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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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就如此不順利，難道是天要亡了他盧作孚？可是盧作孚不信天，他要把握自己的命運，他不會向這樣的困難低頭。盡管困難重重，但是盧作孚並不氣餒，他繼續奔走於各位鄉紳商人之間，努力說服他們募股。

　　有一天，盧作孚來到了原合川縣知縣、原重慶警察廳廳長鄭東琴的府上，請鄭東琴募股。鄭東琴詳細地聽取了盧作孚關於創辦公司的計劃，十分認可。當他得知盧作孚多日來一直奔走各處，想要為新公司募股卻始終難以實現時，心中甚是為盧作孚感到惋惜，當即決定要利用自己的聲望幫助盧作孚。

　　於是，鄭東琴開始親自出麵，給各方打招呼，替盧作孚募股。不少鄉紳地主礙於鄭東琴的情麵，不好拒絕，隻得表示認股。就這樣，在鄭東琴的參與下，股金一事終於有了眉目，民生公司的輪船終於有希望了。

　　最初計劃募集的股金是2萬元，盡管2萬元股金都已被認股，但是實際到位的資金隻有8000元，多數股東仍然是持觀望態度，遲遲沒有交付相應的股金。但是，事不宜遲，遲則生變。1925年冬，拿到這8000元股金之後，盧作孚當即決定去船廠訂購船隻。

　　當時的重慶並沒有造船的能力，要造船隻能前往上海。此次到上海訂購船隻，由盧作孚和黃雲龍兩人前去。然而在臨行前，他們又遇到了一件難事：兩人沒有路費。盡管他們有8000元的股金，但那是造船的經費，不能挪用分毫。不得已，盧作孚隻好找人借錢。最後，東拚西湊，兩人總算是湊出了一些路費，這才上路。

　　到達上海之後，盧作孚並沒有立刻找船廠商定造船事宜，而是到各家造船廠先考察一番。經過一番觀察，盧作孚聯係了9家合適的造船廠開始商定造船。他根據嘉陵江水淺流急的特點，與各廠家詳細磋商船型與性能，對各廠家的設計能力與報價進行反複比較，先後費時兩個月。

　　在這兩個月中，盧作孚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機器，馬不停蹄地在各家造船廠之間奔波。然而，盧作孚最終得到的結果卻是令他心中一寒：兩萬元股金根本就不夠造船！他發現他當初的預估出現了重大偏差，在上海要造一條適合他要求的船，最低的價格也需要35萬元。而當初公司募集的股金全額也隻有2萬元，真正到手的也隻有8000元。

　　麵對這樣的困境，盧作孚是選擇放棄還是冒著違約的風險簽訂造船訂單？盧作孚自然不會輕易放棄，他選擇了先交訂金造船，再回合川另籌資金。最終，盧作孚和一家造船廠簽訂了製造一艘長2286米、寬427米、深152米，載重70噸，吃水較淺、馬力較大的客運小輪船的合同。

　　造船的合同簽訂之後，盧作孚立即返回合川，向認股的股東們如實說明了上海造船的情況。得知這一消息後，股東們開始動搖了：船還沒有看到，錢卻花了一筆又一筆。而且，就在盧作孚在上海聯係造船期間，川江上發生了幾起輪船公司破產的事件。幾家小的中國輪船公司因為經營不善，最終破產倒閉，而前期投資了股金的股東們也血本無歸。這幾起破產事件的影響讓股東們對於投資航運更加謹慎。

　　這樣的情況讓盧作孚措手不及，他萬萬沒有想到，就差臨門一腳，股東們反而心生退意。如果股東們不能及時投入資金，前期交付造船廠的訂金無法收回不說，他實業救國的偉大計劃也將就此夭折。他盧作孚甚至從此以後會成為合川的笑柄。此時的盧作孚已經沒有任何退路了。

　　盧作孚知道，此次籌款的成敗關乎公司的生死。一方麵，盧作孚和前期認股的股東們商議繼續投資的問題，努力使股東們相信新的輪船公司絕對會與之前倒閉的公司截然不同，他們肯定不會重蹈破產倒閉的覆轍。可是實事求是的股東們更加願意相信眼見的事實，盧作孚美好的設想很難讓他們打消對現實的擔憂；另一方麵，盧作孚向各個銀行、大商家借款，然而，他們隻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連基本的固定資產都沒有，更沒有其他任何可以抵押的物品，基於這樣的情況，他們堅決不同意借貸給盧作孚。

