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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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與世界市場

　　在工業革命之前，農耕是世界上效益最高的產業；商業雖然獲利巨大但卻是最危險的行當，是拿命換錢的行為；漁獵遊牧則是效率相對低下的產業；我們認為效益決定文明成敗這一觀點是成立的。

　　最早的文明出現在中東而不是中國，但是農業文明最終在中國結出最燦爛的果實，其主因是地球的氣候變化導致東方變得更適合人類生存。中東中央版塊荒漠化嚴重，引發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和遷徙，猶太人也因此成為商業民族。

　　中國在11世紀後期，即宋朝的時候，就已經達到了農業社會的巔峰。到了清朝統治的時候，更是實現了全國性的和平。清朝以抑製漢人去草原開荒的政策解決了北方遊牧民族與農耕漢族之間的矛盾。再加上鄭和下西洋帶回來的糧食新品種，以及從美洲傳到中國的玉米等耐寒耐旱作物，促使中華大地上的人口數量大幅度增加。

　　勤勞、智慧、心靈手巧的中國人製造出大量的優質產品，極大地提高了全世界的生活水準。正是為了保持對華貿易的順暢進行，中世紀晚期的猶太資本在葡萄牙、西班牙王室支持下，發起了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運動。美洲被發現、印度的殖民化，都是以中國為目的地的大航海運動的副產品而已。至少在最近的一千多年的世界曆史中，中國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是名副其實的“中央之國”。

　　以這種曆史觀來看世界就會發現，中華帝國在工業革命前的世界經濟史中占據著極其突出和積極的地位，科學與工業革命的發生是歐洲與中國貿易相關度極高的事物。

　　世界的白銀與黃金長期以來都控製在歐洲的猶太資本手中，而歐洲需求中國瓷器、茶葉等商品，中國選擇了用白銀作為貨幣，這種結合導致了15世紀以來全世界商業市場的極大擴張。新地理發現、宗教改革和近代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都是有著強烈的內在的財富利益驅動的，可以說金融資本和歐洲貴族為了發財而形成了合力。這力量引導了近代世界。

　　實際上全球貿易體係至少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而不是西方人書中寫的五百年前，商貿活動幾千年來一直在世界體係中發揮著主要作用。換句話說，“太陽之下並無新事”，市場經濟古已有之。

　　從商貿角度講，直到19世紀歐洲仍處於世界經濟的邊緣地位，而世界經濟的中心仍在中國，隻是因為新航路開辟後歐洲人征服拉丁美洲並占有了貴金屬，從而獲得了進入以亞洲為中心的全球貿易圈的機會，歐洲方有機會以貴金屬來彌補對亞洲貿易中的結構性逆差。難以想象沒有美洲的白銀，歐洲人將拿什麽來中國做買賣。

　　明清時期中國出口了大量的絲綢、茶葉、瓷器到歐洲，換取了大量的白銀，以至於中國這個非白銀生產大國卻用白銀當流通貨幣，可見當時中國賺了多少白銀。從宋朝開始到明清幾百年間，當中國把世界的白銀都賺回來了，有錢的中國反而危險了。原因是中國沒有重工業隻有手工業，隻是一個貿易大國，不是軍事大國。沒有軍事實力，非常脆弱，不堪一擊。最終並沒有守住自己的金銀財寶。

　　當全世界的白銀都到了中國人手裏的時候，英法等帝國無法繼續與中國做生意了。此時，為了消除自家的貿易赤字，英法用在印度種植的鴉片來換取中國的物資，以販毒的方式掠奪中國的財富。大清帝國當然不能容忍這種傷害，當林則徐燒掉鴉片禁煙的時候，就直接斷了西方帝國的貿易財路。所以才導致鴉片戰爭的發生，導致了英法強盜打進北京城，上演了火燒圓明園的悲劇。歐洲最終用槍炮戰勝了中國，用戰爭又把白銀搶了回去。

　　曆史的結果就是這樣直白，鴉片戰爭後大清簽署了那麽多不平等條約，又輸銀子又輸地，中國進入惡性循環之中。

　　真正的曆史不是我們後來一些人描述的那樣是什麽清朝閉關鎖國、經濟落後，而是由於軍事落後。如果有人說我們中國人記吃不記打，那我們也隻能羞愧地說，最高統治者以為聯合了蒙古族就不會再有野蠻人的威脅了。他們無法理解會有更野蠻的人從海上過來，還帶著巨大的火炮。因為這不符合我們中國人理解的世界，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我們曾經以為大象是安全的，直到看到兩頭雄獅合力殺死大象去爭奪最後的水源的鏡頭，才知道我們的世界觀是錯的。1840年以前的清朝，就是這樣一頭大象，英法就是殺死大象的兩頭獅子。

