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中國現代紡織業開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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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朝廷為了應付內外臣民，緩解輿論方麵的壓力，不得不做出了相應的姿態，對於聲望一天天高漲的資產階級上層人物予以拉攏。這年的4月16日，朝廷頒發上諭：張謇著賞加三品銜。作為（商部）頭等顧問官，欽此。張謇早已無心當官，然而為了這個國家，為了立憲，這一次，他卻是當仁不讓地接受了這個賞賜。

　　商部顧問是新製，卻擱在了頭等，可見朝廷對於這些年張謇在實業方麵成就的肯定，也可見張謇當時的影響力。朝廷給予張謇特別的恩寵，這對於張謇辦實業是相當有利的，然而，此時更重要的是能夠借此增加他參與立憲活動的分量。

　　1904年5月和6月，張謇跟湯壽潛、蒯光典、趙鳳昌等，還有鄂督張之洞、江督魏光燾等一班立憲朋友在一起商議，共同起草了一份奏折，向朝廷闡明日本和俄國的戰爭，不管是哪個國家勝，哪個國家敗，中國都應當馬上進行大的變革，並說這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就像是火上了牆一樣，想要預防之，就一定要趕緊進行大的變革，讓中國盡快富強起來。而變革目前最好的辦法就是走立憲之路。他們要求朝廷仿照日本先行頒布天下，定為大清憲法帝國，一邊再派忠實有名望的官員遊曆各國，對人家的憲法進行考察，然後為己所用。

　　他們將奏折的稿子擬寫完，由於曆事太多，變得謹小慎微的張之洞並沒有決定立即上奏朝廷，又對張謇說道：“為了這個負重的國家，我們已經經曆了許多，凡事還是要謹慎的好。你可看看直隸總督袁世凱對立憲這個事情是如何看的，然後我們再作決定。”

　　張謇對於立憲雖然心裏很急切，然而，他一向非常尊重張之洞，已經形成了習慣。於是他順著張之洞的思路往下考慮，覺得張之洞說的很有道理，張之洞說：“如今的袁世凱，已非昨日的袁世凱，若他能讚成立憲，出手相助，那立憲大定矣。”

　　張謇聽了也自思道：袁世凱若真能支持，也是利於天下的。

　　張謇想明白之後，決定前去對袁世凱試一試。他雖然覺得此時袁世凱這個人對立憲很有用處，然而，他對於袁世凱這個人確實是吃不穩。想當初，戊戌變法之時，光緒皇帝和譚嗣同是多麽的信任他，然而，在關鍵的時候，他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把光緒和譚嗣同等全出賣了，轉而投靠了慈禧太後，從而徹底斷送了維新，也斷送了很多人的性命。

　　不用說，張謇和袁世凱過去是有交情的，張謇還曾是袁世凱的老師，袁世凱在表麵上也一向尊重張謇。其實他們兩人個人感情上本沒有什麽，主要是在國家大事上，張謇看不上袁世凱唯利是圖，兩麵三刀投機取巧的為人。

　　張謇想來想去，決定還是先給袁世凱寫封信。信上主要談的也是國事，談的是立憲：日俄之勝負，立憲、專製之勝負也。今全球完全專製之國誰乎？一專製當眾立憲，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諸人共成憲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績，特命好耳。論公之才，豈必在彼諸人之下。即下走自問誌氣，亦不在諸人下也。袁世凱是個圓滑自私的家夥，見張謇給自己寫信，表現得很高興，很熱情，回信中噓寒道暖後，才發表自己的看法。他說：“立憲雖好，然而，時機尚未成熟，還必須要等待時機。”

　　袁世凱如此態度，讓張謇等也對他抱著很大的幻想。覺得袁世凱的確還算明白，是個可以做朋友的人。

　　然而，結果呢？袁世凱所謂的立憲就是自己當皇帝，並且當了皇帝後，並不希望別人限製自己的權力，而是設法增加自己的權力。立憲和目下

　　早在1898年6月，光緒皇帝正式頒詔變法，張謇回京銷假的時候，他就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然而，那時他隻是限於經濟和文化方麵的，對於維新派“速變”、“全變”，甚至是不惜以發動宮廷政變流血進行變革的做法，他很不讚成。那時候，他說：“藥過於苦了，吃藥的時候，便很不容易張嘴。”

　　那時候，他屢屢對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進行勸說，讓他們穩著來，不可輕舉妄動，然而，事情遠不是他一個人能夠阻止的，該發生的還是要發生……

　　張謇看到這些，心裏很是不安。那一年的7月21日，也就是張謇正式複職的次日，張謇再次向翰林院告假，說自己的紗廠初辦，事務冗雜，應立即回去辦理，不然會半途而廢。翰林院不想讓他離去，可看他執意，也隻好答應，準了他的假。在維新變法最為重要的時候，張謇就這麽匆匆離開了京城的紛紛擾擾，回到了他的家鄉。

　　就在張謇剛剛回鄉沒多久，京城裏一下子亂了，慈禧太後反手一擊，覆滅了維新一黨，囚禁了皇帝光緒，將戊戌六君子推於菜市口砍頭問斬。

　　張謇聞訊，唏噓不已，好久不說話，心情也更沉重了。此後，他更堅信他的看法，不應當再發生這樣可怕的事情，應當走實業救國的道路。

　　當時他沉痛地說：“讀書識字之子皆自危矣。禍至真無日哉？”

　　直到1900年8月，八國聯軍瓜分中國，攻進北京城，慈禧才意識到嚴重性，日夜寢食不安。思來想去，也覺得應當變法，於是在第二年1月，慈禧在西安發布上諭，再次決定變法，命令督撫以上的大臣們就這件事，認認真真地議一議，然後報上來。

　　在家鄉一心辦實業的張謇聽說這件事後，坐不住了，也馬上開始行動起來。他應當地總督劉坤一之邀，寫就了《變法評議》。在這個《變法評議》裏，張謇第一次提出了設置“議政院”和“府縣議會”等新鮮的名詞，將矛頭直接指向了國家的最根本要害。

　　後來，張謇刻印了《日本憲法》。這是他到日本進行考察，後來又爆發了日俄戰爭，他經過慎重思考後的結果。他當時分析說：非必生人知覺之異也，一行專製，一行憲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章開元《曆史研究》）他將《日本憲法》通過趙小山轉至內廷，獻給慈禧太後。慈禧看了後，覺得這個立憲並沒有超出君主主宰天下的範圍，又見立憲呼聲之高，為了應付民意，便作深然之狀道：“憲法對於國家來說，真是太好了！”

　　張謇和那些立憲派人士得了慈禧太後這句話，便又來了精神。在這年8月，張謇又刻印了《日本憲法義解》和《議會史》的小本子向朝廷重臣們一一分送，想讓他們更加了解和支持立憲，從而順利實施立憲。

　　然而，改革、立憲，說著容易，做起來就不是那麽回事了。立憲，要限製君主皇室的權力，像慈禧太後，當時她要是真正意會到了這些，真要限製她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她會心甘情願嗎？她會同意嗎？必然會拍案大怒：“造反了你！來呀，給我拿下！”結果可想而知。

　　不過，這一點，聰明有才的張謇不會想不到；然而，前半生對科舉孜孜以求，苦苦奮鬥，現在又身為士大夫的他，對大清朝廷抱有些許希望，哪怕有一點希望，他也會維護這個朝廷的。當時他的想法是要將風險降到最低。

　　這時候大多數愛國的人都認為，大清隻要施行立憲，那麽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以後再也不會遭受外國強權的欺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