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2——大明一統

第二節 兩京三京最終歸一洪武建都南京之謎

　　建立新的王朝，除了開國大典這些場麵上的事情，在何處定都更是要考慮的頭等大事。那麽朱元璋會把都城定在哪兒呢？

　　我們不妨先來看看曆代大一統帝國都定都在哪裏？秦朝在鹹陽，西漢在長安，東漢在洛陽，隋唐在長安；後來宋朝定都時，將都城往南移了一點，定在了開封；到了元朝又到了北方。所以不難看出，明朝以前的大一統帝國的都城都毫無例外地定在了關中或中原地區。

　　魔鬼的咒語：在南京建都的朝代壽命都不長？朱元璋起自於南方，很長一段時間裏將南京作為自己逐鹿天下的大本營，因此大明的定都從一開始就不同於曆史上以往的大一統帝國，朱元璋當然首先會將眼光投在南京。然而，定都可畢竟不同於平常老百姓安個家，要從大一統帝國的全方位角度來周密地考慮都城所在的利弊。我們先不妨隨著朱元璋當年的眼光與思緒來一起看看定都南京的利弊。

　　定都南京的不利因素，大略有五個方麵：

　　第一，宿命論。這種“說法”聽起來似乎有幾分滑稽，定個都城與宿命論有何關聯？但過去甚至現在我們民間的好多人還是信這個的。我們不妨來追溯一下，曆史上在南京定都的王朝：東吳從孫權稱帝到孫皓出降前後是58年，東晉自317年司馬睿在建康稱帝到420年劉裕代晉總計為103年；但隨後的宋、齊、梁、陳四個朝代總的來說，壽命幾乎是一個比一個短，平均壽限在50年左右。所以民間有一種說法：南京不適合做都城，將南京作為都城的王朝都會短命。這其中還真有幾分事實依據——至少說朝代短壽，這是個不爭的事實，包括後來的南唐，也是個短命王國。“以六朝所曆年數不久”好像是魔鬼咒語似地一直纏繞著朱元璋及其大明的開國大臣們。

　　但我個人認為朝代的長短跟某個地方本身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係，朝代壽命的長短自有其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麵的原因，不可一概而論。說南京這個地方命裏注定是不適合成為都城的，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義的宿命論。

　　第二，皇氣破壞說。這一點似乎與第一點有時還聯在一起。有人解釋了為什麽在南京建都的朝代壽命都很短，其說法是原本虎踞龍蟠的帝王之都金陵之皇氣被秦始皇破壞了。

　　秦始皇統一天下，當時六國的舊貴族心懷怨恨，時時伺機複國。所以秦始皇總是隔三差五帶著大批人馬出行，大概就是為了擺給六國的那些不服氣的人看看，我就是當今一統天下的皇帝，你們誰敢動呢？但從真實的內心角度來講，恐怕秦始皇還是有著陣陣的恐懼，就怕有人奪他的天下。有一次，秦始皇出行至山東一帶，底下有人說：“東南方向有皇氣！”秦始皇一聽，立即下令尋找所謂的王氣所在地，這一找還真找到了，就在金陵南京。於是他要破壞金陵的王氣，怎麽破壞？就是把淮河水引進金陵及其四周的山脈水係，由此開鑿疏通了一條河，這就是如今在南京城內外蜿蜒流淌的秦淮河。這個民間的迷信說法傳了千餘年，一直傳到了明朝，也傳到了今天，它同樣成為當年朱元璋選擇建都南京時所必須考慮和麵對的咒語。

　　第三，曆史經驗。從中國曆史上定都北方的朝代來看，它們的壽命一般都比較長，其有個明顯的優勢特征就是定都北方。這樣更有利於對構成中原王朝最大威脅的北方遊牧民族加強軍事控製與武力應對，從而能保證大一統帝國的長治久安。

　　熟悉中國曆史的讀者都知道，在曆史上中國北方少數民族明顯地比南方少數民族要好鬥，帶有更大的攻擊性。它們常常“不安分”地從遊牧區南下侵擾到農耕區，譬如秦漢時期的匈奴族，隋唐時期的突厥族，宋朝時的女真族，宋金對峙時的蒙古族，等等。這些馬背上的民族，在冷兵器時代的戰鬥中顯得格外英勇善戰（冷兵器時代指的是刀和劍為主要武器的戰爭時代，而與之相對的是火藥、彈藥等熱兵器。熱兵器作為主要的作戰武器在中國真正推廣開，那是到了明朝末年才開始的）。生猛的北方遊牧民族經常地從北方非農業區南下侵入中原地區，給當時的大一統帝國王朝帶來了無盡的煩惱與痛苦。可以這麽說，中國曆史上的好多王朝都曾受到北方少數民族的南下騷擾，一旦發生戰事，相對而言，建都北方勢必將大一統帝國的政治和軍事重心投在了北方，就可以迅速地就近調集軍事力量來應對，這比建都南方要更具優勢。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漢唐明（遷都北京）清之所以長壽，不能不說與此存在著一定的關聯。

　　第四，地理位置不利。這一點不難想象，因為南京相對於大一統帝國的版圖來說，有些偏東南了。不管是從國家的事務管理上來講，還是從戰略位置上來說，都不是太方便。一方麵，北方人尤其是西北人假若有什麽事情要來一趟京城南京真夠遠的了（地理學上講，中國版圖最為中心的地區應該是在西安和蘭州這一帶），而假若將都城設在中原一帶，這樣的問題就不凸出了；另一方麵，就是上麵提到的定都南京對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下侵擾，頗有鞭長莫及和有力使不出來的缺憾。洪武六年三月，朱元璋在中都城隍神主安置祝文中就曾這樣表述：“朕今新造國家，建邦設都於江左（指建都南京），然去中原頗遠，控製良難。”

　　第五，沒有軍事要隘。雖說南京北有長江天塹，東南有紫金山，東北有幕府山，西北有獅子山，西南有聚寶山即雨花台，相對於南方其他地區來說，它確實說得上是虎踞龍蟠，形勢險要；但若將它與北方的那些層巒疊嶂的高山峻嶺相比，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因為南京周圍的這些山嶺都不高，即沒有相對很可靠的自然屏障，所以如果以南京作為大一統帝國權力中心的都城，就沒有什麽可以很靠得住的軍事要隘了，當然除了長江天塹以外。對此，朱元璋曾說過這樣的話：“當大軍初渡大江之時，臣（朱元璋自稱）每聽儒言，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製奸頑。”

