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雲》係列之1——亂世梟雄

序言

　　拙著《大明帝國：從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書生皇帝朱允炆卷》（2009年版，以下簡稱《朱允炆卷》）出版後，承蒙廣大讀者朋友的厚愛，不僅暢銷於中國大陸各地和寶島台灣，而且還為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芝加哥大學等世界一流的高等學府和美國國會圖書館、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所收藏。所有這些都是當初我所不曾想到的，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2012年我到美國做講座時，還應邀對建文帝的相關曆史開了專場，贏得了海外朋友的肯定。對此，美國三大華文報刊《世界日報》、《星島日報》和《僑報》都曾做了專門的報道。能有這樣的結果，是海內外廣大朋友對我莫大的安慰與鼓舞。

　　拙著《朱允炆卷》是國內外第一部全麵介紹建文帝的專著，既然是第一部，又要全方位地把握好，確實不易。因為這位當政隻有4年的大明天子自失國後在明朝官方文書中基本上一直是個被扭曲的人物。大約到了400年後的清朝乾隆時期官方主流才正式為他“扶正”，但即使這樣，清人撰寫的《明史·恭閔帝本紀》及其相關傳紀也訛誤多多，語焉不詳。這些都是某些人封為圭皋的“正史”狀況，那麽野史呢？自明中葉起非官方的或言民間建文探尋之熱浪卻在不斷地湧動著，有關建文帝和建文朝史跡的書籍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版本越多，說法各異，曆史謎團也就越發撲朔迷離。正因為如此，要想寫好《朱允炆卷》談何容易？為此我陷入了深深的困苦之中。就在這時，我在南京的學業導師也是我的忘年交、原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潘群教授給予了很大的幫助與啟示：如實地將已知的建文帝之事寫出來，至於建文帝相關謎案目前揭秘到了何種地步，也一一呈現給讀者，讓大家一起來關注謎案，提供更多、更全麵和更有力的證據，或許不久將來人們真的一一揭開曆史的謎底。

　　就此，我對建文帝之謎問題開始了一一梳理。說實在的，在中國曆史上可能沒有哪個皇帝會像建文帝那樣擁有那麽多的謎，也沒有哪個皇帝像朱允炆那樣能引發海內外人們那麽多的探秘熱情。不過，倘若我們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有關建文之謎其實也不外乎下列幾個方麵：第一，朱允炆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皇帝？第二，建文“新政”到底怎麽啦？是不是如某些人所指摘的那樣破壞“祖製”和複古倒退，從而引發天下共憤，直接導致了燕軍“靖難”？第三，建文帝為什麽會失國？第四，建文帝最後下落如何？

　　（一）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問題：建文帝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皇帝？

　　按理說，一個皇帝的好壞自有公論，也有曆史典籍記載為憑。可明朝的這位皇帝卻實在是個謎，謎之症結就在於搶奪了他帝位的“好叔叔”朱棣上台後對建文帝朝官方檔案進行了肆意的清洗，而幾乎與此同時又開始在官書和官史中重新“勾勒”和塑造建文帝的形象，將其描繪成嗜殺成性、好色荒淫，甚至與禽獸相類的昏君闇主，是曆史上無法找出第二個比他更壞的皇帝。不過當我們讀到明代非官方人士對建文帝的描述時卻發現，其情況大相徑庭。

　　明代人曾記載道，“南京故老言：建文己卯、庚辰間，法網疏闊，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衢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樸實，尚義者多，其所漸靡者然也。”著名學者顧起元也這樣說道：“建文）時士大夫崇尚禮義，百姓樂利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闔，有得遺鈔於地置屋簷而去者。及燕師之日，哭聲震天，或死或遁，幾空朝署。蓋自古不幸失國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這怎麽可能？一個“荒淫、殘忍”的皇帝治理下的國家出現了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大治”景象；就連這個“壞皇帝”失國時也竟然“哭聲震天”。無獨有偶，明代著名史學家談遷在他曆史名著《國榷》一書中記載說：靖難之役後，朱棣進入南京，建文朝“其在任遁去者，463人”。清初學者穀應泰在他的史學著作《明史紀事本末》中也說：“成祖即位，編籍在任諸臣遁去者463人，俱命削籍。”而建文朝文臣投降朱棣的卻隻有29人，這實在是一個讓人迷惑不解的比例題與曆史謎案。更有近世以來，海內外此起彼伏地有人出來爆料，說自己是建文帝的後代，就連“老外”也不甘寂寞，前不久法國足球明星裏貝裏說自己是建文帝的後裔。

