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
400多年前的一天,巴黎歌劇院(現為法蘭西喜劇院)上演喜劇《無病呻吟》。這是一部講述一個健康的疑病症患者(劇中患心病者)的滑稽、荒誕的喜劇,劇中穿插的愛情故事暴露於情於義於錢於利的人性。其中的場景有心病者一臉痛苦出場,一步一咳一皺眉,心中的無奈、病體的疼痛在惟妙惟肖的雙眉時蹙時舒間……又一次的眉心緊緊收縮,隨之而來的一陣劇烈咳嗽,繼而是心病者一頭摔倒在舞台上……此刻台上的無聲與台下的掌聲仿佛就定格在巴黎歌劇院,亦成為法國戲劇史上的永恒一幕,因為心病者的扮演者就是《無病呻吟》的編劇、法國喜劇作家莫裏哀。那是1673年2月17日,鍾擺停止的時刻是晚上,莫裏哀的靈魂與他無比眷戀的舞台融為一體……那是天鵝之死般絢爛的一幕。然而,當時的法國卻歧視伶人,因為莫裏哀堅持他的喜劇創作,因為堅守飾演醜角的行當,這位法國芭蕾舞喜劇創始人的葬禮上沒有鮮花,沒有觀眾。一個人的一生就似一部劇,莫裏哀演的是喜劇,而他的人生卻是悲劇,連葬禮也淒涼,日落黃昏,隻有兩個教士送他踏上天堂之行。盡管是如此悄然離去,被世俗歧視的莫裏哀還是入葬聖地,世人評述他為藝術爭得榮譽。130年後,莫裏哀遷葬巴黎的雪拉茲神父墓園,有人說,如果說莎士比亞是英國戲劇的代名詞,那麽莫裏哀就是法國戲劇的精神符號。
西方的莫裏哀被歧視或者說為藝術爭得榮譽的時期,中國的京劇開始聲名鵲起。莫裏哀遷葬雪拉茲後,在歲月的年輪又轉過80多圈的光緒年間,寧波府慈城發生了有關戲劇的逸事。那是一個青年因登台演戲被歧視,又因歧視被辱為賤人而被族長逐出祠堂。逐出祠堂是中國封建宗族製度最高等級的懲罰,是一種僅次於綁石條沉河之類的“賜死”的懲罰。時人認為人死後靈魂會歸宗入祠,而逐出祠堂則使人的亡靈成為孤魂野鬼。這個青年是慈城周家兒子周慰堂,當代京劇大師、麒派創始人周信芳的父親。
同樣是演戲的伶人,一個差一點不能安葬聖地,一個被逐出祠堂,不同膚色,不同民族,不同時代,竟對藝術有如此類似的歧視,真不知是曆史的巧合,還是人類的悲哀。令我們深思的是莫裏哀成為法國戲劇的精神符號;周慰堂也培養了一個愛鄉愛國的京劇大師兒子。因為莫裏哀的故事,因為東西方戲劇的淵源,去巴黎,去雪拉茲神父墓園,我要拜謁莫裏哀。
去法國前,我曾擬定拜謁盧梭、雨果、巴爾紮克、伏爾泰、莫泊桑等一大串的先賢名人,莫裏哀名列其中。也許有人會有疑問,一星期的巴黎之行,一下子要拜謁那麽多先賢名人來得及嗎?來得及,他們同住巴黎,要麽同住先賢祠,要麽分住在三個小區。在巴黎,要拜訪故去名人,除了去書店,去他們的故居抑或紀念館,還可去先賢祠,或蒙馬特爾墓園、雪拉茲神父墓園、蒙帕爾納斯墓園。
