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個好地方,到處幹幹淨淨,連廁所都是用白瓷磚鋪的,比咱家灶台還白。我哥寫信回來說。信中還夾了兩張他的照片,一張騎高頭大馬的,一張穿龍袍的,端坐在一把龍椅上。
我哥三年木工學徒期滿,年一過,就興衝衝地跟師父到了首都。這封信在村子裏輾轉一圈,成了新聞。母親逢人就說,北京好哇。我把照片帶到學校,神氣地指給同學看,這是我哥,我哥在北京。
我給我哥寫了很多信,叫他要爭氣,等賺了大錢回來,叫村裏人對咱刮目相看。那時,我們家很窮,因為些塘岸溝埂的小事,村長常常欺負人。我哥的回信也很長,信末總有一串數字——上個月領多少工錢,這個月買多少飯票,買短褲、牙膏多少錢,一筆一筆寫得清清楚楚,剩下的錢也加成了數字,還很大呢。他說,妹妹,你要好好讀書,咱家一定會出人頭地的。
自從我哥去了北京,我就覺得,天安門不再是課本中的彩頁那麽遙遠,它隻是一張郵票的距離。北京成了我們全家的希望。
這個無比巨大的希望破滅在五月的一個黃昏。天色將將暗下來,空氣裏滿是收割後的麥稈香。村長手裏揚著一張紙頭,老遠就衝在稻場揚麥的父親喊話,老吳,你兒子完了,你兒子被抓起來啦。遣送證上的戳是十二天前蓋的,剛好走了一封信的天數。我哥和湖北同籍的一群農民工被從北京遣送到武漢,在武漢看守所關押了一個星期,看守所方麵讓家屬帶上夥食費去取人。
我哥沒有犯罪,他是被收容了。和全國各地的農民工的命運一樣,他們在天安門廣場上擺地攤,斧頭、鋸兒、刨子擺成排,他們蹲在那些工具後麵,等著活兒把他們領走。五月,有國際友人要來北京開大會,天安門要清場。我哥和廣場上所有等活兒的人就都被收容了,然後各上各的車皮,各回各的原籍。他們戴著手銬,抱著頭蹲在車廂裏。到了武漢,他們和看守所其他犯人一樣,都被剃了光頭,行李被沒收了,褲帶被抽掉了,口袋也被掏空了。一日兩餐,每餐一碗白開水,就兩個玉米麩窩窩頭。哥哥說他沒挨打,但是臉上的傷不會說謊。
我哥一身精光地被父親領回了家。母親望著我哥一頭烏黑的頭發沒了,忽地哭了出來,咱別再出去了,窮就窮點,咱還是老老實實在家種地吧。哥哥很執拗,北京的錢好掙。等風頭過了,北京還是需要人幹活兒的。
我哥說的沒錯。偌大個北京,不可能都是坐辦公室的,築橋鋪路,建房造樓,哪樣不得要人幹?哥哥讓父親賣了麥子,很快又湊足了路費,買了一張到北京的站票。哥哥這一去,我們的心也一直跟著懸到了北京。
北京不愧是首都,是座包容的大城市。僅那一次,以後,我哥再也沒被收容過。
年關近了,我哥真的帶回了一大筆錢,足可以翻新我們家的三間舊瓦房。不僅如此,我哥還帶回了個北京大姐。北京大姐操一口京腔,真好聽。一村的人都來看熱鬧,我哥就挨個兒發煙,發的都是我們那裏最貴的煙。鄉親們問我哥,這是拐來的北京媳婦啊?我哥憨憨地笑,哪能啊,這是北京的房東。她和丈夫把家裏的四合院騰出來幾間,便宜租給我哥和他的工友們住。北京大姐是通縣人,在北京待膩了,就想到鄉下瞧個稀奇,體驗下鄂東的年味風俗。
我真心為我哥感到驕傲,他半年賺的錢頂得上我們家種幾年的麥子、油菜和水稻。我聽得出,父親和母親也是驕傲的,他們和人說說笑笑的聲音也大了。母親也幾乎淡忘了哥哥被剃光頭發的憂傷——哥哥再次去北京之後,有好長一段時日,她常常半夜醒來,隱忍地啜泣。
