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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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他又在重慶千廝門外一條躉船上，開辦了駕領人員培訓班。除了理論學習外，還組織學員從重慶一路下宜昌，考察航道，熟悉水情。待學員結業後，都分配到各輪船公司去工作，加強了民族航運業的技術力量。

　　很快，短短半年間盧作孚就讓川江航運的局麵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時也到了盧作孚與劉湘約定的半年之期。看到盧作孚在這半年裏取得的成就，劉湘一再挽留，想讓盧作孚繼續管理。但盧作孚堅決不再續任，他很清楚，官場的環境根本就不是他能承受的，他的夢想在民生公司。

　　回首短短半年間做出的政績，盧作孚還是頗感欣慰的，混亂的川江航運，現在總算有了一個順暢的模樣，但他也有深深的遺憾。這半年間，為了整合民族航運業實力，他曾奔走呼籲，力促各華商輪船公司組成一個大公司，以與外輪公司相抗衡。但由於各華商輪船公司均胸無大誌，不願聯合，這一宏願終未實現。

　　放眼全國的雄心——出川考察

　　到1930年時，盧作孚經營民生公司和改造北碚已有數年，在這幾年中他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並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績，他還要做得更好。盧作孚很清楚，如果單憑自己的想象，是很難真正成功的，閉門造車絕對是大忌。於是，他想到了要外出考察。他要再次走出去，去當時中國現代化建設最有成就的地方，學習別人的經驗，以便更好地經營民生公司，改造北碚。

　　1930年初，盧作孚組織了一個7人考察團，決心外出考察，並為北碚的建設進行必要的采購。此次考察的目的地共有三個，分別是華東、華北和東北。

　　第一站：上海

　　盧作孚組織的考察團於1930年3月初出發，此次出川考察的第一站選擇了華東地區。之所以選擇這裏，主要是因為以上海為核心的華東地區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上海及周邊地區大小工廠林立，工業發達。同時，當時已有一部分人在華東地區從事鄉村改造，這和盧作孚改造北碚不謀而合，學習他們的經驗對盧作孚而言很有必要。

　　當時，在華東地區也有一個人在進行“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的偉大嚐試。他就是我國20世紀早期另一位著名的實業家張謇。

　　張謇生於1853年，比盧作孚年長了整整40歲。1926年，當盧作孚初創的民生公司剛剛起步時，張謇在這一年逝世了。

　　張謇是江蘇南通人，考取過清末的狀元，日後成為了中國近代知名的實業家、教育家。張謇的狀元身份與隻是小學畢業的盧作孚截然不同。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盡管盧作孚隻是小學畢業，但是和張謇一樣，也成為了中國近代偉大的實業家、教育家。

　　在實業領域，張謇是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他創辦了我國第一所紡織專業學校，開中國紡織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紡織原料供應基地，進行棉花改良和推廣種植的工作；以家鄉為基地，努力進行發展近代紡織工業的實踐，為中國民族紡織工業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張謇事業的黃金時代，其名下的紡織工業可謂是一枝獨秀。

　　因張謇是狀元出身，他開辦的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鬥、獨占鼇頭的形象。張謇的紗廠投產後的第二年，就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隨著紗廠經營狀況不斷好轉，初辦紗廠時難以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白銀，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白銀。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分廠。原來閃躲不肯出資的人此時看到有利可圖，也自願入股。就連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白銀。和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鬆地就籌足了80萬兩白銀股本。隨後張謇注冊“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之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這是一個天賜良機，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盈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盈利就高達380多萬兩白銀，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白銀。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大生”股票也成為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由於張謇紗廠的迅速崛起，就連紗廠所在的小鎮唐閘也成為重要的地區。據《南通縣圖誌》記載，1920年，唐閘已有近萬戶，接近5萬人。通揚運河沿岸工廠林立，商業繁榮。有人看到過當年國外發行的世界地圖，中國許多大城市都沒有標出，卻在南通方位赫然印著“唐家閘”三個字。一個彈丸小鎮因為一個叫張謇的人，進入了世界的視野。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進入了自己發展的黃金時代。不過，張謇作為掌舵人即便在盛極之時也不是沒有警覺，他曾發出過這樣的通告：“營業之道，先求穩固，能穩固，即不致失敗，即失敗亦有邊際，企業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敗必在轟轟烈烈之時；今吾通實業正在此時機。唯望吾實業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須堅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於諸君者，在長久之道也。”

