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1——亂世梟雄

第四節 “脫脫更化”添薪導火地獄草根遍地點火

　　從軍事強國、經濟大國迅速淪為墮落之邦，元朝統治者隻顧自己享樂腐化，不管百姓死活，巨額財富被揮霍一空，帝國政治被弄得烏煙瘴氣，政府財庫入不敷出，捉襟見肘。就在這內外交困之際，遠在廣西靜江的元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被迎立為帝，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元順帝。

　　大元帝國末代皇帝、末代宰相和“脫脫更化”妥懽帖睦爾即後來的元順帝北上走到河南開封時留宿了幾天，因為他“心方不測朝廷權臣意”。這時河南行省左平章伯顏率領所有蒙古漢軍，“主動”出來要求一路護送。由此，妥懽帖睦爾從心底裏感激伯顏，登基即位後，立即升其為“太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監修國史，兼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太史院、回回、漢人司天監事”。

　　當時有個大臣叫阿魯輝帖木兒的是元順帝父親元明宗的親信，他私下裏“關照”新皇帝：“天下之事實在繁重，陛下年富春秋，應該深居宮中好好享樂，諸事就托付給宰相去處理，您隻要下下命令，何樂而不為呢？倘若陛下親自決斷，我們大元帝國這個爛攤子，弄不好您會聲名狼藉的！”那時隻有14歲的元順帝聽到大臣的這般“忠心”勸慰，也就樂得在宮中享起福來了。

　　少年元順帝一享福，國家大事就全由宰相伯顏來操控了。伯顏一上來就將自己的弟弟、子侄全部弄成大官，他們把持朝政，結黨營私，嗜貪成癮，“時天下貢賦多入於伯顏家，省台官多出其門下。每罷朝，皆擁之而退，朝廷為之空矣”。伯顏之貪說來大家可能不信，據說後來他家被抄時官府處理了好幾個月還沒來得及處理完，就“米糠數房，燒餅至一房”。一個堂堂朝廷宰相貪婪到了這種地步，其實施的國家政策就可想而知了。從理性角度來講，雖然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但就文化發達程度而已，那是落後的遊牧民族軍事征服了先進的農耕民族；而在元朝近百年的統治中，蒙古人的“漢化”相當不成功；更為糟糕的是，元末執政者伯顏一夥人還是極端偏執的種族主義者，他們一方麵在各地設立行樞密院等軍事機構，製定和頒行嚴刑峻法，殘酷鎮壓各種反抗，規定：“強盜皆死，盜牛馬者劓，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劓，盜羊豕者墨項，再犯黥，三犯劓；劓後再犯者死”。連偷盜豬、羊一類畜生的，都要處以墨刑、黥刑和劓刑等早已廢止了近千年的酷刑，我們不能不說當時的統治者已經到了窮凶極惡的地步了；另一方麵他們進一步製造民族隔閡與民族仇恨，挑起是非，意圖分化反抗力量。伯顏曾跟元順帝說：“陛下您家太子以後長大了，就千萬不要他讀那些漢人們的什麽書，漢人們讀書好不欺負人！過去我手下有個遛馬的，有一段時間沒見著他，我十分好奇，他到了哪裏去了？後來有一天我終於看到他了，就問：‘你到哪裏啦？’他說：‘我去考科舉了！’不曾想到，考科舉的都是這等人！”元順帝一聽這事，當即下詔罷停當今二月的禮部科舉。

　　伯顏家裏養了一個西番師婆名叫畀畀，每遇到什麽吃不準的事情，伯顏都要去問問她吉凶。有一次問自己身後之事會如何？這個詭異的西番師婆早就吃準了伯顏的心理——平時最恨的就是南人，於是她就信口開河地說道：“當死於南人手！”由此伯顏對南人恨之入骨。至元三年（1337）河南發生棒胡起義，福建漳州發生李智甫、羅天麟起義，廣南惠州發生朱光卿起義，至元四年（1338）江西袁州發生彭瑩玉、周子旺起義……雖然這些起義都被一一鎮壓了，但消息傳到大都，伯顏等人更是對漢人、南人充滿了仇恨：怎麽造反的全是這些漢人與南人？為防患於未然，在他操縱下的元廷下令：“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並規定“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部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禁漢人、南人不得習學蒙古、色目文字”。不過事後他覺得還不保險，又讓元順帝以詔書的形式，命令在元廷省、台、院等機構擔任非主要領導的漢人官員研究“誅捕之法”，以此來表明他們的心跡；甚至他還提出要誅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和南人，可這回元順帝沒依他，因為這五姓人數最多，要是真開了殺戒，那天下人口又有幾何？

　　宰相伯顏之所以這般猖狂，一來憑借自身在元順帝迎立過程中的護送功勞，二來便是他在元廷宮中有個名義上比元順帝權位還要高的女“貴人”在暗中一直護著。這個女貴人便是當時的太皇太後，說是太皇太後，其實是元順帝的嬸嬸。因為年齡也不大，曾經的皇帝老公“走”了，她耐不住寂寞，與經常來宮中走動的權臣伯顏勾搭成奸，肆意淫亂，“伯顏數往太皇太後宮，或通宵不出”。曆代為人們所尊敬的太皇太後如今卻變成了淫婦蕩婦，大元帝國第一號性醜聞成了當時的公開的秘密，大都城裏的人諷刺伯顏：“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全憑自己與太皇太後在功夫！”這樣的風言風語終有一天也傳到了伯顏家族成員的耳朵裏。

　　在伯顏家族中有個叫脫脫的，他可是個比較清直的蒙古貴族，看到自己的伯父毫無廉恥地胡作非為，覺得羞愧難當；更讓他受不了的是，有人告訴他：伯顏與太皇太後正在密謀，要廢掉在位的元順帝，立燕帖古思為帝。這可怎麽辦？他偷偷地找父親馬紮兒台商議：“伯父任信邪佞，濫殺無辜，將諸衛精兵收為己用，府庫錢帛皆聽其出納，驕縱之至，萬一皇上要是發怒的話，我們一大家族還不全完蛋？現在災難尚未降臨，我們為什麽不好好地謀劃一番？”馬紮兒台聽後，覺得兒子講得很有道理，但轉而又想想，不能自家人動手！這樣拖了一段時間，脫脫感到跟父親沒法做事，就去找自己的老師吳直方商議。吳直方一聽這事，馬上說：“古人雲：大義滅親！你所考慮的正是忠於我大元帝國，還有什麽疑慮的！”

　　脫脫心裏有譜後來到宮廷裏，將自己所知之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元順帝，並讓元順帝做好準備，防止伯顏等人的突然襲擊。

　　至元六年（1340）十二月，伯顏上請元順帝一起出外打獵。已經有了戒備之心的元順帝委婉地拒絕了。而就在伯顏外出不一會兒，侄兒脫脫經由元順帝批準同意發動政變，關閉大都城門，收回伯顏兵權，將其貶到外地安置。伯顏進退兩難，最終隻好自我了斷。

