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1

　　在香港的日子

　　1949年夏，香港和重慶方麵的局勢對民生公司而言都是極為嚴酷的。渡江戰役之後，解放軍開始解放大西南的作戰行動，設在重慶的民生公司總部，很可能會遭到國民黨潰兵的大肆破壞，前期被集中到重慶的大批輪船都將不保。此外，當時民生公司在重慶還集中了8000名職工，在業務完全停頓的情況下，他們的生存也成了大問題。在香港方麵，除了要營救被國民黨當局扣留的船隻外，還要償還在加拿大的貸款和利息以及留港船員的生活問題。

　　香港和重慶的問題都需要盧作孚親自處理，為此他不得不在香港和重慶之間來回奔波。不停的忙碌給他的身體帶來了極大的傷害，脈搏間歇症時有發作，他的生命始終被疾病所威脅著。

　　就在這極其困難的時候，民生公司在重慶的倉庫又遭受了一場火災。一場大火燒毀了民生公司的四大倉庫和三大躉船，倉庫內的所有物資全部化為灰燼。在大火中，為了撤走裝有炸彈的船隻，46名民生公司的員工遇難。他們以自己的生命保衛了附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得知此事後，盧作孚立即由香港飛赴重慶親自處理此次事故。9月21日，民生公司為在火災中遇難的員工舉行了追悼會。會上盧作孚發表講話，說到根據調查罹難職工人數還有增加時，不禁悲從中來，泣不成聲，全場1000多名職工及殉難職工眷屬無不痛哭失聲！追悼大會舉行後的第二天，盧作孚即匆匆飛赴香港。

　　10月5日，盧作孚再次從香港回到重慶。此次，他在重慶停留了一個多月，主要工作是應對民生公司極為嚴重的財政問題。在這一個月間，他多次召集會議，提出應對策略，同時還視察了民生公司集中在重慶的輪船及岸上設施，對長江上遊上百隻輪船的疏散和隱蔽、對躉船駁船和岸上設施的保護等問題，都做了周密部署。他向全公司提出要求：一切船隻和船員，都不要因國民黨軍的潰逃而遭到損失和犧牲。

　　10月下旬，解放軍發起西南戰役，重慶指日可下。許多在重慶的民主人士為避免被無情的戰火殃及，都紛紛離開重慶前往香港。到11月，留在重慶的知名人士已經寥寥無幾。隻有盧作孚為了保護好民生公司財產，不顧個人安危，堅持留在重慶不走，直至最後一刻。

　　親人們都為盧作孚的安全擔心。友人們都勸他趕快離開重慶，去香港暫避。到11月中旬，風聲日緊，繼續留在重慶很可能要遭到不測，盧作孚這才啟程飛赴香港。

　　到了香港後，盧作孚把自己的住所選擇在一家旅行社開辦的招待所裏。開設招待所用的樓房極為普通，房間裝飾也是一簡再簡，僅僅是為匆忙的旅客提供暫住之所而已。盧作孚每次到香港，都住在這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招待所便宜，可以節約經費。

　　在香港期間，盧作孚一直通過電報和基隆分公司以及重慶總公司保持聯係，這兩處發來的電報盧作孚都要當即批示回複，指揮營救這兩處的船隻。隻有當船隻安全的消息送到他手上時，他才會稍稍寬心。

　　盧作孚在香港期間，前期到達香港避禍的各界名流都先後離港，或是北上回歸大陸，或是到歐美定居，或是流亡台灣。對於自己的歸屬，盧作孚心中早有打算，他所牽掛的隻有民生公司，而隻有大陸才有民生公司發展的空間。他一直滯留香港，是為了保住民生公司在香港和海上的一批船。如果此時他貿然北上，那麽在香港的台灣特工極有可能破壞民生公司的輪船。

　　民生公司在香港的這批船因為戰亂被切斷了航線，大多數隻能停泊在香港的港口。隻有香港到廣州和澳門這兩條航線有4艘船還在定期運營，其餘船隻偶爾才有到東南亞的業務。這樣的運營條件根本就無法獲得足夠的盈利，而此時民生公司除了要支付員工工資外，還要償還加拿大方麵的貸款和利息。嚴重的財政危機讓盧作孚寢食難安。