　　明代南京應天城圖（明代版畫）

　　南京成為大一統帝國都城的亮點：號稱虎踞龍蟠當真不能成為都城嗎？非矣！

　　首先，從財政經濟方麵來看，我前麵已經提到過，宋元時期中國的經濟中心和重心已經逐漸南移了。史書對當時的情況有記載：“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就是說天下的賦稅，即國家的財政經濟收入，一大半出自東南地區——主要指江浙兩省，這裏既有“天下糧倉”之稱的長江三角洲大穀倉，又有全國棉紡織業中心——鬆江、全國絲織業中心——蘇州、杭州和鹽業中心——揚州，而這些如星星捧月似地都“圍在”了南京的周圍，南京成為這些物資的集散地。所以說，南京是當時東南與南方各省經濟的樞紐，也是全國經濟的重心，甚至可以說就是全國經濟的中心。有這麽得天獨厚的物質基礎為背景，南京作為大一統帝國的都城就絕不會有物質經濟之憂，這是定都北方所絕對無法比擬的。

　　其次，除了經濟因素以外，文化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

　　宋元以後，中國的文化中心也已經轉移到南方來。元末時期的很多著名的文人畫家、戲曲家、藝術家等等大都出自南方，比如元代著名的戲曲家關漢卿是江西人、著名的畫家趙孟是浙江湖州人，元四家幾乎都是南方江浙人或祖籍是江浙的，還有文學家和大儒宋濂、王禕是浙江人等。由此可以看出，南京及其江南地區文化氛圍濃厚，人傑地靈。相對來說，當時北方的文化卻在走下坡路，沒多少文化氛圍。我們不妨來看看下列《從洪武到建文大明定都南京甲科進士及第人員名錄與籍貫表》，或許會發現其更能說明問題。

　　明初洪武三年（1370）五月，朱元璋正式下詔開科取士。但不久他就發現：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上來的儒士實際從政能力欠缺了點，於是立即喊停。這一停就停了10多年，直到洪武十七年再次恢複並予以成式，以後每3年舉行1次。通盤算起來，洪武朝31年共開了6科，實際上相當於5年開一次，加上建文朝4年開了1次，總計明初35年開了7科。

　　第一，從洪武到建文，大明定都南京期間總共舉行了常規性的7次全國科舉考試（洪武丁醜年第二科屬於非常規，不計算在內），錄取了會元和狀元、榜眼、探花“三鼎甲”總數為28人，其中江南籍的有25人，占了總數的約89%，北方隻占了約11%。由此進一步說明了當時全國頂級的文化才子都出自南方，尤其是江南。

　　第二，在全國文才雲集江南的情勢下，明清科舉史上首次出現了“三元及第”者，即洪武辛未科中明代南京貴池許觀（後恢複本家姓黃，故又名黃觀）。有明一代總共兩度出現了“三元及第”的千古佳話，一位中選者就是明初洪武年間的黃觀，另一位中選者則為明朝中期浙江淳安的商輅，他倆都是江南地區人。

　　第三，在由洪武到建文中式的會元和狀元、榜眼、探花“三鼎甲”總數為28人中，其中曆史文化名人就有20人，分別是吳伯宗、黃子澄、練子寧、花綸、任亨泰、唐震、盧原質、黃（許）觀、張顯宗、張信、戴德彝、宋琮、陳、吳溥、胡廣、王艮、李貫、尹昌隆、景清等，約占其總數的71%，他們都自來南京四周的江南（景清除外，他是北方籍的）。

　　第四，除了會元和狀元、榜眼、探花“三鼎甲”外，隊伍蔚為壯觀的三甲三等中也有好多江南籍的優秀人才，譬如建文庚辰科中不僅有吳溥、胡廣、王艮等頂級文才，還有眾所周知的《永樂大典》總主編解縉，有趣的是被人譽為“大明第一大才子”或言“東南第一大才子”的解縉卻在當年科舉考試中隻位列三甲三等。

　　第五，從洪武到建文，定都南京的35年中大明帝國總共舉行了常規性的7次全國科舉考試，其中洪武乙醜科、戊辰科、辛未科、丁醜科和建文庚辰科5次錄取的會元和狀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頂級文才全是南方籍的，而北方籍考生卻5次“剃了光頭”。

　　就此不難看出，元明之際全國優秀文才大都出自南方，中國文化重心和中心已經完全轉移到南方了。

　　洪武時期大明帝國定都南京的五大緣由這樣看來南京作為都城還是有不少亮點的。眼看帝國建立迫在眉睫，在何處定都卻實在是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朱元璋經過再三斟酌，還是決定定都在南京。對於定都南京的不利因素，朱元璋心中非常清楚。然而是什麽原因讓他毅然舍棄或者說是忽略了這些不利因素的影響呢？我想大致有以下五個方麵的原因：

　　第一個方麵，財力不夠。大明剛剛開國，百廢待舉。從最為現實的角度來講，當時的國家財力並不是非常雄厚的，如果折騰一番到別處大興土木去建都，無疑是要耗費很大的物力、財力，這對剛剛建立的帝國不啻是一項沉重的負擔。吳元年（1367）正月即洪武開國前一年，朱元璋曾跟中書省大臣描述他所看到的社會現狀：“予親曆田野，見人民凋弊（通‘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既然如此，底層出身的新皇帝要是腦子不被驢踢了的話，是絕不會去做過度勞民傷財的事情了。

　　第二個方麵，感情因素。從攻占集慶到建立大明帝國，朱元璋在南京前後已經待了十二年。在這十二年中，為了守住這一方“虎踞龍蟠”之地，他著實花了一番心血、應對了很多劫難。這期間在世人百姓中他的稱呼也發生了改變，從最初被稱為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到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從吳國公再到後來的吳王，如今已成了聲名顯赫、威震四方的“大明皇帝”，個中酸甜苦辣外人恐難體會。可以這麽說，南京是朱元璋打天下的中心根據地和大本營，同時這塊熱土也見證了他一路的艱辛和豐功偉績。

　　第三個方麵，應天根基。雖說朱元璋很節儉，但從攻占集慶那天起到考慮定都，前後也有好些年頭。這些年，朱元璋在南京城內外也還是陸陸續續搞了很多城池建築，即類似於我們現在術語中所講的“城市建設”。

　　朱元璋來南京最初是居住在南京城南的富戶王彩帛宅第裏，雖說是富戶府第，但畢竟是私人住宅，條件有限。所以後來隨著政權的擴大，他遷入了元朝江南“行禦史台”辦公地。龍鳳十年（1364）正月，朱元璋自稱為吳王，這裏便改稱為吳王府，其位置大致在今天南京城南內橋王府園一帶，即後來人們熟知的吳王府。在當年吳王府邊上南京城至今還有一條街，名字就叫“王府大街”。過了兩年即龍鳳十二年（1366）八月，朱元璋下令“拓建康城。初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進白下門外，距鍾山既闊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台為宮稍庳隘。上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裏許，故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亙周回，凡五十餘裏，規製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

