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2——大明一統

第十節 建都南京意義非凡定名大明緣由何在

　　大明帝國定都南京的意義〇第一次將大一統帝國的都城建在了南京，開創了大一統帝國南北中心的多重選擇的新局麵，也為世界大國政治、經濟、文化多重中心創立了曆史先例南京作為一個王朝的都城，無論是六朝，還是南唐，都不過是偏安一隅的局部性割據政權。從明朝開始，南京才第一次成為全國性政權的首都，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王朝的帝國首都，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明朝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下了一份詔書：“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裏適均……其以金陵為南京，大梁（開封）為北京，朕以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朕綜觀中國的疆土，四方臣民屬國前來我大明朝貢，以路途較為合適的——應該以金陵作為我大明帝國的南京；以大梁（開封）為我大明帝國的北京，朕每年的春秋時節在南、北兩京之間來回巡視辦公。今告訴你們的百姓，使他們知道朕這樣定都的一片良苦用心。”朱元璋將金陵為南京，大梁（開封）作北京（後廢止），中國曆史上南北京之稱由此而始。用今天話來說，朱元璋從鞏固大一統帝國全方位的角度，主張設置南北兩京製度。

　　“兩京製”古已有之，周代有兩個都城：鎬京（西安）和雒邑（洛陽），隋唐時期也有兩京：長安和洛陽。這是大一統帝國治理過程中的一個創製，但曆史上的這些“兩京”都局限在關中地區或北方中原地區。從大一統帝國全方位角度來說，這種兩京製有明顯的缺點，那就是厚此薄彼，重北方而輕南方。明代改變了這種格局，它是順應南方經濟與社會文化的後來者居上的態勢，因此我認為這種“南北兩京製”本身就是一個曆史的“創製”，中國的經濟與文化中心從北向南轉移不是從明代才開始的，而是在宋元；但宋元都沒有及時適應曆史發展之勢而從政治上予以調整，但明代做到了，因此其曆史功績與深遠影響不容低估。它第一次將大一統帝國的都城建在了南京，開創了大一統帝國南北中心的多重選擇的新局麵，也為世界大國政治、經濟、文化多重中心創立了曆史先例。〇建都南京，大一統帝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三重中心合一，順應自然地奠定了中國傳統社會後期發展的基本格局，解決了南糧北運帶來的許多勞民苦眾的社會大問題，同時也開啟了中國曆史上的“南北之爭”之先河明代以前，中國曆史上的大一統帝國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尤其是宋元之際，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重心由北方轉移到了南方，由此給大一統帝國帶來了極為頭疼的經濟問題——北方政治中心及其政治性的高密度人口所亟須南方糧食等經濟物質支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大一統帝國政府采取了南糧北運的措施與國策，具體的做法為漕運與海運。但漕運與海運這兩根大一統帝國政治中心的經濟生命“輸氧管”卻極為脆弱。一旦發生什麽變故，整個大一統帝國的經濟秩序就會被打亂，甚至陷入癱瘓狀態，元末就是這種情況。這是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相背離所引發的嚴重後果之一。

　　嚴重後果之二是：大一統帝國實行了南糧北運，其支付的經濟成本相當之昂貴。我們不妨以永樂遷都後的情勢做個對比：

　　明代前期學者陸容曾這樣記載道：“蘇州自漢曆唐，其賦皆輕，宋元豐間，為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有奇。元雖互有增損，亦不相遠。至我朝止增崇明一縣耳，其賦加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地非加辟於前，穀非倍收於昔，特以國初籍入偽吳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及撥賜功臣，與夫豪強兼並沒入者，悉依租科稅，故官田每畝有九鬥八鬥七鬥之額，吳民世受其患。洪武間，運糧不遠，故耗輕易舉。永樂中，建都北平，漕運轉輸，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負死亡者多矣。”

　　永樂年間江南地區老百姓大多逃亡的緣由是政府賦稅太重，那麽究竟重到什麽地步呢？陸容又記載說：“永樂間，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海運糧儲，共一百萬石。時未有總兵之名。十三年，裏河漕運（即大運河漕運——筆者注）加至五百萬石，統各處一百七十餘衛。後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各都司所屬茶陵、臨山、彰德、濟南等衛地遠，省之，每歲上運四百萬石。”