　　盡管此次盧作孚到華東考察時張謇已經辭世，但是在早期盧作孚曆次訪滬期間，他有幸見到了張謇。

　　1922年，盧作孚在黃炎培等人的安排下在上海做了一番考察，之後前往南通。張謇在南通的建設與發展，給了盧作孚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他得出了結論：要成就一番社會改革事業，就要有很大的規劃，要有自己的經濟依托，要以生產性的企業作為事業的根本，要訓練民眾適應一種嶄新的“集團生活”。

　　當年張謇已是耄耋老人，盧作孚與他見麵時，兩人有一番很有意思的對話。張謇感歎在中國辦實業之難，盧作孚請教其中原因，張謇答曰“人才缺乏，人都沒有舊道德”。

　　當時初出茅廬的盧作孚對於張謇的話不敢妄加評論。數年後，盧作孚憶及此事，表示不能同意張謇的看法。他說：“舊道德不適用。因為舊道德隻是消極地告訴一個人怎樣去做一個好人。我們要建立起一個積極的新道德來，指示群體去做好人。”

　　此次再次考察華東，盧作孚以全新的姿態來看待這一切。

　　到達上海後，盧作孚首先去看望了蔡元培、黃炎培等人。黃炎培見到盧作孚，欣喜萬分，特意集了《論語》和《孟子》裏的名句，寫成一聯贈與盧作孚，以示勉勵：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隨後考察團便匆匆趕往杭州，參觀了浙江省昆蟲局，又馬不停蹄地走了江蘇的南通、揚州、鎮江、南京、無錫、蘇州和昆山等地，參觀了各處的學校、工廠、科研機構和農業試驗場，而後返回上海，全部行程21天。

　　在考察中為了節省時間，他們分成幾個組，各走一條路線，竟然在一個星期內參觀了50多家工廠。據盧作孚的記載，這一路的艱辛，簡直不亞於一場戰鬥，白天他們來回奔波參觀各處的工礦企業、學校等，晚上還要四處走動拜訪當地重要人士。鑒於這樣的忙碌，考察團的人甚至連睡眠的時間都壓縮到了最少，每天隻睡三四個小時。

　　在華東的參觀中，盧作孚得到的啟發很多，其中有兩點引起他的深思：一是在鄉村設廠好處很多，城裏地皮貴，在鄉村設廠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二是他注意到了德國經濟在“一戰”後的迅速崛起。

　　盧作孚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作為戰敗國，其在海外的利益被戰勝國瓜分，一時間中國市場上德國貨幾乎絕跡。然而，僅僅十餘年的光景，德國居然又迅速恢複了實力。以染料為例，他們的產品已遍布全中國，而機器和機電領域，德國也大有取代英國和美國的勢頭。盧作孚認為，德國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關鍵在於德國產業的聯合，德國國內各個行業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強大的統一體，產生規模效益，因而在競爭中才會越戰越強。盧作孚說：“而今顏料廠統一了，化學藥品廠統一了，鋼鐵廠統一了，乃至於燈泡廠亦統一了。所以他們對外貿易的力量愈加偉大。”

　　盧作孚對德國產品更新換代的迅速，極為歎服。他說：“我們三年前訂一隻小汽船，買了兩部奔馳廠新出的引擎，而今這引擎已經三變樣子。”這一點，對他的影響極深。此後，盧作孚對民生公司及其附屬企業，都要求采用一流的技術設備，務求高效率。他告誡下屬，“不可太貪價錢上的便宜而專用他人廢棄不用、效率太低的工具”。

　　考察團此行除參觀外，也有交流的使命，隨團攜帶了許多動植物標本，與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社、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和江浙的昆蟲局進行了交換。考察團還為北碚采購了煤礦、鐵路材料設備和意大利種雞、法國梧桐等，又為籌建中的中國西部科學院采購了儀器、藥品。由於在采購中遇到了諸多麻煩，以至於在上海停留了兩個半月之久，而後才啟程前往東北和華北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