　　這是說，朱元璋嫌原來的吳王府宮殿又低又小，決定擴大應天舊城，並建造吳王新宮於紫金山的南麵，到1367年九月完工，這就是朱元璋稱帝前的新吳王宮。出於軍事上的考慮，他又在南京周圍搞了些城防建設。所以南京作為未來皇城已具雛形，真可謂“麻雀雖小，五髒俱全”了。如果舍棄這些現成的建設到別的地方建都，朱元璋這麽節儉的人肯定是舍不得的。

　　第四個方麵，中堅反對。朱元璋身邊的這些開國大臣們，大多來自淮右的鳳陽、定遠鄉下，原本世代為農，他們來到南京，心理上覺得已經很不錯了。而且這時他們的歲數大都在不惑之年，人上了年紀可不像年輕人還有闖勁，假如執意要讓他們到北方去當官，定然不接受。由於自己已經不再年輕了，妻兒老小都在南方，這麽地背井離鄉去了北方，吃也吃不習慣，住也住不舒服。誰願意啊？總之在考慮遷都時，大臣們反對聲一片。不說這些淮西鄉下農民或盲流出身的人，就連後來朱元璋的兒子朱被分封到了北方的開封，有空沒空也老往南方鳳陽等地“溜達溜達”。

　　第五個方麵，儒士影響。用一句今日時髦話來說，朱元璋政治上開竅最早恐怕是在經略定遠時遇到馮氏兄弟後，馮國用的一席話讓他茅塞頓開：“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為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聽後“大悅”。後來陶安等人又多次強調定都南京的重要性：“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大明開國前幾年，為朱元璋所傾心的寧海儒士葉兌也曾進言道：“夫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借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即說一百個察罕帖木兒又能將金陵朱元璋奈何）……（為今之計）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大綱也。”對於定都南京的重要性經由儒士們的反複強調，朱元璋及其統治集團核心圈內影響決策的關鍵人物不能不受影響。洪武三年定宴饗樂章，其中有一曲就叫“三奏《安建業之曲》，名《慶皇都》”，其中的歌詞為：“虎踞龍蟠佳麗地，真主開基，千載風雲會……”歌中南京“虎踞龍蟠”，是三國時代著名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最早提出的，已為世人所熟知；“真主開基”即指朱元璋在南京開創大明，實乃千年曆史中難得的風雲際會。換言之，定都南京建立大一統帝國，朱元璋為第一人。這話一點也不過分！

　　都城決勝“大比拚”，南京“力挫”諸雄但在正式確定定都南京之前，朱元璋和大明帝國大臣們還曾有過許多其他的建都選項。那麽究竟有哪些建都選項？為何這些地方最終都落選了呢？

　　選項一：洛陽。大約在大明開國的第二年八月，山西、陝西等地被北伐軍攻下，這樣，除了塞外，整個北方地區都歸入大明帝國的版圖。就在這時，有人向朱元璋提出了以洛陽為帝國都城的主張，“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裏適均”，即認為洛陽才是全國的地域中心，天下四方來洛陽朝貢距離相等，而且在中國曆朝曆代中定都洛陽的朝代很多，有幾個朝代的壽命還挺長的，朱元璋也曾為之心動過。但考察下來發現，洛陽當時也已經破敗不堪，如果在這樣的廢墟上從頭開始，花血本給它做做“包裝”，無疑要耗費百姓巨大的物力和財力。這是天下初定時最為犯忌的事情。

　　選項二：長安。從地理位置來講，長安（即今日西安）倒是真正位於大一統帝國版圖的中心，地勢又險要，是曆代中原王朝理想的定都地方。“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但問題是當時關中地區的經濟已經衰退，定都於此必然麵臨兩大難題：第一，要重新興建都城，原本漢、唐長安城基本上都在戰火中被焚毀，必須另起爐灶，從頭再來；長安又在洛陽的西邊，而要用從全國最富庶的江南提供過來的物資財力來支撐這裏的都城建設，那可更加費神費力；第二，定都長安，糧食物質還得依賴於江南，漕運線路可比汴梁和洛陽還要遠，這就更要加重人民的負擔。對人民剝削得太厲害了，他們活不下去就會起來造反，這是朱元璋切身體驗到的。當時他就說：“建都長安，‘漕運艱難，且已之’。”。於是長安作為大明帝國的都城又被排除了。

　　選項三：北京。徐達北伐軍是洪武元年（1368）八月攻克元大都北京的，這時距離朱元璋開國僅僅過了8個月，也就是百業待興的大明帝國定都北京不是沒有這種可能，且當時還有人提出過，對此洪武帝是這樣答複：“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作，亦未易也。”

　　選項四：汴梁。最初北伐軍由徐達統一帶領，按照朱元璋製訂的作戰計劃，非常順利地拿下了山東、河南，從而成功地進駐中原重鎮——汴梁。汴梁就是現在的開封，這個城市曾經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重視。朱元璋對汴梁的最早認識，可能來自於他當年參加起義時紅巾軍當中喊出的一句響亮口號：“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紅巾軍口口聲聲要恢複大宋天下，而大宋帝國最早就以汴梁作為自己的都城。這個汴梁曾經盛極一時，有一幅中國古代名畫——《清明上河圖》為證。現在好多學者認為，十一世紀時汴梁可能是個突破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如果將它與同時期西歐正在興起的中世紀著名城市，如法國的巴黎、英國倫敦相比，那麽北宋的汴梁簡直就是國際超級大都市了（巴黎與倫敦當時的人口都不到10萬）。然而這麽一個繁榮發達的國際超級大都市，隨著金兵的南下卻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了。

　　〇南北兩京詔——南北兩京製

　　250年後，隨著北伐大軍的一路順利進軍，尤其占領汴梁的消息傳到應天南京，有人進言：“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新皇帝定都於此；有人說：“汴梁亦宋之舊京”，“就之可省民力者”。為此，朱元璋躊躇滿誌地來到了汴梁，但現實卻與心中的美好理想形成了極大的落差，展現在新皇帝麵前的是：昔日繁榮不再，剩下的隻是一片瑟瑟蕭條的景象。由於金兵南下搶掠和北方紅巾軍與元兵長期交戰，黃河水又時常泛濫為害，整個汴梁及其周圍地區滿目瘡痍，民不聊生；另外，軍事上汴梁也確實沒什麽險要的自然屏障可據，一旦敵人來犯，四麵受敵，無險可守。換句話來說，從軍事地理形勢角度來看，它還不如南京。北宋就是這樣一夜之間被金兵滅了，因此，以汴梁作為都城確實也不妥。

