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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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年，民生公司的船隻總數量增加到19艘，總噸位為7000噸，職工人數翻了一番，增至1071人。至此，與公司剛成立時相比，輪船總噸位已增長100倍，職工人數增長80倍。此時距小小的“民生輪”初航，僅有6年時光。經過6年的奮鬥，民生公司就成為長江上遊實力最強的一家航運公司了！長江宜昌之上的水域，處處可見帶有“民生”兩字的菱形圖旗幟，迎風招展！

　　盧作孚對民營輪船公司的兼並總體而言還是相當順利的，大多數華商輪船公司都支持他的行動。但是激流之下也有暗礁，那就是掌握在軍閥手裏的輪船公司。這些隸屬軍閥的輪船公司及輪船，俗稱“軍輪”。民生公司兼並“軍輪”的過程，頗為坎坷。

　　當年，四川各派軍閥見搞水運有利可圖，便競相投資航業。他們依仗軍事和政治實力，在經營上享有種種特權，竭力打擊和排擠那些沒有背景的民營輪船公司。比如，他們在自己地盤內，讓自己的輪船公司壟斷本地貨運，不允許其他公司承運；在自己的地盤上設立關卡、敲詐勒索過往民營船隻。當時從重慶到宜賓，要經過四個軍閥的地盤，船隻每過一地就要納一次稅，令船主苦不堪言。

　　由此，這些軍輪的經營條件，先天就要優於普通的民營公司。他們貨源充足，無苛捐雜稅之苦，無軍隊騷擾之痛，也無人敢敲詐勒索。盧作孚痛感，這個不平等的“遊戲規則”如不廢除，“統一川江”就難競全功，“民生”也難於在川江上順利發展起來。於是，他下決心要兼並這些“軍輪”。

　　盧作孚的這個想法無異於虎口奪食，但無論如何，也要把它拿下來！他親自出麵，“向各軍閥陳說利害，勸其合並”。

　　其時，盧作孚在四川已享有很高聲望，人人皆知他一心為民謀福祉，即便像劉湘、楊森、劉文輝這樣的軍閥，也對他公而忘私的高尚人格十分感佩，將他視為四川的一個了不起的人才，凡事都樂於相助。

　　這次，在盧作孚的說服下，各軍閥都表示願意支持。他們之所以同意“讓利”，並不是良心發現，而是各有自己的打算。川江的航運，當時在總體上已呈衰頹之勢，他們樂得有民生公司接手過去，以保住自己當初投下的本錢。特別是劉湘，早就厭煩部屬熱衷經營航運而渙散了軍心，所以一說就通。

　　但在具體接洽並購時，卻頗不順利。原來，這些軍輪公司的經理們，全是軍閥的三親六故，他們經營這一行已嚐到了大大的甜頭——“虧本有東家，油水歸自己”。這樣的好買賣哪裏去找？盧作孚要拿走，怎麽舍得？

　　盧作孚在洽談過程中，做了很大讓步，出價很高，且婉言相勸。他後來說：“當時要收買的船，無論如何我總是主張不要惜錢，他要多少，我就給他多少。”他看得明白：在搬開了“軍輪”這個絆腳石後，“民生”的發展空間將會非常大，收購軍輪的投資在這之後一定可以輕鬆收回。

　　其中，合並最快的是楊森屬下的“永年輪”，當年就賣給了民生公司。進展較慢的是劉湘等人擁有的“永豐”輪，直到1935年2月才賣給民生公司。而操作最困難的，是劉文彩屬下的“蜀通”、“南通”、“昭通”三輪。

　　劉文彩是四川省大邑縣人、四川軍閥劉文輝之兄，曾任川南稅捐總局總辦等職，負責為劉文輝搜刮軍費。他雖在1949年10月就已病逝，但在20世紀60年代的“憶苦思甜”浪潮中，被當成“中國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其惡名家喻戶曉。

　　為了收購劉文彩的輪船，盧作孚曾經親自去與劉文彩麵商，希望以一個公平的價格收購他的三艘船。但劉文彩不願交出，對他而言，這幾艘船可是搖錢樹。

　　盧作孚隻得轉赴成都，與劉文輝商討。劉文輝早就不同意他哥哥經營航業，於是電令劉文彩：無條件合並於民生公司！後來，劉文輝又當麵嚴厲斥責劉文彩：“你們縱容底下的人辦輪船，這事是那樣簡單能辦好的嗎？應該交給盧作孚，湊合一個朋友，辦成一樁事業。”