　　此時，盧作孚幾乎是陷入了絕境，他似乎沒有一絲翻盤的機會。然而，天無絕人之路，就在盧作孚一籌莫展之際，轉機出現了。

　　這天，為了籌款事宜在外奔波了一天的盧作孚帶著失望和忘記了疲憊的身軀回到合川的家裏。正當他在為明天去哪找人籌款苦苦思索時，有人敲開了盧家的房門。盧作孚出來迎接客人，來人讓盧作孚甚是意外，居然是合川當地有名的三個大人物：一是民生公司發起人之一、合川縣視學（相當於教育局長）陳伯遵；二是早已資助過盧作孚的鄭東琴；三是合川士紳鄭禮堂。這三人見到盧作孚之後，仔細詢問了盧作孚關於集資造船的事。盧作孚也不隱瞞，把造船遇到的資金問題詳細告訴了這三人。

　　三人聽後，告訴盧作孚，他們此次前來就是為了幫盧作孚解決一部分資金的問題。他們的這一表態讓盧作孚甚是不解。陳伯遵雖是合川縣視學，但他也是個清貧文人，沒有什麽資金，否則當初發起民生公司時，他就已經認股了；鄭東琴在前期已經投資過，他投入的錢現在就在上海造船廠當訂金；士紳鄭禮堂雖有積蓄，可是並不是當地最富有的士紳。

　　當三人看到盧作孚的疑惑之後，便紛紛解釋這資金的來源。陳伯遵出資的部分並非個人資產，而是合川縣的教育基金，在上司和同僚的默許下，陳伯遵從縣教育基金中大膽借出8千元，以縣教育基金的名義入股民生公司；鄭東琴拿出的則是自己的養老積蓄，看到盧作孚的困難之後，他不忍看到這個有夢想的年輕人就這樣失敗了，於是果斷拿出了自己的養老錢；士紳鄭禮堂也為盧作孚的作為所動容，集中了家裏的資金，借給盧作孚。

　　就這樣，三個人的資金湊到一起，剛好夠造船的預付款。終於，第一道難關算是闖過去了，當前的燃眉之急算是解了。當即，盧作孚就派人攜款到上海，去船廠辦理付款和接船事宜。根據預期，新造好的輪船將在1926年夏初回到重慶，屆時，盧作孚等人將在重慶召開公司成立大會。

　　然而，夏初已至，民生公司的輪船卻遲遲沒有出現在重慶的碼頭。這新造輪船究竟去哪了？原來，民生公司的第一條輪船——“民生號”，首航便遭遇了一係列的凶險。

　　1926年初夏，“民生號”在上海造成下水。盧作孚派到上海接收船隻的人員不敢有半點耽擱，當即起航返回重慶。輪船一路向西，在長江滾滾的波濤中全速前進。可是當年汛期提前，剛剛初夏時分大水就已經灌滿江麵，漢口以上竟成千裏澤國。“民生號”畢竟隻是一條僅有70餘噸的小船，在一望無際的汛期長江上航行著實危險，稍有不慎就是船毀人亡。為了能夠保全船隻，船員采取了最穩妥的方法，盡量在安全的時間安全的水麵航行。如此一來勢必大幅影響輪船的航行速度，因而時間一再延誤。

　　事實上能夠威脅到“民生號”的除了洶湧的江水，還有江上四處出沒的匪盜。

　　長江上的匪患在新中國成立前，一直是影響長江航運的一大威脅。由於長江河道漫長、河麵開闊、地形多樣、水文複雜，這給長江上的盜匪創造了大量的生存空間；同時，由於舊中國的水上軍事力量極其微弱，麵對貫穿中國東西的長江，幾乎無力維持其治安。於是，長江上的匪患讓眾多的小船船主膽戰心驚。在從上海返回重慶的途中，“民生號”就兩次遇到長江上的盜匪。

　　當時搭乘“民生號”的還有一名上海大學的學生，他事前曾向“民生號”的船員提起，去年他乘坐日本輪船夜宿江心島——東灣小鎮，船差一點遭慣匪劫持。船員們得到這個消息後，不敢有一絲鬆懈，當晚就把船停在了距岸邊六七十米處，徹夜值班，輪流警戒。

　　後半夜，就在值班船員困頓異常之際，忽然聽到了有人喊：“匪來了！”船員一看，果然岸邊有燈火閃現，一夥慣匪紛紛爬上幾艘小船，順風還傳來鼓噪聲：“先開一槍！”船員們當即按照事先的安排，各就各位，做好警戒。與此同時，水手長立刻手搖機器，悄無聲息地起錨，引水員和輪機員不等錨起完，就開動輪船，全速向江心駛去。盜匪見獵物逃脫，急忙駕舟追趕，連連開槍。船員們毫不理會，全速向上遊開了幾十公裏，終於把盜匪甩開。

