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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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定之後，蔣介石特地約請盧作孚吃飯，陪座的有張群、張公權等人。席間，蔣介石對盧作孚說：“政府已同意擔保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至於申請225萬加元的巨額外匯，目前尚有困難，可否由政府向民生投資法幣16億到17億元？”

　　蔣介石這看似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卻暗藏玄機。他的意思是，撥給官價外匯可以，但差價17億元法幣是否可以作為政府對民生的投資？如此一來就暴露出了蔣介石的狐狸尾巴，看來在惦記民生公司的，除了宋子文，還有他蔣介石。

　　盧作孚聽了，一則是喜，一則是憂。喜的是，有了蔣介石的這句話，借款擔保可說是基本沒問題了。憂的是，若接受了“最高統帥”的這個建議，那麽民生公司就等於被政府收購了！

　　所謂政府，就是蔣介石。這16億到17億元折成股本，那蔣先生豈不是成了民生公司的最大股東？這近似玩笑的建議，卻絕對不是飯桌上的笑話！過去宋子文等人入股民生公司的計劃未能實現，現在由蔣介石出麵來提出，該如何拒絕是好？

　　盧作孚略作考慮，從容答道：“政府投資16億至17億，‘民生’當然是表示很感激和歡迎。可是我想，這可能對加拿大借款有影響，因為民生向加拿大接洽借款的時候，曾經申明無官股，現在突然有了官股，而且比重很大，會引起他們的懷疑，反而對借款不利。”

　　蔣介石完全聽明白了盧作孚的意思——話雖然說得婉轉，可是柔中帶剛，毫無商量餘地。蔣介石一時默然，席間氣氛立刻顯出尷尬。張群連忙從旁圓場說：“200多萬加元的外匯，由民生自行設法好了。嗬嗬！”

　　蔣介石這才有了台階可下，釋然道：“好，好……政府投資就不必了。”在民生公司抵製官僚資本吞並的過程中，這是最驚險的一次，好在被盧作孚機智化解。

　　有了蔣介石發話，事情就順利多了。過了不久，宋子文便約見盧作孚，表示了行政院的三點意見：“加拿大借款可立刻進行洽商；政府可準予擔保；所造輪船全部抵押與政府。”

　　就在這時，加拿大政府見中國政府遲遲未對民生借款擔保一案表態，便通過加駐華大使館電詢中國外交部。

　　民生公司獲此消息，生怕借款一事因拖延日久而中止，立刻呈文行政院，表示一定遵照宋子文院長的“麵諭”，但對所造輪船全部抵押與政府一條持有異議，可否準予另案辦理，以免加拿大政府生疑。在呈文中，對官價外匯問題則一字不提。

　　1945年11月20日，行政院秘書長蔣夢麟批複，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1500萬加元，政府準予擔保，並已通知外交部，告知加拿大政府。到此，擔保問題才算塵埃落定。

　　但是被宋子文這麽一拖，待到1946年底這筆借款實際投入造船時，距當初與加拿大銀行簽訂草約已整整一年半了。在這一年多時間中，受戰後通貨膨脹的影響，加拿大和美國的物價狂漲不已，致使民生借到的1275萬加元，以實際購買力計算已貶值20%。本來這筆款可以建造12艘輪船，後來僅僅夠建造9艘了，民生公司平白無故就蒙受了一大筆損失。

　　早在此次借款擔保事件之前，官僚資本就已經開始對民生公司下手。他們都先後提出過，要投資“民生”並且控股，讓盧作孚繼續做總經理，自己來擔任董事長。多虧張群、張公權和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新之出麵，設法阻止了他們的圖謀。

　　1944年，四大家族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孔祥熙，幾次企圖通過收購民生公司內部股票的辦法，來達到控股民生的目的，但屢遭挫敗，不禁惱羞成怒，於是發動其禦用報紙《時事新報》和《國民公報》對盧作孚大肆詆毀，又在行政院院務會議上親自出頭，欲對民生公司進行刁難。