　　但有人又提出這樣的觀點，汴梁是宋朝舊都，漕運方便；又有人說汴梁地處南北適中，定都於此處理事務各地都便捷，所有這些著實給朱元璋出了一道難題：“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裏適均，父老之言，乃合朕誌，然立國之規模固重，而興王之根本不輕。”於是從大一統帝國全方位角度出發，他模仿中國古代兩京之製，洪武元年（1368）八月，頒發南北兩京製詔書，其中說道：“朕惟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為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國之規模最重。自趙宋末世夷狄入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乃終，群雄分爭，未有定於一者，民遭塗炭亦已極矣！朕以布衣當擾攘之際，拔身行伍，率眾渡江，荷天地眷佑、祖宗積德、臣下宣忠、將士用命，西平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武功大定，混一之勢已成。十七年間，凡糧餉軍需百物科征，民無休息，而江左一方煩勞尤甚，遂收天下平寧之效。今觀汴梁位置居中，四方朝貢，道裏適均，其以金陵為南京、大梁（即汴梁）為北京，朕於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便知朕意。”

　　朱元璋說：“他打算在一年當中春秋兩季來回南北兩京輪流巡狩‘辦公’，這樣可彌補地域上的不足，同時也為當時徐達為首的北伐軍進入關中和西北地區設置了一個北方軍事補給基地。”但在後來的北伐中，徐達的軍隊一路順遂，而與此同時，南方消滅東南割據勢力的戰鬥也在進行，加上在南京城裏建立起來的已經初具規模的帝國政權也不能長時間地離開這位君主，於是朱元璋就返回應天南京了。

　　這一南一北兩京方案從理論上確實是解決了好多問題，但在具體的操作中又帶來的新的疑難：天下尚未全定，中國經濟中心已轉移到南方，要營建汴梁為北京，勢必要讓全國最為富庶的東南地區“出資”、天下百姓出力，這是很不劃算的，弄不好會勞民傷財；再說汴梁本身就有北宋的曆史前鑒，所以朱元璋對定都問題還是沒有很好地落實下來。

　　朱元璋要以老家作為天下之都明初兩京變成三京

　　鳳陽：從中立府到鳳陽府選項五：濠州（鳳陽）

　　鑒於在北方建都有如此多的困難，朱元璋曾經提出這樣的一種構想：南京以長江為天塹，龍蟠虎踞，為“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可以作為都城，但在地域上偏向了東南，“去中原頗遠，控製（北方）良難”。為解決南京這個地域上的“缺陷”，他在南京的北邊臨近中原的地方考慮建個都城，來補救定都南京的不足。此時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鄉臨濠府（原名濠州，吳元年改名臨濠，後又改名為鳳陽），臨濠距離中原較近，南臨長江，北瀕淮水，運輸方便。如果以此為都，就能解決定都北方帶來的交通運輸不便問題。

　　就此，他召集眾臣征詢意見，“上（指朱元璋）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裏適均，汴梁亦宋之舊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者。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作，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為中都，何如？”

　　以李善長為首的一大批跟隨他龍飛淮甸的文臣武將自然都表示讚成，隻有劉基等極少數幾個大臣反對。在心理上有個專門術語叫“合群思維”，“合群思維”往往發生在決策過程中，由於某個領袖人物個人的威望所產生的巨大的影響力，人們在討論決策時往往以領袖的個人威望來取代了對被決策事情的理性判斷，個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服從多數，從而影響了決策的本身理性思考。洪武君臣以臨濠為中都進行決策討論就是合群思維占據絕對優勢的一個典型例子，沒人能夠或願意聽從劉基等幾個人的微弱的反對聲，一拍腦袋就上馬了。

　　洪武二年（1369）九月，朱元璋正式下詔以臨濠為大明的中都，命令有關部門開始“建置城池宮闕為京師之製”，同時將臨濠府改名為中立府，“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義也”。意思是以天下之中的臨濠立為都城，來管理全國。由此，明初兩京變成了三京。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又將中立府改為鳳陽府，並將臨淮縣的太平、清樂、廣德、永豊四鄉等地劃為一個特殊行政區，名為鳳陽縣，“以在鳳凰山之陽，故名”。

　　〇朱“和尚”讀歪經：曆代皇帝聖人定都都會定在自己家鄉？

　　自洪武二年九月下詔建造中都那一刻開始，朱元璋心裏爽透了，盡管有不和諧的聲音，但這又算得上什麽呢？在中國自古以來權位高勢能者天生就是“聖人”，全知全能，不僅是政治角鬥場上的英雄，又是學術領域內學科帶頭人、攻關健將，否則怎麽現在滿大街的大學校長個個都是博導、專家學者；至於“人民公仆”的學曆那更是不得了了，就連大學校門在何處都不知道就能輕輕鬆鬆地拿到該大學的博士文憑，弄到最後正兒八經進大學門、專心苦讀的人反而學曆最低，也就成了最沒文化的了。朱元璋這個600年的前“聖人”盡管是文盲或半文盲出身，盡管“誠實”得十分可愛，也沒什麽學曆文憑，但他的學問卻是頂尖一流的。為了證明自己建都家鄉的合理性，除了胡說八道鳳陽的“地理優勢”——“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之外，還專門進行了曆史學術考證，在禦製《閱江樓記》中這樣寫道：“朕聞三皇五帝下及唐宋，皆華夏之君，建都中土。《詩》雲：邦畿千明中都地圖裏，然甸服五百裏外，要荒不治，何小小哉？古詩雲：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又何大哉……且如帝堯之居平陽，人傑地靈，堯大哉聖人，考終之後，舜都蒲阪，禹遷安邑。自禹之後，凡新興之君，各因事而製宜，察形勢以居之，故有伊洛陝右之京。雖所在之不同，亦不出乎中原，乃時君生長之鄉，事成於彼，就而都焉，故所以美稱中原者為此也。孰不知四方之形勢，有齊中原者，有過中原者，何乃不京而不都？蓋天地生人而未至，亦氣運循環而未周故耳。”

