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紐約到月亮

第四節 重讀徐永昌

　　重讀徐永昌，在曆史的深處他被貼上“仗節受降”的標簽。周公攝政而不有天下，儒家的理念是為天下培養良相，而非慫恿人去稱王稱霸。作為叢林割據時代的將領，徐永昌自解兵權，一直“義”字當頭地輔佐他人、為國家利益奔波。他幫孫嶽帶兵，一直在軍中堅持唯孫嶽馬首是瞻；孫嶽死後，他歸附閻錫山，在閻錫山危難之際，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旋即為閻錫山的複出而奔波；後轉投蔣介石麾下，更是為抗戰而竭盡心力……披覽典籍，像他這樣，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儒家情懷，以一己之圓融正氣，置身當時的蔣、閻、馮、張等劍拔弩張勢力間，仍然得到各方禮遇，是不多見的。回憶起這段時期的人事糾葛，安享晚年於東南一島的徐永昌很感喟：“當時若非私交尚好，真不知要走到什麽地步。”

　　明知無望的事，仍然要去做，這是徐永昌生命裏最濃的底色。在那個價值觀劇變的年代，革命之聲此起彼伏，各地豪強引兵自重，時有齟齬，他反對口號革命，貶其僅為“火之煙”，堅持在夾縫中忍辱圖強；1945年在舉國歡騰的受降日逆言正告同胞應反思懺悔，1949年國民黨敗局已定，明知此事必不成，仍抱病孤身前往爭取挽留傅作義……他一輩子踐行著“知其不可而為之”這一孔訓。他曾說：“中國若剩一個兵，此必予也。”

　　讀史明誌。從徐永昌身上，能依稀感覺到“舊中國”的價值觀，看到“新中國”的蓬勃。但“新”和“舊”並非冰炭不相容的兩樣東西。在今天這個更加“新”的世界裏，一樣需要“舊”的人，而“舊”的人也一樣需要與“新”的世界相融。他身上所折射出的儒家之立身精神、行事方法，依然值得我們思考。

　　重讀徐永昌，不由沉吟，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