　　但劉文彩仍不買賬，對其弟的命令陽奉陰違，一直拖到爆發了“二劉之戰”（劉湘、劉文輝之戰），這三艘船落入了劉湘之手，才由劉湘將三艘船租給民生公司使用。

　　在整合華商輪船公司和兼並“軍輪”的同時，民生公司也在積極兼並外商輪船公司。從1931年並購日籍“長天丸”起，陸續收購了幾條英美籍船，到1935年，更是一口氣收購了美籍捷江公司的7條船。

　　這樣，從1930年到1935年間，民生共計收購華輪28艘、外輪15艘。至此，長江上遊的幾十家中國輪船公司，全部成功地整合在“民生”的旗幟下，形成了航運界聲威赫赫的“中國航母”！四川境內凡有可通航河流的地方，就有“民生”的船在行駛。

　　1935年，可謂盧作孚一生事業最輝煌的頂點。他回首“民生”艱難的成長史，放眼當下的川江，豪氣頓生：“這時除了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法商聚福及華商招商、三北而外，差不多沒有旁的輪船公司了。”

　　與外國公司的競爭

　　統一川江上的中國輪船公司，隻是盧作孚宏偉計劃中的第一部分，在完成第一步計劃的基礎上，他還要更進一步，憑借一家公司的力量，趕走川江上的外國船隻，收回中國的內河航運權。

　　貧弱的中國主權嚴重被破壞，國門大開，列強肆無忌憚地隨意出入中國的國境，中國的內河已經成了“國際河流”，外國輪船通行無阻。盧作孚對此深感不安，國家沒有足夠的武力與列強對抗，無法趕走列強，那麽就讓自己以一己之力來收回國家的內河航運權吧！

　　民生公司剛成立時，在川江上的列強輪船公司並不以為意。對他們而言，新成立的民生公司如同蟲蟻，隻要他們稍微一用力，立刻就能讓這家可憐的小公司賠個血本無歸。那時像“民生”這樣的小公司在川江上實在太多了，外國輪船公司根本就不屑一顧。

　　然而，當盧作孚開始大規模在川江上實行兼並時，外國的輪船公司開始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當初他們不屑一顧的小公司如今已經成了一個不可忽視的對手，正在以極快的速度占領川江航運市場。

　　當時，具有相當眼力的外國人開始在報刊上發表關於民生公司的文章，雖然字裏行間充滿了對中國人的敵意和汙蔑，但是他們卻很準確地看到了民生公司的意圖。有一位英國人卡爾，在上海的英文雜誌《航業周報》上發表文章，題目是《壟斷川江貨件之企圖》。此人預測到了民生崛起後長江航業的未來，對之憂心忡忡。而他在文章中潑婦罵街式的用語，又宣泄了列強勢力對此前景的不甘心。

　　他說：“有一華人之組織，侵入外人所經營之企業。”這說的就是民生公司。他把民生公司說成是“壟斷者”，驚呼：“由重慶至合川、及由重慶至岷江上之樂山兩段，已為壟斷者所把持。所有貨件，悉被獨攬，外商船隻之行駛於此兩段者，或被吸收，或自動撤退。”

　　接著，他就破口大罵：“此中國八足動物之觸角，現已伸長，行將達於宜昌”，如此下去，“向下推移，直達沙市，過去川人排外之精神，或將采‘中國貨隻裝中國船’之方式，暴發於省外”，“此種排斥異己之進展，在長江上將推廣及於巨大之區域，而自宜昌以上至川江最遠之通航口岸，亦將不容外輪涉足矣”。

　　外國人很快就把他們的擔憂變成了實際行動。川江的老資格“霸主”太古、怡和與日清等外國輪船公司意識到了民生公司對他們的威脅。他們看到民生公司絕不是偶然興起，這家新興的輪船公司管理先進，戰略得當，還深得當地中國人的歡迎。這一係列因素讓他們認定，如果任由民生公司發展壯大，那麽這家新崛起的公司在不遠的將來必定會取代他們在川江上的地位。對此，他們當即展開了對民生公司的反擊。