　　伯顏倒台了，元順帝任命脫脫父親馬紮兒台為太師、中書右丞相。可誰曾想到這個馬紮兒台與他的哥哥伯顏一般貪婪，還特別有經濟頭腦，當政僅半年，卻在通州開遍了榻坊、酒館、糟坊等，據說當時他家一天的收入就達萬石糧食，可他還嫌不夠，又讓手下人到長蘆、淮南等地去從事可以獲得高額利潤的食鹽買賣。對此，滿腔熱血要拯救岌岌可危的大元帝國的有為青年脫脫實在坐不住了。他找了一個叫佛喜問的參政，跟他說：“我家父親平日裏最喜歡你，你說的話，他沒有一句不聽的。以眼下的情勢看來，他老人家再這樣搞下去的話，災難降臨我家的日子就不遠了。你為什麽不去勸勸我老爸，讓他趕緊解職享享清福！否則的話，要是再有人說我家趕走伯父，原來圖的是他的相位，那豈不更難堪了！”佛喜問接受了脫脫的委托，說通了馬紮兒台，馬紮兒台果然辭職回家。元順帝覺得就這樣讓馬紮兒台走了，心裏過意不去，封他為太師，而後又升脫脫為宰相。

　　就這樣，在大元帝國生死攸關之際，以脫脫為代表的改革派通過政變取得了朝廷的實權，並開始實行了一係列的改革。從這時看去，元帝國似乎出現了回光返照的一絲希望。但出人意料的是，脫脫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速了元朝的滅亡。這到底是為什麽？

　　至正元年（1341），元順帝“遂命脫脫為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詔天下。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史稱“脫脫更化”。

　　脫脫出任中書省丞相後，積極開始推行他的改革方案：“複科舉取士法，複行太廟四時祭，雪郯王徹徹禿之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逋，又開經筵，遴選儒臣以勸講，而脫脫實領經筵事。中外翕然稱為賢相。”

　　脫脫上台後還有一大可圈可點的功績，那就是他出任都總裁官，組織漢族史學家歐陽玄、揭悉斯，畏兀兒族史學家廉惠山海牙、沙剌班，黨項族史學家餘闕，蒙古史學家泰不花等共同修史，開創了各族史學家合作修史的先河；編撰了《遼史》《金史》和《宋史》以及《至正條格》，頒行天下，為我們後世保留了相當珍貴的遼、宋、金、元史料和法製文化資料。

　　飲鴆止渴的“變鈔”“開河”——大元帝國火藥桶上的導火索坦率而言，元末宰相中脫脫算得上是個清直明白人，他誌向遠大，膽識過人，如果生於太平之世，說不準他就能成為一代名相。可惜的是他生不逢時，套用中國傳統社會一句老掉牙的台詞：大元王朝氣數已盡了。自從第三個皇帝元武宗海山起，元朝的皇帝們一個比一個昏庸，元廷裏你爭我奪，個個鬥得都像烏眼雞似的，整個朝廷烏煙瘴氣。元武宗一口氣直接授予了880多個官職。元朝的皇帝們雖然治國無能，但他們個個幾乎都是花錢的祖宗，燒錢的高手。由於元帝信奉喇嘛教，廣興佛寺，大做佛事，國家財政總費用竟然有2/3都用在佛教上；還有專門要供養那些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蒙古貴族與色目貴族而實行的賞賜製度。元帝對這些“生育機器”特別得大方，為此，元武宗海山在一年不到的時間內花去鈔820萬錠，而當時元帝國每年的國庫收入也隻有280萬錠，也就是說僅僅一年元廷財政赤字是財政收入的2倍。到了元仁宗時更為嚴重，仁宗一年就用掉2 000萬錠，寅吃卯糧，就是說皇帝一年就用掉了帝國未來近10年的財政收入。如此情勢，就是父親和爺爺將兒孫的錢財都花了。元朝的財政早就已經千瘡百孔了。

　　為了解決與彌補巨額的財政虧空，解決好國家經濟危機，元順帝至正十年（1350），再度出任丞相不久的脫脫決定改革幣製，更換鈔法。當時吏部尚書偰哲篤向脫脫建議，印製新的“至正交鈔”來取代通行已久的“中統寶鈔”和“至元寶鈔”。具體做法是“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1 000文，楮幣為母，銅錢為子”。“脫脫信之，詔集樞密院、禦史台、翰林、集賢院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呂思誠言其不可，脫脫不悅”。祭酒呂思誠反對是有道理的，元初發行中統交鈔是以絲作母本的，中統元寶交鈔是以銀作母本，後來至元、至大鈔也都是以銀作母本。而偰哲篤的提議是以紙幣作母本，以新舊紙幣交換，因而使得至正交鈔成為沒有鈔本和無法兌取現金的紙幣，這就引發經濟癱瘓。可“大改革家”脫脫不懂這些，也不管這些，他執意要變換幣製，下令鑄造至正通寶錢和印製至正交鈔，以此來兌換舊錢，這就等於讓老百姓用舊鈔去換新鈔，民間稱之“鈔買鈔”。政府不斷發行新紙幣，紙幣急劇貶值。據說當時在元大都，鈔10錠都還買不到1鬥米，新幣等於一堆沒有用的廢紙，“物價騰踴，價逾十倍。又值海內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軸轤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複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鬥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老百姓生活水深火熱，大元帝國經濟瀕臨崩潰。因此說，脫脫的“變鈔”改製實際上稱得上是出於好心辦了件壞事。

　　脫脫出於好心辦的第二件“壞事”就是對黃河的整治。元順帝至正四年（1344），黃河白茅堤決口，河水不僅淹沒了兩岸大片農田，還侵入了附近的會通河與大運河，並“延袤濟南、河間”。當時，這一帶是大一統帝國漕運的中間地帶，元大都的糧食大多來自於南方，通過大運河漕運到大都北京。現在黃河決口了，等於毀了山東段的大運河的漕運係統，換句話來說，黃河決口給大運河漕運來了個攔腰“切斷”，進而使得京城官員與普通百姓的吃穿都成了大問題。這還不是最為關鍵的，中國有句古話：“屋漏偏逢連天雨。”大元帝國此時正值經濟最為枯竭的時候，而山東及運河沿河地區擁有許許多多能夠給大元帝國帶來滾滾財源（鹽稅）的鹽場，由於黃河決口從而導致其遭受巨大的損害，這就不僅影響了元帝國的漕運和沿河鹽場的征稅，而且還危及了元帝國的社會經濟秩序和經濟命脈，“妨國計甚重”。更有一大頭疼問題所必須麵對的，那就是黃河決口，災民增多，大一統帝國的穩定大受影響。這一切，怎讓元廷不急呢！“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略。”

　　說是訪求治河方略，講得直白一點就是要大臣們拿個治理黃河決口的方案來。可大元帝國從上到下已經徹底腐敗了，這樣救災如救命的事情給拖了整整六年，直到脫脫複出丞相時，事情才算有了眉目。在這過程中，黃河又連年決口泛濫。至正十一年（1351），河南歸德知府觀音奴上奏朝廷，請求修治黃河，將河水導入故道。脫脫聞聽此訊，“即言於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就是說元順帝十分讚賞脫脫為國為民主動請纓的舉動，並委任他總負責治河之事。脫脫領旨後，隨即派了工部尚書成遵到河南等地走了一圈。成遵回來對脫脫說：治河工程不能搞！理由是：一來要想整治好黃河，工程量實在太大了；二來現在南陽、安豐一帶“盜賊成群”，一旦開工了，要是“盜賊”與修治黃河的河工挑夫結合在了一起，弄不好這就成為天下大亂的決口。脫脫聽後很不高興，因為“變鈔”改製失敗了，他正憋了一股子勁想做個大工程，來換回自己的聲譽呐。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他將成遵貶為長蘆鹽運使，另外去征求水利專家賈魯的意見。

