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3——明基奠立

第一節 亂世漸定大明新立洪武治國寬猛相濟

　　就在大明軍北伐一路凱旋的喜訊不斷傳來之際，已在南京城裏稱孤道寡的朱元璋並沒有進入極度亢奮狀態，相反他表露出格外的凝重與矜持。自古以來，“得天下易，守天下難”的格言時時提醒著這位草根出身的農民皇帝。以前朝興亡為鑒，摒棄元蒙胡俗，“立綱陳紀”，立法定製，“使厚民生”或言“救濟斯民”，那麽鳳陽出來的這位和尚皇帝到底是如何做的？

　　一度掉到了地獄邊緣而“驟然”起死回生並最終隆升為王為帝的朱元璋，曾經參加和領導了元末農民大起義，親曆了元王朝的敗亡。這些青少年時代的人生經曆與磨難及其心理陰影影響著洪武朝的建章立製，原本一個窮困潦倒的鳳陽鄉下化緣和尚或言鄉野混混因為時勢的“垂愛”而終使他有緣登上了人間之巔。麵對偌大的殘元天下，先前還是一介文盲的朱重八朱元璋又將如何治理？

　　明朝在南京開國的第二年也就是洪武二年（1369）正月，新皇帝朱元璋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元朝到底是怎麽滅亡的？作為親曆者中的一員，朱皇帝看到的是社會底層麵。那麽元朝人或言元朝的亡國之臣是怎麽看待這事的？一貫做事幹練的洪武皇帝下令將已經投降自己的元朝舊臣召來問問。

　　以元亡為鑒，欲行寬猛相濟之政，解決民生問題聽了朱皇帝的這等疑問，元朝舊臣馬冀應對道：“大元擁有天下是因為實行了寬厚的仁德舉措，而它的敗亡也是因為為政太過於寬懈了。”朱元璋聽後大惑不解了：“元朝因為開國時實行寬政而擁有了天下，這個我倒是聽說過的。但剛才你說的元朝因為為政太過於寬懈而失去了天下，這可是聞所未聞。病了的人走起路來容易跌倒，脈象弱到了不能再弱了，這個人也活不了，對老百姓如果實施急政、嚴政了，大家都感覺活不了就要起來造反了。所以說作為帝國的統治者應該懂得這樣的道理：為政應該寬仁。隻聽說為政寬仁而擁有天下，我真還沒聽說過為政寬厚了會失掉政權。元朝君臣沉溺於淫逸作樂，‘前腐後繼’，終使沉淪滅亡，其失天下在於縱馳，而不是什麽真的寬厚啊！‘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製，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朱元璋的這番“最高指示”所涉及的治理天下主要是指治理老百姓，治政的精神是“寬而有製”“簡而有節”和“施之適中”，我們將其再概括一下即為“寬猛適中”。這樣的治政思想在洪武年間施政過程中朱元璋還予以多次表達。譬如洪武七年三月，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被朝廷委派為廣東行省參政，兩人上任前在南京明皇宮向洪武皇帝道別，朱元璋頗有興致地這麽指示道：“廣東等嶺南地區在京師南京數千裏以外，朝廷委派到那裏治理的地方官必須是得體的重臣，這樣才能安輯一方的生民百姓。今朕特地任命兩位愛卿前往廣東擔任重職，寓意就在這裏啊！‘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為政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製，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民生自遂。’如果布政司以下的府、州、縣也能做到這樣，不說嶺南，就是在天涯海角，我朝廷還有什麽可擔憂的呢！”

　　上述這番訓諭裏頭洪武皇帝再一次談了治理百姓的核心精神，就是要恩威兼濟或言寬猛相濟。“寬”在朱元璋看來就是要寬待民生，或言“使厚民生”，用今天時髦話來講就是要解決好民生問題。洪武皇帝之所以提出這樣的治政理論，大致有以下四個方麵的原因：

