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為了打擊排擠唐紹儀,暗中讓內務總長趙秉鈞和陸軍總長段祺瑞與他相抗衡。於是,趙秉鈞和段祺瑞便在國務會議上先是公然反對劃清總統跟國務院的權限,說每件事都要奉令承教於大總統,他們不同意把國務院設為政府必備的一個機構,還呼籲國務員們行動起來響應他們的提議。
南京臨時政府於1912年4月搬到北京沒多長時間,對於內務部的司員人選,總理唐紹儀的意見是要求數名同盟會的會員進入,來向世人表明新舊合作得非常好。而趙秉鈞要求凡重要的部門一定要用北洋的舊人。
唐紹儀是國務院總理,趙秉鈞的後台是大總統袁世凱,因此兩人各不相讓,誰也不懼誰,吵得不可開交。趙秉鈞用“素無共和政治知識”為借口,在會上公開宣布自己要帶領著內務部要害部門的全部人員辭職不幹了。這一招,果然有用,弄得唐紹儀驚出了一身汗,很是無奈,最後隻有做出妥協。
然而,趙秉鈞並不滿足,自此以後,每當召開國務會議,他經常不肯來,有關內務部的事務,就直接找袁世凱。而袁世凱,則是直接向一些重要的部門做人事推薦,直接下命令,故意把總理唐紹儀隔過去,不經過他。
沒過多長時間,袁世凱和唐紹儀之間因為向帝國主義六國銀行團借款的事情發生嚴重意見不和。自打清朝末年以來,英、法、美、德四國銀行團就想著一起對中國借款予以壟斷,進而對中國政府形成控製。在唐紹儀剛開始組閣的時候,財政方麵就極為拮據,可以說已經達到了頂點。唐紹儀遵從袁世凱之命,打著籌備善後的旗號向六國——原來的四國後來又加上了日、俄兩國——的銀行借款。而銀行團向中國政府提出了以監督中國財政為必要條件,他們提出的監督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監督用款,一種是監督遣散軍隊。對於如此不合理故意要挾的苛刻條件,是個真正的中國人,就不會答應。唐紹儀也進行了嚴詞拒絕。與此同時,同盟會也堅決不同意如此借款。為了打破這個煩人的小圈圈,唐紹儀轉而向比利時華比銀行借了一百萬磅。這件事讓六國銀行團大為惱怒,為了維護他們對中國借款的壟斷權,他們便用停止向中國貸款相要挾,駐北京的外交團也向中國政府提出了抗議。作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讓總理唐紹儀向人家賠理道歉,而銀行團看他們示弱,更是要求提出取消比利時華比銀行的借款協約,而且還對他們自己貸款的政治條件一絲一毫也不肯放鬆。
對於袁世凱向六國銀行團的妥協,孫中山、黃興等同盟會很不滿意,大罵袁世凱是“軟骨頭”,是自己看錯人了。為了解決中國政府的財政困難,黃興在南京發起了“國民捐”,向廣大人民進行募捐。國務總理唐紹儀見同盟會這樣做,自己感到很慚愧,更加的從心裏親近同盟會,於是在5月3日,也斷然拒絕了銀行團的無理要求。
為此,六國銀團惱羞成怒,陰險地說:“唐紹儀不願借款告成……以致中國各界誤會各國政見。”
此時的袁世凱正需要國際上對自己的支持,唯恐這些國家不高興,見他們如此說,也十分的懊惱,怒道:“都是這個唐紹儀,淨幹些‘好事’,好事都給他辦壞了!”
於是趕緊一邊命財政總長熊希齡跟他們進行談判,一邊著手讓唐紹儀滾下總理的位置。
也就在這個時候,王芝祥事件發生了。王芝祥任直隸總督本來隻是唐紹儀在組閣的時候給同盟會的口頭答複,且袁世凱也表示了同意。卻不知這不過是袁世凱的權宜之計,空頭許諾而已,主要是想騙取同盟會的信任,讓他們同意唐紹儀組閣政府。實際上,袁世凱一向把直隸看成是自己的發跡地,一般情況下他是不會讓跟自己毫無關係的人來管這個地盤,況且這個王芝祥又和同盟會十分親近。於是袁世凱便私下做了精心的布置。當王芝祥被直隸省推舉為都督向袁世凱呈報的時候,直隸就有五路軍隊忽然起來反對了,不願讓王芝祥當這個都督。袁世凱便順水推舟以此為由頭,讓王芝祥到南方軍隊當宣慰使。對此,唐紹儀表示反對,他對袁世凱說道:“大總統,我們政府不應當以軍隊反對為由而失信於民。”
坐在一邊的段祺瑞是袁世凱的親信大臣,聽了這話,他馬上進行了反駁:“如果軍隊施行暴動,這個責任誰來負呢?”
袁世凱看看段祺瑞,又看看唐紹儀,滿臉橫肉地笑笑說:“除了這事以外,什麽都可以聽總理的。”
然後,就把沒有經過總理簽名的委任狀交予了王芝祥,命往南京辦理遣散軍隊,將馮國璋任命為直隸總督。
此時的唐紹儀心裏已經明白袁世凱的圖謀,就是想架空他唐紹儀,他跟了袁世凱二十多年,對袁世凱的毒辣手段是相當熟悉的,於是,便急忙寫了辭呈,沒有向袁世凱告辭,就逃往天津去了。
唐紹儀走後,袁世凱又重新組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