　　賈魯以前當過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巡視過被黃河水淹的郡縣，曾設計了治河之策。後來他又擔任過行都水監，奉旨再次巡視黃河河道，研究當地地形，擬定了兩套治河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簡單地加固北堤，暫時遏製黃河泛濫，其優點是省工省事又省力，缺點是治標不治本；第二套方案是徹底“大修治”，使黃河河水暢通東流，複歸故道，其優點是基本上根治黃河水患，但其缺點也不小——費時費工費錢。

　　脫脫是個“大手筆”的改革家，當然要采納“大修治”方案了。於是元廷任命水利專家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於至正十一年四月在黃河決口附近區域征發了汴梁、大名十三路的民夫15萬，外加從廬州等地征調了2萬多名的服役戍卒，共計17萬人聚集到了今天河南省蘭考縣有個叫黃陵岡的地方，開始動工治河——將那裏280裏長的河道挖深疏通，讓河水改回舊道。“其費以億萬計，府庫為空”。更有，將17萬人聚集在一起，殊不知無形之中卻犯下大忌。這就叫做在不恰當的時間裏辦了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如果說元順帝時代的大元帝國是個隨時都可能爆炸的火藥桶的話，那麽後麵要講到的白蓮教領袖韓山童與劉福通就是這個火藥桶的點火者，而那時力主大治黃河的脫脫則是這個爆炸火藥桶的導火索安裝者。

　　〇“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正當元順帝和宰相脫脫陶醉於將“治黃工程”做大做強的美景之中，可能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那個治黃工地反起來了。這些該死的愚民，太不理解我們帝國政府的“苦衷”和一片“愛民如子”之心，整治黃河本是件利國利民和功德無量的大好事，你們不好好地幹活，反而造起反來，國家大事豈是你們這些愚民匹夫所能關心的？真實愚蠢透頂，無可救藥。

　　在大都皇宮裏的皇帝老爺當然是不理解民眾為什麽不修治黃河反而造起反來了。天高皇帝遠，他們哪兒知道：治黃工地上的近20萬草民本來就飽受官府的欺壓，很不情願地被官府強製征發來修治黃河，所以史書描述當時的情景是“驅夫如驅囚”，即說將近20萬民工趕到治黃工地上就如同驅趕囚徒一般。到了工地幹的都是極其繁重的體力活，“手足血流肌肉裂”，可他們連肚子都吃不飽，因為元朝官場太黑，貪汙成風，應該發放到工地上的民工糧餉被一層層地克扣了，好多民工或因饑餓而死，或病死，“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於天”。但督官監軍可不管民工的死活，催著、趕著甚至用皮鞭和武器打著民工去“開河”，民怨沸騰。

　　當時有首民謠是這麽唱：“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還有一首從京師到江南人人會唱的《醉太平小令》這般描述道：“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就在這一點就能炸的火藥桶一般的治黃工地上，有人正在秘密地點起了導火索——那就是白蓮教主及其信徒。

　　白蓮教、明教和彌勒教三教合一：“明王出世”“彌勒降生”白蓮教本於白蓮社之說，出自佛教淨土宗。其教義是說，西方極樂世界裏的白蓮社供養著阿彌陀佛，誰要是念了一聲阿彌陀佛，便可免除幾十億劫生死重罪；如果平日裏還能經常念佛持戒、好好修行、多做善事的話，那麽死後就可被“淨土三聖”即阿彌陀佛、觀音和勢至菩薩迎往到西方極樂世界淨土白蓮池去，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因而其也被人稱為“往生淨土”。

　　白蓮教創於公元5世紀初，到12世紀時糅入了天台宗的格言，不飲酒，不殺生，忌蔥乳，等等，漸漸發展成了後來人們所熟悉的白蓮教。因其與明教教義十分接近，兩者後來就混在一起。

　　明教又名摩尼教，也名末尼教、牟尼教、二尊教和明尊教等，公元3世紀由古代波斯人摩尼（Mani）糅合了瑣羅亞斯德教、基督教和佛教等教義而創立。

　　摩尼教，看過金庸武俠名著《屠龍倚天記》的朋友可否記得其中的這樣幾句話：“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這裏邊就濃縮了摩尼教教義的精華，崇尚光明神，其具體形在就是日、月，光明神的使者就是摩尼光佛或稱具智法王。

　　摩尼教教義的核心為“二宗三際論”。“二宗”指的是光明與黑暗，也就是善與惡、理與欲；“三際”為初際、中際和後際，用現代英語的表達即為過去時、現在時和將來時。初際時沒有天地，隻有明暗，明性知慧，暗性癡愚，明暗兩宗處於對立狀態；中際是指現在時，暗的力量不斷地擴大，大大地壓迫著明的力量，縱情肆意，形成大患。就在這個時候，明王出世了，將暗的勢力、暗的力量趕走；後際是指將來時，經過鬥爭後，明暗二宗各複本位，明既歸於大明，暗亦複歸於積暗。由於摩尼教崇奉的神為明王，向往光明，故又被人稱為明教。

　　從摩尼教的教義核心不難看出，這是一個充滿反抗性和向往美好未來的宗教，因此它在傳播過程中很受社會底層百姓的歡迎。

　　明教傳入中國大致在唐朝武則天時代，當時的明教教規是，不設立偶像崇拜，也不拜鬼神，吃齋念佛，嚴禁殺生，教徒們穿戴白衣白帽，天黑了才吃飯。因為當時崇信明教的以回鶻人為多，而回鶻人又幫助唐朝打仗有功，故而明教在那時受到了保護。但到了唐武宗“會昌滅佛”時，明教也隨同被禁止，由此開始，它就成了秘密宗教。

　　明教否定現世，主張通過鬥爭，開創清明新世，其最為響亮和激動人心的口號為“明王出世”；故而宋元之際明教在秘密傳播與發展過程中吸引了大批的底層窮苦百姓，他們不斷地組織發動起義，但先後都一一遭到了鎮壓。

　　明教後來又與彌勒教和白蓮教混合在一起。

　　彌勒教也是出於佛教淨土宗，根據佛教的傳說，彌勒曾經是個好國王，對老百姓十分慈仁。佛祖釋迦牟尼在世說法時，彌勒經常在旁認真聽法，是佛祖忠實的好學生。但自佛祖滅度（死）後，世界變壞了，各種各樣的壞事都出現了。不過佛祖滅度前曾經說過，大約要過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後，彌勒會下降人世而成佛；彌勒降生後，人世間又開始逐漸變好了。由此憧憬彌勒降世和好日子的來臨成為彌勒教的最大亮點，曆史上隻要人們一聽到哪個地方有彌勒佛出世，大家就搶著去參加起義。而信仰彌勒教的人也穿著白衣服，戴著白帽子，燒著香；更有意思的是，他們也相信世界上有明暗、好壞兩種力量在不斷地鬥爭著，這樣的宗教主張與明教或摩尼教的教義幾乎混同了。

