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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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離世前的一年多時間裏，盧作孚繼續在為民生公司的事務操勞。每天他都早早的起床，堅持步行到公司上班。公司考慮到他的年紀，就提議給他配車，每天接送他上下班。但盧作孚不同意，他覺得當前國家剛剛從戰亂中走出來，還很不富裕，應該能省即省，把有限的資源用到國家的建設上來。

　　在公司忙碌了一天的盧作孚晚上回到家裏依舊放不下公司的事務，仍是不停地往公司打電話，草擬信函，忙碌一如往時。那時，盧作孚新調來的通訊員關懷也住在盧作孚的家裏。關懷是廣東人，他給盧作孚當通訊員的時候隻有18歲。盧作孚對這個年紀輕輕便遠離家鄉的孩子很是照顧，他時不時會擠出一些時間教關懷學文化。

　　這一時期，盧作孚生活中的另一大樂趣就是和自己的孫輩們在一起玩樂遊戲，盡享天倫之樂。盧作孚與夫人蒙淑儀育有三兒兩女：大兒子盧國維、二兒子盧國紀、小兒子盧國綸以及兩個女兒盧國懿與盧國儀。5個子女再為家族添丁加口，盧作孚的孫輩有16人。每當閑暇，盧作孚便會逗孫子孫女，此時往往是他最開心的時候。

　　每到周末，盧作孚還主動學習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著作。當時在重慶大學讀書的三兒子盧國綸周末會回到家中，盧作孚就和他一起學習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此外，盧作孚還抽時間閱讀當時國家幹部必讀的13種書中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一書。

　　在重慶期間，盧作孚還多次受邀飛赴北京參加政府會議。每次開會盧作孚都會根據自己的經驗，為國家建設獻言獻計。

　　1951年2月27日，重慶郊縣開始進行“土改”。盧作孚在中國共產黨重慶黨組織的安排下，到川南去參加了土改運動。此次“土改”旨在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目標，政府沒收地主階級多餘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耕種，此舉贏得了廣大農民對新政府的大力支持。經過土改運動，盧作孚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進一步加深，這的確是一個值得信任的為民謀利的政黨。

　　1951年10月23日，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三次會議開幕，已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盧作孚參加了會議。這一次在北京，周恩來在與他見麵時再次提出，希望他擔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領導職務，並希望他就此留在北京，無須再回重慶了。甚至盧作孚在北京的長期住處，周恩來也為他物色好了。盧作孚接受了周恩來的建議，但提出，準備再返回重慶一趟，將民生公司最後的遺留工作處理完。周恩來同意了盧作孚的請求，並約定不久後在北京見。盧作孚即於1951年12月20日回到了重慶。然而，世人不曾想到，盧作孚此次離京，竟然是永別，他與周恩來的約定再也無法兌現。

　　1951年12月28日，由公方代表、上級部門代表和私方代表組成了民生公司民主改革委員會，盧作孚任主任委員。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有兩個，首先是清查民生公司內的官僚資本，總計有2948%，將其收歸國有，成為公股的一部分。其次，是協助落實國家對民生公司的資金扶助。在這個關鍵時刻，盧作孚在對公私合營的理解上，與公方代表發生了嚴重分歧。

　　盧作孚提出的公私合營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公私合營思想並不是同一概念。盧作孚希望政府作為公股，投資民生公司以使之渡過難關。公股代表隻是參加董事會，並不直接參加公司的行政工作。而中共中央提出的公私合營不僅僅是要入股民生公司，公方代表除了參加董事會之外，還要參與民生公司的管理，全麵領導民生公司，用一種全新的體係改造民生公司，讓民生公司成為國家的民生公司而不是盧作孚的民生公司。

　　雙方在公私合營的問題上分歧巨大，盧作孚感到事態的發展已經超出了他的預期，甚至完全不在他的控製範圍內了。中共中央在新解放區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大舉開展土改運動，這已經讓盧作孚充分認識到了中共中央的決心和控製力。現在民生公司在改革方向上與公方代表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分歧，他盧作孚有能力消除這些分歧嗎？

　　正當盧作孚和公方代表商討如何解決分歧時，一場全國範圍內的政治運動開始衝擊民生公司。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判斷，有不法資本家為了牟取暴利進行違法活動。在資產階級的腐蝕和影響下，政府機關裏的貪汙、浪費、官僚主義現象嚴重滋長，有的幹部墮落變質。在1951年10月開始的增產節約運動中，揭發出大量的貪汙浪費現象。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12月8日，又發出《關於反貪汙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從此，“三反”運動在全國展開。在“三反”運動中，又揭發出資產階級不法分子同國家機關中的貪汙分子密切勾結、從事犯罪活動的嚴重情況。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2月上旬，“五反”運動首先在各大城市開展起來，並且很快形成高潮。

