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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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船工期一再拖延，到1945年5月，造船廠的老板更是親自找到了民生公司留駐加拿大的工作人員，要求民生公司加價30%，否則他們就宣布造船廠破產停工。這就是對民生公司赤裸裸的威脅。如果造船廠宣布破產，那麽，他們不僅不需要繼續為民生公司造船，還可以賴下民生公司的巨額造船款。對民生公司而言，這是致命的打擊。得知這一消息後，盧作孚當即決定再次親赴加拿大，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也隻有他才能處理了。

　　到達加拿大之後，盧作孚立即和加拿大造船廠展開了談判。對於此次談判，他認為民生公司有必要做出適當讓步，確實漲價的方麵，就同意加拿大方麵的漲價要求，不該漲價的，堅決反對漲價。為此，他們依照設計圖紙，對圖紙中的各個部分進行分析，反複推敲，最終對需要加價的部分評估出了相應的價格，需要再支付大約28萬加元。

　　但造船廠方麵並不同意，他們始終堅持必須在盧作孚的報價上漲價25%～30%，並且威脅如果不按照這個要求漲價，那麽他們立即停工！對於加拿大方麵的無理要求，盧作孚已經給予適當的讓步，但他們非但沒有收起囂張的氣焰，反而變得有恃無恐。他們的無理要求沒有嚇住盧作孚，商談沒有結果，那麽就法庭上見。

　　對於此次與加拿大造船廠的官司，民生公司請來了加拿大政府的前財政部長作為己方的辯護律師，而造船廠方麵則把加拿大總理的兒子請去當辯護律師。雙方都請來了實力強大的辯護律師，這一場官司注定了會產生不小的影響。此外，作為民生公司擔保方的加拿大政府也派出代表，作為觀察員參加。

　　雙方律師在法庭上各持己見，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然而任何一方都無法駁倒對方，辯論始終沒有結果。盧作孚意識到，再繼續拖延勢必對民生公司造成更大的損失，必須尋找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於是，他直接找到了加拿大的商務部長。麵對加拿大的商務部長，盧作孚並沒有苦苦哀求他幫助自己，而是很明確地告訴他：如果造船廠方麵繼續拖延，那麽現在造船廠遇到的困難，在不久的將來民生公司也難以逃脫。

　　對於盧作孚的話，商務部長當即就聽懂了言外之意，造船廠可以拖延時間不給民生公司按約定造船，那麽將來民生公司也可以不按約定給加拿大方麵還款！盧作孚的言外之意讓這位商務部長驚出一身冷汗。加拿大政府可是盧作孚貸款的擔保方，如果盧作孚不能如約還款，那麽加拿大政府勢必要受到牽連。同時放貸的銀行也是加拿大的銀行，民生公司無法及時還貸，受損的還是加拿大。此時加拿大政府還有意繼續擴大中國市場，如果此事不妥善處理，勢必會在中國產生不利影響，給加拿大的長久利益帶來損失。

　　於是，加拿大政府方麵當即放棄了前期的觀望態度，轉而積極斡旋，尋找折中的處理方案。很快，一個新的加價方案出台了，加價總額確定為240萬加元，分別由加拿大政府、銀行和民生公司三方分擔，各負責80萬加元。盧作孚對此進行了認真分析，最後同意按照這個方案加價。

　　麵對這種棘手問題，盧作孚既沒有一味退讓妥協，也沒有堅持己見、決不讓步，而是采取了非常靈活的手段，不僅維護了公司的尊嚴，還減少了公司的損失，可謂是最恰當的舉措。

　　加價之後，造船廠方麵的進度大大加快。到當年9月時，已經有兩艘造好的船隻駛回了上海，開始了重慶到上海之間的運營。其他船隻則在一年後造好，但由於戰事緊張而駛往香港。

　　戰後民生公司所麵對的問題除了加拿大的造船廠之外，還有國內的招商局。輪船招商局是宋子文控製下的官僚輪船公司，因而同樣從事航運業務的民生公司自然就成了招商局最大的競爭對手。為了打擊民生公司，招商局借助官僚資本的特殊身份，在使用的招數方麵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

　　戰後，招商局憑借特殊的身份，獲得了國民政府大量的補償，輪船數量迅速增加。民生公司雖然在戰時損失慘重，但是戰後並未得到政府的援助。這一增一減就給了招商局十足的“自信”，他們認為自己可以很快打敗民生公司，招商局總經理甚至放出話來要“吃掉”盧作孚。對此盧作孚十分氣憤，他雖然一貫低調，但這次他堅決不容招商局的放肆。

　　一天，盧作孚見到了交通部航政司的司長李博侯，便當麵質問：“招商局的人說要‘吃’我，你聽到沒有？他為什麽要‘吃’我？民生公司在抗戰時期對國家貢獻那麽大，招商局的貢獻在哪裏？我倒要看看他對我怎樣‘吃’法，非要他講清楚不可！”