　　永樂初年尚未遷都，北運漕糧100萬石，永樂十三年大運河完全通暢後，朱棣加快了遷都的步伐；也就從這年起大明帝國差不多每年要從南方地區吸血500萬石糧食，但因湖廣等地不便運輸，於是從蘇南北運400萬石糧食成了鐵定的規製。明代文人張瀚記載說：“國朝歲供軍儲四百萬，大抵取給江南。”但實際上這400萬石運往北京的糧餉還僅僅是官糧和軍糧，民糧根本不在其中，“天下歲運米至京師者有四百餘萬，民糧不在其數”。

　　額定北運糧為400萬石，其實這當中還不包括“損耗”與人力費用，明代中後期文人學者說，南糧北運的成本費用大約是額定北運糧的100%。也就是說江南人民不僅要負擔400萬石的“愛國糧”本額，還要承擔400萬石糧食北運的成本費，兩項總計高達800萬石，是永樂初年的800%，這是何等殘酷的剝削！

　　與蘇南連在一起的還有個難兄難弟——浙江，“浙江銀課，洪武間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增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兩，宣德間增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兩”。

　　浙江銀課增長率在100%左右，受剝削的災難程度要比蘇南輕得多了，可即使這樣，浙江人已經受不了，鎮守地方的官員不斷上請，要求予以減免。（詳見“明”陸容：《菽園雜記》卷11）而賦稅負擔增加了800%的蘇南人民可就更沒什麽活路了。明朝文人陸容說得好，“地非加辟於前，穀非倍收於昔”，而賦稅負擔卻增加了800%，江南人民還怎麽活？所以最終“民不堪命，逋負死亡者多矣”。因此說遷都北京對傳統中國社會經濟尤其是對江南地區經濟的發展簡直就是災難。京杭大運河作為帝國的吸血管，源源不斷地吸吮著江南人民的鮮血，摧殘了江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加重了江南人民的苦難，這絕對不像某些官僚政客和走狗文人所吹噓的那般。就連永樂死後他的親兒子明仁宗朱高熾也曾痛心疾首地說道：“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向仰鹹（屬）南京，斯亦吾之素心。”

　　明清之際大思想家黃宗羲站在明代近300年的曆史角度，這樣評述遷都北京的：“江南之民命竭於輸挽，大府之金錢靡於河道，皆都燕之為害也。”

　　嚴重後果之三是：社會成本無限加大。“南糧北運”帶來的最直接的“豐碩成果”就是大運河經濟的“繁榮”。如果留心觀察我們一直引以為傲的世界第一大人工開鑿的運河——京杭大運河在元、明、清三代的經濟生活中的狀況，你就會發現它似乎特別“活躍”。這到底是為什麽呢？京杭大運河不是元朝起才有的，早在隋煬帝時就已經開鑿通行了，但在隨後的七八百年裏大運河似乎並不怎麽引人注目，或者說用處並不大。可在元、明、清三代卻特別熱鬧，主要是由於大一統帝國官方主持的“南糧北運”所造就的。從大一統政治出發，樹立“漕本思想”，暢通“南糧北運”，由此帶來運河沿岸經濟的“發達”，促進了商品經濟“病態的”繁榮。說到底，這是一種建立在非理性基礎之上的病態經濟，是由無所不能的絕對專製皇權傾力打造出來的美麗無比的肥皂泡。

　　而建都南京，大一統帝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三重中心合一，這就順應自然地奠定了中國傳統社會後期發展的基本格局——全國經濟中心的南移，解決了南糧北運所帶來的諸如勞民苦眾、社會成本無限加大等一係列社會大問題，同時又能與宋元時期已經開啟南移的中國文化中心相重合；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從實際的角度都是屬於一種比較理性的選擇。然而它也帶來一個無法回避又十分嚴峻的問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各民族不僅在地域分布上很不均勻，而且各民族的個性特征也有很大差異。但從總體角度來看，北方少數民族不像南方少數民族那樣溫順，他們比較剽悍、好鬥，時常南下與中原王朝發生衝突。定都北方的大一統帝國的中央政權似乎便於就近調集軍事力量，對付遊牧民族的侵擾，而且中國北方諸如北京、西安等地都有很好的自然屏障作依托，臨危尚可應急，這就是我們昔日津津樂道的定都北方最有利的證據和理由。筆者曾經也認同過，但在深度研究思考後卻發現了問題。