　　民生總公司協理鄧華益等人激於義憤，通過36集團軍總司令李其湘向蔣介石告了禦狀。蔣介石遂對孔祥熙、宋子文企圖染指民生公司的行為進行了嚴厲訓斥。

　　至於蔣介石本人，早在抗戰初起時，就想把民生公司置於政府控製之下。1938年在搶運漢陽兵工廠器材之際，他就以統一調配運力為名，下令民生公司把全部輪船交給軍政部直接管理。

　　盧作孚馬上作出反應，迅速編製了搶運計劃，承諾由民生公司包運所有撤退物資，運費隻收平時的1/10.同時，通過張公權向軍政部長何應欽進言，提醒說，軍政部並不熟悉航運業務，若直接控製船隻，隻恐導致撤退計劃延誤。而且，軍政部若將船收走，無異於迫使民生公司破產，假如工人鬧起來，輿論上也難於應付。何應欽遂將這些意見轉告給了蔣介石，蔣介石經過權衡利弊，才撤銷了已下達的命令。

　　這些風波，在民生公司的發展史上屢次出現，令人防不勝防。可見當時的社會，難有民營資本的廣闊發展空間。一個本該保障民族資本主義健康發展的政府，卻處心積慮，要吞掉一切稍有生機的民營企業，壟斷一切優良資源，用以牟取官僚家族資本集團的最大利益。

　　新的希望

　　盡管困難重重，但是終究被盧作孚一個個克服。隨著抗戰取得勝利，盧作孚看到了美好的未來。不過，盡管趕走了日本侵略者，但盧作孚的壓力卻沒有減輕絲毫。

　　抗戰期間，作為大後方的四川集聚了眾多人員和物資。隨著抗戰的勝利，這些從全國各地聚集的人員和物資則又需要及時運送出川，以便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到各地的戰後重建工作中去。而四川與外界的交通要道當時隻有長江，於是，民生公司又一次迎來了海量的運輸任務。

　　抗戰勝利後這一時期的運輸任務，其緊張程度不亞於抗戰初期的搶運任務。據估計，當時大後方亟待乘船東歸的人員，約有300萬人之多。大後方眾多人員歸心似箭，對闊別多年的家鄉都充滿了思念，對回家的渴望驅使著人們，其威力甚至超過了日本的飛機大炮。抗戰的歡慶過後，急切渴望回家的人們腦子裏隻有一件事：買船票！

　　對於抗戰勝利後即將麵臨的運輸任務，盧作孚早已預料到了。當人們還在為抗戰勝利歡慶時，他就已經開始研究如何應對即將到來的運輸任務。盧作孚在第一時間將民生公司全體動員起來，向長江中下遊沿岸各處派出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恢複民生公司的分公司和辦事處。

　　第一批出發的是宜昌分公司經理及職員6人，他們於9月2日即抵達宜昌，恢複了分公司業務並設立了修理廠。9月11日，民生公司的“民熙輪”開到南京，這是抗戰勝利後從長江上遊開到下遊的第一艘輪船。在日本投降後兩個月內，宜昌、武漢、九江、南京和上海的分公司或辦事處就已陸續恢複，民生的“民聯輪”也直航上海。整個長江的航運體係，以最高的效率得以恢複。

　　盡管盧作孚把民生公司的運力發揮到了最大水平，但是依舊難以滿足當時的運輸需求。搶購船票的人擠滿了民生公司的辦公室，訂購船票的電話一天24小時不停地響。由重慶開出駛向下遊的輪船人滿為患，隻要船沒有到超載沉沒的臨界點，就會有人拚命擠上去。

　　為應對運輸壓力，民生公司又采取了分段航行的辦法，小型輪船隻開到宜昌，大型輪船從宜昌開往武漢，隻有到南京和上海的船才可直航。這樣，把急於回鄉的人群分流，讓他們盡快離開重慶。

　　1945年10月10日，國民政府第三次嘉獎盧作孚，以“在抗戰期間卓有勳績”授予他勝利勳章。就在當月，國民政府成立全國船舶調配委員會，任命盧作孚為副主任委員，負責重慶的船舶調配。盧作孚又一次肩負起了巨大的社會責任。

　　通過這一係列事件，可以看出做成一件事多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