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中國現代紡織業開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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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謇首先想到的是推行自己的經濟改革思想與辦法。然而，他頭腦很清醒，明白這個時候居於這樣的職位責任重大，前途難料，幹什麽都充滿了困難，有著極強責任心的張謇還是出任了這個要職。他誠懇地說：“也許這個時候非常的艱難，我不敢不出，以盡一個國民之義務。但是外觀時事，內忖精力，這個義務能盡到幾分，能收幾分之效，以報我國人期望之萬一，卻毫無把握。……可以告國人的，唯矢此勤勤懇懇之心，與國務院諸君，交成職責而已。”

　　因此，張謇一就職首先提出了針對國家與社會經濟狀況的施政綱領。對於國家目前所麵臨的經濟困境與應對原則，他首先指出：民國肇建，內亂外患，稠疊至，借款累累，債權四壓。權政府度支之數，用之於軍政之消耗猶恐不足，然亦當以十之四、十之三謀生計之擴張。權人民漏卮之數，則增加熟貨之輸出猶病未能，然亦當就千之八、百之一求輸入之低減。（張謇《在國務會議上發表實業政見宣言書》）接著，依據自己多年實業救國的體驗，於原先產生的改革經濟製度設想的基礎之上，提出了解決辦法。他說：二十年來，所見諸企業之失敗，推原其故，則由創立之始，以至於業務進行，在皆伏有致敗之釁，則無法律之導之故也。將敗之際，無法以糾正之，既敗之後，又無法以製裁之，則一蹶而不可複起。或雖有法而不完不備，支配者及被支配者，皆等之於具文。前仆後繼，累累相望，而實業於是大隳。（張謇《在國務會議上發表實業政見宣言書》）因此，他提出農林工商部的第一計劃便在於立法。

　　在金融方麵，張謇認為最重要的是革新與穩定市場，他說：近十年來，商場之困頓不可言喻，蓋以國家金融基礎不立，而民間錢莊、票號等金融事業，索索無生氣，重以倒閉頻仍，信用墜地。於是一國現金，非遊蕩而無所於歸，即窖藏而不敢或出。（張謇《在國務會議上發表實業政見宣言書》）對於這個問題，他主張最好的辦法就是確定把中央銀行作為金融基礎，然後再立地方銀行，予以輔助；嚴格執行銀行條例，保持民辦銀行、錢莊、票號的信用；改定幣製，增加通貨。

　　對於不合理的關稅製度，張謇說：今世界大通，國際貿易日增月盛，則關稅之影響於農林工商業者尤大。（張謇《國際公法學會討論加稅免厘之意見》）他認為對於洋貨之關稅最好是按照輸出輸入物品的性質分別對待，不應按照舊條約以值百抽五或者是值百抽七五一律對待。應當靈活，有的物品可以重收關稅，即便是值百抽五十甚至是值百抽百也沒有什麽不可以，有的可以輕收關稅，即便是不足值抽五甚至是完全免除關稅也沒有什麽不可以。課稅的物品應看國內需要的程度和消耗的程度而定等差，消耗的物品當中，又應看奢侈的程度而定等差。用這個辦法可以保護我們國內的產品。

　　對於我們國內的產品，他認為需依照國際慣例對出口稅給予減免，並努力爭取關稅自主，他說：出口稅輕重由我，則國際市場上庶有我國商人容足之地，而國民經濟上，或可漸有生動之機。（張謇《國際公法學會討論加稅免厘之意見》）對於國內的商品流通稅收製度，他提出：農工商之政策，惟借稅法為操縱，或輕減以獎勵之，或重征以抑製之。蓋未有不顧農工商之痛苦，而純然以收入之目的，為征收之標準，猥日苟且以濟國用者也。（張謇《國際公法學會討論加稅免厘之意見》）張謇認為對民營企業應當施行獎勵和輔助的辦法。他說：凡大企業，資金巨而得人難，實皆含有危險之性質，……故各國皆有獎勵補助之法，蓋誘掖之，使之發展。（張謇《國際公法學會討論加稅免厘之意見》）張謇還主持製定了《保息條例》等一係列的政策與法規。這些法規和政策規定對已經開辦的取得不凡成績的都給予相應的獎勵和輔助。對於新辦的大企業，根據他們資本數額的多少給予他們為期3年3—5厘的利息補貼，這也就是“保息”。張謇想以此來提高他們的積極性，從而加快中國實業的發展進程。