　　無論是彌勒教的“彌勒降生”，還是明教或摩尼教的“明王出世”，都是以現實為黑的和暗的為前提，而要想改變黑的和暗的現實，走向美好的明的未來，就必須要起來鬥爭，趕走黑暗。因此宋元之際明教或言白蓮教一類的宗教起義此起彼伏，綿延不斷，而“明王出世”和“彌勒降生”成為當時吸引人們參加起義鬥爭的最為通俗和最為響亮的號召。

　　“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白鹿莊密議、潁州起義與北方紅巾軍就在大元帝國因“變鈔”與“開河”弄得民怨沸騰之際，南方白蓮教首領彭瑩玉和北方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及其門徒劉福通、杜遵道、羅素文等抓住時機，組織準備發動大規模的反元武裝起義。

　　韓山童，河北欒城人，祖上信奉、傳播白蓮教。在韓山童爺爺時，因為組織白蓮教徒燒香敬神，韓家被官府謫徙廣平永年縣，由此白蓮教就在河北永年一帶秘密傳播開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到元末時，教主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北、河南以及江淮一帶的平民百姓“皆翕然信之”。

　　元廷將要開挖黃河故道的消息傳出後，韓山童與門徒編了一首童謠：“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秘密派遣教徒上河南、河北一帶去傳唱；並在暗中鑿了一個隻有一隻眼睛的石人，背上刻有這樣幾個字：“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然後令人偷偷地埋在黃陵岡附近的黃河故道上。接著又派遣幾百個教徒到修治黃河工地上，宣傳“彌勒降生”“明王出世”，號召人們起來反抗元帝國統治。

　　再說河工們本來就一肚子的不滿與怨氣，開挖黃河故道工程開啟沒多久，果然挖到了一個隻有一隻眼睛的石人，且背麵還刻了字，由此整個工地一下子沸騰起來，隨之整個中原大地人心浮動。

　　這時，韓山童和劉福通、杜遵道等人正聚集在潁州境內等候消息。聽到黃陵岡工地“炸開鍋”了，他們迅速在白鹿莊召集教徒3 000人，頭裹紅巾，豎起紅旗，斬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韓山童自稱是宋徽宗八世孫，現在應該出來當皇帝了；劉福通自稱是宋朝大將劉光世的後代子孫，現在應該出來輔佐韓山童恢複宋朝江山，他們甚至還在旗幟上書寫這樣的對聯：“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大家推奉韓山童為明王，準備擇日正式起義，推翻元朝的黑暗統治。

　　〇劉福通潁州起義——1351年

　　正當大家組織起義之際，不料走漏了消息，當地地方官府立即進行搜捕，韓山童脫身不及，被捕犧牲，他的妻子楊氏帶了兒子韓林兒乘亂逃出，躲入武安山中。劉福通率領眾教徒苦戰突圍，於至正十一年五月初三日攻占潁州，元末農民大起義正式爆發。因為當時劉福通的起義軍將士全都頭裹紅巾，身穿紅襖，打著紅色旗幟，故被人稱為紅巾軍或紅軍；又因為起義軍絕大多數將士信奉白蓮教，燒香拜神，故又被人稱為香軍。

　　元廷聽到劉福通攻占潁州的消息後，當即命令樞密院同知赫廝、禿赤領阿速軍6 000人馬和各路漢軍一起南下。阿速是綠眼睛回回人，來源於今天的高加索北部地區，當時人稱其為阿速人，他們善於騎射，向來以精悍著稱。所以當時元朝統治者以為，隻要阿速軍動動手，紅巾軍根本就不是他們的對手。不過為了防止萬一，元廷還下令：阿速軍南下時，河南行省徐左丞率領省內軍隊，配合阿速軍一起去討伐紅巾軍。可元朝統治者根本沒想到的是，昔日不可一世的大元軍隊早已腐敗不堪了，三個領兵討逆的將軍一路走著，一路喝著美酒，再弄些漂亮的妹妹一路玩著；將領在開心地忙著，士兵們可也沒閑著，一路走，一路打家劫舍，亂哄哄地來到了淮北地區，還沒有緩過神來，遠遠望見潁州城內外一個個如猛虎下山的紅巾軍戰士。主將樞密院同知赫廝頓時嚇破了膽，趕緊調轉馬頭，揚鞭高喊：“阿卜！阿卜！”阿卜是少數民族語，意思是趕緊逃。主將一逃，其他的人還怎麽肯作戰，也跟著一起逃啊。這時劉福通率領潁州紅巾軍乘勝追擊，相繼攻占了亳州、項城、朱臯、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葉縣、舞陽、汝寧、光州、息州等地，一下子將起義軍發展到了10多萬人。

　　中國曆史上成本最小的農民起義——徐州起義由於元末白蓮教在黃淮地區、長江流域的廣泛傳播，所以當至正十一年五月，劉福通最先在潁州發動紅巾軍大起義後不久，黃河流域、大江南北蟄伏著的白蓮教組織領袖迅速響應，遙相聲援。八月初十日，芝麻李、趙均用和彭大在徐州發動紅巾軍起義；同年八月彭瑩玉、徐壽輝和鄒普勝等在蘄州發動紅巾軍起義，等等。在這一係列紅巾軍起義當中，要說起義最早的就是劉福通那支紅巾軍，要說起義最為輕鬆的、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成本最小的就要數徐州起義軍。

　　說到徐州起義，我們不能不說一下其首創者芝麻李。芝麻李是一個人的外號，他原名叫李二，江蘇邳州人。有一年發生了饑荒，到處都有人餓死，當時李二家裏有一倉的芝麻，看到奄奄一息的饑民，他就將家裏的那倉芝麻全部賑濟給了快要餓死的災民，贏得了眾人對他的尊敬，大家親切地叫他“芝麻李”。

　　芝麻李不僅為人慷慨大方，而且對時勢還有著深邃的洞察力。有一天，他跟鄰居人稱趙社長的趙均用這麽說道：“當今朝廷大搞工程，上了工程就要做大做強，可老百姓遭罪了，又沒有地方去訴苦。最近我聽說潁州一帶已經爆發了紅巾軍起義，元朝軍隊對付不了，拿他們沒轍。依我看，當今的局勢，正是我們男子漢大丈夫成就一番事業、謀求榮華富貴的大好時候！”趙均用聽後，想了想，便說：“如果我們想做造反起義這樣的大事，就你我兩人那可不行。依我看，城南的彭大勇敢又有膽略，應該將他找來，或許有什麽更好的辦法。”芝麻李聽了，覺得這個主意不錯，於是就讓趙均用去找彭大商議。