　　如果建文帝真是一個“壞皇帝”，誰願意出來將曆史的屎盆子扣到自己或自家祖先的頭上？我還沒見過有誰自己主動出來說我是曆史上某個大奸賊的子孫的呢！

　　因此，於史於理，我們都不難看出建文帝不是明代“正史”中所描述的“壞蛋”，而是一位很得人心的好皇帝。對此，清人在纂修《明史》和明史專家黃雲眉先生在撰寫《明史考證》時對以往的史料作了一番甄別與清理，已經有很大一部分還原於曆史的真相，這為今人全方位地正確認識建文帝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二）

　　那麽曆史上的建文帝為什麽會留下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曆史影像”？這就要我們從建文繼位與“建文新政”說起。

　　建文帝朱允炆是朱元璋的皇太孫，如果不是他父親朱標太子早亡的話，接替曆史上少有的強勢皇帝朱元璋帝位的應該是朱標，朱允炆理應是大明帝國第三代君主。但曆史的“無情”就在於它並不按照人們所設想的那樣發展。洪武晚年的一係列意想不到的“變數”，迅速地將個性文弱的朱允炆從大明帝國第三位君主的位置上“提升”到了第二位，由此也就將他“卷入”了曆史上重複出現的怪圈與漩渦之中——中國曆史上往往出現這樣的奇怪景象：開國皇帝後的第二代君主要麽經曆一番驚濤駭浪後才得以登位，要麽是在皇位上坐不久或不得安寧，甚至會影響到了整個王朝的壽命。秦朝二世而亡；漢初惠帝短壽；東吳主孫權死後皇帝如走馬燈地換個不歇；隋朝也是二世而亡；唐高祖武德後期發生了骨肉相殘；宋太祖臨終時居然上演了“斧聲燭影”一幕……明朝也不例外。

　　作為一代雄主的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似乎早就注意到了問題的潛在危險性，他在通過一係列的征伐與殺戮後，不僅確立了自己的絕對個人魅力效應——克裏斯馬型權威，而且還通過“洪武”尚武，嚴刑峻法治國理政，喪心病狂地大肆屠殺開國功臣勳將，其主要目的無非是為了確保大明帝國的長治久安。但朱元璋不知道，在傳統社會裏，建立在克裏斯馬型即“個人魅力效應”上的權威，是一種最不穩定的、“非常的”統治形式，它“是形容一個具有特殊品質，由於這種品質他超然高踞一般人之上，被認為具有超自然、超人的稟賦或至少是有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當這個具有特殊品質的“超人”、“偉人”向世人謝幕以後，極為自然地引發出權威危機。所以在明初經過三十多年的“洪武”之後，大明帝國居然朝著朱元璋初衷相反方向發展，出現了“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明史·葉伯巨傳》卷139），甚至是“無一日無過之人”的局麵。

　　對此，晚年朱元璋似乎也意識到未來君主所麵臨的治國的嚴峻性。在他看來，國家與社會的長治久安更需要的是“文治”，因此在洪武晚年他就適當地讓他所寄托“文治”厚望的皇長孫朱允炆參與國政。但就實而言，具有特殊品質的“超人”之後，最不穩定的、“非常的”統治形式“克裏斯馬權威”危機並沒有真正解決。恰恰相反，大明開國之初朱元璋樂此不疲地種植的“罌粟花”——分封製，隨著“後朱元璋時代”的到來卻結出了可怕的果子，大明帝國君位爭奪戰暗波洶湧。就在這樣的非常時刻，生性文弱的書生、隻有21歲的皇太孫朱允炆繼承了大統，並迅速地推行了以“永惟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和“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為施政綱領的“建文新政”。

　　“建文新政”這個說法最早是明史專家黃雲眉先生提出的，它是對建文朝實行的一係列維新舉措的總體概括，在筆者看來，至少應該包括“更定官製”、“寬和政治”、“寬緩刑罰”、“寬免賦稅”與推行“削藩”等五個方麵。