　　就以明代而論，定都南京的洪武朝31年間大明帝國不僅沒有京都之危，而且還一再北伐和“清沙漠”，重創元蒙殘餘勢力；相反，遷都北京以後的第29年即明正統十四年，朱棣的玄孫明英宗朱祁鎮在位時不僅沒能抵禦住北疆蒙古人的入侵，反而堂堂的大明天子還當了俘虜，寫下了大明帝國曆史恥辱的一頁。對此，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黃宗羲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於土木，武宗困於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困，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闌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敝於寇至，日以失天下為事……江南之民命竭於輸挽，大府之金錢靡於河道，皆都燕之為害也。”

　　根據黃宗羲所列舉的明成祖遷都以後近200年的時間裏發生的六七次君主受困與京城被圍大危機，我們來個平均折算，大約每30年左右北京及其周邊地區就會出現一次大危機或軍事大告急，而這樣的危局在朱元璋定都南京時卻不曾出現！

　　由此看來，遷都或定都北方並沒有如某些人吹得天花亂墜，全是優勢。自洪武定都南京和永樂遷都北京起，600年間中國人關於南北都城之爭幾乎一直沒有中斷過，誰是誰非，自有公斷。〇奠定了南京600年曆史發展的基本格局，確立了南京在大一統帝國中的經濟和文化中心與重心地位，提升了南京在大一統帝國中的地位甚至國際名望。

　　朱元璋定都南京，對南京城的曆史發展及其在大一統帝國中的地位和國際聲望都有著深遠的影響。這裏麵包含有三個方麵的內容：

　　第一，朱元璋在明朝開國之前就開始著手進行南京城的建設，整個建設工程斷斷續續持續了20餘年。史載：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二月，“拓都城（南京）訖工”；洪武六年六月，“修築京師城周一萬七百三十四丈二尺（約35 780米），為步二萬一千四百六十八有奇，為裏五十有九。內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丈九尺（約8 570米），為步五千一百四十三，為裏十有四。”洪武十年九月，“改作大內宮殿成”……由此建成了明朝南京京城，其範圍大致是：東北到紫金山；北部緊靠玄武湖，將雞籠山（今雞鳴山）和九華山都包括在內；西北抵達獅子山；東南瀕臨秦淮河。我們不妨看一下《洪武京城圖誌》和《明代應天城圖》（明版畫），便知南京城在明朝洪武以後的600年的時間內沒有什麽大變化。換句話來說，明初建成的南京城，奠定了南京城市600年發展的基本格局。

　　第二，明初定都南京，確立了南京在大一統帝國中的經濟和文化中心與重心地位，也擴大了南京的國際名望。

　　從明朝初年起，南京一直是全國的經濟、文化的中心和重心。洪武開國時，應天府是全國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城市。

　　與同時期的西歐的“大”城市法國的巴黎與英國的倫敦相比，中國南京的人口是它們的十幾倍，簡直是超級大城市，難怪明代中葉以後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在看到南京城的宏大與繁榮時，極其驚歎地寫道：“論秀麗和雄偉，這座城市超過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這方麵，確實或許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與它匹敵或勝過它。它真正到處都是殿、廟、塔、橋，歐洲簡直沒有能超過它們的類似建築。在某些方麵，它超過我們的歐洲城市。這裏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百姓精神愉快，他們彬彬有禮，談吐文雅，稠密的人口中包括各個階層；有黎庶，有懂文化的貴族和官吏。後一類在人數上和尊貴上可以與北京的比美，但因皇帝不在這裏駐蹕，所以當地的官員仍被認為不能與京城的相等。然而在整個中國及鄰近各邦，南京被算作第一座城市。”（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1版，P286～287）

　　南京的國際名望的贏得也是在明朝的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間和朱棣永樂年間，東亞的日本、朝鮮和東南亞諸國紛紛遣使到南京來向明王朝朝貢。這個時候東亞、東南亞國家不僅知道了南京，了解南京是一個大一統帝國的都城，而且還派遣留學生到南京國子監來留學。對此大明朝廷給予極大的關懷，如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朱元璋下令“賜琉球生日孜每闊八馬等羅衣各一襲及靴襪衾褥”；洪武二十六年四月，又“賜國子監琉球生雲南生夏衣靴襪，其傔從之人亦皆有賜”。甚至還有外國人來南京參加洪武年間的科舉考試，洪武四年三月殿試時，“高麗入試者三人，惟金濤登第，授東昌府安丘縣丞”。