我們將北京大姐當上賓招待。母親變著花樣弄吃的。母親會做一種頂好吃的珍珠糯米丸,用蒸熟的糯米包了凍住的豬油,外麵裹一層白砂糖,裝盤再蒸,豬油化進糯米,糯米滲入白砂糖,又香又甜又糯,光亮滑口,吃得人滿嘴油光。母親很舍得放豬油。那豬油是哥哥從北京帶回來的,北京的菜市場賣得賤,一塊錢一斤的板油沒人要——北京人好像不缺油水。哥哥和他的工友們就整副地買來,用洗幹淨的化工塗料桶裝回來,母親洗淨切塊大火熬了,裝了兩大豬油壇。這麽好的豬油,在老家要賣五六塊一斤的。
哥哥說北京的豬油和肥肉特便宜,還有照相也便宜。隨便哪個公園,都有擺攤照相的,兼出租照相的衣服,照個“皇帝”兩塊錢,照個“大帥”一塊錢,馬白騎。
北京人也好,爽快。北京大姐一口氣吃了五六個珍珠糯米丸,連誇好吃。她大概從來沒吃過吧,這可是我們湖北有名的地方小吃。糯米不好消化,豬油卻很潤腸。我們家住在山梁上,地勢高,招風,窗戶沒錢裝玻璃,就用尼龍紙糊住,老北風一刮,窗戶紙獵獵作響。半夜裏,北京大姐忽地爬起來,急急地說要上衛生間,要拉肚子。鄉下土屋,哪來什麽衛生間?茅廁在地頭菜園外,兩塊木板架在個破缸上,黑燈瞎火地容易踩翻。母親連忙從院子裏找來一隻抬桶,是平時擔糞用的,撕幾頁我的舊書墊桶沿上,讓大姐在屋子裏方便。這一夜,大姐起來折騰了四五趟。
天亮後,父親和哥哥抬著抬桶去澆小麥。北京大姐有點難為情,建議我們修個好點的廁所。我們覺得好笑,農村哪兒不是廁所,田間地溝,竹園菜地,哪裏不能方便?大姐說,北京很重視環境衛生的,建忠他們去年就是承包修建北京西單到西客站的公共廁所,有一百多處吧?哥哥說一共建了一百五十六處,還沒完工呢,明年還得繼續幹。北京大姐一邊引以為豪地描述北京廁所的幹淨,一邊歎口氣,說,廁所再幹淨它還是廁所,怎麽能在裏麵燒菜做飯、打地鋪睡覺呢?我實在看不過去,才讓他們住到我家裏來。年輕人在外麵賺點錢不容易嗬。父親一聽這話,怔住了,建忠,你們起先一直在廁所吃住?我哥支吾半天,解釋道,那是在建的新廁,還沒對外開放呢,我們建好一處搬一個地方,除了沒通電,跟睡覺的房間沒啥兩樣。
上午,哥哥的工友們從各個村莊匯聚過來,爭著要接北京大姐去吃年飯,母親不肯,一定要留大家先吃了晌午飯,晚上再放人。這幫年輕人拉拉扯扯地喝了許多酒,下午陪大姐打撲克。遊戲的規則是輸了的人要講笑話,笑話要好笑,逗得眾人捧腹才算數。一把兩把,輸了講個笑話是沒什麽難的,誰的生活裏遇不著點樂子?葛小胖輸多了,憋了半天沒憋出個啥來,眼看就要罰鑽桌子底了,急了,說,講別人的笑話算不算?眾人說,隻要好笑,也算。葛小胖先是兀自一通笑,指著我哥,笑到直不起腰,把眾人笑毛了,催他快說,不然加罰“打油抹桌子”——眾人抓起一個人的四肢,架空了來回蕩,最後撂到桌麵上轉圈。葛小胖臉憋得通紅,笑到上氣不接下氣的,建忠你們……上次……廁所裏蒸飯……是不是漆黑的……你接錯了水管……你們摸黑吃了……糞水蒸的飯?北京的天黑得早,他們收工遲,習慣了摸黑吃晚飯。葛小胖那次收工最遲,其他人吃到一半,說怎麽飯有股怪味,葛小胖拿打火機對著煤油爐一照,鍋裏的白米飯有好多的黑渣點,還有泡過的衛生紙,再看地上的接水管,並沒接錯,但不知道什麽時候,下水管道通了。
除了葛小胖,沒有一個人笑。眾人不由分說把他抬起來“打油”,打完油抹桌子。活該他挨罰。
正月初八是個大吉日,又到了農民工大遷徙的時候。母親這次說什麽也不許哥哥出門了,北京的錢再好掙,咱也不去掙了。
初七晚上,哥哥照舊埋頭收拾他的行李,他把幾件換洗衣裳塞進一個大紅格子的編織袋。他知道母親說歸說,攔歸攔,攔也是攔不住的。票都定了,怎麽能不去?再說,北京的那些沒完工的廁所還在等著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