　　這一段文字講的什麽意思呢？朱元璋引經據典，說堯虞舜以至於唐、宋的曆代君主中沒有一個不是以天下之中作為首都的，這就是中國傳統“聖經”中《詩經》裏所說的“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那麽堯、舜、禹他們的都城都不在一個地方是怎麽一回事呢？朱元璋發現這些“聖人”的家鄉各不相同，所以他們的都城也就不在同一個地方了，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遷安邑，但都是以各自的家鄉作為天下之都！這就是“乃時君生長之鄉，事成於彼，就而都焉，故所以美稱中原者為此也”。由此引申出：朱“聖人”出自濠州，建天下之都在此於史於經都相吻合，就差一點說，這是曆史的必然選擇，是中國人民最強烈的願望，代表著先進的理念，代表著先進的階級……如此“聖人”考證，弄得從事曆史研究者都沒飯吃了，弄得能掐會算的“大神人”灰溜溜地回家“待崗”了。洪武四年劉基就建都臨濠作最後一次進諫：“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朱元璋哪聽得進，臨濠是“聖人”出生的地方，無論如何要打造成天下最為光彩奪目的華麗之都，要做大做強。

　　明中都皇城遺址圖五分，共高四丈五尺四寸五分，午門、東華門、西華門城樓台基俱高五尺九分，午門東南、西南角樓台基與城樓台基同，玄武門城樓台基高五尺九寸五分，其東北、西北角樓台基亦與城樓台基同。禦道踏級文用九龍四鳳雲朵，丹陛前禦道文用龍鳳、海馬、海水、雲朵，城河壩磚腳五尺，以生鐵鎔灌之。

　　這還僅僅是宮城，按照後來京師南京的規製，宮城之外還有皇城、京城，甚至外廓城，等等，這樣算下來，中都建設在洪武六年時僅僅完成了一部分，朱元璋多次下令催促，甚至還要親自回去瞧瞧。就在洪武八年（1375）四月那次視察後，他突然下令停工。當時已建工程有皇城（實為宮城）、皇陵、宮殿、太廟、太社稷、圜丘、方丘、日月山川壇、城隍廟、開國功臣廟、曆代帝王廟、鍾鼓樓、大都督府、禦史台、中書省、會同館、國子監、百萬倉、觀象台、六公二十七侯府宅、十王四妃墓、禁垣等。花了六年的物力、財力和勞力卻最終未能按照事先的設想全部造好，以朱元璋力求完美的心理特征來說，絕對不應該出現這樣子的“半拉子”工程。那麽為什麽在中都鳳陽的都城建設中卻發生了？主要原因有三個：

　　〇中都鳳陽為什麽是個“半拉子”工程？

　　第一，大明帝國的主要謀臣劉基的竭力反對。劉基認為中都這個地方軍事地理形勢與汴梁很相像，沒有什麽很好的險要形勢可作憑借，建都於此，軍事上很不保險，不適宜作為帝王之都。但當初朱元璋哪兒聽得進啊，可劉基還是不斷地進諫。洪武四年（1371）三月，朱元璋從中都建築工地上視察回南京，劉基提出告老還鄉，臨別前再次規勸道：“鳳陽雖說是陛下您的家鄉，可不是建都的地方啊。現在已經在建了，但絕不適宜皇帝陛下您去居住！”朱元璋還是聽不進，由此君臣之間弄得很不愉快。

　　第二，發生了“厭鎮法”事件。盡管劉基多次竭力反對興建中都鳳陽，可朱皇帝還是一意孤行，並樂此不疲地往來南京與鳳陽之間溜達、視察。洪武八年（1375）四月的一天，朱元璋到中都“驗功賞勞”，無意間發現好像有人拿了兵器在敲擊宮殿的殿脊。當即就問鳳陽中都建設的“總指揮”李善長、薛祥，李善長解釋說：“發生這樣的事情，是有一些做工的工匠在用‘厭鎮法’表示不滿。”這種“厭鎮法”也叫“厭勝法”或“壓鎮法”，是古代方士們常用的一種巫術，通常是以詛咒等方式來達到將所憎惡的人或物製服的目的。朱元璋一聽是這等事情，當時就來火了，打算將與“壓鎮法”有關的所有人員全部處死，但被在場的工部尚書薛祥等官員勸阻。薛祥等人說：“為了營建中都，中書省的工部已將其所轄的”將近九萬“的工匠幾乎全部都安排到鳳陽來做工了。另外，還有幾十萬軍士、罪犯和民夫也被征發到了鳳陽工地從事工程建設，所以說，當時鳳陽工程建設總計勞動者可能要達20萬人左右。朱元璋要將與”壓鎮法“有關的人全殺了，中都鳳陽豈不血流成河！而之所以發生”壓鎮法“事件，完全是由於中都建設者命運悲慘，”多以疫死，蓋盛暑重勞，飲食失節，董其役者又督之太急，使病無所養，死無所歸。

　　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後果後，朱元璋受到的震動很大。元朝亡國之鑒就在眼前，從一定程度上來講，沒有元末近20萬軍民修治黃河，進而引發紅巾軍大起義，哪來朱元璋現在的大明天下？而老百姓之所以要冒殺頭和滅族的風險起來造反，就是因為徭役賦稅太重，活不下去了。這下朱元璋清醒多了，意識到這樣建都下去，後續問題愈發嚴重。

　　第三，“壓鎮法”事件引發了朱元璋對中都建設的反思，回想起整個中都營建決策過程中，幾乎讚成的都是淮右地區出身的文臣武將。剛巧回到南京後沒幾天，又聽說軍師劉基死了，且據小道消息講：劉基是被淮右功臣勳貴集團中的中堅骨幹胡惟庸害死的。由此他馬上聯想到，如果在鳳陽繼續營建都城，不僅使得當地社會不得安寧，更大的隱患還在於，一旦正式在那裏建都了，淮右功臣勳貴們就會如魚得水，利用家鄉盤根錯節的宗族、鄉裏關係，拚命擴大其個人勢力，從而構成對皇權的巨大威脅。想到這些，朱元璋幾乎嚇出一身冷汗，馬上下令停止中都建設，放棄定都鳳陽的計劃。為此他還祭告天地，特地向皇天後土請罪。就這樣整個鳳陽都城建設成了一個半拉子的工程。

　　這個“半拉子”工程後來怎麽收攤呢？洪武十六年四月，朱元璋下令將剩下的石材、木料等建築材料就近興修一座寺廟，這就是後來有名的鳳陽大龍興寺。大龍興寺是在原於皇寺的基礎上興建起來，隻不過地址稍稍搬遠了一點（相距15裏）。寺院建好後，洪武皇帝賜名曰“大龍興寺”。當今天子是從這裏走出來的，這裏不是龍興之地，還有哪裏是呢？龍興寺在當時可謂威風八麵，佛殿、法堂、僧舍等總計281間，洪武皇帝朱元璋還從揚州等地選錄了高僧前去當住持。從此，鳳陽龍興寺聞名天下。

