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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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作孚當年在“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友、原“青年黨”委員長左舜生，此時正在香港新亞書院任教，曾用了半天時間與盧作孚晤談，力勸盧作孚不要去大陸。

　　過去在四川共過事的劉航琛，此時也在香港。他找到盧作孚，力勸盧作孚不要回大陸，說是中國共產黨方麵公布的100多名戰犯名單裏，恐怕就有盧兄你在裏頭，還是去台灣為好。盧作孚表示，台灣，絕對不會去！

　　1950年初，困擾盧作孚已久的加拿大借款還款付息問題已無可回避。加拿大外交部長皮爾遜來港，在麵見盧作孚時表示：加拿大3家銀行借款給民生公司，是由加拿大政府擔保的，如果民生公司違約，加拿大政府須賠償3家銀行的損失。

　　言談之間他流露出，民生公司如到期不能償還利息和本金，加拿大政府就要扣留民生停泊在香港的7隻“門”字號輪船。這種後果，盧作孚自然不願意見到。他開始考慮，應盡快將停泊在香港的輪船全部開往上海。這批輪船如果長時間滯留香港，前途莫測。

　　但事情也有另外一麵，輪船駛回上海，就要通過國民黨軍事力量控製的台灣海峽，風險極大。如何解脫這個兩難處境，盧作孚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其時，國民黨勢力退守台灣、海南和東南沿海的幾個島嶼，朝不保夕。為保住殘存的這一點基礎，國民黨特工人員在香港十分活躍。香港的處境，對盧作孚來說已相當危險。

　　盧作孚的好友，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曾勸盧作孚去美國暫避一時。晏陽初認為美國比香港安靜，盧作孚可以在那兒寫自傳或事業發展史，由晏陽初負責組織翻譯出版。盧作孚沒有同意。

　　事後，他就此事談了他的看法：“去美國環境比香港單純，作為短時間安排不失為一個方案，但我對事業負有責任，怎能丟下就走？其實隻要船不受損失，我什麽也不怕。”

　　這是盧作孚的心聲，半點也不摻假。他閱盡半世紀的曆史沉浮，對很多問題已然看透。此刻，他唯一牽係於懷的，就是民生公司。盡管香港碼頭上魚龍混雜，不測事件隨時都可能發生，但盧作孚安之若素，並未采取什麽特別的防範措施，仍舊住在招待所的那個小單間裏，每天到停泊在港內的輪船上去和船員們一起吃飯、談話，日常工作一如其舊。從這一刻起，他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他的心中唯有“民生”。

　　從1949年11月下旬到1950年6月上旬，盧作孚在香港停留了有半年多的時間。這期間，在盧作孚的領導下，香港民生分公司的各項工作逐漸步入正軌，一係列疑難問題得到解決。此時，對盧作孚而言，也到了離開香港的時候了。

　　北歸

　　1950年上半年，除西藏、台灣等少數地區外，解放軍已經解放全國大部分地區。神州大地戰火已熄，一個和平安定的經濟發展環境已經出現，這正是民生公司所需要的。當盧作孚在香港處理民生公司的事務時，他也在時刻關注國內局勢，研究中國共產黨政策。

　　1950年3月24日，盧作孚通過民生公司在北京的代表向周恩來提出了“公私合營”的建議。盧作孚提出，政府可以作為股東投資民生公司，幫助民生公司渡過難關。但是，作為股東的政府不直接參與民生公司的經營，隻參加公司的股東會議。

　　4月份，中共方麵給了盧作孚非常明確的回複：中國共產黨充分肯定民生公司對開發產業、便利交通、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積極作用，歡迎盧作孚先生率領滯港船隻回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盡管當前外匯奇缺，但中央人民政府同意設法為民生公司償付到期外債，並準備在中加建交後繼續為民生公司擔保。中共中央還建議，盧先生可於6月中旬回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

　　中國共產黨方麵的回複讓盧作孚大為振奮，新政府答應幫助民生公司償還貸款並為民生公司提供擔保，這就讓盧作孚最為擔心的事有了著落。

　　很快，盧作孚離港赴京的計劃就製訂出來了。此次離港赴京對盧作孚而言是有相當風險的。當時退居台灣的國民黨當局在香港派駐了大量特工人員，這些特工的任務之一就是監視暫居香港的社會名流，一旦發現有人有回歸大陸的企圖，就實施暗殺行動。在盧作孚北歸之前，已有社會知名人士被暗殺。為了保證盧作孚的安全，盧作孚北歸的一切準備工作，都由中國共產黨駐港組織負責人張鐵生秘密安排。

　　1950年6月10日，盧作孚在極度保密的情況下，準備離開香港。當天早晨7點鍾不到，盧作孚一行人便搭車離開。為了避開國民黨當局特工的監視，盧作孚等人既沒有搭船也沒有乘飛機，而是選擇了走陸路，以汽車撤離。

　　一行人乘車穿過九龍進入新界，在一處岔路口處，汽車停了下來。盧作孚等人迅速下車直奔停放在不遠處的一輛大卡車。卡車上的人看到盧作孚等也紛紛下車，以極快的速度將盧作孚一行人的行李裝車，並安排盧作孚等坐到卡車的車廂裏。

　　很快，卡車就載著盧作孚一行人向前駛去。卡車開出一段時間後，再次停車，盧作孚等人則由卡車轉移到了兩輛小汽車上。這兩輛小汽車一路向前，在當天中午時分，順利到達深圳。至此，盧作孚等人的安全才算是真正有了保障。深圳所在地的縣政府官員迎接了盧作孚，並且按照事先的安排將盧作孚等人送往廣州，隨後，盧作孚搭乘火車到達北京。

　　到達北京後，為了避免國民黨特工破壞民生公司的輪船，盧作孚要求中國共產黨方麵不要公開他已經到達北京的消息。在征得周恩來的同意之後，北京的廣播和報紙都沒有透露盧作孚已經到達北京。隨後，盧作孚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6月15日的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

　　在京期間，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和副總理陳雲曾經多次約見盧作孚，雙方就新中國的建設問題、交通發展問題和航運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兩位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認真聽取了盧作孚對這些問題的意見和看法。有一次，時間已是淩晨兩點，周恩來突然給盧作孚打電話，提出要立即約見他，有要事相商，接著就派車將盧作孚接過去，兩人一直談到天明。在此期間，盧作孚還經常受邀參加政務院召開的商討經濟問題的會議。

　　當月，中央人民政府還專門召開了會議，研究解決民生公司加拿大借款到期本息的外匯額度和貸款給民生公司建造鐵駁船的問題，此後至1952年初，民生公司陸續獲利1600萬元。

　　盧作孚還曾兩次應邀參加過毛澤東主席的宴請。一次是宴請工商界有關人士，一次是宴請西南地區民主人士。兩次宴會，盧作孚都與毛澤東同席，且被安排在緊靠毛澤東的座位——毛澤東對於與自己同齡的這位民族實業家，有著極好的印象。

　　此外，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的朱德，也專門在中南海宴請盧作孚，有賀龍、吳玉章、孫越崎等人作陪。孫越崎後來回憶說：“席間，作孚先生暢談了解放後西南地區經濟發展的意見，高瞻遠矚，長策在胸，談得朱總司令、吳玉章同誌、賀龍同誌等滿座欣然。”

　　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從西南來北京，曾在頤和園設宴招待盧作孚。盧作孚與劉伯承早年即相識，闊別多年，如今算是故友重逢，兩人聊了很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