　　草根皇帝“使厚民生”或言關注民生的緣由第一，朱元璋草根出生，與廣大的底層草根有著千絲萬縷的天然聯係。

　　因為自己是草根出身，在登基稱帝後朱元璋對昔日的窮困鄉鄰或幫助過自己的草根恩人表露出極為不常見的“仁厚”與熱心。據說朱元璋當年在鄉下時有個鄰居王媽媽的，她看到朱家窮得實在沒法過了，一發善心，救濟了朱家人。為此朱元璋一生都記得王媽媽的好，在南京登基即位後，他令人到鳳陽鄉下去召王媽媽一家人來敘敘舊。可鄉下人土裏吧唧的不說，簡直就從來沒見過什麽世麵，到了南京，見到高大寬敞的明皇宮，王媽媽與她的兒子就不走了，直犯迷糊：這是古廟呐還是別的什麽殿堂？奉命來請她娘兒倆的皇帝特使不停地向他們作介紹，且連哄帶騙終於將他們帶到了皇帝朱元璋跟前。誰知，這娘兒倆一見到豬腰子臉的朱皇帝不僅不叩首，還直呼“朱重八”之名，弄得整個朝堂上的人都為他娘兒倆捏一把汗。沒想到一向講究名分和貴賤等級的朱皇帝這回脾氣特好，笑眯眯地看著、聽著，等到王媽媽娘兒倆驚訝夠了、嘮叨得差不多了，他就招呼來者坐下，然後家長裏短地問個不歇。完後朱皇帝還命令大明工部為王媽媽家蓋起了寬敞的大房子，並讓王媽媽的兒子在大明朝做官。時人見此不無感慨地說道：“現在世上的人一旦自己發達了、富貴了，就將舊時的鄰居、夥伴或朋友忘得一幹二淨，哪顧得上知恩圖報，隻有當今聖上天縱英明，不忘舊情，難得啊！”

　　見此，有人可能要說，這是朱元璋在作秀！真的嗎？我們不妨再看一個例子：朱元璋發跡後曾讓手下人到鳳陽鄉下為他的父母親重修陵墓——這就是明朝曆史上有名的明皇陵。朱家當年十分窮困，朱元璋父母的下葬之地還是仁厚財主劉繼祖發善心給的，墓地之小可想而知。可如今要重新建造皇帝父母的陵墓，少不了要拆遷一番，騰出地方來。洪武皇帝朱元璋聽說後很不高興，他說：“我家父母墳墓及其周圍地區都是我們朱家的老鄰裏，沒必要搬遷啊，任由他們自由出入，春秋祭祀節日，適時祭掃。”

　　不僅如此，朱元璋有時還要回老家鳳陽看看，而一旦回去，鳳陽地方上的父老鄉親都會不約而同地熱情相迎。見到鄉親，朱元璋一反南京城裏的凶神惡煞之相，笑容可掬地向他們噓寒問暖，還極為大方地酒宴寬待大家。酒會上朱皇帝諄諄教導家鄉的後生們要積德行善，甚至會關照：濱淮諸郡尚多寇兵，不宜遠出！做皇帝的能做到這樣，恐怕隻有鄉下出生的本色農民或言草根才會如此啊！

　　第二，朱元璋親曆元末大起義，直接感受民眾力量的偉大，也鑒於元朝末年統治者不關心民生而迅速敗亡的曆史前鑒。

　　洪武元年七月的一天，朱元璋與近臣們討論起創業艱難問題，他不無感慨地這番說道：“朕是依靠諸位將帥的奮力作戰，掃除禍亂，最終才成就大業的。如今天下逐漸平定了，說實在的，朕怎麽就不想好好地休養生息、快活一番啊！但朕害怕天，也害怕民。一個君主的所作所為有什麽不當的，那就上悖天意，下失民心，發展下去，最終會招致天怒人怨，哪有不滅亡的道理啊！‘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洪武皇帝的這番高論中說到的天意即民意，如何解釋之？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在給北逃的元順帝勸降書中大致這樣說道：你元順帝與我誰來當皇帝，這都是天命所定。什麽是天命？天命就是民心！然後他引用了唐朝流傳下來的格言：“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就明確地表達了朱皇帝心目中民眾力量的偉大！