　　從整體角度來看，“建文新政”貫徹著一個核心精神，即“寬和”的“文治”。建文帝改變了朱元璋萬機皆親斷的做法，尊重文臣學士，放手讓臣下做事，擴大他們的權力範圍；從製度設計上建立約束規諫皇帝職能權限的左右拾遺；寬和對待大臣，虛心納諫和聽取不同意見；並以自身的人格魅力來感染人，注重禮教與德化，由此創造比較寬鬆的政治氛圍，初步確立新型的君臣關係；改革中央官製，提高文臣學士的政治待遇，給知識分子創造更多的仕進機會，從而使得建文朝廷的整體文化素質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與此同時，進行地方官製改革，“省並州縣，裁撤冗員”，減賦全國、減賦江南，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改輕刑典，寬刑疏法，糾正冤假錯案，緩和社會矛盾和穩定大明帝國的統治，等等。所有這些不僅僅是對洪武嚴刑峻法的糾偏，而簡直是一大“反動”，更是明王朝實現長治久安的一步關鍵。在建文帝治理下，大明帝國出現了中國曆史上不常有的天下大治之前兆——“市不拾遺”。如果不是朱棣叛亂的突然打斷，大明也很有可能迅速地出現中國曆史上第二個“貞觀之治”——“建文之治”了，甚至可能會出現君權限製意識之萌芽。

　　由此而言，在許許多多文臣學士看來，與將儒士位列妓女之後的元朝人和右武抑文、無端殺戮士大夫的朱元璋相比，建文帝就是百年難遇的仁德之君了。正因為如此，人們不難發現：建文帝失國之際，建文朝大臣壓倒性多數選擇了“出亡”或“殉難”，演繹了一出出極為悲壯的“建文悲歌”（筆者首創）。所有這一切，我們不妨將之歸結為“建文情結”（也是筆者所創新論）。而這一情結一旦形成，一直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之中，600年來有關建文帝出亡各地的傳言層出不窮，善良的人們都希望建文帝不死。

　　毋庸贅言，建文帝是一位有理想、有作為的人格品德高尚的“寬仁”君主，他也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一個好皇帝。但曆史的無情也就在這裏，一位在中國曆史上少之又少的好皇帝隻執政了四年，就匆匆地離開了政治舞台。由此拷問了一個古老的曆史命題：得人心者得天下，真乎？

　　（三）

　　“得人心者得天下”最早是孟夫子提出的，其原話為“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驅魚者，獺也；為叢驅爵者，鸇也；為湯武驅民者，桀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驅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孟子·離婁上》）在整個這段話裏，孟夫子為“得天下者”指出了一條成功的秘訣：要想得天下必須得其民欲得其民就必須得其心欲得民心就必須對其實施仁政，這就是孟子“得人心者得天下”理論的完整內涵。簡言之，“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此而言，似乎讓人覺得得天下就靠施仁政、行寬政即可成功了，可問題恰恰是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力矯洪武酷政，廣施仁政、寬政，最後卻失國了，這到底又是為什麽？

　　這裏既有建文帝個性上的缺陷——文弱，他是帝國“狼群中的羔羊”。而政治權力角鬥場向來是不會同情弱者的，因此說建文帝失國有著自身性格的缺陷，天生文弱的個性使他一次次地錯過了機會；又有治國理政實踐中他采納的指導思想不是“外儒內法”的漢代以後的儒學，而是方孝孺等人信奉的一些迂腐的先秦儒學主張，過分強調禮教、德治，對最大的也是最為陰險的政敵朱棣大講“親親”，即使到了“靖難”戰爭白熱化時，還要告誡自己的北伐將士：不要傷了朕之叔叔，讓朕背負殺叔的罪名。這簡直是將北伐將士的手腳全給捆住了，反而幫了政敵朱棣的大忙；再有就是用人嚴重不當，對於李景隆等“至親”過於信任與重用；而最高層領導班子中搭配也很不合理，建文帝靠著相投的趣味來組建他的領導班子，這樣就造成了建文朝廷領導核心全是書生，沒有人精通軍事。隨之也就構成了另一大致命失誤——沒有掌握好軍隊或言“槍杆子”。坦率而言，建文朝廷軍隊將領中不乏有勇有謀又善戰的軍事人才，如朱允炆的叔叔平安（朱元璋的養子）和瞿能父子等都是傑出的將才，可他們被壓在了“繡花枕頭”李景隆的下麵，直到戰事發生後才逐漸地被發現。但即使這樣，還沒有及時地得到大膽的提拔和盡其所能地發揮軍事作用，這就大大地製約了建文朝廷軍隊自身力量的有效發揮，挫傷了將士們的積極性，造成了他們越戰越沒勁而燕軍卻越戰越強的尷尬局麵，想來就讓人昏悶不已。（《明史·瞿能傳》卷142；《明史·平安傳》卷144）