　　自洋務運動開始，清朝朝廷與地方都開建了一些企業，然而，因為經營上的問題，效益很不好，有的甚至是虧本。建立民國之後，這樣的官辦企業還是開辦著，並且是境況越來越差。張謇對於這些輕工企業也主張施行全麵的改革：自今為始，凡隸屬本部之官業，概行停罷，或予招商頂辦。惟擇一二大宗實業，如絲、茶、改良製造之類，為一私人或一公司所不能舉辦，而又確有關於社會農商業之進退者，酌量財力，規劃經營，以引起人民之興趣，餘悉聽之民辦。（張謇《向部員宣布農林工商政策的通告》）對於以後剛開辦的礦冶企業，張謇提出應采取官民分類開辦之辦法：惟食鹽、煤油二種定為國有，其他各礦在國家方持開放主義，原無與民爭利之心。然如鐵、如鉛，不特為輪軌機械之所以必需，亦實為槍炮彈藥之原料，而采煉費巨，聽民自為，動多流敝。似宜濟以官力，免蹈漢冶萍覆轍。至金、銀、銅、鎳等礦，為造幣所必需，亦擬各擇一二礦產富饒之區作為官礦，以為民間之模範，以辟政府之利源。（張謇《擬具官營礦業辦法呈》）對於國內資本短缺厲害的問題，張謇則主張應積極利用外資解決。他指出，利用外資是振興實業和挽救貧弱的好政策。同時，他又認為，利用外資會存在一種危險，必須要慎重地對待，施行以我為主、平等互利的政策，可以采用合資、借貸、代辦等多種形式引進外資，量力而行，盡量避免被欺詐。張謇還要求利用外資一定要以振興國家實業為基點，以有利於國家財政為其次。外資企業必須要對中國的法律予以遵守，不然一概取締。於經營和管理方麵，絕對不準外國人全權處理，應是中外兩方一起進行管理，一起獲得利益，一起承擔風險。

　　張謇的這些施政綱領，是於相應的時代要求、總結曆史教訓、借鑒外國經驗基礎上，遵循資本主義現代經濟管理理念而提出的，主旨就是想要建立一種能夠促進與扶助國家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製度與政策。這些綱領順時代之發展，切中時弊；不但有繼承，而且有開拓；不但有目標，而且還有措施；真可以說是一個富有改革性、開創性及務實性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經濟製度改革綱領，並為張謇於任職期內逐步付諸實施。

　　張謇既然當了這個官，既然想真正的幹，就必須要他所轄的各級機構更能高效地辦事。對於之前的機構，他是不滿意的。所以，他上任之後，馬上對政府的各級經濟管理機構進行調整。

　　那時候，中央政府的經濟管理機構設有農林、工商兩個部，各類官員多到400餘人。可謂是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張謇對兩個部的各級官員們說：“國家的林農和工商部門就是要幹大事的，都是為民生利、供政府分利的地方。這兩個部門如果不想把事情幹好，或者是想做而無目的、無好的辦法、分利過當，便會給人民和國家造成損失。”

　　張謇向兩個部的各級人員發出通告：國家設官分職，有職然後有官，用人者為事務求人才，非為個人謀位置。……用人之標準，當視辦事之範圍，有官而無事者，存其官而不必置其人；有事而人多者，減其人，以適當於事。（張謇《關於工商農林兩部用人原則之通告》）張謇發出通告之後，馬上開始逐條實施。他將這些機構整改辦法與設想貫徹到整頓部務當中，將兩部合並，將原先兩部所設的8個司改作農林、工商和漁牧3個司。為注重礦政著想，特置一局，總共是3個司，1個局。任用人員，計總長1名、次長1名、參事4名、司局長4名、僉事32名、主事50名、技監2名、技正16名、技士32名，總共是142名。與裁減冗員的同時，又添加了50多名專職的技術官員。於各司局的職責規定內，全將提倡、獎勵和改良農工商礦事項列在了首位；參事的職責則規定為掌管擬訂關於本部主管的法律與命令案事務。於張謇任期內，農商部始終保持著這一機構與人員結構狀態。不但精簡了機構，裁減了不必要的人員，而且還促進了經濟發展。

