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之前到1840年的時候,大清帝國依然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但早已不是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了。因為同期的大英帝國通過工業化和掠奪世界,經濟規模已經遠遠超過大清帝國了。更重要的是,兩國的產業結構完全不同。當時大清隻是一個以手工業和農業為主的國家,而英國已經是以重工業為主的近代工業化國家了。在工業規模上,兩個國家已經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而且英國的財富集中度、財政收入都比大清帝國高許多。英國人的富有是最早進入工業化以及掠奪全世界的結果。
資料表明,中英兩國的產業結構在1840年的時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僅僅做GDP比較是沒有意義的。這是因為GDP隻有在相同的產業結構下才有可比性。
大清帝國采取永不加賦和攤丁入畝的政策來保證貴族的永久統治,這對緩解國內矛盾是極其重要的。這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政策,但這個政策也導致了清朝政府的財力非常有限。和西方通商,朝廷獲益並不大,利益多為買辦獲得。簡單說就是財富分散在了民間,而民間財富對國防的幫助微乎其微。結果就是大清帝國的國防力量在大英帝國的火炮麵前不堪一擊。
1840年,大英帝國的年度財政收入接近27億兩白銀,而當時大清帝國的財政收入僅有4500萬兩白銀。其時英國年度軍費預算已經與大清的年度財政收入相當了。當時英國海軍的規模和實力是世界其他列強的總和,所以英國殖民全球所依賴的正是其雄厚的建立在重工業經濟基礎之上的國家財力和軍力。1840年的鴉片戰爭隻是大英帝國所伸出的試探性的一爪,中英之間當時的情勢類似於中國經典故事《黔之驢》中的老虎和驢子的關係。鴉片戰爭不光是中國被英國人抓下一塊肉來,即割讓香港,更為關鍵的是暴露了中國這個龐然大物外強中幹的本來麵目,導致西方列強像禿鷲一樣蜂擁而上攫食中國。
鴉片戰爭時期,英國的工業化水平已經遙遙領先於世界,當時英國本土的煤炭年產量已達到千萬噸規模,其生鐵年產量已達百萬噸規模,鋼年產量達到十萬噸規模,而中國那時基本上沒有重工業。
一個在致力於造槍造炮,一個在講究穿衣吃飯,這兩種產業結構幾乎沒有可比性。確切地說,英國開始工業化的那一刻,我們就落後了。也就是說鴉片戰爭的時候,清朝的GDP雖然比英國多,但近代重工業幾乎是零。即便是洋務運動之後,和列強相比,中國的重工業仍然可以忽略不計。
到了甲午戰爭的時候,中國的GDP雖然高於日本,但工業已經遠遠落後於日本了。當時的鋼鐵產量、鐵路裏程、發電量等指標,即便是比較總量,日本也均高於中國。也就是說,1840年前,清朝貴族不知道西方已經開始了工業革命,1840年挨打之後,也沒有下大力氣發展重工業,所以曆次戰爭失敗的真正原因在此,最終導致甲午之戰大敗,徹底動搖了國本,從而導致大清帝國的滅亡。
而到了北洋軍閥和蔣介石執政的時候,中國依然沒有建立真正的重工業。1936年是蔣介石集團的經濟巔峰。但是蔣介石在所謂的“黃金十年”中基本上沒有發展重工業,中國各界主要是搞了見效快的輕工業。
沒有重工業就沒有鋼鐵、軍工,沒有軍工就沒有武器,沒有武器就沒有國防,沒有國防就導致日寇覬覦,積弱的國防最終導致日寇全麵侵華,這就是曆史展現給我們的邏輯。中國人抗日所需要的槍炮,要麽從其他列強那裏借錢買,要麽赤手空拳去奪去搶。我們的後代應該牢記共產黨人的槍基本上是搶奪來的,在1949年開國大典上,我們的軍隊就是拿著“萬國牌”武器走過天安門接受檢閱的。
所以解放前中國經濟領域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沒有重工業,中國人又沒有被有效地組織起來,一盤散沙加上兩手空空,導致挨打,這就是解放前的中國不可能建設強大國家的關鍵。因此談論經濟隻談GDP是沒有意義的,一個國家有沒有完整、有效的工業體係才是最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麽新中國再苦再難也要實現工業化的原因,這是我們領袖們高明所在,這也是我們先輩的最大貢獻。
新中國前三十年
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的軍隊也是拿著“萬國牌”武器去抗擊聯合國軍的。蘇聯人在中國出兵並且取得一係列勝利之後才開始援助中國武器。所以我們必須記住,我們的誌願軍戰士是用血肉之軀來抵抗美國的飛機大炮的。
1840年之後中國沒有國防,這導致任何像樣的建設幾乎都沒有可能,期間的個別機會最高統治者也沒有抓住,由此中國社會進入惡性循環。近代中國需要工業化尤其是需要重工業,這一點其實是所有領袖都明白的,但就是做不到。新中國成立後,周邊環境依然不穩定。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由於抗美援朝的勝利,我們才獲得了和平,才獲得了建設國家的時間,才有可能開始工業化建設。
所以我們不能接受任何指責新中國前三十年經濟建設成就的觀點。很多人以人民生活那麽貧困來否定我們先人們的經濟成就是錯誤的,事實是我們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三十年裏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所有指責前三十年經濟建設的人都是肚皮經濟學者,而不是國民經濟學家,因為國民經濟學家必然會考慮整體和長遠發展。
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在於積累,積累就是攢本錢。消費要想成為動力,需要生產能力過剩這一先決條件,所以貧困狀態下依然重視消費是談不上正確的。而增加積累是一件艱難的事情,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事實上清朝皇帝和蔣介石都做不到。增加積累的過程有時候甚至是強製和殘酷的,這個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優哉遊哉地進入工業化的。中國在落後的情況下,能保住自己不挨打就已經是巨大的勝利,隻能靠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來攢家當,這就是新中國前三十年吃苦的真相。