　　趙均用來到城南彭大家時，彭大正在家裏磨刀。趙均用覺得十分好奇，隨口便問：“你磨刀幹什麽？”彭大說：“天下大荒，州縣老爺說要體恤我們，關愛弱勢群體。我們天天等著救濟，可人都快要餓死了，他們連個鬼影子也見不著。家裏實在也沒什麽東西可吃了，我想磨好刀，到山上去砍些柴火，然後入城去換些米吃，這樣也就不被餓死了。哎，天下什麽人的話都可以信，你可千萬別信官府裏人說的話啊！”趙均用聽到這裏，覺得有戲，隨即繼續“開導”：“彭大，我看你膂力過人，哪個地方不能吃飽飯？”看到彭大吃驚地看自己，趙均用更來精神了，繼續說道：“你要是能跟我們一起謀事，豈止衣食無憂，榮華富貴你不想要都不行啊！”彭大聽懂了，馬上反問：“你說的我們當中有芝麻李嗎？”趙均用說：“當然有啊！”彭大聽後哈哈大笑，當即說道：“有芝麻李，我就參加一起幹！”趙均用馬上將彭大引見給了芝麻李。彭大又引薦了其他一些鐵哥兒們，一共8個人，他們對天發誓，歃血為盟，共舉義旗，並約定八月十日舉行起義。

　　到了約定的那一天，芝麻李、趙均用等8人扮作挑河夫，三三兩兩地向徐州城走去。走到城門口，城門守衛一看，8個人穿得破破爛爛、髒兮兮的，就拚命吆喝他們趕緊滾開。芝麻李、趙均用等裝作可憐相，哀求道：“我們是挑河夫，路過這裏，借宿一夜也不行？”城門守衛被問得啞口無言，隻好讓他們一一入城。到了夜裏，按約定8人中的4人乘著夜間黑燈瞎火的有利條件溜出了徐州城，另外4人則留在城內。半夜過後的四更天時分，留在徐州城裏的那4人首先點起了四堆火，城外的4人見到城內的信號發出了，他們馬上在城外也點起了四堆的火作回應。隨後城內城外8人大聲高喊，“著火了！著火了！”這下可好了，原本一片寂靜的徐州城頓時亂作了一團，“什麽？著火了，快跑，快……”人們亂了，駐守在徐州的元軍也亂了。留在城內準備起義的4人乘著混亂之際奪取了守城元軍的武器，亂殺亂砍，並打開了城門。早就等候在城門外的另外的4人迅速衝進城裏，他們一起拚殺。因為徐州城裏元軍一點準備都沒有，還沒有弄清楚怎麽一回事，卻早已亂成了一鍋粥，8個起義者越殺越勇，到天亮時他們已基本上控製住了徐州城。這可能是中國曆史上成本最小的農民起義了。第二天起義者也樹起“紅巾”大旗，徐州城裏城外正在死亡線上掙紮的老百姓紛紛參加徐州紅巾軍，據說，當時一下子就雲集了百來萬人。隨後徐州起義軍搭起了浮橋，“四出掠地，亦奄有徐州近縣，及宿州、五河、虹縣、豐、沛、靈璧，西並安豐、濠、泗”，聲勢十分浩大。

　　另外三支北係紅軍：北瑣紅軍、南瑣紅軍和濠州紅軍徐州位於劉福通首義地潁州的東邊，處於黃淮流域的核心地帶。芝麻李等發動徐州起義，等於給元帝國這個已經著了火的火藥桶上澆上了一大盆油，北方紅巾軍起義烈火越燒越旺。至正十一年十二月，河南鄧州布販子王權又名王三聯合張椿等在鄧州、南陽一帶發動起義，相繼攻占唐州、鄧州、南陽、嵩山、汝州等地以及河南府即洛陽，人稱其為“北瑣紅軍”。與“北瑣紅軍”名字相對稱的叫“南瑣紅軍”。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有個叫孟海馬的在湖北發動起義，攻占均、房、襄陽、荊門、歸、峽等州，人稱其為“南瑣紅軍”。

　　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興、孫德崖、俞某、曹某、潘某5人在安徽定遠起兵，隨即攻克濠州城。

　　無論是徐州起義軍，還是北瑣紅軍、南瑣紅軍和濠州起義軍，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崇奉韓山童的那個白蓮教派，頭裹紅巾，燒香拜佛，因此也被人們稱為紅巾軍、紅軍或香軍；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劉福通的節製，故這些起義軍通常又被人稱為北方紅巾軍或言東線紅巾軍。

　　袁州起義與南方紅巾軍與北方紅巾軍遙相呼應，那時活躍於長江流域中下遊地區的農民起義軍，則是崇奉彭瑩玉的白蓮教派，史稱其為南方紅巾軍或言南係紅巾軍或言西線紅巾軍。

　　南方紅巾軍之所以能組織起來、發動起義，首先要歸功於其精神領袖彭瑩玉。彭瑩玉，江西袁州（今宜春）人，出生於一個普通的農民家裏。據說他出生時還特別異樣，那一天深夜二更左右，天上正下著大雪，忽然間天空中閃現出紅光，紅透半邊天，將南泉山山民與附近的慈化寺裏的和尚都給驚呆了，大家不知道這是怎麽一回事。第二天天亮後，慈化寺有個60多歲的彭姓老和尚因為善於觀察天象，就將附近村民召來問問：“昨夜天象不一般，你們村子裏有沒有哪家失火啊？抑或有其他什麽事？”其中有個村民回答道：“村上倒沒什麽事，昨夜我家媳婦給我生了個兒子。”彭姓和尚聽後大喜，問道：“你是否舍得將令郎送入佛寺來，做我的徒弟？”那村民沒加思索就答應了。

　　大約到了10歲時，那孩子被送入寺廟，跟著彭姓和尚學佛，改名為彭瑩玉。據說彭瑩玉從小就聰明，與小夥伴玩耍時，常常能預言未來之禍福，且一一都應驗。15歲那年，南泉山下忽現一股清冽的泉水，那時剛好發生了疫病，彭瑩玉就以泉水為人治病，好多病人都給治好了，因此袁州當地的百姓都將彭瑩玉當做活神仙。但實際上彭瑩玉卻在暗中信奉起了白蓮教，並將“彌勒降生，明王出世”的思想灌輸給他的信眾。據說在寅年寅月寅日寅時（一說至正四年），彭瑩玉與他的徒弟周子旺組織了5 000名門徒在袁州發動了反元武裝起義，起義者每人背上都寫上一個大大的“佛”字，以為就此就有了佛神的保護，可以刀槍不入了。哪知起義剛發動，就被元朝官兵給鎮壓了下去。周子旺及其妻子、兒子等都一一遭到了殺戮，彭瑩玉在百姓們的掩護下迅速地逃離袁州，潛往淮西，並在那裏潛居下來。當地官府耳聞之，派人前去搜捕，但淮西人爭相出來掩護他，終使官府一無所獲。彭瑩玉就利用這種有利的條件，不斷地在淮西和鄂東、湘、贛等地的底層百姓中傳播白蓮教，積蓄力量，準備再發動起義。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劉福通在潁州率先發動起義的消息傳開後，一直潛伏在淮西等地區進行傳教的彭瑩玉於當年夏天也組織教徒發動武裝起義，並將其勢力很快地擴展到了巢湖附近的無為等地。八月也就是那年徐州起義的同一個月，彭瑩玉徒弟、鐵匠麻城人鄒普勝、布販子羅田人徐壽輝（又名徐貞一、徐真逸、徐真一）在蘄州（湖北蘄春）發動起義，相繼攻占蘄州城、蘄水縣（湖北浠水）和黃州（湖北黃岡）等地，並在蘄水建立政權，取佛教中西方淨土蓮台之意，設立蓮台省，定國號為宋，後改名為天完，年號治平，徐壽輝稱皇帝，鄒普勝為太師。

