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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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作孚與中國共產黨高層會談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民生公司的公私合營問題。盧作孚提議將民生公司交給政府管理，但是交通部不同意盧作孚的提議，隻同意嚐試公私合營。關於民生公司進行公私合營的問題，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策，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表態，同意接受盧作孚的請求。

　　7月間，中央政府交通部派出代表與民生公司的代表協商簽訂了《民生實業公司公私合營過渡辦法》，規定由人民政府派出7名公股代表參加民生公司常務董事會，董事會負責清理股權及資產、清理債務、精簡機構、配合政府航運計劃、調整勞資關係等。

　　對於此次會談，交通部並沒有拿出具體的公私合營方案，而是告知盧作孚，由民生公司提出公私合營的具體方案，可多至8個方案，再由交通部研究決定采取何種方案，並修訂其內容。盧作孚不曾想交通部的想法會如此簡單，隻得按照交通部的要求開始擬訂公私合營的方案。

　　當交通部的代表拿到民生公司的公私合營方案後，給出了回複。交通部表示，盧作孚仍回民生公司任總經理職務，一切人事、行政大權仍由盧作孚主持，交通部隻派公股代表3人到民生公司，不參加行政工作，屬於觀察員身份，順便了解和學習業務，至3個月後才可能參加部分工作。交通部代表聲明，這種決定顯然為了使盧作孚能大膽負責進行工作而不受幹擾，是完全相信他、支持他的一種安排。對於這個會談結果，盧作孚頗為滿意。

　　然而，盡管盧作孚和交通部簽訂了白紙黑字的合同書，但當交通部的代表接觸了民生公司之後，他們的一切行動都不再與合同有關。他們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對盧作孚進行“奪權”，徹底改變了民生公司維持了數十年的管理體係。但盧作孚此時完全無法預知會有這樣一個結果。

　　1950年8月10日，盧作孚與中央交通部部長簽訂了《民生實業公司公私合營協議書》，就清查股權、清理資產、籌措借款、整頓業務、精簡機構、節約開支等各項事宜達成協議，確定了民生公司公私合營的具體過渡辦法，啟動了“民生”公私合營的程序。由此，民生公司成為共和國第一個公私合營企業。民生公司的公私合營辦法，為中國共產黨方麵接收和容納民族資本提供了一個模式化的範本。

　　盧作孚在京期間，周恩來向他提出，希望他統管中央交通部的負責工作，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的部級領導職務。周恩來的這個提議，顯然是中共中央的意見，極富有誠意。盧作孚向周恩來表示：自己創辦和經營民生公司幾十年，有許多工作還待處理，需要回重慶做一些安排。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要求，民生公司經過3年的內戰時期，很多問題積累下來未能處理，值此百廢待興之際，盧作孚唯有先處理好民生公司的問題，才能考慮其他事情。

　　處理完北京的事務之後，盧作孚便返回重慶，著手處理民生公司的問題並實施公私合營。回到重慶以後，按照事先製訂的計劃，經周恩來同意，在盧作孚的親自指揮下開始將滯留在香港的輪船轉移到大陸。

　　最先從香港返回大陸的，是“懷遠輪”和“寧願輪”。兩船趁國民黨方麵尚未摸清香港民生船隻的動向之時，佯稱要運貨去韓國仁川港，分別於1950年6月7日、9日駛離香港，繞過被國民黨海軍封鎖的台灣海峽，在途中折向上海。為了保密，兩船的航行情況，香港民生公司不發電報、不打電話，而是直接派人去上海，通告上海區公司負責人，再報告當地政府做好接應。

　　緊接著，“民眾輪”又以開往韓國為名，於6月13日在香港結關。按規定，該船應在中午離港，但船員們故意拖延，遲至深夜，突然駛離，在極端惡劣的天氣條件下，強行通過台灣海峽。其間，海上突然出現多盞探照燈直射船身，船長臨危不懼，命令船隻靠近台灣沿岸行駛，使國民黨海軍產生錯覺，以為是駛往台灣的船隻，於是放行。到次日拂曉，該船已遠離台灣島，立刻轉向駛往長江口，繞過國民黨殘軍占據的沿海島嶼，通過水雷封鎖區，於18日駛抵上海。