　　以上講的是建築材料的“收攤”，那麽那些在中都工程建設中服苦役的勞作者後來怎麽“收攤”的？前麵講過，至少有20萬軍士、罪犯和民夫在鳳陽工地上玩命，現在因為工程停工了，大部分人被轉到南京都城工程建設上去，但還有較大部分服徭役的“鳳陽移民”怎麽辦？

　　〇500多年前的流行歌曲“鳳陽花鼓”與鳳陽難民

　　洪武時期為了打擊敵方“新貴”和豪強富民，構建“和諧”的等級社會，朱元璋遷徙了許許多多豪門富戶和狹鄉無地農民到濠州（即後來的鳳陽），尤其是江浙地區與張士誠和方國珍有關的權貴富民被遷徙的特別多。據《明史》記載：僅洪武七年，從江南地區遷往濠州的富民就達14萬（人，史書未注明，筆者推測後加上的，見《明史·俞通源傳》卷133；《明史·李善長傳》卷127）加上其他幾次移民，估計當年總計不會少於20萬的外地人被強製遷到了鳳陽等地。鳳陽中都工程建設進行時，他們得按照大明賦稅徭役政策繳稅納糧和提供工程“義務勞動”。現在中都工程建設項目喊停了，已經入了當地戶籍的這些外地人不得再離開，他們身處異鄉他地，耕種大明新貴和鳳陽當地人挑剩下來的不毛之地，開始了艱難的生活。曆史上有名的鳳陽難民由此而生，而隨著鳳陽難民的四處漂泊，“鳳陽花鼓”也就逐漸風靡大江南北，至今上了年紀的國人恐怕還能哼上幾句：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原是個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原是個好地方”，前麵這幾句鳳陽花鼓詞是在頌揚鳳陽；但後麵的味道一下子就變了，“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把朱元璋給扯了進去，這豈不是在罵朱皇帝嗎？誰有這麽大的膽量居然罵起了大明開國皇帝？他們為什麽要罵朱元璋？

　　這些都是相當複雜的問題，我們不妨從最簡單的問題入手，逐一進行考察：

　　◎鳳陽是不是個好地方？

　　明代的鳳陽府下轄9州18縣，多為今天安徽省境內淮河流域各縣。那麽鳳陽花鼓詞中所唱的鳳陽到底是不是個好地方？

　　第一，地理位置：鳳陽位於江淮之間，北邊緊靠淮河，鍾離為縣治時有一條濠水穿城而過，而後來新建的鳳陽城略微向南移了一點，這樣濠水就在鳳陽城的東麵了。除此之外，鳳陽之西北古為大澤所隔，南至長江較遠。因此說鳳陽是個相對比較封閉的丘陵地區，沒有江南那麽好的平原與肥沃土地，地理條件並不好。

　　第二，自然條件：由於地理形勢不佳，自然條件也好不到哪裏去（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因為鳳陽地理位置上相對比較封閉，所以當地的老百姓世世代代主要是以傳統的農業為生。農業是靠天吃飯，這在傳統社會中哪個地方都這樣的。但是農業發展還有個重要的條件——水利。按理說淮河穿越鳳陽府而過，當地人應該感謝上天的眷念，但鳳陽人不僅沒享受到這份大自然的“恩賜”，反而深受其害。因為淮河自古以來就是一條害河，從三國起，它就經常淹堤壩，漫良田，給當地兩岸幾十萬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第三，軍事位置：鳳陽位於長江與黃淮兩大經濟文化中心區域的中間地帶，沒有高山峻嶺等軍事要隘可守，在兵燹紛起的年代，往往成為兩不管的緩衝地帶，太平保不了，守住也不易，因此常常成為戰爭的後患地帶，最終形成了人煙稀少、土地荒蕪的局麵。朱元璋在《大明皇陵碑》中做了如實的描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彷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罹殃……值天無雨，遺蝗騰翔。裏人缺食，草木為糧。”20年後“紅太陽”升起時，鳳陽又是如何一番景象？稱帝前夕已經大紅大紫的朱元璋回了一次鳳陽老家。從老家出來，他跟南京城內的大臣描述了自己的所見所聞：“吾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裏，骨肉離散，生業蕩盡……”由此可見，鳳陽依然是個土地荒蕪、人口稀少、災疫頻仍的窮地方，無論如何也談不上是個“好地方”。

　　既然鳳陽不是什麽好地方，那“鳳陽花鼓詞”裏怎麽唱“鳳陽原是個好地方”？

　　◎為什麽人們那麽唱“鳳陽原是個好地方”？

　　“鳳陽花鼓詞”裏唱道的“鳳陽原是個好地方”，這個說法沒有錯。自從朱元璋當了皇帝後，為了能使得家鄉迅速脫貧致富，他動足了腦筋，利用大一統帝國的君主最高權力抬升家鄉、建設家鄉、美化家鄉。

　　在政治上他提升鳳陽的規格檔次，建造新宮新城，並欲讓它做大明帝國的都城。鳳陽本來是沒有什麽名氣的鄉間旮旯，但自從洪武二年定為大明中都後，它迅速地升格為帝國的又一大政治中心，並開始集中全國物力、財力和人力進行中都鳳陽城的建設；到洪武八年突然叫停為止，鳳陽新都城初具規模，與明都南京相差不大，有宮殿、宗廟、國子學、曆代帝王廟、會同館、鼓樓、鍾樓等。現在除城牆和鍾樓保留下來外，絕大部分都已不存在了。前些年聽說鳳陽地方政府出於高度的曆史責任感，開始修繕鳳陽的明城牆，而最為滑稽的一幕又出現了，這座曆經了600年風風雨雨的明城牆不修反倒沒事，現今修了反而沒幾天就倒了。不過倒了也好，或許有利於專業的考古工作。最近有人對明代三都南京、北京和中都鳳陽進行了專門的考古後跟媒體說：“以石雕為例，南京明故宮午門石須彌座上隻有少量的紋飾，高30厘米，深度隻有1厘米左右，其餘部分都沒有雕飾；北京故宮午門隻有門洞南北兩端的左右有少量的雕飾。兩者石雕精細和華麗的程度，也遠遠比不上中都午門石刻。從石雕題材上來看，北京宮殿的題材主要是以龍鳳為主，不像中都石雕那樣豐富多彩。中都宮殿石礎大概達到2.7米見方，可以清晰地看到浮雕，浮雕以精美的蟠龍為主。而北京故宮太和殿的石礎僅為1.6米見方，沒有任何雕飾。”

