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中國現代紡織業開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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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謇回至家鄉南通之後，把要辦廠的事情和當地的親朋好友們一說，請他們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有不少人讚成，然而，要他們出錢的話，他們就默不作聲了，隻有幾家站出來響應。也難怪，錢在那個年頭可真是不容易賺！他們首先考慮的一個問題是，把錢投入進去了，能夠收回來嗎？特別是張謇的兩個剛剛成年的大侄子叫得最歡，遭到他的一頓訓斥。

　　張謇在家鄉籌得一些錢財，可是少得可憐，哪能辦廠？這真是應了起步艱難這句話，人們都知道救國的大道理，可是真要他們出錢，他們就會害怕自己投出的錢從此打水漂，再也收不回來了，他張謇是個大才子不假，當今的狀元公，可這和經商辦廠是兩碼事，何況，錢這東西實在也太金貴了！

　　張謇隻好去找現任的兩江總督。此時張之洞已經去當兩湖總督了，來當兩江總督的是劉坤一。劉坤一對張謇很是熱情友好，但是一談到正事，談到錢，他就表示難辦，先是讓張謇以他的名義去借，後來見借也不容易，就感覺這事實在麻煩、棘手，索性說：“真不行的話，季直你還是去找張之洞張大人吧，他辦這麽多年實業，興許是有辦法的。”

　　於是，張謇又去湖北找張之洞商量此事，希望得到一些支持。而張之洞在錢財問題上也相當發愁，大清也是因為沒錢，才會受到列強們的欺侮的！自從《辛醜條約》簽訂之後，中國更是背上了4億5千萬兩白銀的冤枉債，還必須要依照規定在39年內分期還完。國家財政實在困難，再加之官場的腐敗，官吏的貪汙，弄得真是……

　　張之洞背著手，又瘦又矮的身子在屋裏來回踱著步子。最後終於想出了辦法，他對張謇說：“中國的事情，如今幹什麽都不是容易的，我在湖北之時曾經從英國購置來一批紡織機器，現在正停放在上海，我就把它們買過來，支援你們吧！”

　　機器當然也是本錢，也是資本，此時張謇自然也是願意接受的，除此之外，還有什麽辦法呢？雖然那批紡織機器放在黃浦江岸風刮日曬已經很長時間了，在舊蘆席下已經生鏽，但隻要能用就成，就算自己的企業前進了一步。官方以此當作五十份股金就這樣給了張謇。

　　張謇拿到這些東西回去，然而，他的那些董事們卻不樂意了，個個皺著眉說：“這樣一堆破爛就值五十股金？也太黑了吧？待我們辛辛苦苦把廠給弄好了，就給他們五十股的分紅？”個個都搖頭不已。這當然都是站在個人私利上來考慮問題的，而張謇是從不考慮這些問題的，他想的是隻要把事情辦成，哪怕自己個人不得一分的利也成！可是作為主事人，對於這些董事們的意見他不能不考慮。如果他們鬧意見，不齊心，工作就很難開展。

　　上海董事的意見是不能用官府的這批機器，用了這些機器，假如以後再用官股，把廠建成之後肯定會受到官府的製約，從而會影響到自己的收入。並堅決地對張謇說，若用這批機器，他們就此退出董事會，也就是要求退股。這不是難為張謇嗎？更令人著急的是，上海董事一這麽說，南通的幾個股東也有了意見，他們說，上海董事做事不牢靠，他們的想法太多，很難與他們一起做事，若他們在這裏，那我們就要退出。

　　這些能不令張謇憂心嗎？他在辦公室內反反複複地考慮，徹夜不能入眠，很是焦心。他隻好兩下裏進行協調，並且自己也放低姿態，對人家好說歹說：“國事為重，我們辦企業主要是為了挽救國家之危亡，還望大家退一步去想，有什麽不是，都是鄙人之錯，鄙人之錯！”