那是梧桐樹謝了頂的季節,吉侯姆先生(M·Jérôme)陪同我們不經意地走進蒙馬特爾。起初,J先生並沒介紹我們已進入墓園,道路寬敞,兩側有橫的或斜交叉的小道,還有一些高的大樹,低的灌木叢,我們誤以為走進了住宅區。真的,墓園沒有特殊的標識,神似住宅區。隻是J先生放緩步履,神情有些莊重,繼而是一座座屋子前的墓碑,我猛然明白,我們已走進了墓園。在蒙馬特爾,我們意外經過法國作家左拉的墓。左拉的墓屋簡潔,將軍紅大理石墓體,正麵橫嵌一塊白色大理石石碑,石碑像書本的腰封。從左拉墓碑銘文得知,左拉是死後第6年才入葬蒙馬特爾,去年剛過入園百年紀念。1908年法蘭西共和國政府補行國葬,左拉入先賢祠,以紀念他對法國文學的卓越貢獻。蒙馬特爾左拉墓碑上雕刻了“Émile Zola”的簽名,還嵌著左拉的肖像。這幅肖像可以讓人回憶起莫泊桑對左拉的一段描述文字:“頭像雖然與古代意大利版畫中人物的頭顱一樣不漂亮,卻表現出他聰慧和堅強的性格。直挺挺的鼻子像是被人很突然地在那長滿濃密胡子的嘴上一刀切斷了……很堅毅的臉的下半部覆蓋著修得很短的胡須,黑色的眼睛雖然近視,但透著十分尖銳的探求的目光。”肖像隻是讓人看不到莫泊桑筆下近視的眼睛。
還是梧桐樹謝了頂的季節,我們專門去雪拉茲。雪拉茲自1804年至今,已有上百萬的安睡者。那天清晨,我們起了大早。天下起了雨,似乎是“清明時節雨紛紛”的意境,從西南角入園,就聽到人語聲,到了管理處又有不少等候者,看來早有人到雪拉茲了。
我們一手撐傘,一手攥著朱紅的墓園說明書,沿著地圖上的路線,一一尋找先賢名人。在雪拉茲,我們拜謁了作家巴爾紮克、音樂家肖邦,又遇到普魯斯特、都德等作家。著有《追憶似水年華》的普魯斯特,這位意識流小說大師,長眠在85區的黑色大理石墓中。這些熟悉抑或陌生的名人中有畫家、歌唱家、攝影家,還有設計師、雕塑家等等。
雪拉茲的巴黎人墓屋,一般以家庭為單位,有的一家十多代數十人全葬在這裏,這樣他們就是巴黎的永久居民。在雪拉茲,我還遇到了長眠於此的浙江老鄉,從墓碑得知,他是來自溫州麗嶴鎮茶堂村的巴黎居民。有限的墓園,兩個世紀來,有多少人長眠於此啊!因而雪拉茲道路兩旁的墓室尤為擁擠,作家都德就被擠在幾座墓室的中間。而擠在裏麵的墓碑或多或少被外邊高大的墓室所遮擋,所以來這裏的那些來自異國他鄉的陌生人大多在墓屋間轉來轉去。我們和三五位法國青年相遇於懸擱的石棺前,其中一人請我替他們拍張合影,通過鏡頭聚焦,我看到“Molière”這個名字,找尋已久的莫裏哀墓就在眼前。原來莫裏哀的石棺擱置在四根石柱上。家鄉有入土為安的民俗,難道巴黎亦有此俗?當年世俗雖勉強讓莫裏哀葬入聖園,但不能讓其落地?此乃我的猜測,不過懸擱的石棺反而映襯了莫裏哀那高潔的戲靈,還似乎頌揚了他那為藝術爭得榮譽的悲喜劇人生。
在雪拉茲,右耳仿佛掛著耳機,一直回響著一句話,“我希望我死的時候和我在生之日一樣貧窮”。這話是我們去日內瓦,在盧梭故居讀到的《日內瓦公民讓-雅克·盧梭的遺囑》開篇之句。盧梭是我崇敬的西方作家之一,崇敬他是因為他把自己的筆看得十分神聖,從來不為寫作而寫作——“一種毫無道德目的而隻圖讀了好玩的作品,實在是一種非常愚蠢而又幼稚的書”。我希望在雪拉茲能碰到他,真的很想。不知這裏是否安葬著這位敢於自揭疤痕、自損形象的盧梭。在盧梭故居我就想碰到他,世上如果多一些像盧梭那樣安於清貧,敢說真話,一心為讀者利益寫作的作家,那是多麽美妙。