　　洪武中晚期，在與侍臣的一次有關民眾治理的談話中，朱元璋講得更加透徹：“治民就好比是治水，治水就要遵循水性規律，同樣治民也得摸清人之常情。大凡人之常情莫不好生惡死，所以作君主的應該注意到省刑恤罰，盡可能減少戰爭，這樣就會使得老百姓的生命有所保障；大凡人之常情莫不喜富厭貧，所以作君主的就應該重視農時，輕徭薄賦，這樣就會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保障；大凡人之常情莫不好逸惡勞，所以作君主的就應該省工罷役，或者說是減少大工大役，這樣就會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有所安定。假如不顧農時役使百姓，不順民情之道而任意搜刮、斂財，任憑威武一味地抑製他們，任憑暴力一味地強迫他們，勉為其難，隻圖眼前他們的服從，那麽這就好比是逆著水性治水，遲早要被水所吞沒。”

　　這顯然是朱皇帝目擊與親曆了元末農民起義和借鑒於元朝末年統治者不關心民生而迅速敗亡的曆史經驗得出的結論。洪武九年的一天，朱元璋跟侍臣論及天下安危時曾這樣說道：“淡泊能養心，勤儉能養德，縱欲就壞事，所以說那些奇技淫巧、花花草草一旦多了，心就會累，德性也會受損，仙山瓊閣，酒池肉林，這個君主的天下也將要完了；卑宮陋室，勤儉節約，愛民如子，這個君主就是聖君，就能興邦。朕回顧元朝曆史，開國之主元世祖在位時，躬行儉樸，最終實行了天下一統；到了元末時，元順帝驕淫奢侈，荒淫無度，暴殄天物，終致人神共怨，敗家亡國。這些都是不久以前發生的事情，可作為我們的明鑒啊！朕也經常拿它來教育皇子們，讓他們有所警戒，這樣也可確保我大明朝長治久安！”

　　第三，從當時的實際形勢來看，經過元末大動亂，社會經濟遭受了嚴重破壞。如果新上台的統治者隻知道享樂胡為、任意搜刮，而不顧國力民生，那麽用不了多久就會引發新的社會動亂。對此，由元末社會大動亂中一路走來的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

　　有一次，朱元璋跟朝中重臣這樣說道：“朕一旦忙完政事空下來了，就會想到天下之事，從來沒有一天安寧自逸。治理天下就同整理蠶絲，一絲不整理好，則眾絲皆紊亂。治國也一樣，凡遇到事情，必須得先考慮清楚然後再作出行動。怕就怕在這中間有什麽漏洞，讓奸頑之徒鑽了空子，禍害我子民，所以說朕自即位以來從未有過片刻的安逸。再說那刑法，朕也尤為操心，當然這也不是一兩個人所能把控得好的，需要你們諸位愛卿一同用心，隻有這樣，我大明才會民無冤抑，刑獄清省。”就在同一天，來自全國各地的府州縣官在南京明皇宮向洪武皇帝陛辭，朱元璋語重心長地跟大家這樣說道：“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

　　由此而言，明初帝國統治者對於國計民生欲行休養生息政策，不是因為他們人有多慈善，而是那時的形勢迫使其不得不如此！

　　第四，朱元璋不僅懂得民眾力量的偉大，而且更懂得底層人最不可缺失的是什麽。

　　自身草根出身，借助元末農民起義的良機，使原本徘徊於地獄邊緣的化緣和尚或言鄉下混混驟然間發跡。

　　想當年自己要不是快活不下去了，斷然不可能去幹造反這等殺頭滅族的玩意！因此說當皇帝的要想自己的江山社稷穩固勢必要十分認真地關注民生，民生問題解決了，天下也就穩定了。用朱元璋的話來說：“得天下者得民心也！”

