的勞動機器和生育工具。

　　洪武十年正月，他就曾對中書省大臣說道：“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這句話的大概意思是說，繳納稅糧、供輸徭役、當兵參軍，凡是種種都是小民們應盡的本分，沒什麽可多說的。五年後的洪武十五年十一月，朱元璋再次這樣說道：“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斯為仁義忠孝之民，刑罰何由而及哉……苟或不悛，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總之，通過黃冊製、魚鱗冊製、裏甲製、家長製、路引製、巡檢製……朱元璋逐步強化社會基層管理，加密專製主義天羅地網，其終極目標就是要穩固“富者富安，中者中安，下者下安”的金字塔形的君主專製主義大一統帝國統治，讓大明江山傳之朱家萬代。

　　問題是上述方方麵麵舉措萬一有個什麽閃失與疏漏，那怎麽辦？朱元璋還想到了另外一招，即不斷修訂《大明律》，接二連三頒發《大誥》，製造嚴密的君主專製主義統治法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