　　其實在傳統社會裏，一個政權是否牢固與民心向背並沒有過分直接的關聯，絕不像孟夫子所說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它更多更直接的與是否掌握軍隊有關，換言之，誰掌握了槍杆子誰就掌控天下。建文帝政敵朱棣之所以能奪得天下，最關鍵的原因不是他多得人心——試想一個滅人“十族”、活剝人皮、挖人祖墳和輪奸別人妻女的魔鬼怎麽會得人心？由此追問下去：那朱棣靠什麽奪天下？又是靠什麽來穩住天下的？（前提是隻要它對占據人口多數的普通老百姓不過於暴虐）

　　答案還是軍事武力或言槍杆子！不過對於這樣的答案，有人可能要質疑了：建文帝在位時，軍事武力絕對優勢掌握在他那裏，而不是在朱棣手中呀，怎麽能說朱棣是靠掌握軍事才得了天下的？我想，這裏邊至少有三個方麵需要說明的：

　　第一，朱棣最初“靖難”的主要資本就是他“老爸”給的護衛軍事勢力和特殊的軍事優惠權，雖說建文帝上台後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並隨即對燕王府的軍事勢力進行了抽調和分解。但這是表麵上的，其實朱棣造反早在洪武二十三年時就已經起意，並開始有所秘密準備，真可謂蓄謀已久又樹大根深。而從他逆殺封疆大吏張昺、謝貴那一刻起與隨後打出的“靖難”大旗和一夜之間占據北平城等相關事情來看，皇位爭奪戰爭正式開始時建文朝麵臨的政治與軍事形勢已經是相當之嚴峻。

　　第二，朱棣奪得天下是靠軍事賭博賭來的。打了近四年的“靖難”戰爭，一直到建文三年底和建文四年初時，經人提醒，高皇帝的這位“好兒子”才領悟到，成功的秘訣不是一城一池一地的爭奪，關鍵的關鍵還在於利用建文朝廷軍隊重兵在外、京師空虛之際，直趨南京，占據帝國的心髒地區，然後號令天下。至於全國臣民如何反應？

　　第三，朱棣自起兵造反那一刻就滿口謊言，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忽悠了全國臣民。當然這種政治家的忽悠伎倆也沒什麽新鮮的，自古以來，奪得皇帝寶座或占據高位者多非善主，要麽卑鄙齷齪，陰謀多多，既強詞奪理又巧施粉飾，糊弄小民；要麽巧舌如簧、拉大旗作虎皮，欺世盜名，等到了功成名就之時再進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甚至對自己不雅的長相也要進行極度的“矯正”與美容，大明開國君主朱元璋就是這麽一個典型。那麽他的所謂的“好兒子”朱棣呢？簡直就是朱元璋的克隆產品！就實而言，在治國才能方麵他還趕不上自家的老爺子，但在欺世盜名方麵可要比父皇強出百倍、千倍。

　　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七日，朱棣把將士們召集在一起，舉行起兵誓師儀式，正式打出“清君側，靖國難”的旗號，他慷慨激昂地對“靖難”將士說：“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後嫡子，國家至親。受封以來，惟知循分守法。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宄，橫起大禍，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後創業艱難，封建諸子，藩屏天下，傳續無窮。一旦殘滅，皇天後土，實所共鑒。《祖訓》雲：‘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討之，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追予躬，實欲求生，不得已也。義與奸惡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討，以安社稷。天地神明，昭鑒予心。”（《奉天靖難記》卷1；《明太宗實錄》卷2略異）

　　在這200字不到的“靖難”誓言中朱棣瞞天過海地撒了兩大謊：

　　第一大謊，說自己是嫡出的，言下之意自己有繼承皇權的天然優勢與優先資格。至於他到底是不是呢？中國臣民向來很聽上麵的話，隻有肚子吃飽就沒有更多的要求，絕沒有像古希臘人那樣對“絕對真理”的理性追求。所以說朱棣也就根本用不著擔心下臣或小民們向他討要他是高皇帝嫡子的證明看看。在一般人的眼裏，管他是不是嫡出的，反正都是高皇帝的皇子就行，就連建文鐵杆支持者鐵鉉治下之人似乎也曾這麽認識的。在濟南市民向朱棣遞交的詐降書中曾這樣說道：“誰非高皇帝子？誰非高皇帝臣民？”雖說名義上是詐降書，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出當時普通人還真可能弄不懂朱棣到底有沒有繼承皇位的合法依據？