　　那是洪武元年七月，大明軍北伐正在進行著，朱元璋不僅關注著北方戰事動態，而且還十分留意中原“草根”百姓的生存狀況，他找來中書省官員問話：“中原戰爭後滿目瘡痍，鰥夫、寡婦、孤兒以及貧窮無力者往往會流離失所，你們中書省應該著手派人前去賑濟、撫恤啊！”沒想到中書省官員卻這樣回答：“陛下，賑濟、撫恤是應該的，可我們現在國庫裏沒錢啊！”朱元璋聽後很不高興，隨即極為認真地說道：“得天下者得民心也！老人是老百姓的父母，小孩是老百姓的子女。撫恤了老人，那麽天底下做子女的都會高興；賑濟了小孩，那麽天底下做父母的也都會開心。天下的老人、小孩都高興了，還有誰會不願歸附於我大明呐！如果任由他們窮困潦倒，不加撫恤，那麽老百姓就會失望地說：那個老發號施令又不體恤我們的人是誰呀？我們才不要這樣的君主！所以說體恤、救濟貧窮的人，不在於有沒有錢，而在於有沒有這心！而真正擁有這樣的心思來為政治國，還用擔心天下不能大治！”

　　洪武寬猛相濟治國思想內涵：阜民之財、息民之力禁貪除暴、立綱陳紀正因為擁有這樣的認知，朱元璋提出了“君民一體”論。他說：“善治者視民猶己，愛而勿傷，不善治者，征斂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朱元璋的這個“君民一體”論有人解釋為“君民一家”，給人感覺好像皇帝是全國臣民的意誌的代表，或者就像有人大言不慚地宣稱：全國人民叫我再幹幾年！其實專製魔頭朱元璋的“君民一體”論，絕無現代西方元首、人民平等意識，恰恰相反，他的君民論中充滿了極端的貴賤等級思想。在流傳至今記載著朱皇帝思想的明代文獻中，專製魔頭眼裏的君民關係就是主子與奴才的關係，他說：“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複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斯為仁義忠孝之民，刑罰何由而及哉。”

　　既然趨事執役和供奉田賦是小民的本分，那統治者就隻管享受？朱元璋卻不這麽認為，他說：“治理天下百姓就好比是駕馭馬匹，如果一味地快馬加鞭，隻顧前進速度而不顧馬的死活，那麽這個騎在馬背上的人就很容易摔下來，既然摔下來了，人還會不受傷？”後來朱元璋回憶起自己苦難的童年、少年時代，那時元朝統治者隻知道窮奢極欲，隻知道橫征暴斂，不顧人民死活，弄得天下百姓沒有生活，於是就天下大亂了。

　　朱皇帝還曾跟手下的軍中武臣們這樣說道：“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後用。未長成，怎麽說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條理，這等禽獸畜生方可用。如今軍官全家老小，吃著穿著的，這見受的職事，都是軍身上來，這軍便似他家裏吃飯的鍋子一般，便似倉裏米一般，又似莊家種的田一般……似他這般害軍嗬，卻便似自家打破鍋子要飯吃麽道？卻似露天地裏放著米，眼前吃一頓，別的都爛了，明日再要米吃，有也無？卻似莊家種田，本是一百畝，足本家食用，內賣去十四五畝，荒了數畝，尚且要飽飯吃，得也不得……害得軍十分苦楚，望長遠受用，如何能勾？”

　　一句話，在朱元璋看來老百姓生計都沒了，你這個皇帝還能當下去嗎？因此他主張對於民生問題要寬厚一點，否則的話，就等於是殺雞取卵，敗亡是遲早的事情。就此而言，朱元璋的“寬仁”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寬仁，而是有著特定的含義。

