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又談起大生紗廠的事,翁同龢問張謇現在紗廠情況如何,張謇說:“如今紗廠已經步入軌道,情況尚好,無需憂心。”
翁同龢欣慰地笑了,忽然又想起一件事,說:“在京之時,季直曾要我為紗廠寫一副楹聯,然而,那時正為變法之事焦慮,未能題寫,現在可做這件事了,於是當即鋪紙研墨,寫下了:樞機之發動乎天地,衣被所及編我東南。翁同龢一向寫的是顏體字,很是渾厚有力。張謇看了這副氣度不凡的大字,內心很是興奮,由衷地讚佩老師的書法功力和文字造詣,也為自己日後辦好這個紗廠走好實業救國的道路鼓勁加油。
此後的一年,張謇的事業做大做強,道路更加的寬廣和順暢。那一年,他從日本參觀完畢回到上海後,便馬上對自己的《東遊日記》進行整理。然而,心中總是不安,時常想起在常熟隱居的老師翁同龢,不知道老師怎麽樣了。於是,便決定立即去看望翁同龢。
自從翁同龢隱居以後,心情一直不好,如此一年時間,身體就壞了。此時的翁同龢正是患病期間,好幾日都臥床不起。見張謇來探望,心內甚感安慰,病也好了一大半。
張謇將《東遊日記》整理出版成書之後,為了全麵地向翁同龢匯報自己的救國思想,急忙命人星夜兼程將樣書送往常熟老師隱居處,並帶過去200銀元,以及百合與魚幹等吃食禮物。這讓病中的翁同龢欣喜萬分,吃食禮物正是他隱居之人所需要的,張謇的書更是心靈的莫大慰藉。他手捧張謇的書信,激動得渾身哆嗦。
數日後,翁同龢看完張謇的《東遊日記》,特地用心作了評解,給張謇寄去。張謇接信視之,老師寫道:凡所谘度,步步踏實;所記皆稱綜其大端切要。這是老師對他《東遊日記》總的評價。老師還向他誠懇地建議道:可仿者其鑿井、收羊二事乎……師生之情溢於言表。
此事沒過多久,翁同龢便因病辭世了。在辭世之前,翁同龢為自己挽道:朝聞道夕死可矣,而今後吾知晚夫。下麵的話留給張謇來書寫。張謇聽聞老師翁同龢去世的消息,半天沒回過神來,繼而大痛,捶胸頓足地哭。哭罷,急忙擦眼淚前去吊唁。到了之後,又遵師命為老師寫下生前未完成的挽聯:公其如命何,可以為朱大興,並弗能比李文正;
世不足論矣,豈真有黨錮傳,或者期之野蕕篇。
對於外交
張謇是很愛自己的國家,也身體力行地為這個國家做了許多大事。在對外交往方麵,他更是大力主張自重,用平等的態度跟各個國家進行交往,堅決反對崇洋媚外的奴才外交。對於國家的權益,他一輩子的主張就是即便被人搶走,也不能雙手捧給人家。他說過這樣一句話:
“因為人家可以隨時拿去,待我們有了力量有了機會的時候,也可以隨時拿回來。如果是我們簽訂了協約,自願把權益奉送給人家,那就永遠也沒有翻過身來收回的一天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張謇獲悉中國中央政府將要跟日本簽訂秘密協約,一連給總統徐世昌和總理段祺瑞發了兩封電報,苦口婆心地進行勸阻,他針對所簽二十項條款,一一向他們做了細致的分析和批駁,然後說:凡此諸條,明目張膽,兼巧篡豪奪而有之,苟為中國人而良心未喪盡者,見之孰不皆裂……中國人為涼血動物,日本人亦喪心病狂。張謇向兩位國家領導人大聲呼籲要保全國家的根本,反對割讓東三省,他說:人莫哀於心死,事莫痛於國亡。
開門而揖盜賊,盜賊何厭焉……接下來,張謇對北洋政府責怪道:若公然視國為私物,奉以予人,供人宰割;國之人,強者不必言,即至弱者,亦口有誅而筆有削。1922年3月6日,日本國的宇治兵艦停泊在天生港。少佐麻田作三、大尉鈴木義尾、土本峻一等一些日軍隨意在南通城郊進行狩獵,進入博物苑內到處亂逛,小鼠子一樣這兒瞅瞅,那兒看看。突然闖入不懷好意的異類,這讓南通的人民很憤怒:
“他們幾個日本兵進入到我們博物苑來幹什麽?”
“想搞破壞呀?”
“趕緊把他們趕出去,讓他們滾回到他們日本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