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諱言,我們的觀點是基於我們是中國人這一立場的。我們也願意接受基於邏輯的推斷,遵循曆史的邏輯是我們立論的基礎。
我們把眼光放在人類曆史的長河之中,去看一看對我們影響最大的事件及其位置和意義,這樣才不至於“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目前,科學家推算的地球年齡大約是50億年,考古學表明人類發明文字大約隻有7千年,而近代科學的誕生距今僅有500年,這就是我們已知的世界。今天人類已經能夠上天入地,但對過去所知甚少。我們今天所描述的曆史隻是根據有限的資料拚接而成的不完整的圖案,中間有很多斷裂帶是由後人的解釋連接的。這種解釋是必要的,有勝於無,因為即使解釋錯誤也能為後人發現真相打下基礎。
然而,我們現在看到的世界史其中的一些章節是存在疑問的。這不是我們故作驚人之語,也不是無聊之談,而是為了厘清我們思想領域的混亂。因為史觀是我們世界觀的重要組成,而了解曆史主要是為了預測未來。
目前的世界通史中存疑的,主要是古希臘、中世紀以及近代史中的一些重要節點。
最大的疑問是被稱為古希臘的文明史。說的是兩千多年前,在古代希臘,就有歐洲先民們,穿著優雅的長袍,時不時裸露出健美的身軀,創造出美妙的藝術,有遠遠領先於其他民族的知識體係,什麽哲學、數學、科學都不在話下。相形之下,我們中國人卻在三千年裏進步甚小,隻不過是在無休無止的惡性循環中原地踏步,這種比較的結果讓我們很自卑。這種自卑可不是什麽好事情,因為自卑會大大影響我們未來的工作,所以需要較較真。
我們用理性思維去判斷一下,
理性思維要比眼睛直接看到的現象更接近真相。我們中國人常說,“耳聽為虛、眼見為實”。但是我們看到的也依然有可能是假象。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我們眼中的“日月經天、江河行地”,這千百年來多數人認定的和接受的事實卻有部分是假象。真相是哥白尼和牛頓這樣的天才,用理性思維告訴我們,地球是繞著太陽轉的。這個理性判斷發生在五百年前,它給人類帶來思想的革命。所以理性思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當我們用理性思維去審視當下流行的世界史書籍資料,就會發現很多關於古希臘文明的說法的章節既缺乏考古實證,也缺乏可資考證的信史資料支撐。
我們認可曆史的記載,必須以文字和載體為存在前提。考古證明,中國的甲骨文出現於公元前1500年左右,到了秦朝和漢初時代,文字已經完全規範化了。記載載體也是竹木簡還有帛書等,這都有出土文物支撐著。公元105年蔡倫製造出了紙張,這是人類進步的台階式的標誌物,因為隻有紙張才可以大量記載文字,所以,詳細的曆史書應該是在使用紙張以後產生的。
而紙張傳播到歐洲是成吉思汗子孫橫掃歐亞大陸之後的事情。西方的科學家都承認紙張的獲得也是引發西方近代巨大進步的重要因素之一。
紙張傳播到歐洲之前,西方使用的載體是羊皮、紙草。紙草的問題是保存時間不會長久易粉碎,羊皮的問題是記載的內容不可能多,是因為成本太高的緣故。所以西方根本就不具備產生長篇巨著的基本條件。
西方不光是沒有載體,也沒有統一的文字。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十裏不同音”,如果沒有統一的文字,僅僅靠著語言是很難交流的。歐洲從來沒有過統一的文字,談論歐洲文字的曆史會讓西方人不好意思,因為拉丁文字(即係統的羅馬文字)是在中世紀裏才由天主教會逐漸完善的。上麵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是不是可以質疑那些傳說中的羅馬時代和古希臘時代的曆史及思想文化“巨著”呢?今日西方世界所謂的古希臘文化大廈其材料卻沒有一個源自古代,不是太奇特了麽?這和我們用現代鋼筋水泥材料再建一座阿房宮是不是很接近呢?世界會承認這新建的城池是文物古跡麽?