　　“三反”、“五反”運動的具體程序，基本上是按照“土改”的運作模式——派工作隊、發動群眾、開鬥爭會、審查、勒令交代、退賠，觸犯法律的判刑。很快，民生公司也被這些政治運動所衝擊，在公股代表的領導下，民生公司內部也展開了激烈的“三反”、“五反”運動。運動中，民生公司的部分高層相繼被清洗。

　　1951年3月28日，民生公司業務處經理鄧華益在公司人事清理中以“年老體弱”為由被遣散，並被強令搬出民生新村。

　　鄧華益，四川重慶人，出身貧苦，早年曾在英國洋行當買辦。1927年，在全國反帝高潮中，他買下洋行的兩隻輪船，自己創立了九江輪船公司，成為重慶航業界的翹楚。1931年民生公司計劃聯合川江上所有的華輪公司，共同對抗強勢的外資輪船公司，因各華輪公司猜忌心重而難以聯合，其中實力最強的九江輪船公司率先加盟民生公司，為“統一川江”運動立下大功。鄧華益不僅把全部家產投入“民生”，他本人也擔任了民生航業部經理。

　　此人為民生公司貢獻不小，是民生公司的有功之臣、重要股東和高級管理人才。盧作孚對他一向是敬重有加。當得知他要被清洗時，盧作孚據理力爭，最終為鄧華益保留了住房，不至於全家流離失所。

　　民生總公司主任秘書、公司的元老級人物鄭璧成，也曾於1950年一度被拘押，原因是“因不得已之原因，保存戰犯楊森衣物”。

　　在“鎮反”運動中，民生機器廠廠長陶建中亦被錯誤鎮壓慘遭槍決。陶建中是民生公司第一艘船“民生輪”的首任船長，深受盧作孚器重。此事對盧作孚刺激極大。

　　盧作孚向來重情重義，始終與民生公司的同事同甘苦共患難，如今看到昔日共同創業的朋友屢受衝擊，內心有不能排遣的負疚感。

　　麵對公股代表對民生公司高層的大清洗，盧作孚堅決反對，雙方矛盾異常激烈，始終僵持不下。為此，盧作孚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和政治壓力。

　　在應對日漸劇烈的政治運動的同時，盧作孚還要麵對民生公司的財政困境。由於公私合營以及政治運動，民生公司的航運業務恢複速度遠遠低於盧作孚的預期。抗戰勝利後他在半年內就恢複並擴大的航運業務，此時已一年有餘，仍不見有複蘇跡象，公司財政愈加困難。此刻在新環境裏，原有的金融界友人已經不複存在，盧作孚唯有向中央政府求援一條路。盡管中央政府答應援助民生公司1000萬元，但是由於中共中央決定開展針對資本家的“五反”運動，所有對資本家的資金援助全部暫停。財政困難讓民生公司麵臨破產的危險，盧作孚的壓力又加重一層。

　　盧作孚所麵臨的壓力已經極大，但是事情並沒有就此完結。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鐸輪”在豐都附近水域發生事故觸礁沉沒。2月6日盧作孚親赴豐都察看，處理善後。當時發生事故的船隻遠不隻這一艘。據《民生公司史》統計，1950年至1952年8月，發生海損事故502件，死亡232人，比戰爭時期的損失還要大。到最後，甚至隔一天就發生一次海損事故，令人驚心。

　　事件剛一發生，就開始有傳言說此次事故是國民黨特工破壞所致。更有傳言說盧作孚身邊潛伏有大量國民黨特務。關於特務的傳言令民生公司上下人心惶惶，人們都開始猜測盧作孚身邊的這些人誰是特務。原本相互信任、彼此依靠的同事，瞬間成了相互猜忌、彼此提防的敵人。對此，盧作孚無能為力，那幾天他守著電話疲憊不堪，通宵睜著眼睛無法入眠，不時喊著公司某幾位高級管理人員的名字，情緒極為緊張焦躁。

　　事實上，事故頻發的根本原因是因為政治運動過於頻繁，衝擊了民生公司正常的業務秩序，導致管理鬆懈，進而安全事故頻發。當時人民政府對國民黨殘餘勢力的清剿早已結束，國民黨特務在人民群眾雪亮的眼睛下根本就無處藏身，何來大量特務之說？

　　事態還在進一步惡化，最猛烈的暴風雨終於直接降臨到盧作孚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