　　當時南方紅巾軍祖師爺彭瑩玉正在江淮進行反元鬥爭，聞聽蘄水農民政權建立，他也來到蘄水。由此南方紅巾軍開始兵分兩路，一路由太師鄒普勝率領，進攻武昌、江陵等地；另一路則由彭瑩玉、項奴兒帶領，從長江中遊出發，順江東向，一路勢如破竹，相繼攻取了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和浙江等地，大約在至正十二年（1352）夏秋之際，占領江南重地杭州。他們“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於簿籍”，而對於官“府庫金帛，悉輦以去”，沉重地掃蕩了元朝在江南地區統治的反動勢力。

　　正因為南方紅巾軍有著相當好的紀律，所以當時成千上萬掙紮在死亡線上的貧苦百姓爭相積極參軍，“眾輒數萬，皆短衣草屨，齒木為杷，削竹為槍，截緋帛為巾襦，彌野皆赤”。這就是說當時數萬個穿了短衣粗布的平頭百姓，用牙齒將木頭咬一咬就當做作戰用的杷子，將竹子削一削就製作成槍戟，扯一塊紅布往頭上一裹就成了紅巾軍戰士，因而漫山遍野到處都是紅巾軍。由於這一支隊伍最早是由彭瑩玉在南方地區培育、發展起來的，他們也崇奉白蓮教，燒香拜佛，相信“彌勒佛下生，當為世主”，因而也被人們稱為紅巾軍、紅軍或香軍。但他們又不受北方劉福通紅巾軍節製，為了區別起見，人們往往稱他們為南方紅巾軍。

　　浙江溫台地區的方國珍起義除了紅巾軍係統外，當時還有一些沒有任何宗教外衣為掩護的元末起義軍，其中以浙江溫台地區的方國珍起義最為出名。

　　在元末大起義中要說後來稍成氣候的最早起義者就數方國珍了。方國珍，浙江黃岩人，身材高大，體白臉黑，力大無比，疾走如飛，能追趕飛奔的野馬。方家世代以海上販鹽為主業，但在父親當家時方家似乎不如以前了，靠租佃別人的田地為補充生計。

　　由於元朝統治者不僅實行極端的種族歧視與種族壓迫，而且還推行了反動的等級壓迫政策。譬如規定佃戶對田主有著十分強烈的人身依附關係，田主可以私設刑堂，任意淩辱捶打佃戶。要是一不小心把人給打死了，怎麽辦？也沒什麽要緊的，元朝法律規定：田主打死佃戶，隻處於杖刑一百七，賠付燒埋銀即喪葬費五十兩銀子即可，不需要償命。正因為有著這樣的法律規定，江南一些地方出現了佃戶生兒給田主當役使、生女充作奴婢或妻妾的不堪境況，甚至還有的佃戶被田主當做財物一般，要麽用以典當、要麽用以買賣，與當時元朝通行的奴隸——“驅口”一般。更不用說平時的日常相互之間的禮數講究了，佃戶就得謙卑得不能再謙卑了，而浙江溫台地區在這方麵的講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有一次小方國珍與他的父親一起在大路上走著，忽然間迎麵來了他們的田主。方父趕緊退避大路，連作揖也不敢，而是低著頭，偷偷地看著田主走過了，他才回到大路上繼續前行。這事在方國珍心裏留下了很深的烙印，長大後他問父親：“田主是人，我們也是人，你何必要那麽低三下四？”方父說：“我養活你們兄弟幾個靠的是什麽？不就是從田主那裏租來的田地麽，所以說我們佃農不能不對他恭恭敬敬！”方國珍聽後很不高興，但他沒說出口。方父死後，方國珍兄弟四人齊心合力共同創業，原本貧寒的方家漸漸地摘掉了貧苦戶的帽子了。但方國珍兄弟卻始終記得田主當年那副不可一世的樣子，一直想著法子要出出那口惡氣。

　　他們先在家裏做了一些美酒，用來專門“招待”前來索債的田主。有一天，田主帶了一個仆人來到方家，方氏兄弟笑臉相迎，美酒相待。先是集中目標，將仆人灌倒，然後再將他扔到酒缸裏。接著，他們對田主也如法炮製。主仆兩人就此在酒缸裏躺著，再也沒有起來。過了幾天，田主家人發現不對勁，怎麽老不見討債的回家，於是就趕往方家來問問。方家人說：“早就走了，好像說到別的什麽地方去討債了。”可方家的鄰居卻說：“他們見到主仆二人進去，可沒見著他倆出來。”田主家人回家又等了幾天，還是杳無音信，最後沒辦法隻好報官。官府派出人馬前來方家緝拿嫌疑犯，方氏兄弟三下五除二地將官差給殺了。官府老爺見官差有去無回，不知發生了什麽，隻好自己前來看看，沒想到一到方家，也被殺了。方氏兄弟見到事情“做大做強”了，勢態也變得越來越嚴峻，幹脆來個兩腳開溜，亡命海上。

　　元順帝至正八年（1348），有個叫蔡亂頭的海盜橫行於浙江、福建一帶海域，當時官府發兵前去清剿。這時方國珍家過去的冤家出來告官，說：“方家私通海盜蔡亂頭！”私通海盜按照當時的法律來講，是一項十分嚴重的犯罪。方國珍聞訊後怒火中燒，當即找到冤家並將其殺了個精光；而後又與哥哥方國璋、弟弟方國瑛、方國瑉一起聚集了數千號人，正式公開打出反元旗號，發動武裝起義，“劫運艘，梗海道”，數敗前來征討官軍，立足於溫州、台州、明州（即今天的寧波）一帶，成為東南地區的一大海上梟雄。

　　“黃軍”與徐州之役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元朝各地官員的緊急奏報如雪片般地飛進了中書省。宰相脫脫看到來自各地的“警報”，也急了，但他不敢說啊。為什麽？因為就是他力主上馬“治黃大工程”匯集了十幾萬人而最先惹的禍，他怎麽能說得出口？所以當糊塗皇帝元順帝聽到什麽紅巾軍造反的傳言時，他就問宰相脫脫有沒有這個事？脫脫說：“自從陛下君臨天下以來，國泰民安，陛下放心，不用勞這個神，您就留心您的聖學好了。”但還是不斷有紅巾軍起義的傳聞傳到元廷裏來，於是元順帝再去問脫脫：“我大元天下是不是到處有人在造反？”脫脫還想隱瞞，但這次被他的政敵戳穿。大元天子終於發火了，責問脫脫：“你曾經對我說天下太平無事，現在天下一半地盤被起義的紅巾軍給占了。作為宰相，你對這樣的局麵有何高招？”脫脫聽到這裏，頓時汗流浹背。沒過多久，他向元順帝主動請纓，要統帥元軍南下，圍剿紅巾軍。