　　由此我們可以設想600年前鳳陽城該是何等的豪華與宏偉！這不僅僅是朱元璋濃烈的鄉土情結所導致的“欲久居鳳陽”的最大成果吧，更為重要的恐怕還是為整個鳳陽增添了不少的色彩和光環！明朝除了鳳陽還真找不出第二個這樣偏僻的鄉間旮旯一夜成為帝國“明星”的例子吧。

　　在經濟上朱元璋竭力扶持和發展鳳陽地方社會經濟。這一點，前麵我們已經講過了，大約不會少於20萬的外來人口被大明帝國強製遷徙到了鳳陽，從事墾荒屯田與建設。如此大規模的移民墾荒與發展農業經濟，對鳳陽和整個皖東地區的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繁榮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除此之外，朱元璋還對鳳陽采取了特殊的優惠政策。洪武十六年三月他告訴戶部大臣：“鳳陽，朕故鄉，皇陵在焉。昔漢高帝生於豊，起於沛，既成帝業，而豊沛之民，終漢世受惠。朕今永免鳳陽、臨淮二縣稅糧、徭役，宜榜諭其民，使知朕意。”鳳陽，全國隻有一個，老百姓種田不用繳稅，又可不服勞役，大明天子對鳳陽真是又寵又愛。朱皇帝還是個苛求完美的人，唯恐不周，還派了專員到鳳陽去督導農事，興修水利，一旦遭遇什麽災荒，大明帝國立即給予特別的賑濟。

　　總之，朱元璋對家鄉的特殊照顧和經濟特惠，最終使得鳳陽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複和發展，並朝著“好地方”的目標邁進。

　　既然如此，那為什麽“鳳陽花鼓詞”裏還要唱道“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為什麽有人還要唱“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據清人記載，清朝乾隆年間的鳳陽花鼓詞是這樣唱道的：

　　家住廬州並鳳陽，鳳陽原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田地，小戶人家賣兒郎；

　　唯有我家沒得賣，肩背鑼鼓走街坊。

　　但據近人考證，上述花鼓詞是明朝中後期形成的，最早的鳳陽花鼓詞現在無法知曉了。以朱元璋對家鄉的特殊情感和特殊照顧角度來講，鳳陽這個“朱聖人”出生的地方再怎麽也不會變為“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那麽，問題出在何時？

　　大約是永樂北遷都城後，大明帝國君主們就逐漸逐漸地對老家鳳陽的眷戀與照顧少了。由於這時的“紅太陽”不再在鳳陽出升，人們也就漸漸地不大記起來了。明朝中期，鳳陽開始厄運連連，先是黃河東流改道，侵奪了淮河作為入海通道，這下淮河兩岸的人民可遭殃了。鳳陽就在淮河邊上，自然在劫難逃。而明朝中期以後，北京城裏的皇帝爺荒唐得忙不過來，成化帝正在“姐弟戀”，嘉靖帝忙於“成仙”，萬曆帝20來年不上朝正跟鄭家美眉耳鬢廝磨、如膠似漆著……他們哪有心思管什麽老家的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的“破事”。皇帝不管，地方官員可“管”著！不過，這些地方官員管的倒不是什麽賑濟救災，而是搜刮百姓，一直刮到泥皮上，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趕緊出去逃荒要飯吧。因為經常有災，又無法解決，這就造成了“十年九荒”的局麵。

　　鳳陽本地活不下去，人們隻好外出要飯。要說這要飯啊，自洪武年間起，鳳陽一帶本地人外出“要飯”的本事還不如外來移民們呐。這是為什麽？前麵講過，在洪武年間鳳陽一帶有一大批被強製遷徙而來的江浙人，這些江浙人想當年在家鄉都是有頭有臉的富豪、大款或小資等社會中產階層以上的人物，他們被朱元璋強製性、懲罰性地遷徙到了鳳陽，如果稍有不滿就要被砍頭，雖然最終他們無可奈何地在鳳陽定居了下來，但內心卻充滿了對朱元璋的仇恨；還有一些江浙人原本在老家是受人“尊敬”的“老爺”“少爺”，到了鳳陽卻成了“孫子”，受到了當地人的欺淩，於是他們愈發思念起自己的故鄉來。想念家鄉就免不了要回去看看，可朱元璋不同意啊。聰明的江浙人就學起了當年朱元璋的模樣，一身衣衫襤褸外出要飯，從鳳陽一路出來，成群結隊、扶老攜幼，要飯要到南京，順路去看看同樣落難的南京親戚，少不了要問起家長裏短，也會問及風俗習慣什麽的，鳳陽的江浙人很自然地將鳳陽花鼓詞唱上幾段：“散入村落間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間始回。”

　　後來時間長了，這些鳳陽的江浙人及其後代也學乖了，年年他們要回鄉去掃墓，而自己在鳳陽的家境又不好，從鳳陽出來一路回蘇鬆杭嘉湖，可受罪了。你想爬火車，對不起，那時還沒有火車，他們隻好一路乞討回鄉。乞討也要有技巧，光說好話還不行，來一段“鳳陽花鼓詞”很能吸引人們的同情心與注意力。於是他們一邊唱一邊乞討回鄉，唱著唱著，聰明人將原來的鳳陽花鼓詞給改了。因為極端仇恨朱元璋，他們即使餓死了也要將已經死去的朱元璋作個墊背的，於是“鳳陽花鼓詞”中就有了“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鳳陽的江浙人世代不忘回鄉掃墓，也不忘朱元璋帶給他們的災禍，於是，“鳳陽花鼓詞”從淮河流域一直唱到太湖之濱、西湖沿岸和大江南北。