　　對於盧作孚的發難，李博侯原以為這隻是他一時氣憤，並沒有在意。然而，在隨後，盧作孚不僅沒有就此罷手，還將對抗愈演愈烈。

　　後來李博侯到上海出差，盧作孚便邀請他以及其他20餘位上海名流吃飯，其中就有杜月笙和招商局那位要“吃掉”盧作孚的經理。

　　眾位名流一陣寒暄之後，本以為要和和氣氣地開始吃飯了，不料盧作孚忽然起身，神情激動地對在座的各位名流說道：“今天承蒙諸位光臨，非常感謝！這裏，我要請問一下招商局的朋友，聽說你們要‘吃’我？為什麽要‘吃’我？必須跟我……”

　　眾人一看這勢頭，知道盧作孚是要發難招商局了，當即開始打圓場，勸解盧作孚。經過一番勸說，眾人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對民生公司和盧作孚都深表同情。最後，一場聚會不歡而散。對盧作孚而言，適當反擊一下招商局是非常必要的，這不僅是為了民生公司，也是為了替更多的民營資本回擊官僚資本。

　　但招商局對民生公司的打擊並沒有因為盧作孚的反擊而停止，他們依舊利用各種手段打擊民生公司。

　　日本戰敗後，被日本霸占了半個世紀的台灣回歸祖國，大陸與台灣之間再也沒有任何人為的阻擋，船隻可以自由航行於大陸和台灣之間。當時台灣生產的糖在大陸頗受歡迎，運輸糖的效益非常好。但是招商局憑借官辦身份，完全壟斷了台灣的糖業運輸，民生公司得不到一點業務。

　　內戰爆發以後，民生公司在長江上的輪船再次被國民政府征用，導致民生公司長江航運業務嚴重虧損。此時民生公司除了長江上的業務之外，還有海上業務，其中以台灣分公司的效益最好。為了彌補長江上的虧損，民生公司計劃調用台灣分公司的資金。然而，當招商局得知此消息後，迅速對台灣的銀行進行要挾：如果民生公司從台灣轉移了資金，那麽招商局也將撤走在台灣的全部資金。

　　台灣銀行當然惹不起這個“王牌”大主顧，於是，民生台灣分公司的錢等於被凍結在台灣銀行，無法匯回總公司救急。

　　到1947年，民生公司的困境依舊，而此時國統區的經濟狀況也更加惡化，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各地紛紛掀起反內戰、反饑餓的學生抗議運動。

　　當年5月4日，由上海學生發起運動，全國各大城市學生陸續舉行遊行示威。5月20日，南京的大、中學生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內戰、反饑餓遊行。隊伍行至珠江路，遭到國民黨軍警的阻攔，軍警以水龍、木棍、鐵棒和皮鞭對學生進行襲擊，打傷並逮捕多人，釀成了著名的南京“五二○慘案”。

　　盧作孚聽聞事件的真實情況後，心情異常沉重，他對國民黨政府愈加反感。國民黨在前線不斷失利，在後方又大肆迫害人民，這樣的執政黨怎麽能實現中華的偉大複興？中國的希望在哪裏？

　　當盧作孚在思考國家的前途時，他還要解決民生公司內部的問題。此時的民生公司除了因為內戰帶來的財務困境之外，在管理上也開始出現問題。

　　抗戰期間，盧作孚多次擔任公職，他將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抗戰上，對民生公司的管理放鬆了許多。麵對一個貪汙腐化橫行的環境，民生公司在缺少了盧作孚的嚴格監督後，也開始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一些不正之風逐漸在民生公司內部顯現。

　　看到問題的苗頭之後，盧作孚當即決定要進行整治，他絕對不允許令他深惡痛絕的惡習出現在民生公司。他深知貪汙腐化腐蝕的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心智，也將腐蝕整個公司乃至一個國家的根基。如果貪汙腐化得不到有效遏製，那麽不論是一個公司還是一個國家，都將麵臨滅亡的命運。

　　盧作孚對於民生公司內部貪汙腐化的整治可謂是“穩準狠”。所謂“穩”，就是在不影響公司正常運營的情況下整治貪汙腐化行為；所謂“準”，就是要有切實的證據，絕對不冤枉一個好人，也絕對不放過一個壞人；所謂“狠”，就是不論何人一旦發現貪汙腐化行為，就堅決整治，絕不姑息留情。

　　1947年3、4月間，民生公司曾就整肅風紀問題，向員工發出兩則“通函”，其一稱：往者船員中有極少數分子，曾發生見利忘義之行為，如夾帶黃魚（私自招攬乘客），私設鋪位，販運私貨及違禁物品，與乎聚眾賭博等項，時日推移，竟及於多人，輾轉傳播，寢假成風，幾置事業於不顧，長此以往，其後果何堪設想！

　　其二稱：本公司在戰前，賴同仁悉具事業心，潔身自好，風紀謹嚴。公司業務，在最困難環境中，仍能異軍突起，進而執川江航業界之牛耳——（然而）公司興隆之主要因素，所謂謹嚴風紀者，至今已蕩然無存。言念及此，不寒而栗。

　　兩則通函對這種風紀敗壞現象感到痛心疾首，提出了極尖銳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