　　將部務整頓完畢後，他又添加與完善了一係列部屬專職機構從事各項專門的經濟改革與服務工作，並給予負責。這些機構是：巴拿馬賽會事務局和駐美賽會監督處，礦務監督署，棉、糖、林、牧試驗場，工業品化驗處，商品陳列所，權度委員會。事實證明，這些新添置的機構，確實發揮了很好的職能作用，為國家的經濟建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不僅如此，張謇還對製定經濟法規完善經濟秩序作出了許多貢獻。

　　張謇一上任，便對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了加速製定經濟法規的兩點建議。第一點建議：本部職任在謀農工商業之發達。受任以來，困難萬狀，第一問題，即在法律不備。非迅速編纂公布施行，俾官吏與人民均有所依據，則農工商政待舉百端，一切均無從措手。為此，夙夜圖維，惟有將現在農工商各業急需應用之各種法令，督飭司員從速擬訂，如法公布。即其中有關涉法典範圍，向歸法製局編纂，如待全部法典完成，非數年不能竣事。擬由本部擇其尤要，如公司法、破產法等，分別定成單行法令，作為現行條例，以應時勢之要求。（張謇《關於整飭國貨辦法給大總統呈文》）第二點建議：案查前清農工商部奏交資政院會議之《商律總則》、《公司律》二編草案，較前清所行之商律，增多三（二）百餘條，頗稱完備。資政院議而未決，適值閉會，遂與新刑律一案同遭壓閣。民國初建，所有前清議而未決之新刑律，已奉大總統令，認為有效。而此商律案，同為前清政府奏交資政院議而未決之案，則未見明文。茲再複加考核，覺此項法案，實為工商部目前對內對外切要之需。又查前清工商部奏摺內稱，此案係采取上海總商會及商學會、預備新立憲公會等所呈送之商法調查案修訂而成。而該商會等則由專聘通曉商律之士，調查各埠商業習慣，曆時三載，然後參酌法理，編纂而成。觀其斟酌之不厭求詳，庸冀推行之必能盡利。因為急需應用起見，擬即用為工商部現行條例，改《商律總則》為《商人通例》，《公司律》為《公司條例》。用敢合辭呈請大總統交付國會議決公布，作為工商部現行條例。（張謇《關於整飭國貨辦法給大總統呈文》）袁世凱聽張謇說得如此有理，也深表讚同，很快作出了批示。

　　不過，袁世凱也不是那麽好說話的。尤其是為了製訂《公司保息條例》和《植棉製糖牧羊獎勵條例》等關係到政府財政開支的法規，張謇真是很費了一番勁，數次向大總統袁世凱上書，然而總是得不到袁世凱的同意，這樣的大事得不到袁世凱的支持是根本無法成就的。於是，張謇就旁征博引，用盡詞匯來向他講解製定公布與修訂這些法規是多麽的重要。以張謇的才學和與袁世凱的師生交情，最終獲得了袁世凱的同意。

　　在製訂這些法規條例的過程中，張謇少不了要與相關機構的相關人員進行細致的溝通、磋商，來獲得他們的讚同和支持，也使得這些法規和條例更加的完善，每一步都做得很不容易。張謇在短期的任內，真是日理萬機，很是辛苦。比如國務院、參議院、眾議院和法製局等國家機構及相關人員都是少不了的，還有工商界，張謇也是不能忽視的，也要吸收他們提出的合理意見，若真不能吸收，便給予他們解釋和說服，他是上下兼顧，上下奔走。

　　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於1914年3月至4月間召開首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此次大會中，專門對工商法規問題進行了討論。對於那些還沒有頒布的法規，大會請求政府趕緊製定頒布；對於已經頒布的法規，也提出了許多修改、補充與實施的建議。張謇對於這些工商界人士的建議及意見，即便是有的法規已經頒布實施，難以吸收與采納，他還是相當的重視，且盡力采取補救措施。他對此次大會關於商律案決議的呈文批示道：所提建議均具卓識，深堪嘉尚，當由本部酌量采擇，分別訂入施行細則，或轉谘法律編查會，以備編訂完全商法典，及破產民事訴訟律之參考可也。張謇在之後製定的有關法規的實施細則裏，一定程度地對工商界的這些意見和建議給予了吸收和采納，並且還對某些法規條文進行了修改。

　　因為張謇堅持不懈的努力，讓剛剛建立的民國的經濟法製建設才能如此迅速和相當順利地開展起來，一係列的經濟法規方能製定與頒布，且贏取了工商界眾多人士的擁護和支持，於很大程度上對民國時期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給予了改善，也給那個時代的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法製體係打下了基礎。9

　　改造南通——創造中國現代城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