　　因為在起義的這些紅巾軍中，當時徐州起義軍處於最北的一支，所以脫脫南下的第一戰就是徐州了。據有關資料上講，當時脫脫統帥的元軍有幾十萬，有的書上說百萬人。但即使這樣規模的隊伍能不能打勝仗呢？主帥脫脫心裏沒底。說來也巧，剛好有個叫逯善之的淮東元帥向脫脫獻計說：“前番我大元官軍吃了敗仗，主要原因是我們的將士從北方來到江淮一帶，水土不服，丞相應該到沿海一帶的鹽場去招募鹽丁，將他們組織起來，作為進攻的主力，或許就能打勝仗。”可淮東有個大款叫王宣的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說：“鹽丁本來就是一介野夫，丞相你不如到城鄉各處去招募那些身強力壯者，將他們武裝起來，肯定能打勝仗！”脫脫聽後覺得兩人講得都有道理，於是下令各招募30 000人，為了在戰場上能與紅巾軍相區別，脫脫規定：招募來的人頭戴黃帽子，身穿黃衣服——人稱“黃軍”，隨即對他們進行適當的訓練。經過一段時間，覺得時機差不多了，脫脫下令由“黃軍”領頭，對已被百萬元軍包圍了的徐州城發起了猛烈的攻擊。當時戰鬥雙方在徐州打得異常慘烈，但因為元朝軍隊實在太多了，15天後，徐州城失陷，芝麻李、彭大、趙均用等各自逃出。

　　元軍入城後進行了屠城，好多無辜的百姓慘遭殺害，弄得整個徐州城一片蕭瑟，以至於以後花了幾十年的時間都還沒恢複過來。明英宗正統年間有個文人經過徐州時，發現那裏還是一片蕭條，亂墳遍地，野草叢生。

　　徐州之戰取勝後，元廷頓時來勁了，馬上調阿吉剌太尉率領兵馬進逼徐州西邊的汝寧。汝寧紅巾軍力戰不敵，被迫撤出汝寧城。這時元廷派出的由鞏卜班平章率領的數萬元軍也迅速跟進，駐屯汝寧的沙河岸邊。此時的元軍經曆了徐州之戰、汝寧之戰的兩次勝利，正處於誌得意滿的興奮期，“日夜沉溺酒色，醉臥不醒”，哪知道距離不遠的紅巾軍首領劉福通早就偵查到了這一切，乘其不備，夜間突然發起了襲擊。元軍頓時大敗，死傷無數，就連主將鞏卜班也丟命於戰亂中。由此元軍撤退數百裏，屯紮於項縣。

　　元廷聞訊後，命宰相脫脫弟弟、禦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為代理總兵，率領30多萬精兵，“銀物帛，車數千輛，河南北供億萬計”，以絕對優勢的兵力與裝備南下征討，進駐到汝寧沙河，夢想奪回被劉福通占領的城池。但也先帖木兒是個毫無軍事本領和政治才幹的家夥，全憑自己“紅彤彤”的家族和他那個做宰相的哥哥脫脫一手扶著才當上軍政大官的，現在突然間皇上要他領兵來前線，與不要命的底層草根作戰，他的心裏七上八下。他好不容易來到沙河前線，軍隊駐紮了快兩個月，但他就是不敢下令與紅巾軍開戰。

　　有一天夜裏，軍中有人大喊了一聲，也先帖木兒誤以為紅巾軍來偷營了，立即慌亂了起來，帶領親兵10 000來號人倉皇逃竄，軍資器械和糧運車輛以及那30萬兵士全給扔下。一路狂奔，一直奔到還在元朝人手中的汴梁城下，也先帖木兒這才稍稍歇了口氣。這時，守衛汴梁的文濟王已經聽到了也先帖木兒的消息，他來到城頭，對著猶如喪家之犬的也先帖木兒說：“你身為朝廷大將，卻見敵不殺，反而丟盔棄甲，自我潰退，這到底是哪門子的事？本王將上奏朝廷，彈劾你。至於汴梁城，也不是你們這些潰敗之師想進就能進的！”

　　也先帖木兒吃了閉門羹，隻好帶了他的逃軍來到了離汴梁40裏路的朱仙鎮，在那裏暫時駐紮了下來。元廷接到也先帖木兒不戰自潰的消息後，改派蠻子平章南下，接替總兵官之職，讓也先帖木兒回朝。回到大都北京的第二天，也先帖木兒好像什麽事也沒發生似地繼續到禦史台去當他的禦史大夫。

　　一個重量級的中央正部級領導幹部喪師失地、糟蹋國家巨額財富後居然如沒事似地繼續當他的高官或挪個地方、換個坑，美哉美哉地依然享他的清福，這個國家或政府離滅亡也就一步之遙了。

　　起義烈火燃遍大江南北與朱元璋絕處求生而與此形成極為鮮明對比的是反元武裝起義烈火卻燃遍了中原大地和大江南北，擇其主要列表如下：

　　〇精神王國裏的國王，心理大戰的常勝將軍

　　就在中原地區和江淮流域秘密組織的白蓮教徒紛紛發動武裝起義的時候，在外漂泊多年的朱元璋已經回到了家鄉的皇覺寺。與8年前剛入寺院時相比，此時25歲的朱元璋盡管從表麵來看依然一無所有，但多年的叫花子生涯和無數的磨難與挫折卻賦予了他更多的精神財富。

　　要飯是個什麽樣的活？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沒有經曆過，但誰都見過叫花子。他們要麽邊走邊要，要麽弄個破碗放在地上，見了路人不斷地說好話、磕頭，“行行好，可憐可憐我吧，我已經好幾天沒吃飯了”。這叫能說會道。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關鍵的本事，那就是要善於察言觀色，這個人心善，我向他（她）多纏幾下，說不定能多討點；那個人心底不怎樣，我知趣點，他（她）能給就給，不給我可千萬不能糾纏，否則弄不好什麽事都會發生。所以說叫花子最大的特長是“會說”又“會看”，洞察別人的心理，琢磨別人的心思。這種人很少有真實的心理表露。

　　南京前兩年有個記者通過暗訪，發現在新街口天橋底下有一群乞丐，每到夜市收攤時，他們就在天橋底下“盤點”一天的收獲，口中念叨：“這是孫子給的，這是女兒給的，這是外孫給的……”施舍的人一旦聽到了這些話，我想肯定會氣暈過去。如果將之與他們在白天乞討相聯係起來，我們真的會很迷茫：這些人內心到底想的是什麽？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是精神王國裏的國王，心理大戰的常勝將軍。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麽一些老乞丐被民政部門收容，可他們不願意；被公安部門遣送回原籍，他們又會馬上溜了出來。毋庸置疑，多年的乞討給予叫花子們不僅僅是本能生存所需的基本技巧，而且更多的是社會的閱曆經驗和人性的洞悉本領。這個我們從朱元璋後來的人生事業與大明帝國建立前後的一係列政策舉措中可以窺見一斑。

