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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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曾領先世界上千年

　　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華文明我們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未曾中斷的文明，其他的古代文明由於迄今未知的原因都消失在曆史長河之中了，這是最值得我們中國人自豪的地方。

　　不過中華文明並不是在五千年裏一直領先於世界的。現代的考古學發現，古埃及以及古代中東就有可能比同一時期的古代中國發達。但是有跡象表明自漢朝開始，中國逐漸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度，並且一直保持到19世紀。

　　在今日一些中國人的頭腦中，一說起我們中國的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落後，說起西方則是什麽都先進。這個定式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逐漸形成的。其影響甚廣，流毒深遠。

　　很多人認為承認落後才會奮起直追，所以這三十多年來對這類觀點聽之任之。經過三十多年的奮鬥，以前的跟莊戰術已經完成使命了，中國人未來的路需要自己走了。這時候，確定自己的優勢會堅定我們的道路自信，是會有極大的促進作用的。中國人再自卑下去就變成有害的了，因為自卑的民族是無法領先的。

　　擺脫西方語境之後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社會並不是處於西方學者所言的落後的社會階段，而是遠比西方更早地進入市場經濟中央集權的一種超前的社會形態。我們的落伍隻是在科學和工業化層麵的落伍，隻要在科技和工業化領域中加大力度奮起直追，我們就能追趕和超越西方。事實確實如此。如果我們能明確這一點，就不會在市場經濟等問題上過度糾纏和糾葛不已，市場經濟是比資本主義要遠久的存在，而中國人在市場經濟中已經摸爬滾打了幾千年。

　　麵對私有製和市場經濟，甚至中國古代的帝王們也沒有我們理解的那樣，可以動用絕對的權力來隨意

　　改變商業的規則。中國私有製確立的時間比我們想象得要早得多，勞動力早在周朝以前就已經成為商品交換的對象，貨幣也早已經出現。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商業就已經很發達了。當年管仲被齊桓公重用，委任以管理齊國，主要的內政就是發展商業，甚至可以說當年的齊國就是以商業立國的。管仲具體的做法有壟斷鹽鐵生意，建立國家糧庫，用國家的政策來吸引各國商人，從中抽稅。某些商品國家壟斷，多數商品放開競爭。這些舉措使齊國經濟大發展，國庫充實，最終成為春秋時代五霸之首。

　　秦朝統一之後，始皇帝最偉大的舉措是統一了度量衡、貨幣和文字，進行了大規模的道路建設和水利建設，這些措施為全國範圍的物資運輸和交換奠定了製度和基礎。令人歎息的是秦王朝沒有能鞏固和消化統一的成果，二世即亡。我們要注意的是秦朝雖亡，秦製度卻保留了下來。

　　漢高祖平定天下後，秦製度和工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漢朝在最初的時候吸取了秦朝的教訓，采取輕斂薄賦政策，是真正的小政府、大社會。而且放任市場行為，不抑製土地兼並，結果就是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數大地主手中。富人避稅能耐大，國家稅收就更少了。皇家不得已，靠賣官爵換錢。到漢武帝時期，是內無糧草外有強寇，逼得漢武帝采取極端措施，動用政權來生搶錢。

　　中國人早早地上了自由經濟這堂課，而且趨利的動力十足，隻是沒有工業化的助力，商人們從來沒有膨脹到可以與皇權競爭的程度而已。而中國早早進入集權時代，皇權極大化，權力才在這場競爭者勝出。中國的統治者一定都明白這個潛在勢力的可怕，即商人具有積聚社會財富的強大力量，基本上采取“重農抑商”政策。這一點被現代人認為是錯誤，這恐怕是現代人搞錯了。這種錯誤就是拿現代的技術和產業水平來衡量過去的政策，是一種很淺薄的錯誤。