　　永樂時期中外官方交往更為活躍，特別是鄭和下西洋以南京作為最初的出發點，由此南京的國際地位得到進一步提高。這是南京曆史上從來沒有的。據史料所載：永樂朝相繼有6個海外國家9個國王來華朝貢通好，雖說後來永樂遷都北京了，但有一半以上的外國國王到了南京，其中有個浡泥國國王麻那惹加那因水土不服，加上突然患病，死於南京，被大明朝廷禮葬於安德門外。明人這樣說道：“按當時之夷沒葬於中國者，如浡泥、蘇祿、麻剌共三人焉。非我朝德威遠被，烏能使海外遐酋傾心殞身如此哉！”

　　第三，文化教育方麵，南京在明清500多年的曆史中一直居於大一統帝國的重心和中心地位。

　　從明朝初年起，整個明清500餘年的曆史中，科舉中試者包括狀元，南京及其周圍的蘇鬆地區出身的占壓倒性的優勢；明清時期的科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和能工巧匠等，也是南京及其周圍的蘇鬆地區出身的占了絕對的優勢。

　　明朝初年南京建起了全國性的國立第一大學——國子監，擁有全國最大的科舉考場，即後來人們所稱的江南貢院，明末有名的科學家徐光啟曾來南京參加科舉考試，並展開了他的社會活動。西方著名傳教士利瑪竇也曾三次來南京，參觀了明故宮、北極閣的天文台，並製作了天文儀器。南京曾經一度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據點。

　　在繪畫藝術方麵，明初在南京城裏文人畫家雲集，明中期在南京繪畫藝術界活躍著一支集南北畫之長的“浙江畫派”和帶有明顯江南地方特色的“吳門畫派”——其中堅文征明、唐伯虎及明末有名的鬆江畫派的領袖董其昌、婁東畫派的主要領袖與骨幹大多以南京作為人生事業與仕途的起點站而走出來。

　　文學方麵更是人才雲集，高手如林。明初由於朱元璋的高壓，文學自由創作受到極大抑製，但是具有雍容氣象的台閣體文學卻大行其道。活躍在南京曆史舞台上十分有名的宋濂、劉基、高啟和方孝孺不僅是當時眾望所歸的文壇領袖，而且也是擅長寫作台閣體文學的高手，他們一起服務於朱元璋、朱允炆政權。

　　至明朝中晚期，南京的文壇進入了真正的黃金時代，文學成就斐然，出現了顧璘、陳沂、王韋“金陵三俊”，其後寶應出了個文學人才朱應登，人稱“四大家”。明清之際文壇大家錢謙益較長時間在南京任職，《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就是長期寓居南京的文學家，《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都曾在南京參加科考，吳敬梓還長期寓居南京，《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是出生與生活在南京。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南京是培養文學家的搖籃。

　　不僅如此，南京也是培養思想家的溫床。明朝中後期有名的思想家焦竑就是南京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贄也曾寓居在南京，與焦竑和利瑪竇等進行了中西思想大交流。

　　南京周邊地區的能工巧匠也很多，南京明故宮、明代北京故宮、天安門的設計者與建設者好多就是出身於南京或南京周邊地區的。

　　〇基本確立了南京南北混合的地域文化風格

　　盡管由於明永樂年間、明清之際和清末的太平天國三次大破壞，最令現代人心馳神往的明故宮如今卻空空如也。但南京曾經作過明朝的首都，明代建築之類的物態文化還是有相當一部分地保存了下來，如南京明城牆、明孝陵等。但問題是這些官方修建的龐然大物主要是從政治角度出發的，承繼了中國傳統的皇都文化與皇權政治文化，不足以反映地方文化的特征。我個人認為，最能反映南京明代地方文化的要數南京城南秦淮河一帶的徽派建築，因為南京城南的秦淮河一帶曾是明初的“高幹區”。反映在語言與風俗習慣上，由於明朝初年，社會主流群體中很多直接從要飯的、種地的等社會極下層中上來的，他們將一些低俗的語言帶入了南京城市市民社會裏，這是曆史上朝代更替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問題是這樣低俗語言之類的亞文化一般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政治主導群體自身素質的提高而不斷地影響或有意或無意地進行矯正，但偏偏是在明初第三位皇帝時，大明帝國將都城從南京遷往了北京。這樣一來，社會低俗亞文化來不及矯正，而重禮節的北方風俗和講氣派的皇家味卻被留了下來，由於曾經是皇朝的政治中心，南京人喜歡談政治，說話比較直接，相對不太注重細致入微的事情。