　　洪武元年正月即大明開國的當月，朱元璋與劉基等近臣一起討論治國之道。朱元璋說：“過去群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的太多了，即使休養一下也難以恢複啊！現在國家大勢已定，各地割據勢力也會被大明軍一一平定，你們說說看，日後我大明應該采取什麽樣的休養生息之道？”劉基說：“休養生息之道的關鍵點就在於寬仁……”聽到這話，洪武皇帝朱元璋似乎覺得劉大臣講得還不夠貼切，他立馬插話：“治國理政采取休養生息之道，不給老百姓來點實惠而泛泛而言寬仁，這是沒用的。‘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果像這樣的話講寬仁，那是徒有其名而老百姓一點實惠都沒得到啊！所以說寬仁養民，必須要務本，從根本上做起，就好比是種樹的一定得從根基培植做起！”

　　由此可見，阜民之財、息民之力、節用、省役、明教化……這才是朱元璋治國指導思想中的“寬”的真正含義。但“寬”還不是洪武帝治國指導思想的全部，他還主張“寬猛兼濟”或言“寬猛相濟”。

　　洪武十八年七月的一天，朱元璋在處理完政事後問身邊的近臣：當今天下如何？左春坊左讚善老學究劉三吾立馬應對道：“托皇帝陛下您的福，當今天下四方無虞，盜賊屏息，五穀豐登，百姓安逸幸福。”朱元璋聽後很不以為然，他說：“天下這麽大，老百姓那麽多，怎麽敢說他們都能安逸幸福？身為天下之主，朕常常掛記著天下黎民蒼生，惟恐他們流離失所，所以時不時地加以詢問，幾乎沒有一天會忘記的。”劉三吾回答說：“聖心拳拳，陛下您的洪恩仁德早已澤被民眾，且相當之深了！”聽了劉三吾的這番話，朱元璋還是覺得其中有問題，他馬上糾正道：“君主的洪恩仁德不應該是一般的泛泛而言，就像聖醫扁鵲給人治病，如果他不用藥，那病人的病會好嗎？就像木匠之祖公輸班給人做木器，如果他不用繩墨，那木材能被糾直嗎？就像堯舜那樣的君主治理國家，如果不實施紀綱法度，隻是一味地講講洪恩仁德，那也是徒勞之仁善，不足以為政！”

　　其實朱元璋的這種“寬猛相濟”的治國思想早在大明建國前後就已經形成且表達出來了。至正二十四年、宋龍鳳十年（1364）在南京城裏稱吳王沒多久的朱元璋就向左相國徐達等人發表了這樣一番治國“宏論”：“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

　　洪武元年朱元璋在給劉伯溫的手書中再次表示：“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

　　由此看來，在朱元璋的治國指導思想中“猛”是斷然不可缺少的，這是鑒於元朝末年紀綱不立、法度不行，終致人心渙散，天下大亂而得出來的經驗教訓。那麽，怎麽“猛”？洪武帝認為，當務之急就要“立綱陳紀”或言“立法定製”。

　　“立綱陳紀”最早是朱元璋在《北伐宣言》中提出的：“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後來這樣的建國理政的指導思想成為洪武君臣的共識，並貫徹於洪武朝的始終。如洪武元年八月大將軍徐達在上《平元都捷表》中就首先重述了朱皇帝的“立綱陳紀”的治政精神，歌頌當時的大明“治具畢張，發政施仁，民心大悅”；洪武二年八月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等在進表中也竭力歌頌大明“立綱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而朱皇帝更是時不時地將其掛到了嘴邊上：洪武十一年正月己卯日在進封中山侯湯和為信國公的賜誥裏，洪武十三年八月丁未日在向全國郡縣守令的詔戒中，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和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策試禮部會試中式舉人的製策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立綱陳紀”，那麽究竟如何立綱陳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