在人類的曆史上,文字和書寫在很長時間裏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專利。所以,現代人將文字、紙張、印刷術、互聯網視作人類進步的台階。在中世紀的歐洲,一部用羊皮書書寫的《聖經》的價值超過一座城堡。
今日我們看到的古希臘時代的曆史學巨著和哲學思想巨著,都是厚厚的幾十萬言,托名亞裏士多德的著作甚至超百萬言之多。就沒有人問上一句,他們是用什麽載體傳承下來的呢?它們是怎樣躲過西方上千年排斥異端思想文化的傳統和無數次戰亂而沒有被毀滅的呢?要知道在現代技術發明之前,曆史的記載是一件難事。例如我們中國人的唐詩宋詞本來是傳唱的歌詠,因為沒有記載曲調的方法而失傳了,留下的隻是可以用紙張記錄的歌詞文字。
考古學不支撐古希臘文明
從世界地圖上看,歐洲整體處於寒帶,這就是為什麽他們的皮膚是白色的緣故,白人膚色淺就是因為缺少陽光。目前人類學上常見的說法是,人類起源於非洲熱帶,逐漸向北半球遷移。到達溫帶的成為黃種人,到達寒帶的成為白種人,可以想象到達寒帶的人們是很晚才過去的。歐洲不光是寒冷,地質結構也是以石質為主,所以過去幾千年裏一直以畜牧業為主體。畜牧業的居無定所和氣候過於寒冷導致歐洲的文明水平較為低下。而且寒帶需要更多的肉食品,身上也要有脂肪,也導致他們的衛生水平和生育能力低下。
對比中國就能知道。地理上,歐洲的絕大部分土地都處於北京以北的緯度,相當於中國的東北和內蒙古草原。而中華文明的主體是處於溫帶區域的中原和江南,而不是東北和內蒙古,也能證明寒帶產生先進文化之艱難。由此可以推斷,苦寒的地理環境導致白人的文明發育最晚。在美洲開發之前,歐洲人主要是遊牧漁獵民族,艱苦的生存環境導致歐洲生活水平低下是能成立的。
輝煌的古代文明無一例外產生於較好的自然環境裏,這是生命層麵的規則;古代四大文明都發源於自然條件較好的大河流域,這也從一個側麵說明了人類古文明對自然環境的依賴。而今天人類超越自然環境而存活是基於科技和工業的進步所致,不能倒過來推論。
中國的曆史有著相當的可信度,這與中國曆史上早就存在專職的史官製度有直接關係,更與中國的曆法相關。相比之下,西方曆史在17世紀之前猶如一團亂麻,別說中國人難以了解,就是西方人自己也說不清楚。連最著名的法國曆史學家和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6年),在自己的論著中談到歐洲中世紀以前的曆史,也僅僅是做一種很模糊的簡單的介紹。而且在西方的圖書館中,談到那段曆史的隻有阿拉伯文和羅馬文的曆史殘本,再有就是《聖經》和《荷馬史詩》這樣的“神說”,其他就是後人杜撰的各種曆史文獻了,所以,西方早期的曆史基本局限在天主教的說教中和民間的傳說中。
12世紀以後,天主教教會在吸取了阿拉伯文化成果以後,才意識到統一的曆法的作用,1582年才第一次正式規定了天主教區統一的曆法時間。沒有統一的曆法,發生在古代的大事件就沒有順序,沒有順序又何談有可信度的曆史?
16世紀之前,西方的曆史是一個被稱作黑暗的時代。表現為一方麵是王朝更迭速度極快,另一方麵是諸侯林立,語言風俗各異。毀滅前朝或是異族的文化,燒毀前朝的圖書館和殺戮異端是家常便飯。像中國自秦代就建立的“書同文,行同倫”的文化製度對西方人而言無異於天方夜譚。
跟隨拿破侖到埃及去的法國學者於1799年發現了著名的羅塞塔石刻,這個石刻之所以著名,是因為它提供了一把辨認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鑰匙。歐洲中世紀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從這裏開始的,這和印度人通過中國的佛經來推理印度的古代曆史是類似的。所以我們質疑西方曆史是非常有底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