　　明初朱元璋強製遷徙了許多江南富民豪強到南京，直接將他們置於皇帝的眼皮底下，加強了政治控製，但同時也繁榮了南京地方的經濟和文化，因此在南京的南方人也占一定比例。明代南京學者顧起元曾記載道：“高皇帝定鼎金陵，驅舊民置雲南，乃於洪武十三年等年，起取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實京師，壯丁發各監局充匠，餘為編戶，置都城之內外，名為‘坊廂’。”四萬五千餘戶人家，相當於20萬人，占據了當時南京人口的1/5.其實何止江浙人，洪武年間江西、福建、湖廣、山東等省份都有大量的人口移至南京，甚至還有西域人。如有個叫金大車的人，“其先西域默伽國人也，太祖時以歸義，授鴻臚寺卿，賜是姓，遂為金陵人”（道光：《上元縣誌·藝文》卷16）。從洪武晚期南京人口已經超過百萬大關來看，當時的外地人在南京占據了絕對的優勢，南北混合的地域文化特征日益凸顯出來。

　　明末清初南京又經曆了一次大動亂，不少北方官僚與軍隊南下來寧，甚至居住下來，他們自然將北方的飲食風俗等文化帶到了南京。加上南京原本在六朝時代就形成了北方士族為主流的文化導向，所以南京的地方文化整體上偏向北方，譬如飲食中帶辣但又不重、適量麵食、碗大等這些南北方交匯的特征。

　　定都南京的大明帝國為何取名為“大明”？在中國曆史上朝代或帝國的取名大致是這樣的：“三代以下，建國號者多以國邑舊名：王莽建號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公孫述建號成家，亦以據成都起事也；賨人李雄建號大成，蓋亦襲述舊稱也。金太祖始取義於金之堅固，遂不以國邑而以金為號。（按金誌：太祖以國產金，且有金水源，故稱大金。）然猶未用文義也。金末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始有以文義為號者。元太祖本無國號，但稱蒙古，如遼之稱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劉秉忠奏，始建國號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取文義自此始。其詔有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製稱。為秦為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製之權宜，概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曆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製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雲。命世之君，創製顯庸，必有以新一代之耳目，而不肯因襲前代，此其一端也。然如唐之為蕩，虞之為樂，則五帝以來，原以文義建號，其說見尚書傳注及史記正義。”

　　我們將上述這段文字再作個整理，看看中國曆史上朝代或帝國的取名規律：

　　第一，以自身的民族為王朝或帝國的名字。如夏朝、商朝、秦朝，還有“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時就是以自己的民族來命名帝國名字的。

　　第二，以祖先或開國皇帝的封地為王朝或帝國的名字。如漢朝的“漢”來自開國皇帝劉邦的封地。隋、唐、宋都是以祖先或開國皇帝的封地名為自己的朝代或帝國的名字的。

　　第三，以儒家經典中的關鍵語句來為王朝或帝國取名。如元朝國號的來曆就是屬於這種情況，忽必烈建立元朝時，取的國號就來自中國儒家經典《周易》中“大哉乾元”，也是從“大元”王朝開始，中華帝國王朝的名號前有“大”，後來的“大明”、“大清”等都是如此。但現在娛樂界在拍曆史劇時取名卻幾乎一概冠以“大”，這是不符合曆史的，是誤人子弟的“戲說”。

　　那麽我們現在講的這個“大明帝國”的國號到底是怎麽來的呢？

　　由於曆史上朱元璋在給自己的“大明帝國”取名時沒有直接解釋為什麽叫“大明”，所以後人通過對現存史料進行分析研究，認為“大明”國號的來源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麵：

　　〇來源於明教的“明王出世”之宗教信條

　　明代人說“大明”國號是當年劉基給朱元璋出的主意，沿襲了“明王出世”說，“明王出於《大小明王出世經》。《大小明王出世經》為明教經典，明之國號實出於明教”。朱元璋是通過參加元末紅巾軍起義而起家，隨後逐漸發展壯大，最終走上了統一全國的道路。而元末紅巾軍起義的思想武器與理論工具就是元末民間盛傳的白蓮教。白蓮教又被人稱之為“明教”，它宣揚“彌勒佛降生”“明王出世”之類宗教信條。元末紅巾軍就是打出這樣的口號來號召人們起來鬥爭。明王是誰？宗教的神秘性就在這裏——含糊性，紅巾軍領袖韓山童死後，他的兒子韓林兒就被尊為小明王。韓山童自稱為北宋徽宗的第八代子孫，北方紅巾軍政權的國號就叫“大宋”。朱元璋政權的發展一直是打著北方紅巾軍“大宋”“龍鳳”政權“小明王”的旗號。在攻占浙東時，他就叫人在江南等處行中書省浙東分省衙門前樹了兩麵大黃旗，上麵寫著“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明王”就是“小明王”？可“小明王”天不保佑，溺死於南京長江裏了。既然過去一直使用龍鳳年號，尊小明王為主。現在小明王沒了，朱元璋開創新帝國，取國號沒有比“大明”更合適了，因此說，“國號大明，承林兒小明王號也”。這樣至少有三個好處：第一，“明王出世”現在真的出世了，連名字也一樣，隻是加了一個“大”字，人世間好日子開始了；第二，明王已經出世在人間了，也隻此一家，別無分店，換言之，其他要有出現的話，都是贗品，大家不要相信；第三，老紅巾軍將士和廣大百姓盼到的明王就是時下稱帝的“大明”天子，他可是北方宗主一脈下來的，故而老紅巾軍將士和廣大百姓比較容易接受這個新興帝國的“大明天子”。用“大明”作新國家的名號，正是朱元璋為了爭取自己手下將士們和廣大群眾的信任和支持。