　　後來，張謇曾記述這時候的境況說：忍侮蒙譏，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筆凋，晝慚而夜椣者，不知凡幾。通過張謇百般的努力，也經過多方奔走，最後達成共識，認為用官府的這批機器是可行的。

　　事情終於完成後，張謇也感覺這事也真是不容易，他私下裏樂觀地對人說：“如果一個人真到了很危險的境地，還是要抱定把牙齒打落在嘴內含血吞進去的念頭，並且連肚子都不用去摸。”

　　也因為張謇的真誠為人，一心努力，大家也都看到這位狀元公的辛苦，因此，也得到了人們的同情和支持。他的好朋友沙元炳和地方上的一些開明士紳為他解決了辦廠資金上的重大問題。

　　有了這些資金，廠子也就很快辦起來了。張謇心裏很是激動，不亞於他高中狀元時候的心情。他高中狀元是為家族，是為他自己，而如今的辦廠是挽救國家的命運，這哪會一樣呢？

　　張謇想為這個廠子起個最好聽最有發展前景的名字，叫什麽呢？張謇召開董事會議了好幾個小時也沒有定下來。對於廠名，大家都很謹慎，因為它寄予著大家夥兒的希望！

　　張謇時時刻刻惦念著這件事，晚上伏案讀書，忽然在《易經》上看到這麽一句“天地之大德曰生”，頓時心裏一亮，他覺得找到廠名了，禁不住激動的心情，隨即站起來，揮筆作書，鋪紙寫了“大生”兩個字，仔細看看這兩個發自內心深處的字，他仍舊是激動不已。

　　張謇不光文章寫得好，書法方麵造詣也是很深的。他從小就對字由衷地愛好，經常是刻苦練習。小時候他練字追求平穩，不管是什麽字體，最少是練習一百遍以上。他12歲的那一年，有一次去三叔家串門，當走到三叔家附近的藥王廟時，就想進去看看。進去之後，看到鵲神龕後麵有一把用稻草捆紮而成的刷牆壁提漿的短把刷子，還有一隻裝石灰水的木桶。此時的張謇看看這裏沒人，一時寫字的興趣又上來了，於是，便拿起那把短把的刷子蘸了石灰水在磚地上寫起來。他寫了四個大字：指上生春。人們來後，都稱賞不已。此後，他練字從未間斷過，練魏碑，練東坡，越練越好。特別是在他青壯年時期，練字上更是下工夫，常常是夏練三伏，冬練三九，根本不會停歇。在他20歲那一年的11月13日日記中，他寫道：雪，入冬以來，是日為最寒。讀《三國誌》。寫字。次日，他又記道：雪霽、更寒。讀《三國誌·魏誌》終。寫字。11月15日，他又寫道：寒如故，硯池水點滴皆凍，寫不能終一字，筆即僵。第二年，也就是1874年6月初三，正是炎夏季節，他在日記中寫道：返舟、寫字、看書。是日甚熱。7月4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苦熱，每寫一字，汗輒雨下。張謇的楷書曾學過王羲之、王獻之、顏真卿、褚遂良、歐陽詢、歐陽通、張旭等大家，行草曾學文征明、包世臣等，隸書曾認真演習過東漢的碑刻《禮器碑》，博采眾家之長，把字寫得獨特、雄強、洞達、平實、勁美。

　　不過，此時張謇寫完“大生”這兩個字後，並不是為自己的書法藝術而激動，他是為這兩個字所蘊含的意思跟自己辦的這個廠的聯係而激動。

　　第二天，張謇又召開董事會，很快便定下了這個名字，就叫了“大生紗廠”。張謇對他們說：“我們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動搖的名言，那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句話如何講呢，那就是說一切政治和學問最低的期望，便是要讓大多數的人民，全能夠過上最低水平線上的生活。所以，我把我們所創辦的企業命名作‘大生’，也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涵義。”

　　董事們又都高興地說：“你是狀元之才，你就再出副楹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