　　有人估計，從1500年到1800年，美洲和日本開采的白銀一半流入了中國，用來購買中國的手工業品。在這300年間，中國擁有巨額國際貿易順差，是世界經濟和貿易的中心。然而享受著富裕生活的中國人沒有想到遙遠的歐洲卻悄然出現變異性進化。工業革命除了極大地提高了歐洲的生產力之外，還補足了歐洲社會的短板，就是用社會化大生產把分裂的歐洲聯係和組織起來。這使得歐洲不光擁有了鋒利的巨劍，還成長為巨人，從而有了橫掃世界的實力。大炮打碎了世界上所有沒有工業化的民族和國家的門檻。

　　中國的統治階層尤其是清朝貴族並沒有采取正確的方式對應這場革命，最終農耕的手工業的中國無力對抗全麵工業化的歐洲。數百年商貿積攢的財富在一百多年裏被外寇洗劫一空。在這巨大的外力的壓迫之下，中國社會產生反彈，嚐試著變法圖存。然而清朝貴族最後的一次努力——戊戌變法依然失敗了。

　　戊戌變法為什麽失敗

　　距今140多年前，日本發生了明治維新運動。明治維新的成功使得日本有效地組織起來，他們加強了軍隊建設，逐步積累工業基礎，將日本變成了工業化國家。約110多年前，中國發生了戊戌變法運動，卻失敗了，變法失敗導致清政府滅亡，把中國變成了軍閥混戰的半殖民地國家。中日這兩次維新變法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但是結果卻截然相反，最終給兩國帶來的命運更是完全不同。

　　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最大的不同是國際環境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世界諸強都處於戰爭之中，國際環境很寬鬆。三十年後中國戊戌變法時，世界列強分食殖民地、瓜分世界的爭奪已經基本完成，中國成了列強在東方爭奪的“唯一富源”。列強絕不希望也不接受中國再強大起來。

　　其次是中國變革勢力與日本維新派實力的強弱不同。日本明治維新是日本天皇與中下層力量合作，擠壓推翻幕府舊政權獲得政權。而中國當時最高統治階層並沒有變革的意願，還是極力在試圖維持。想想看，是什麽力量導致慈禧寧可對自己的兒子下毒手也拒絕變革呢？這隻能說明中國變革的力量沒有形成，而反對者的力量過於強大，這才是曆史的真實。最後的差異是中日兩國改革的路線不同，日本的變革力量大卻依然戰戰兢兢，選擇阻力最小的方式漸進，中國皇帝沒有力量支撐，卻大張旗鼓將自己的執政基礎推到反對改革的一邊。

　　時至今日，依然有人認為光緒皇帝應該先設議院、開國會、定憲法等，這是多麽荒唐。其實光緒帝唯一的機會是潛移默化抓住權力，整頓軍備，在對外爭鬥中逐漸掌握軍權，漸進變革。而不是去頒布一係列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麵的變法詔書，這類根本沒有任何力量支撐的宣言隻會引發反對力量的集聚和爆發，而不會得到任何有效的支持。要知道聖旨也得有執行力才能是有效的，皇帝的權威也是建立在武力和金錢的基礎上的。

　　曆史無需假如，清朝滅亡的主因就是沒有將民間商業利益轉化成國家軍事力量。清朝貴族早就丟失了祖先金戈鐵馬的野性，變成了隻知道享受者。說什麽“洋務新政”，“同光中興”；講什麽經濟構成，工業基礎；論什麽新興中國資產階級，政治架構、法律、製度；談什麽“中體西用”，所謂的維新、新政、君憲、憲政，再君憲，這一切全是修修補補，都無濟於事。其實落後的中國重中之重是強軍，關鍵點是需要對外戰爭勝利，是閉門療傷。中國最高的統治者明白得太遲了，真正著手建設新軍的時候，已經是大廈將傾，清朝貴族被轟下去的最終結果就是中國陷入軍閥混戰的怪圈。異軍突起的是買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