　　為了解決香港的財政危機，盧作孚一方麵想辦法增加客源，一方麵減少開支，在開源的同時也注重節流。

　　為了吸引乘客，盧作孚從改善輪船上的服務質量入手。他製定了更加細致入微的服務標準，並且親自檢查執行的情況。每當有民生公司的輪船到港或離港，盧作孚都要到碼頭檢查，親身體驗船上的服務，並且征求乘客的意見和建議。

　　民生公司在輪船上提供的優質服務，很快就得到了香港民眾的認可，他們對“民生”這個從大陸遷來的輪船公司刮目相看，給予高度評價。民生公司在香港的成功對競爭對手而言則是沉重的打擊。由於民生公司的高質量服務吸引了大批客源，導致同航線上的其他輪船公司無客可運，很快陷入破產的境地。對此，盧作孚認為應當適當退讓，非常時期不宜樹敵過多，民生公司畢竟是外來者，若是太過強勢，很可能招來當地同行的排擠。為此，盧作孚調整策略，不再對外宣傳民生公司，還把最有利的航運時間讓給其他輪船公司。最終，在民生公司的主動退讓下，其他航運公司才有了繼續生存的條件。

　　為了減少民生公司在香港的開支，盧作孚盡可能減少各種開銷。他把公司集中到香港的技術人員組成工程隊，公司需要維修的船隻就由自己的工程隊負責維修，如此一來就省下了去修理廠的費用，節約了大批經費。此外，他還縮減自己的花銷，隻在招待所住了一個很小的單間。

　　雖然盧作孚想方設法節約經費，但對於民生公司的員工，他卻從來不實行節約政策。在香港期間，他經常到船上慰問船員，保證他們的夥食供應，為他們提供舒適的生活環境，鼓勵他們堅守崗位。在這非常時期，盧作孚寧肯委屈了自己也決不讓民生公司的船員有一絲委屈，此舉令員工深為感動，他們麵對巨變依舊不離不棄。

　　這一期間，他與中國共產黨駐港組織保持著密切聯係，經常與中國共產黨香港工委書記張鐵生會麵。會麵的地點，就在停泊於港內的“虎門”、“石門”兩艘輪船上。兩人往往一談就是好幾個小時，所談的內容非常廣泛，除了民生公司的前途之外，還涉及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本的政策主張、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經濟與文化建設等問題。

　　張鐵生是一位學者型的領導，早年曾翻譯過黑格爾的《曆史哲學》和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還曾寫過一係列介紹康德哲學的文章。新中國成立後，曆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秘書長、亞非研究所副所長、亞非學會秘書長、中非友協副會長，西亞非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共產黨中央對外聯絡部三局顧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等。

　　在不斷的會談中，盧作孚加深了對中共當前政策的了解，並與張鐵生商定了如何將滯港船隻駛回大陸的大致計劃。盧作孚與中共的這種密切接觸，在民生公司中隻有極個別高層人員知曉，其他人並不知道情況。

　　盧作孚居港期間，國民黨方麵的人士也紛紛出動，勸說盧作孚前往台灣。有一次，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的張群來香港，金城銀行總經理、董事長周作民請張群和盧作孚在他家裏吃飯。飯後出來，張群與盧作孚同乘民生公司的車返回住處。

　　在車上，張群說：“作孚呀，到台灣去看看吧。”

　　張群雖是盧作孚的多年老友，但畢竟是國民黨的要員，盧作孚的心思不便向他明說，隻能婉言謝絕：“香港民生公司的事太多，需要處理，走不開。”

　　1950年春，台灣方麵的“外交部長”葉公超因事來港，幾次與盧作孚見麵，以“民生”的加拿大借款擔保問題為脅迫、以張群、陳誠的名義為勸誘，企圖說動盧作孚赴台，但被盧作孚拒絕。

　　其後，台灣方麵即將上任的“行政院院長”俞鴻鈞以及“財政部長”嚴家淦、台灣“省財政廳廳長”任顯群，也曾先後赴港勸說盧作孚前往台灣，均被盧作孚婉言謝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