而當今,我們的作家,我們的讀者,大多世俗化,我們“每一個人都隻是了解他自己,幾乎每個人都是用自己的心去忖度他人的心”,這樣也就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繼而又是互相詆毀,互相誹謗。我承認,自己漸漸被世俗化,盡管十分欣賞盧梭的境界——“人們對我的迫害,反倒升華了我的靈魂”,但我無法擁有如此豁達而坦蕩的胸懷。我崇敬盧梭,似乎自己更渺小,從日內瓦到巴黎,我的尋找,為的是拜謁他那高尚的靈魂,希望以高尚的聖水洗去我那世俗汙垢……然而,在雪拉茲我們找不到盧梭。
蒙馬特爾不見盧梭,雪拉茲不見盧梭,最後去蒙帕爾納斯,真希望這次能見到盧梭。
仍是梧桐樹謝了頂的季節,在蒙帕爾納斯,我們碰到了法國詩人夏爾·皮埃爾·波德萊爾,愛爾蘭著名作家、196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薩繆爾·巴克利·貝克特和法國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比較這三位作家的墳墓,波德萊爾的稍微花哨些。西蒙娜為白色大理石墓屋,同樣材質的墓碑。墓碑銘文為姓名與生卒時間的四行文字,從中得知,西蒙娜與她的伴侶薩特合葬於此。相對西蒙娜的生平,單從“20世紀法國最有影響力的女性”和“法國和全世界最傑出的作家”(法國前總統密特朗評語)來說,她的墳墓顯得簡單了,要知道西蒙娜自19歲發表“我絕不讓我的生命屈從於他人的意誌”這一獨立宣言後,一生是多麽的轟轟烈烈,即便死後也不寂寞,這墓屋上有玫瑰花、扶郎花、康乃馨,還有鋼筆、一麵朱紅的鏡子及卷煙,西蒙娜比貝克特熱鬧得多。
得知我們在蒙帕爾納斯尋盧梭,管理人員建議我們去先賢祠。蒙帕爾納斯不見盧梭,倒碰到心儀的莫泊桑。莫泊桑墓屋設計精巧,墓園像個小花園,外圈是鐵藝圍欄,園內落地的一株玫瑰還綻放著紅色的花朵。墓碑似宮殿門楣,兩圓柱拱托一長方石,方石正麵刻了“Guy de Maupassant”——莫泊桑名字。柱基部斜擱塊方石,其上應雕刻碑文,然而石台麵平整,像一張沒有寫過文字的白紙。那方石的上端擱了盆蝴蝶蘭。方石兩端伸出石軸心,石軸心上掛一條石雕項鏈。我是靠這條石雕項鏈找到莫泊桑的,雙手合十,雙腳站定,恭恭敬敬,三鞠躬,以拜謁這位世界短篇小說巨匠。我愛讀莫泊桑的小說,佩服他的深邃思想和超凡才華。不知多少次掛項鏈時,不經意會想到他筆下的佛來思節夫人和瑪蒂爾德,虛榮似乎是女人的天性,而莫泊桑的批判與揭露是如此的入木三分,震撼我心。這是一個梧桐樹謝了頂的季節,我在蒙帕爾納斯拜謁莫泊桑,寒風吹得墓園梧桐葉簌簌作響,我突發奇想,將地上梧桐葉串成一圈,掛在墓園鐵架正麵,默默禱告,謹以梧桐葉項鏈祭奠大師……
這是梧桐樹謝了頂的季節,我們在巴黎的墓園與大師作私密的心靈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