　　與中國輪船公司相比，外國輪船公司最大的優勢就是資金充足。這些外國輪船公司不僅僅在經營川江航運，他們還在長江中下遊有大量的航運業務。他們通過龐大的規模獲取可觀的效益，即使在某條航線上出現虧損，也可以通過其他航線上的盈利來彌補。而川江上的輪船公司則不然，他們隻經營川江航線上的業務，除此之外再無其他經濟來源，一旦川江上業務出現問題，整個公司也就危險了。針對這樣的情況，“太古”、“怡和”與“日清”等外國輪船公司當即決定利用己方的優勢痛擊對方的短處，給“民生”致命一擊，讓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國公司迅速因為資金的問題破產關門。

　　他們打擊民生公司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降價。這些外國輪船公司或是聯合製定降價策略，或是各自決定降價，把他們所經營的川江航運業務價格降到了極致，直接虧本經營。他們認為隻要自己降價，一定就能獲得更多業務，如果民生公司不降價，那麽“民生”就會因為沒有業務而無法正常營運，進而破產；如果民生公司也參與到降價大戰，那麽賠本的航運價格也能迅速讓資金有限的民生公司快速破產。

　　英商太古公司為打壓“民生”，故意放低運價，由上海運至重慶的棉紗，每包運費由原來的25元降到8元。這個價位，僅相當於每包裝運起卸的人力報酬。“怡和”不久也加入降價行列，竟然與“太古”聯手，把棉紗運價降至每包2元。其他如藥材每100斤原運價為6元，他們降至12元；一擔海帶，隻收025元。這樣的運價，還不夠船上的燃料費，等於免費運輸。

　　外國輪船公司不僅在貨運領域通過降價來打擊民生公司，他們還通過免費坐船，坐船送禮品等方式搶奪民生公司在客運領域的業務。日清公司規定，凡在宜昌至重慶段乘坐他們的船，可以不買船票，船上還另送日本洋傘一把。免費坐船，在利潤為王的資本主義市場，日清公司來這一手，堪稱空前絕後。

　　通過價格優勢搶奪民生公司的業務隻是外國輪船公司打擊民生公司的手段之一，除此之外，他們還有更加卑劣的手段：撞擊民生公司的輪船。在他們看來，如果民生公司的輪船接二連三地出現事故，一來乘客會因為民生公司的安全沒有保障而不坐民生的輪船，二來在船隻方麵的損失也會讓民生公司的實力受損，加速民生的破產。對他們而言，他們的船隻較大，而且即使損壞也能快速補充，根本就不擔心這些問題。

　　為此，他們在川江上收買地痞惡霸的船隻，讓他們去撞擊民生公司的輪船。不僅如此，他們還利用自己的大船撞擊民生公司的船隻。1936年2月3日，民生公司的“民主輪”從宜昌駛往重慶，行至太洪崗，忽有日清公司的“嘉陵輪”緊隨其後，距離過近，“民主輪”立即減慢速度避讓，“嘉陵輪”非但不禮讓，反而兩次橫撞“民主輪”船頭。幸虧“民主輪”船長技術高超，才未造成慘案。

　　外國輪船公司咄咄逼人的攻勢讓盧作孚心中著實焦急，可以說他們反擊民生的策略非常準確，他們攻擊的正是民生的短板。在他們反擊的最初階段，民生公司的正常業務受到很大幹擾，外界人士看到這樣的情況，便有人預言，1935年川江上必將有兩家輪船公司破產，一個是隻經營川江業務的美國籍捷江輪船公司，另一個就是新崛起的也隻經營川江業務的民生公司。川江上激烈的價格戰會使得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的輪船公司根本就無力應對。

　　此時，民生的財務狀況也急劇惡化，在連續一年多的並購中，民生的資金已顯緊張，融資渠道也不是很通暢，並購中還承擔了其他公司的一些債務，到1934年底的時候，公司負債已達70多萬元。有人據此說“民生”要倒閉，倒也不是危言聳聽。

　　民生公司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