　　〇吻合中國傳統儒家經典學說

　　“大明”國號如果按儒家的學說來解釋也很微妙，明是光明，是火的意思，誰不喜歡光明而喜歡黑暗？又，如果將“明”字折開了，那就是“日”和“月”兩個字。從古代先秦時代就已經形成的禮製來看，祭祀“日月”和祭祀“大明”是儒家主張的禮製中的正祀，又是後世朝廷的正祀，無論是列作郊祭或特祭，都是曆代皇家所重視的。所以取名“明”是吻合儒家經典的禮製規範，合乎正統的文化。

　　〇符合中國傳統陰陽五行學說

　　元朝（北方）水（玄冥）

　　↑暗↑水

　　∣製∣克

　　∣明∣火

　　明朝（南方）火（祝融）

　　按照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之說，南方屬火，由火神祝融執掌，屬陽；北方屬水，由水神玄冥執掌，屬陰。在陰陽五行的相生相克中，水被火所克，水屬於陰，方位上處於北方；而克水的火屬於陽，方位上處於南方。暗示：朱元璋起兵南方，北伐中原，攻克元大都，推翻了北方的元朝，就是以火克水，以陽克陰，以明克暗，完全吻合陰陽五行學說所解釋的朝代相克相替的規律。

　　明代人認為：“朱元璋）本姓朱，本祝融。祝融，帝顓頊子，為帝嚳火正，有大勳於天下，故別為祝融。在國臣（柯）仲烱言：……太祖定鼎金陵，則祝融之故墟也……故建國號大明，其有祖也。夫祝融大明，容光必照……所以我太祖以大明建國，亦以大明光天，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重民曆，以示三綱五常，以昭日用，以引趨光而避凶，此皇明治天下，潛移默化之大旨，所以四海來朝，亦以是賜之耳。知此道者，其可以語我太祖取號大明之秘義乎。故漢德若水，我皇明其德如日月之代明，漢得地道，我皇明得天道，三統之義，皇明統於天矣。”

　　將大明定都的南京說成是祝融的故墟，南京屬於南方，南方主火，北方北京主水，以火製水，以南京的大明克住、製服建都北平的元朝及其殘餘，所以在攻占北京元大都皇宮後的洪武元年，朱元璋立即命令工部主事蕭洵搗毀元故宮。哪來如一些禦用文人所推測的那樣：老朱皇帝偏愛北京，偏愛說不清道不明其來路的四兒子朱棣？（詳見筆者《大明帝國》係列⑦《永樂帝卷》上，第2章）還有一方麵的典型例子，明初曾跟隨朱元璋鬧革命的劉辰曾說：“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將士戰襖、戰裙、壯帽、旗幟皆用紅色。”無需贅言，明太祖朱元璋尚南、尚火、尚紅色，紅彤彤的江山才是“大明”呐！

　　因此說，朱元璋以“大明”為國號，重建大一統帝國，不僅“應驗”中國民間宗教的教義和“滿足”了中國底層普通百姓對美好未來的追求，也是吻合中國傳統社會的正統思想，贏得了廣大人民和正統儒家知識分子的擁護和支持，其意義深遠。更有中國傳統陰陽五行之說中的以火製水、以火克水和以南克北等理論依據，為大明徹底顛覆元朝統治提供了曆史的隱喻：推翻蒙元異族統治，恢複中華正統；套用朱元璋的原話，那就是“驅逐胡虜、恢複中華”。

　　§§第二章 驅逐胡虜恢複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