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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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6日，上午8點半至中午12點，在民生公司資方代理人學習小組會上，盧作孚第一次當眾做檢討。

　　在檢討會上，一生清廉的盧作孚，不得不按照當時的標準，牽強附會地檢討自己在北京應酬請客吃飯、請人看戲、出差住酒店等，是“浪費”、“公私不分”和“舊生活方式”。盡管如此，在言辭之間仍能感覺到他的困惑、壓抑與不平之慨。他萬萬不曾想到，自己英雄暮年，竟然會落得要為看戲吃飯此等瑣事檢討的境地。

　　當天下午，盧作孚前往“民鐸輪”失事現場，他望著滾滾江水與破損的輪船，沉默良久。

　　回到公司，他立即吩咐下屬核算公司當月收支情況。民生公司1951年全年虧損3397萬元，1952年1月的情況大概也不會太好。計算結束，盧作孚一掌擊在桌上，歎一口氣，說了一句：“把門關了來搞‘三反’，搞了再開門！”他對公司的經營狀況，顯然已幾近絕望！

　　2月8日上午，由民生公司海員工會發起，召開總公司“三反”動員大會，會議主題是揭發資方腐蝕國家幹部，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坐在台下第一排。工會的意見是，請盧先生來聽一聽，但盧作孚卻被特別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間的一個沙發上。

　　在會上，公股代表、民生公司黨委書記張祥麟帶頭做檢查，內容是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張祥麟檢查後，是自由發言程序，有多人在會場上揭發，發言內容有些雜亂。

　　突然，盧作孚的通訊員關懷在會場大聲揭發說，張祥麟在北京時，接受“他人”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他還嚴厲追問張祥麟：“還有什麽問題沒有交代？”關懷雖然是在“揭發”張祥麟，實際上是暗示盧作孚向公方代表行賄。

　　此言一出，會場情緒驟變，有人多次帶頭高呼口號，氣氛十分緊張。他雖然沒直接點盧作孚的名，但他說的“他人”所指是誰，全場人都清楚，這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盧作孚十分難堪，臉色非常不好。

　　當時關懷給盧作孚當通訊員已有一年時間，這一年來盧作孚讓他住在自己家裏，還時常教導他學習知識，對他可謂是仁至義盡。然而，就在2月8日大會的前幾天，這個19歲的孩子無緣無故地忽然就搬出了盧家。初時，盧作孚不以為然，直到此刻，盧作孚才意識到他搬走的原因，這看似突然的事件，其實並非突然。

　　那麽，盧作孚向公職人員究竟行了什麽賄呢？根據張祥麟回憶，關懷在大會上所揭發的“公股代表受賄”一事，實際上是指在北京期間，盧作孚住在東安市場附近一座樓裏，張祥麟去和盧作孚談工作、談事情，到了吃飯時間，兩人一起吃了頓便飯，吃了燒餅，喝了豆腐腦。關懷當場雖沒有提盧作孚的名字，但嚴厲批判“這就是浪費”。

　　當時，會場上不斷有人帶頭喊口號，群眾的情緒很快被點燃，一時間群情激奮，口號震天。台下不斷有人要求張祥麟檢討自己的“浪費行為”，卻對他究竟浪費了什麽毫不關心。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張祥麟不能辯解，隻好在大會上繼續檢討，說民生公司有時候開會，比如開股東大會時請客吃飯，是一種浪費；還說他與盧作孚在北京一起去洗澡，一起到萬壽山逛了一回，是屬於“公司浪費行為”，但他並沒有說當時是盧作孚付的賬，大概算是替盧作孚擋了一下。

　　會後，盧作孚把關懷找到辦公室談話，勸導關懷發言要負責任，應該實事求是，無中生有的話不要亂說。但關懷拒不接受盧作孚的勸告，有恃無恐，態度非常不好，這對盧作孚的糟糕心情無異是火上澆油。