　　〇想做良民、順民都不讓做！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重回皇覺寺的朱元璋，史料沒有留下那些年他到底幹了什麽事，有人說他是在讀經念佛。但從事實來看，朱元璋似乎沒有多少佛學修養。而在他的“回憶錄”——如《高皇帝禦製文集·紀夢》和《禦製皇陵碑記》中對這段經曆也是一筆帶過。因此說，此時的朱元璋可能內心很迷茫，乞討、流浪了那麽多年，走過那麽多的地方，原來天下烏鴉一般黑，東山老虎要吃人，西山的老虎也要吃人，彼此彼此。就這麽個天下，你朱元璋不就是一棵任何人都可踐踏的野草、甚至可是說是草根，算了，還是在家鄉這個破廟裏頭混口飯吃，這就不錯了。但元朝實在是氣數已盡了，就像朱元璋這種處於社會極度底層、瀕臨生死一線之間的人，連這點微乎其微的願望和美夢都不能存久。

　　此時，距離朱元璋“修煉”較近的濠州城發生了郭子興起義。“起義”是現代漢語中的褒義詞，但在曆代統治者看來，那可是“十惡”大罪之首啊！一旦起義爆發，帝國王朝定會雷厲風行和不遺餘力地予以鎮壓，定會搞得起義地及其周圍雞犬不寧。可長期以來令人不解的是，離濠州城很近的皇覺寺裏的朱元璋卻沒有對起義有著很強烈的反應，而是平平靜靜地繼續當他的和尚。但大元帝國卻偏偏不讓他安寧，為了撲滅農民起義烈火，官方調兵遣將，圍攻紅巾軍，捕殺與紅巾軍“私通”的老百姓。

　　這時又一個中國式的“偉大神話”產生了作用——自古以來中國官場上就很重視數字遊戲，數字越大說明下級越有功，千萬別忘了向上級多報些。由於元朝軍政腐敗，軍隊不堪一擊，圍攻、捕殺紅巾軍無功，隻好弄幾個老實巴交的老百姓充充數。可精明的軍隊官員這時又發現了一大秘密，拿來充數的老百姓抓得越多，上級領導就越開心。可黃河決堤、瘟疫肆虐、災荒頻仍，哪來那麽多的老百姓可抓！不要急，和尚也可以充數。朱元璋早已耳聞了有些和尚莫名其妙地被抓去，當作造反的紅巾軍給殺掉了。從內心角度而言，這年頭提心吊膽的，過得真不是滋味，但又能去哪裏呐？兵荒馬亂的，哪兒都差不多，怎麽辦？朱元璋這邊的事還沒想出個子醜寅卯來，那邊又出事了，什麽事呢？那時郭子興的起義軍隊伍軍紀很不好，時不時地出來燒殺搶掠一番。有一次，朱元璋外出回來，發現本來已經破舊不堪的皇覺寺一轉眼間被大火燒了一大半，到處都是斷垣殘壁。他打聽了一下，才知是郭子興隊伍來過，頓時就渾身直冒冷汗。

　　〇6次搖卦下定決心投奔起義軍

　　巧不巧偏偏這個時候，朱元璋又接到了一封來自紅巾軍隊伍裏的信，信是他小時候的玩伴湯和寫來的。湯和在信中告訴他，自己已經投靠了濠州郭子興起義軍，不僅不要為溫飽問題發愁了，而且還在軍中當了個軍官——千戶長，這是個管理著一千來號人的軍中中層幹部。湯和在信中還勸朱元璋也去投軍，共圖富貴。

　　可朱元璋看了信後，似乎反應不是太強烈和太積極，他不露聲色地將湯和的信燒了。這也很正常，與造反者有書信聯係，一旦被官府知道，就要被治以“叛逆”同謀之大罪，不僅自己要被殺頭，而且還可能要被滿門抄斬，想起來就讓人不寒而栗。為防患於未然，朱元璋隻得趕緊將書信給燒了。但人生中常有這樣的事發生：你偏不想要見的人有時偏偏給碰上了；你最不希望發生的事，它卻又偏偏發生了。朱元璋燒掉湯和的來信，就是不想讓人知道有這件事。但就在當天晚上，他的師兄告訴他：“有人已經知道這件事，聽說這個人還想去告官。”這下可把朱元璋嚇壞了，這怎麽辦？怎麽辦？怎麽辦？他一連問了自己無數個“怎麽辦？”“太祖為訛言所逼，懼禍將及，出為元兵，恐紅軍至，欲入紅軍，畏元兵至，兩難莫敢前”。因為實在拿不出主意來，他就去找自己的朋友——後來明朝的開國大將周德興商量。周德興也沒有什麽好主意，但他有個提議，叫朱元璋去占一卜，算一卦，問問神看怎麽辦？不管你承認不承認，我們不得不說，占卜算卦在中國民間社會裏長期流行著，它是主流文化之外的不可或缺的“亞文化”，如果站在價值中立的理性角度來看，它有時還真能幫助人們去解決一些大事，甚至鼓舞人們的精神，成就一番偉業。朱元璋占卜問事就是這麽一個典型例子。

　　朱元璋怎樣占卜的，過於詳細的情況我們不得而知，但他後來留下了一篇《紀夢》的文章，較為詳實地描述了他占卜的經過。眾所周知，占卜必備的工具——“卦具”，這種東西全國各地不一樣，多數地方用的是銅錢，但有的地方用的是牛角，也有的地方用的是劈開的竹管片，朱元璋老家鳳陽一帶用牛角做的“珓杯”來占卜。占卜時往往占卜者雙手對應合攏，將“卦具”放在合攏的雙手裏，一邊搖晃幾下，一邊口中默默地念著所要問的事，然後將“卦具”扔在地上，一共三次。用來占卜的“卦具”就兩個一對，搖卦時出現的組合隻有三種情況：要麽兩個都是陽爻，要麽兩個都是陰爻，要麽就是一個陽爻一個陰爻。然後根據《易經》來看卦陣，判斷出未來事的吉凶。朱元璋似乎是對中國傳統的《易經》之類並不熟悉，他是這麽占卜的：首先發願，要是能活著逃離此地的話，就顯示出兩個都是陽爻；要是留下來好的話，就顯示出一個陽爻一個陰爻。他連投兩次，卦象是皆為陰爻，這就等於說，逃跑不好，留下來也不好。於是他想到：會不會神叫我自己起事？要是這樣的話，神您就明示給我兩個都是陰爻。於是他第三次投珓杯，卦象顯示兩個都是陰爻。這下可把他嚇得不輕，起事造反是要殺頭和滿門抄斬的，他不敢！他所希望得到的是兩個皆為陽爻，即讓自己太太平平地逃離出去。於是就有了第四次投下珓杯，結果卦象還是顯示兩個都是陰爻。這下朱元璋徹徹底底嚇蒙了，這可怎麽辦？再試試，也許前麵都搞錯了，這次要好了。於是他第5次投下珓杯，結果這次不成為卦象，一個珓站立，一個珓跑出了“範圍”。這時的朱元璋在想，看來神真的叫我起事造反咯？要是真叫我起事，神就顯示給我兩個陰爻。他默默地問著念著，手中第6次投下了珓杯，結果顯示果真是兩個陰爻。這下他終於下定決心——投奔起義軍。

　　§§第二章 龍飛淮甸發威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