　　這期間，盧作孚夜不能寐，隨時與上海民生公司和香港民生公司保持著無線電聯絡。他根據幾艘船的航速，不斷估算著北歸船舶航行的位置。當這3艘船終於先後抵達上海時，盧作孚興奮異常。

　　但第4艘船在北歸途中出了問題。這艘船是“太湖輪”。“太湖輪”於6月下旬從印度駛抵香港，6月21日，該船滿載為公司購置的五金器材，仍是以開往韓國為名，做好了北駛上海的準備。不料，船上的三副叛變，將該船的北歸計劃向台灣當局做了密報。6月22日淩晨2點，“太湖輪”剛一開出香港水域，就被國民黨海軍攔截，劫往台灣高雄。後來，船長被台灣當局判處10年徒刑。除三副等3人外，其餘船員被國民黨軍押赴汕頭海麵放逐，由我沿海軍民救回。

　　“太湖輪”被劫事件，對民生其餘的滯港船隻和船員安全也造成了重大威脅。其時盧作孚尚在北京，得知消息後十分焦急。他向中國共產黨方麵報告以後，命令停止執行向上海發船的計劃，改為向廣州發船。

　　計劃調整後，從當年的7月31日起，到10月12日，民生公司在香港的“怒江”、“渠江”、“民俗”、“民本”輪相繼開回廣州。

　　當時香港的殖民地政府對中國的新政權抱有敵意，因此，如果不是正常營運，港英當局一般不準船隻直接駛往大陸。其中“渠江輪”從香港駛出，直奔我方邊防站，在途中遭遇一艘駐港英軍的巡邏炮艇，詢問開往何處，並企圖攔截。“渠江輪”未加理會，而是全速前進，巡邏艇緊追不舍，眼看就要被追上。所幸此時離我方邊防站已經很近，“渠江輪”立刻升起五星紅旗，英軍巡邏艇不敢再追，遂掉頭離去。

　　另外，滯留在香港的7艘“門”字號加拿大造新船，也巧妙地歸來。

　　民生公司那時有香港至廣州的例行航線，每天有兩隻小型“門”字號輪船對開。有一天，一艘輪船開抵廣州後聲稱“發生故障”，請求留在廣州“修理”。香港公司焉有不允之理？隨即派出另一艘新船頂替。過了不久，第一艘輪船還沒有“修理”好，第二艘輪船又報“故障”，留在廣州“修理”。香港民生公司又派出第三艘小型“門”字號頂上。某日，兩艘尚在港穗間對開的輪船突然在廣州宣布停航。這樣，“石門”、“劍門”、“龍門”、“祁門”四艘小型新造輪船，就全部安然返回廣州。

　　留在香港的還有三艘大型“門”字號新造船——“虎門”、“玉門”和“雁門”，本是行駛香港至澳門航線的，在載客到澳門後，在返程中按慣例要經過廣州。實施北歸計劃後，這三艘船均從澳門空船返回，駛到廣州就不走了。

　　當時，美國右翼勢力與加拿大在野黨進步保守黨，正脅迫加拿大政府起訴民生公司，並企圖通過港英當局扣押7艘“門”字號新船。民生公司便佯稱，因船員抗議加拿大政府企圖扣船而罷工，船已無法駛回香港。加拿大駐香港高級專員公署看到大勢已去，也無可奈何。

　　就這樣，經過一年的努力，民生公司在海外的輪船，除“平遠輪”長期被國民黨軍扣作軍用、“太湖輪”被劫之外，共有18艘滯留香港和在海上的海船，在盧作孚親自指揮下順利返回大陸。這批船隻，當時價值2000萬美元，而當時的黃金官價為每盎司（28350克）35美元。無疑，這是一筆巨額的財富。

　　經由盧作孚的努力，民生公司和新成立的中央政府達成了合作協議，同時，民生公司的在外船隻也陸續返回大陸，安全得到了保障。在盧作孚看來，民生公司已經渡過了最大的難關，完成公私合營之後，他就可以再次帶領民生公司創造新的航運奇跡。

　　最後的尊嚴

　　1950年10月，回到重慶後，盧作孚的生活開始趨於平靜。此時沒有了紛飛的戰火，沒有了氣焰囂張的外國輪船，也沒有了肆無忌憚的招商局，他所要做的就是帶領民生公司積極融入新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