　　第二大謊，說自己“受封以來，惟知循分守法。”那麽朱棣真的守法了嗎？明代官史已被粉飾得漂漂亮亮了，不過出乎朱棣及其子孫意料的是朝鮮《李朝實錄》中卻留下了這樣的記載：乙酉五年（明成祖永樂三年，1405）六月辛卯“領議政府事平壤府院君趙浚卒”下記述了趙浚經曆之事：“辛未六月（即洪武二十三年六月）以讚成事入賀聖節，道經北平府，太宗皇帝在燕邸，傾意待之，浚退語人曰：‘王有大誌，其殆不在外藩乎！’”

　　洪武二十三年老皇帝朱元璋和皇儲朱標都活得好好的，朱棣這般“傾意”善待朝鮮使者，究竟為何？據《李朝實錄》所載，朝鮮人似乎比當時的明朝國人看得更清楚：“燕）王有大誌，其殆不在外藩乎！”這話說得再白一點，就是講當時朱棣就起意要謀反並在暗中準備著。明成化年間蘇州太倉籍進士陸容在他的筆記中也有相類的記載。密謀造反是傳統社會裏“十惡不赦”重罪中最為嚴重的犯罪，可到了朱棣的嘴裏卻變成了“受封以來，惟知循分守法。”

　　由此說來，在傳統社會裏政治家說的話人們千萬別當真，而所謂的“正史”、“官史”更不可盲信！不過這是我們後人經過理性思考和反複研究後得出的結論，可600年前的當朝人與尋常百姓哪會顧得上這麽多，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鐵定真理”鑄成了既定的曆史，這或許就是從建文轉向永樂那段非常曆史的比較妥帖的注釋吧。由此可以這麽說，政治場有時堪稱野獸角鬥場，而在明初的那場政治群獸角鬥中，不具備政治野獸特性的建文帝從一開始就注定是個悲劇性的失敗者。那麽失敗了的建文帝究竟下落何處？

　　（四）

　　建文帝最終下落何處？這是大明帝國第一號謎案。從朱棣“靖難”成功那天起，人們一直在尋找建文帝的最終的下落之謎。

　　目前為止，海內外有關建文帝下落的說法可能不亞於200—300種，筆者秉著兼容並包的理性態度曾在2008年製作了《明清以來有關建文帝出亡各地主要學說簡表》，放在2009年3月出版的《大明帝國：從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書生皇帝朱允炆卷》的第6章內，引起了海內外廣大朋友的普遍關注。

　　但就實而言，在這麽多的建文帝最終下落之謎的“學說”中有著十分濃烈的非理性成分。尤其是近年來，各地為了發展地方經濟，大打曆史旅遊品牌，什麽樣的曆史人物都可能挖出來，哪怕是壞蛋或文學虛構的人物，都成為了地方政府爭搶的“寶貝”。最令人可笑的是有兩個地方為了搶大淫棍西門慶的故裏而幾乎對簿公堂。那麽對於曆史上的好皇帝朱允炆就更不用說，誰都爭著要。凡是發現老祖宗留下的某個不認識的“寶貝”，就用建文帝禦物這個帽子罩著，甚至還有所謂的祖傳家譜一類，言之鑿鑿。更有個別媒體記者可能從來也沒讀過《明史》或《明實錄》一類的基本明史史料，就能以他的常理來判斷某物是否與建文帝有關，這實在是讓人大開眼界！

　　其實有些所謂的文物、古物，隻要讀點曆史的人都會知道。曾經有地方上抬出一枚螭首官印來，說是建文帝禦寶。明眼人一看便知其假，無論是《明實錄》還是《清實錄》，對於禮製的記載都十分清楚，皇帝禦寶是用龍的，也隻有皇帝才能用這。螭首章印肯定是由比皇帝級別低的人使用，所以某地一抬出螭首官印來，道裏人便知其在炒作。地方上在炒作，學術界也不甘寂寞，有些人明明知道就不說，或者繞著彎子說廢話，什麽也說不死，什麽也不肯定、也不否定，由此造成了建文帝下落之謎的“學說”越來越多，越來越讓人眼花繚亂。