　　關懷這個當時隻有19歲的孩子為什麽會在那樣緊張的政治運動中有如此行為，現在已經無法考證。在毫無憑證的情況下我們不能妄言他就是受人蠱惑，或許是隻有19歲的他原本就有這樣的心機？或者對關懷而言，盧作孚用自己的工資請人吃幾個燒餅喝幾碗豆漿就是浪費？事情的真相是怎樣的，我們將永遠無法得知。而前前後後一係列巨大的壓力以及關懷的“大義凜然”行為讓盧作孚徹底地絕望了。

　　對於盧作孚的死，盧作孚的兒子盧國綸曾這樣說過：“父親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對舊社會奸商拉攏賄賂官員、貪汙舞弊的行為一向深惡痛絕。此刻，他很難理解用私人工資收入招待同事這樣的正常交往怎麽就成了腐蝕幹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怎麽會如此對待他？父親是一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絕對不能接受。可以說，2月8日的大會對於父親是一個極大的刺激，直接成為他當晚自盡的導火索。”

　　2月8日上午散會後，盧作孚繼續照常上班，下午處理了一些日常事務。傍晚時，他下班回到家裏。當天下午盧作孚的夫人外出參加政府組織的婦女會議，直到晚上7點多鍾才到家裏。

　　到家後，廚工對盧夫人說，盧先生回來時，對他和保姆交代說要睡一下，招呼孩子們不要吵鬧，也不要喚醒他。說完就進入臥室，關上房門睡了。

　　盧夫人問睡了多久，廚工答道，約摸有一個小時。盧夫人考慮到近來盧作孚過於勞累，難得有這樣的機會休息，便認為這個情況完全正常，並沒有意識到會出事。她還叮囑孫子孫女保持安靜，讓爺爺好好睡個覺。

　　又過了半個多小時，到了大約晚上8點，臥室內仍沒有動靜，盧夫人這才覺得不對，連忙去推門，發現裏麵已經閂上了。她同其餘人一起大聲敲門、呼喊，但室內毫無反應。

　　盧夫人急忙讓廚工從窗口翻進去，打開了門。眾人進了臥室後，見盧作孚仰臥床上，呼吸極度微弱，床頭櫃上有兩個小空瓶。

　　盧夫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安眠藥瓶，其中一個是平日服用的，隻裝有少數幾片，另一瓶是深藏在一隻衣箱裏的。再看那隻衣箱已被打開，裏麵的衣物也翻亂了。

　　這樣的變故讓盧夫人不知所措，她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向民生公司求助。然而，電話打了數次之後才有人接聽。20多分鍾後，民生公司的副總經理帶著公司的醫務人員從一公裏外的公司趕到盧作孚家裏。

　　當時距離盧家不足百米處有一家一流的醫院。然而，看到盧作孚生命垂危，並沒有人把盧作孚送到這家醫院進行救治，而是在盧家自行搶救3個多小時。

　　如今在民生公司舊檔案中，仍能查到一份“關於盧作孚自殺的報告”，無時間、抬頭與落款。從內容看，這應該是民生公司的基層組織寫給上級報告的底稿。上麵清楚地寫明：“八點多家人發覺，十一點我們得知，正擬急行搶救，因服毒過重，十一點四十分自殺逝世。”

　　一個畢生為理想奮鬥，長期受人尊重，享有巨大社會聲望的人，在被刻骨的絕望包圍時，保持尊嚴和體麵的道路卻是狹窄又局促的。當時上海“三反”運動中，被捕的企業家有200多人，其中自殺的48人，許多人選擇了最簡單的跳樓方式，那些自殺未死的，未來的命運如何？我們不得而知！對於盧作孚而言，自殺對他是一種解脫，而以今人的視角去看，甚至可以說這是明智之舉。當我們在為中國少了一位偉大的企業家而惋惜時，或許也要為這位偉大企業家的解脫感到絲絲辛酸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