　　更為滑稽的是不僅鳳陽的江浙人開始傳唱這樣的鳳陽花鼓詞，後來就連鳳陽本地人也跟著唱了。難道鳳陽本地人也恨朱元璋的不成？事實恰恰是如此。朱元璋對家鄉人民確實是“恩寵有加”，但他那種做法中隱含了另外的一層負麵影響，這叫好心辦了壞事，如營建鳳陽中都，光宗耀祖的是你朱元璋自己啊，可鳳陽當地的百姓為此承擔了無比繁重的勞役；還有，自從這裏出了“朱聖人”，全國每年有多少人要來此“公幹”，要來此參觀學習，這些迎來送往的費用在摳門的朱元璋那裏是沒人敢提“報銷”的，那隻有攤派到老百姓的頭上。於是鳳陽本地人對朱元璋也產生了不滿、怨恨的情緒，跟著鳳陽的江浙人後代一起唱，反正現在（指明朝中期以後）北京城裏的皇帝正忙於哥啊妹啊、情啊愛啊，哪有什麽心思來管這反動的“流行歌曲”；更何況鳳陽“十年九荒，非旱則雨”（乾隆：《鳳陽縣誌·宜樓記》卷14）。經常性的外出要飯，人們見多了也煩，倒不如在歌詞裏加上“朱皇帝”，以無人不曉的“豬腰子臉”皇帝的名聲、重量級的名人來吸引施舍者的注意，這樣更有利於行乞。於是，“鳳陽花鼓詞”從明朝一直唱到了清朝，從民國一直唱到了現在，成為中國曆史上可能生命力最強的一首流行歌曲。

　　下令興建和罷停中都鳳陽工程，一定程度上催生出了鳳陽花鼓詞，這恐怕是當年“朱聖人”所不曾料到的吧！

　　既然幡然醒悟鳳陽不宜建都，那都城的事情還得要好好落實到位啊，經過反複思慮，朱元璋最終將目光與精力投入了應天即南京的都城建設上來。洪武十一年（1378），他下詔罷北京汴梁，恢複開封府舊名，仍以南京為都城，改南京為京師。至此，躊躇了十年的都城定於何方的問題又回到了原點上，而洪武初年大明都城兩京製抑或三京製，最終也就變成了一京製。

　　人算不如“天算”——聽從老天安排，定都南京盡管朱元璋一一放棄了定都汴梁、洛陽、長安、北平和鳳陽的打算，但在南京建都的朝代壽命不長之類的咒語還時不時地縈繞在他的心頭。到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大明帝國已經建國20餘年了，社會經濟與百姓生活已經得到了恢複並開始步入了正常的軌道，國家的財政經濟也顯得富有了。就在這時，朱元璋又為都城的事情“折騰”了——他想遷都，遷哪裏呢？長安，即今天的西安。怎麽會相中這個地方？主要緣由可能有兩個：

　　第一，在洪武初年的都城之選中，有人比照了北方數處建都的優劣，其中監察禦史胡子祺的說理最為透徹：“天下勝地可都者四：河東高厚，控製西北，然其地苦寒，士卒不堪；汴梁襟帶江淮，然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周、漢嚐都之，然嵩、邙諸山，非淆、函、終南之固，伊、洛，非涇、渭、灞、滻之雄；故山河百二，可聳諸侯之望，係宗社之久，舉天下莫關中若也。”胡子祺對長安情有獨鍾，引發了朱皇帝的共鳴。但因為當時剛剛開國，統一戰爭尚未完全結束，精力、財力都有限，所以朱元璋隻好暫時割舍。洪武晚期，國家安定下來了，過去未能完成的宏願也可開始考慮起來。

　　第二，在朱元璋內心深層之處，中國曆代帝王中，自己與漢高祖劉邦不僅出身相似，而且在個性上也有雷同。劉邦定都長安，漢朝江山國運享有400餘年，這對於殫心竭慮要使大明帝國長治久安的朱皇帝來說是不能不正視的。為了能再好好地權衡作為國都的長安之利與弊，年近古稀的朱元璋想到了他的太子——朱標，打算讓他代替自己到關中去實地考察一下。在當時的洪武皇帝看來，代勞此等大事沒有人比太子更為合適的了，因為他打下的江山基業遲早是要交給太子的，所以何不借此機會讓他去磨礪一番！

　　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朱標就以犒勞前線將士、詢訪民情為名，前往關中地區。然而朱標太子跟他老子可不一樣，朱元璋早年有著八年要飯流浪生活，再加上後來十幾年的戰火洗禮，摸爬滾打，練就了一身的好身板。可朱標太子自小吃苦不多，師從有名的儒士宋濂學習儒家經典。據說書讀得還不錯，但就是沒有很好地在外鍛煉，更沒受過他父親所經曆的那般地獄煎熬與曆練，身子骨本來就虛弱。這回去一趟西安，一路車馬勞頓，不曾想到，回來以後便一病不起，第二年（1392）四月就病死了。朱元璋悲痛欲絕，真叫人算不如“天算”。就是這樣的偶然因素讓迷信的朱元璋徹底打消了遷都別處的念頭。

　　太子死的當年年底，朱元璋在《祭光祿寺灶社文》裏傷心地說：“本來還想遷都的，但現在考慮到自己實在年老了，經不起這番折騰了，又不想太勞民，就以南京為都吧！希望上蒼保佑大明帝國和他的子孫們。”

　　但朱元璋畢竟是朱元璋，中晚年時針對定都南京有可能帶來的負麵問題，他做了相當程度的調整和補救，尤其是對於北方蒙元殘餘勢力時不時地南下騷擾問題，除了組織人馬進行軍事打擊外，還在自西北經正北再向東北的大明帝國北疆上構築三道嚴密的戰略防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洪武時期以北方邊境軍事防務為中心，沿著長城一線進行分封藩王，東北的有遼王、寧王，華北的有燕王、晉王，西北的有秦王、肅王，等等，這就是明初曆史上有名的“塞王”。讓諸子塞王來保衛大明帝國的北部邊疆，輔佐中央皇室，並規定：“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如本國是要塞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鎮兵、護衛兵並從王調遣。”甚至還強調，地方鎮守軍的調動除了要有皇帝的禦寶文書以外，還必須要有該鎮守軍所在地的藩王的命令：“凡朝廷調兵須有禦寶文書與王，並有禦寶文書與守鎮官。守鎮官既得禦寶文書，又得王令旨，方許發兵。無王令旨，不得發兵。”這樣一來，到朱元璋臨死時，大明北疆地區的軍事領導權由原來的開國功臣勳將手中完全轉移到了與大明皇帝有著血脈相連的藩王手中，完成了傳統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家國一體化”，出現了“打架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理想格局。由自己的親骨肉來守住國門，這下大明帝國可安全了。

　　可讓朱元璋萬萬沒想到，就是這個看似萬無一失的萬全之策卻埋下了巨大的禍根。在他死後一年不到的時間裏，這些領兵駐守的藩王個個不是什麽省油的燈；尤其那個自稱最類父皇、自詡父皇最為喜愛的四兒子燕王朱棣在“父皇”屍骨未寒之時就開始起來造反，後來用了四年的時間打到了南京來，將侄兒皇帝朱允炆從皇位上趕了下去，最終又將大明帝國的都城遷到了他的藩王大本營北平，後改名為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