　　在建文帝出亡各地說中，筆者先前覺得“蘇州說”相對證據充分一點，不過也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2009年夏秋之交起應福建寧德地方政府的邀請，筆者與南京大學潘群教授等多次前往當地去考察，發現那裏的古墓、袈裟與建文帝有著較多的聯係，隨後便力主“寧德說”。對此，中國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和新聞、綜合等頻道都予以了報道；而後承蒙中央電視台的厚愛，我與潘群教授等做客《科學教育》頻道的《百科探秘》欄目，講述我們的考古發現。幾乎與此同時，與我和潘群教授素昧平生遠在美國的華人記者柯伊文先生趕寫了新聞稿，分別發給全球1 400多家新聞媒體，建文帝出亡寧德說就此開始為海內外人們所熟知。詳細內容，請讀筆者的另一專著《破解大明第一謎案》。

　　（五）

　　再說本書初版於2009年1月，原名為《大明帝國：從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書生皇帝朱允炆卷》，當時正值全國各地曆史文化講座特別熱之際，筆者有幸受邀南京電視台、江蘇教育電視台、安徽電視台、南京市委宣傳部“市民學堂”和江蘇省委宣傳部“江蘇人文講堂”等單位與機構，主講中國曆史與文化，常常應接不暇，因而原書稿是在無數個不眠之夜裏趕寫而成的。若從單句和敘述來看沒什麽問題，書的發行量也挺大的，但事後自己讀讀，總感到遺憾多多，老想著能否及早修訂一番。2009年夏秋第二次、第三次印刷時，我曾想做個整體性的大修改，但實在沒有時間，因為好多地方還等著要書呐。一晃四五年過去了，接到東大出版社朋友的電話，說他們打算整合我的《大明帝國》係列，重新出版，且為全媒體出版。我感到這既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又有無限的壓力，但無論如何我得抓緊時間，對《朱允炆卷》做個整體性大修訂。如今修訂的稿子已經出來，除了基本骨架沒變外，增加了第1章《明宮“淫魔”與曆史謎團》，大修了第7章《建文“蒸發”與謎案追蹤》，第2章至第6章主要在文字上做了大修改，之所以這樣：第一，防止“盜版”。說起這事十分讓人憤懣，現在我們社會中的有些人為了迅速地“脫貧致富”居然明火執仗地盜用別人的研究成果（最令人氣不過的是連引用研究成果的作者也不署名），據說還要做大做強，一點也不臉紅。發生在文明古國裏的這種事比比皆是，筆者反而倒為其感到害臊，文明古國裏的某些文人之文明都不知丟到哪兒去了？倒是人家沒多少建國史的老外文明之舉讓人感慨不已——前不久美國一位著名的漢學家想要參用筆者在澳門發表的論文內容，到處尋找筆者的聯係方式。中外之間的差異僅此而已？第二，力求更加正確，更加完善。2009年版的《朱允炆卷》相對粗糙，有很多史料出處注釋來不及進一步核實到位，僅僅大致注一注。這次修訂版做了細化，便於研究者檢驗、審閱；第三，力求更加全麵化。建文帝研究如果僅從朱允炆個人生涯角度來講，就以他的出生到最後出亡大致勾勒清楚就行了，但事實上有關建文的事情貫穿有明一代，延續到清代和民國，甚至現代。明朝後來的皇帝都是明成祖朱棣的子孫，他們看待建文帝問題不可避免地戴著有色眼鏡（萬曆帝似乎除外）。清代按理說應該好的一點了，但入清後有關朱三太子的下落問題困擾了清初統治者，因此在看似簡單的建文帝問題實際上卻十分複雜，為了給讀者朋友一個完整的了解，本次修訂增加了第1章。另外，考慮到原書名字較長，不易記憶，此次修訂正式更名為《大明帝國》係列之④⑤《建文帝卷》（上、下）。

　　目前研究建文帝的論著不少，但全方位又客觀地論述建文帝卻沒有。因此說，本書是國內外首創，既然是首創，又要客觀、全方位地把握，是否真的做到了，筆者不敢妄自尊大，偏失之處在所難免，歡迎專家、學者和讀者朋友批評指正。

　　馬渭源

　　2014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