　　事實上，中國王朝重農抑商政策的最重要內容是抑製土地兼並，即抑製生產要素向大地主手裏集中。可見，重農者，重視實際從事生產的農民，抑商者，主要是抑製農村土地兼並而不是壓製商品的流通。這樣做是去掉了中間的土地所有製環節，使得土地保持在耕作者的手裏。

　　中國沒有產生資本主義，這叫很多人耿耿於懷。把中國落後的原因歸結為沒有產生資本主義，這是我們今天中國學人常見的錯誤。中國沒有產生資本主義關鍵在於中國的政權勢力過大，而不是沒有市場經濟，相反中國的市場經濟一直存在並且還很發達。

　　事實上，中國各王朝興起到滅亡的二三百年間，人口的增長是迅速的，這就說明各個王朝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沒有太多錯誤的。現在我們已經意識到了，中國古代王朝更替的原因比我們理解的要複雜的多，最有可能是氣候、外寇、軍費、君王個人等各種因素在綜合作用，而不是簡單的道德這類因素。中國社會在過去兩千年裏總體呈現螺旋增長，生活用具在進步，衣食住行各種產品的產量和質量都在提高，並不是有些人所說的惡性循環或是原地踏步。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寫到，從公元3世紀到13世紀，世界上技術的流向主要是從中國經阿拉伯向歐洲傳播。在煉鋼、鑄鐵、造船、機械裝置，當然還有四大發明——造紙、火藥、印刷術、指南針等諸多技術領域，中國領先西方上千年。

　　中國曆史像個博物館，向我們展示著中國人在吃、穿、住、行領域的不斷進步。瓷器、絲綢、茶葉、馬車等奢侈品在不斷普及。名畫《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正是北宋首都汴梁城內的市場繁榮景象，表現的是一千年前的事物，要知道在一個很長的時間段裏，身為中國人是一種幸福。

　　有史書記載的中國曆史長達三千年，我們隻節選其中幾個節點來看看哪些是中國曆史的關鍵點，看看是什麽因素導致我們中華文明能夠傳承下來。這種智慧要比西方短短幾百年的亢奮崛起重要得多。

　　商鞅變法

　　我們知道，秦朝之後的兩千多年來，中國其實一直是秦製度，而秦製的源頭是商鞅變法。

　　在商鞅變法之前，秦國是落後於關東六國的，主要原因是貴族的勢力大於秦王的勢力。所以秦國國力微弱，秦王的地位也就很低，各國都以“夷狄遇之”。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遂下令求賢變法。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使秦國富強，為此不惜裂土封侯。商鞅因為在魏國不受重視，應召入秦，隨後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了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變法。僅僅用了十年，商鞅的變法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變法之後秦國經濟大發展，軍力強盛，為後來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後人多知道商鞅變法這一事件，卻很少有人關注具體的政策。其實商鞅變法的意義遠比我們多數人意識到的要大，甚至可以說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的扁平化結構都和商鞅變法有關聯。所以我們需要關注商鞅做了哪些變法，看看這樣大的變革又是怎麽實施和實現的。

　　商鞅最先是從鼓勵開荒做起的，這是任何人不能反對的。國君會大力支持，而貴族無法反對。其中關鍵點在於開荒的土地歸拓荒者自己，這就把佃農和雇農解放出來給自己幹。這樣給貴族幹活的人減少了，但是賦稅依然。這一政策導致貴族守不住原來的土地，因為農戶跑走給自己幹去了。這時候國家再鼓勵土地自由買賣，把土地逐漸從貴族手裏轉移到農民手裏。這是個漸進的過程，導致貴族無法聯合反抗。這一政策的真正意義在於改變了土地製度，僅此一項變法其實就把秦國的國家性質改變了，就是說在關東六國還是農奴製的時候，秦國已經變成了農民個人所有製為主體的君主集權國家了。從人類發展的曆史上看，我們無法不承認商君的偉大，他實在是超越時代太多了。

　　商鞅變法第二條是廢除世襲製，建立軍功製，這一點是在秦孝公的強力支持下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