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中國現代紡織業開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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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落主義

　　在張謇的心裏，他們家鄉的自治建設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在全國政界很活躍的時候，也沒有忘記此事。民國之初，在給袁世凱寫的信內曾說道：謇自前清即矢誌為民，以一地自效。蘇人士嗤為村落主義。……而終於以村落主義自享也。可見，“村落主義”這個詞匯剛開始的時候並不是張謇的獨創，而是出自別人之口，出自別人對他的揶揄。不過，張謇聽了這一詞匯，內心也不羞，也不惱，還坦然一笑說：“其實就是村落主義。”

　　此後他自己也把自己在家鄉南通所做的事業，稱之為“村落主義”，並且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張謇“村落主義”思想的內核，實際上源於漢朝末年田子泰所經營的“無終山都邑”。在那個封建末世王朝裏，那些優秀的知識分子們無不上下求索，想為中國尋求一種理想的社會。張謇比康有為還要早地尋找到了曾經真正存在過的田子泰的“無終山都邑”。

　　這是一個社會大同的理想。

　　張謇總是向自己身邊的人表達他對田疇進行效法的真心。田疇是東漢末年的人，字子泰，喜好讀書，善於擊劍。190年，董卓作亂，幽州牧劉虞遣人冒險去見已經被董卓所劫持的漢獻帝，來表明自己的忠心和慰問。田疇向劉虞請命，主動要求去長安見獻帝。劉虞應允。於是田疇便自北方朔漠取間道前去長安。漢獻帝見了田疇之後，非常的興奮，當即就要加封他當騎都尉。然而田疇卻堅辭不受，向獻帝告辭之後便返回幽州複命。一回到幽州就得到自己的主公劉虞被公孫瓚殺掉的消息。田疇懷念舊主，心裏很是悲痛，於是便對劉虞一番哭祭。這一哭祭不要緊，很快就傳到了公孫瓚那裏，公孫瓚大為惱怒，想我剛殺掉劉虞就有人公然哭祭，這明擺著是和我作對嘛！於是下令即刻捉拿田疇。田疇被捉到公孫瓚那裏，公孫瓚想要殺掉他，然而，公孫瓚身邊的人卻勸說不要殺，說他是個有情有義的人。公孫瓚一聽有道理，就又把田疇放了。公孫瓚問他願不願到自己這裏來做事，田疇隻是悲戚，不肯答應，說情願歸裏。公孫瓚無法，隻好讓他回他的家鄉去了。此後，田疇帶著他的家人，就到無終山躲避戰亂去了。有後人記述田疇道：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鹹共資奉。（陳壽《三國誌》）張謇很是羨慕田疇當時的做法，還曾經作過一首詩：雄節不忘田子泰，書生莫笑顧亭林。

　　井田學校粗從試，天偎無終與華陰。張謇當初創建通海公司，在公司的大堂上，他題寫了一塊大匾，上麵寫了三個大字：慕疇堂這個“疇”，就是指田疇。

　　張謇的村落主義思想在心中孕育得相當早，然而，真正推行卻相當晚，是在他對於中央政治失望、自己於家鄉所辦的實業有了成就以後。

　　在官場上的每一次不如意，都更讓他覺出家鄉的親切和真實存在。被稱為“村落主義”的南通自治成了張謇晚年甚至是他一輩子的追求和奮鬥的最終落腳點。

　　依照張謇的說法，村落主義的以一地自效，也就是對自己的家鄉進行建設。他曾說他回到家鄉就是懷著村落主義的思想，想經營地方自治，像實業、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和公益等。他對他們南通的事業發展過程曾作如下概括：謇自乙未（1895年）以後，經始實業；辛醜(1901年)以後，經始教育；丁未（1907年）以後，乃措意於慈善。（馬斌《南通自治的遺產》）這些自治事業主要是圍繞張謇的村落主義進行的。張謇是本著以家鄉為入腳點，然後引領全國邁向富強之路的思想。

　　大生資本集團是張謇最早創辦起的企業，也是他發展整個南通事業所依托的力量。大生集團通過初期階段的積累，於民國初年，尤其是1917年之後進入到了又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好階段。大生紗廠的發展特別突出。大生紗廠1912年到1914年的發展勢頭頗為平穩，利潤上起伏頗小。到了1915年，因為受袁世凱登基當皇帝等一些國內政治局勢的影響，大生紗廠在利潤方麵有所下降。到了第二年，由於通海地區大水泛濫，棉花的產量很不好，因此出現了紗市呆滯的狀況。大生一廠隻賺了6萬多元，大生二廠，隻賺了2萬多。但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的棉紡織外部環境頗為寬鬆，在1917年之後的五年間，大生紗廠卻有了出乎意料的迅猛發展。於此時間段內，不管是洋紗還是洋布的進口全有相當幅度的下降。1913年，中國關口直接進口的外國棉紗總共是262萬擔，棉布總值是18600萬兩，1918年，棉紗下降到了118萬擔，棉布下降到了9600萬兩，分別比1913年降低了58%與40%。這部分空餘的市場份額給中國的棉紡業提供了非常寬鬆的發展空間，創辦新廠與舊廠增資擴產形成了轟轟烈烈的熱潮。從1917年開始，整個中國的紡織業忽然行情非常的好，每一紗件從156塊一下子漲到了230塊以上。就這一年，張謇的大生一廠就賺了796萬兩，二廠也賺了406萬兩。此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21年。期間，利潤最好的記錄是1919年。這一年，大生一廠賺了26444萬兩，利潤率是10578%，大生二廠賺了13496萬餘兩，利潤是1132%。在五年的時間內，都是最為旺盛的時期，大生紗廠的平均利潤都是90%以上。大生紗廠的一廠和二廠自創辦至1921年一共賺了16635869萬兩，三分之二是與此時間段內賺取的。在這樣的大好情勢下，大生紗廠的資本數目也在迅速地增長。大生紗廠的一廠資本股份從130萬兩增長到200萬兩，二廠從86萬兩增長到118萬兩。1921年，兩個廠共計資本是369萬兩。

　　到了1923年，大生企業係統總資產是3448萬兩，是申新、茂新、福新企業係統資本總量的35倍。

　　研究水利的學者

　　遠在1887年的時候，張謇還在跟著孫文錦當幕僚，孫文錦在開封當知府，張謇也和他在一起。他們來到開封沒多長時間，黃河便於鄭州決口了，情況很是緊急。孫文錦也不敢怠慢，急命張謇和他的兒子孫東甫一起坐船，不顧生命安危對災情進行調查，給予急賑。張謇和他的兒子孫東甫走遍了決口的上遊和下遊，仔細對水勢進行查看。其慘景令人目不忍睹，房屋衝塌，人畜喪命，漂浮於水麵的人畜屍體令人觸目驚心。從那時候起，張謇便意識到水真是太厲害了，使他暗自下決心要為治理水患而出力，努力掌握一些這方麵的知識。

　　張謇通過仔細認真地考察，認為最好是疏浚黃河，分成若幹道，從山東入海。當時北洋大臣李鴻章所聘請的水利專家們經過研究，也是如此認為的。但是，欽差督辦河工的大臣李紅藻卻不同意這樣的意見，他振振有詞說：“我隻是負責把黃河決堤的部分堵住，堵住這些決堤的部分最多也就花費幾百萬元。如果要疏浚幾條河道，分別入海，需要多少錢，難以預算；以後效果怎樣，更是無法得知。”

　　那些在河防上混跡多年的官員都是老油條了，為了費用，為了官運，和李紅藻持相同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