新中國一開始之所以壓低全民的消費是因為要積累,是為了攢家當,這是需要中國各個階層都作出犧牲的。而把幾乎不可能的事情變成現實的關鍵,是中共領導階層自覺地犧牲了自己的利益,才能引領全國人民沒有怨言跟著幹。這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犧牲,是不可思議的,也是空前絕後的。全中國人省吃儉用攢下的錢全部用於投資新增項目,如基礎設施和工廠。我們的先輩們在“吃飯”與“建設”之間艱難權衡,最終他們選擇了建設,一代人吃了兩代人的苦,這才為後人攢下家當。
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國農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50年的80%下降到不足30%。這個數字表明,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已經從農業國轉變成了工業國。父輩的汗水變成了大量的基礎設施,包括交通、能源和農田水利設施等,其中水利甚至保障了我們幾十年的安穩日子,“兩彈一星”更是中國的守護神。
我們是堅持以重工業為基礎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的效用緩慢但是持久。雖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段裏,我們的發展速度比不過日本這類的出口替代型國家,甚至連“亞洲四小龍”的發展速度都比我們快。但是我們可以想一下,這些國家和地區是沒有農業和國防這種基礎的,
諸多方麵他們要依賴於別國,他們難以依靠自身保護經濟成果,他們的未來缺乏後勁。
高積累是大家都懂但是很難做到的事情,這需要的是中央集權和自覺的犧牲。隻有中央集權才能實施計劃經濟,隻有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各階層都作出犧牲才能產生中國這樣的起死回生般的轉變。這個奇跡靠的是先輩的血汗和付出。
現在有人用日本在1960—1976年經濟數據超過中國來證明中國不如日本,數據隻能說明中國和日本走了不同的路。
日本由於有二戰前的工業化底子,在美國那裏得到了他們的一部分中低端產業,而且是較快見效的產業,使得日本在一段時期裏高速發展。很多人認為日本模式世界最好,而中國沒有工業化的底子卻走上徹底工業化和獨立自主的道路,所以中國搞的東西不會快速見效。例如中國集全國之力量搞出的兩彈一星,至今護佑著中國,這些東西不能吃不能用,不見效,但是你能說沒有意義?
蘇聯解體之後,被美國人趁機用金融手段洗劫了一把,但俄羅斯再弱,也沒有任何國家敢明火執仗去搶劫它。為什麽不敢呢?就是害怕俄國人手裏的武器!這就是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用途和利益所在。有人說毛澤東不懂經濟,曆史會清晰地回答這個質疑。
資本主義選擇“自由”的市場經濟是在落後的貴族政治壓迫之下的選擇。資本主義的初始階段,沒有哪個私人資本有能力控製全社會的經濟,隻能通過這種自由市場弱肉強食,大魚吃小魚,來完成原始積累。當某些勝出者擁有了一定的資本優勢後,開始謀求行業的獨大,企圖壟斷一個行業。壟斷這一行業的目的恰恰是要對這一行業實行計劃,提高效率,獲取更大的資本利益和資本實力。金融資本最理想的規劃是爭取到國家層麵來實行資本的壟斷,從而實現對整個國家的經濟實施有計劃的管理。隻是經曆了幾百年的市場自由競爭之後,計劃經濟這個夢想在西方依然沒有實現。
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之後,目標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全麵的工業化。政權的高度集中使得中共能集全國之力優先完成最重要的項目。中國人用生命和鮮血贏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從而獲得蘇聯支持,得到了重工業的底子。隨後第一代領導人又著重進行“兩彈一星”的研製,從而獲得了國防保障。而和美國握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與其進行化肥工業和軍事合作。由此可見什麽是重點,我們的領袖們一清二楚。
新中國前三十年最輝煌的成就是全民勒緊腰帶,攢下了工業化的基礎。由於有了農業、重工業和國防的支撐,所以才能在隨後的改革開放中發展輕工業,隨之成為世界工廠。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以政治家、軍事家的高屋建瓴來搞經濟建設,正可謂“治大國若烹小鮮”。
中國要趕上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思路上就必須要采取躍進方式。經濟運作模式要跳過原始資本積累階段,跨過資本集中過程的低層次階段,靠的是國家組織下的計劃經濟。發展、實行計劃經濟,使得新中國的工業、農業、科技、國防都實現了大資本運作。中央全麵統籌,長遠規劃,每五年製定一個發展計劃,隨之全麵落實和實施,這是何等的效率?這種效率讓西方的金融資本家們羨慕嫉妒恨,是他們夢寐以求但達不到的境界。
金融資本終歸要受製於眾多其他資本私利的製約,著名的洛克菲勒石油集團被其他資本聯手拆散就是證明。在國家層麵,他們的國策也是深受各個財團個體利益的掣肘。美國人在肯尼迪時代曾經試圖集中全國之力搞科研和經濟,也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到了裏根時代又開始搞自由主義。今天,美國人又開始試圖加強國家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