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後,張謇首次見到了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孫中山,孫中山對張謇說:“張先生大才,又一心求取富國強民之大計,您做出的努力世人都是看得到的,也讓人無不感佩。我們建立民國,就是希望中國能夠富強起來,不再受他人欺負,還望先生多為政府獻計獻策,積極出力呀!先生若有良策,逸仙我定當隨時聽教。”
張謇雖然已經轉向了共和,然而,對於革命派,他從始至終是沒有信心的。張謇麵對孫中山的熱誠,說道:“豈敢,豈敢,我才疏學淺,能力有限,對於這個國家,我們責無旁貸,有一分力就出一分力,我做的還是很不夠的。”
接著,孫中山又和他談了關於革命的問題,什麽兵、槍、炮,這對張謇來說是不感興趣的,待談話完畢,張謇給孫中山的評價是:“未知涯畔”,意思是說,孫中山是一個不著邊際的人。
沒有多長,張謇和孫中山兩人就因為是否與日本人合辦漢冶萍(漢冶萍為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三者合稱)公司的事情把關係給弄僵了。當時的情況是,革命政權經濟拮據,難以為繼,孫中山和黃興等人計劃與日本人合作辦漢冶萍公司,增資3000萬,從中借用500萬用於政府財政。
再說漢冶萍公司,它是前清政府最大的企業,在規模上也是亞洲鋼鐵聯合企業最大的。日本早就想得到它。武昌起義前,盛宣懷便通過借貸抵押等一些方式跟日方合作,盛宣懷被清政府革職永不續用後,日本人認為這時是一個機會。
10月28日,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在致日本外務大臣內田電文中說:盛宣懷避居大連,將為我方關於漢冶萍問題之策劃帶來甚大便宜,但同時亦有惹起一般民眾反感之虞。3日之後,高木陸郎陪同盛宣懷父子自大連逃往日本。
幾個月後,孫中山派籌款代表何天炯東渡日本。何天炯到了日本,通過大冶鐵礦商務部長王勳把孫大總統的意思轉達給了盛宣懷,盛宣懷回複道:產業抵押貸款,必無人肯借,華日合辦或可籌款,但應嚴定年限、權限為重要,免蹈開平煤礦被英國侵吞的覆轍。這時,被迫逃到日本的盛宣懷處境是極其微妙的,他在國內的財產已被政府沒收淨盡。孫中山為了達成此事,令何天炯對他說,他的不動產可以發還,可是已經用的動產恐怕實難追還。孫中山還向他表示:“民國於盛並無惡感情,若肯籌款,自是有功,外間輿論過激,可代為解釋。”隨後,陸軍總長黃興又去函威脅盛宣懷說:“請勿觀望……否則民國政府對於執事(盛宣懷)之財產將發沒收命令也。”
剛開始的時候,孫中山也對中日合辦漢冶萍和招商局“恐有流弊”有所擔心,然而為了籌款,還是走了這步棋。而這步棋迅疾遭到張謇與章太炎等人的反對,參議院也對此事予以質問。
張謇自從中日海戰後,對日本人就十分憤恨,認為日本人除了明治維新外,都不是什麽好東西,再加上一個盛宣懷。盛宣懷這個人張謇是很清楚的,此人奸詐無比,兩麵三刀,根本是不可信的,他本人認為為了籌款跟日本人合辦公司是引狼入室,後患無窮,於是,一再地勸說孫中山,終止此事。在給孫中山和黃興的信中,他寫道:民國政府建立伊始,縱不能有善良政策為國民所謳歌,亦何至因區區百萬之借款,貽他日無窮之累,為萬國所喧笑?然而,孫中山和黃興自有他們的看法。他們認為這是無奈之舉,不這樣又當如何?便和張謇辯論,兩下裏誰也說不倒誰。為這件事,張謇很是氣憤,感覺孫中山這個人實在也不是救中國的一個人。於是向孫中山和黃興通電辭職,不再擔任實業總長的職位,電文如下:漢冶萍事,曾一再瀆陳,未蒙采納,在大總統自有為難。惟謇身任實業部長,事前不能參預,事後不能補救,實屬屍位溺職,大負委任。民國成立,豈容有溺職之人,濫竽國務?謹自劾辭職,本日即歸鄉裏,特此馳陳。對於此,孫中山反複向他解釋也是毫無用處。當然,張謇的辭職,並不僅僅是為了這件事,在給實業部次長馬君武的信中他寫道:下走被任實業之始,即與中山先生麵訂短期,受狀之日,複具書堅約。至清帝遜位,大局將定,而短期之晷線已屆,故於第二次致總統書中表明不獨為漢冶萍事也。在當時張謇的心中,隻有袁世凱才是穩定大局能夠救中國的人。所以,張謇時時想著要為袁世凱的出頭出謀劃策。
洪憲皇帝的立憲
立憲派絕大部分的人,如張謇等,都希望袁世凱攬政,成為新政府的最高領袖,並為之推波助瀾,讓這個希望變成現實。而袁世凱果然不負眾望,在1912年3月10日,當上了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1913年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
1913年3月20日,領導辛亥革命的另一個重要領導人宋教仁於上海車站被人暗殺,人們都在懷疑是袁世凱所為,由此,袁世凱便成為了最大的嫌疑人。當然張謇是絕對不相信袁世凱會做出此事的,於是受命進行調停,想洗刷潑在袁世凱身上的“髒水”。他力主將此事訴諸法律,在給袁世凱的信中寫道:但求人人知覺中有“國計民生”四字,彼此相諒,各讓一步……宋教仁,在革命派中威望很高。他生於1882年4月5日,字遁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他是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華民國的主要締造者,也是民國初期首位倡導內閣製的政治家。曾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唐紹儀內閣的農林部總長,也是國民黨的主要籌建人。
清光緒二十八年,20歲的宋教仁考進了武昌普通中學堂,第二年入學。在上這個學校的時候,吳祿貞等一些人組織的革命團體在武昌花園山的聚會吸引了他,總是跟同學們談當時的政治,且很快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這一年2月,黃興到了武昌,兩人相識且成了誌同道合的朋友。沒過多長時間,黃興由於激烈的反清言論被趕出了武昌城。黃興回到長沙,宋教仁也緊跟著來到這裏,為成立革命團體到這裏和常德一帶做聯絡工作。
1904年2月,他們組織的以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的華興會於長沙成立,黃興是會長,宋教仁是副會長。
12月13日,宋教仁來到日本,於日本京都成立了同盟會,成為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10年年末,宋教仁自日本回到上海,擔任《民立報》主筆,用“漁父”這個筆名寫出了很多宣傳革命的文章。
1911年7月,宋教仁跟譚人鳳和陳其美等人於上海組建了同盟會中部總會,邀請或派人來往於上海和長江中下遊各地,以促進革命形勢的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