　　第二次遇到盜匪時船員們因為有了經驗和準備，一發現盜匪就按照事先的安排順利擺脫了盜匪。就這樣，“民生號”一路有驚無險地艱難向西。當預計要到達重慶的日期來臨時，“民生號”事實上隻是剛剛到達宜昌。焦急萬分的盧作孚此時已在宜昌等候了半個月。當得知“民生號”這一路的驚險時，盧作孚唏噓不已，如果不是船員的機警和勇敢，一旦船隻被搶，損失該如何彌補？好在新船完好無損，盧作孚滿心歡喜：未來所有的事業，都將由這條小小的輪船載負著啟航了。

　　1926年8月3日，在盧作孚的帶領下，“民生號”在經曆了長江三峽的激流險灘之後，終於完整無缺地回到了合川。當天下午輪船抵達合川時，縣城沿江兩岸人山人海，人們傾城而出，都來追看這平生從未見過的“火輪船”。

　　改革

　　回到合川後，盧作孚當即就展開了航運業務，開通了由合川到重慶的定期客運航線。這麽一家隻有一條小船的輪船公司，要怎樣努力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呢？對此，盧作孚有他自己的打算，他要做的就是徹底顛覆過去的管理模式，以一種全新的模式來開辦全新的民生航運。

　　首先，盧作孚廢除了當時各家輪船公司都通用的“包辦製”，實行公司統一管理的“經理負責製”這種全新的管理方法。

　　“包辦製”這種輪船管理方式是由外國輪船公司發明的，也被稱為三包製。最初，外國資本家看到長江航運有利可圖，就在中國開辦航運公司，從事長江上的運輸工作。但是外國人在中國不熟悉水文條件，不了解人文地理，不懂語言，直接從事航運極為不便。於是，他們就請來了中國人做他們的代理人。外國資本家出錢造船成立航運公司，然後把船承包給中國人去運營，他們從航運受益中抽取利潤。如此一來，外國人既賺了錢，也省去了處理航運事物的麻煩，可謂是隻賺不賠。後來中國的投資人也看到了這種做法的便利，紛紛采用這種“包辦製”來運營自己的輪船公司。

　　采用包辦製的輪船會把船上的駕駛、輪機、事務三個部門分包給個人。承包駕駛的叫做“水手長”，承包輪機的叫做“老鬼”（大管輪），承包事務部門的叫做“大買辦”。承包人對本部門的一切活動負責，有完全的人事權。所以，一條船上，就分成三個團夥，且大團夥之下，又有小團夥。比如，輪機部聘用的火夫長，又可以自主聘用火夫；事務部聘用的二買辦，可以自主聘用理貨員，等等，形成二、三級承包。所有被雇傭的人，都要向頂頭上司繳納押金。

　　這樣一種人事構架具有濃厚的封建色彩，人身依附的性質非常明顯，是無法進行現代管理的。“包辦製”導致的結果，就是用人不必求賢，隻要被雇傭者願意接受較低的薪金即可，因此，船上雇用童工的現象非常普遍。再有就是用人唯親，三親六故、親朋好友都一起來混碗飯吃。由於公司管理達不到基層，下麵的事情做得如何，就完全憑各級承包人的“良心”了。

　　為了減少支出，多撈錢，承包人有各種辦法，壓低工資隻是其中一種，其他還有偷工減料、隨意漲價、攜帶私貨販運、報虛賬、賣“黃魚”（私自招攬乘客，收入不上繳），等等。在這種管理框架下，工作效率就可想而知，各自為政、資源內耗的事不可避免。船上服務員態度蠻橫、服務不到位、索要高額小費，甚至打罵乘客的事，就更是家常便飯。“包辦製”導致輪船公司的成本很高，效率和服務質量卻很低，嚴重損害了公司聲譽。長江上各家輪船公司都因為實行“包辦製”，使得乘客怨聲載道，卻又無能為力。如果說此時有一家輪船公司廢除了“包辦製”，切實考慮乘客的感受，那麽一定會得到大量的客源。隻是，一心隻想到賺錢的資本家對於所謂的乘客感受，根本就不屑一顧。

　　當民生公司的航運事業開始時，全新的輪船管理模式也就隨之被用於運營活動中。“民生輪”在開航之初，就不實行“承包製”，而是實行“經理負責製”。輪船經理代表公司進行管理，執行公司管理層的決策。經理的選用，注重的是才幹，不僅要求候選人要有總攬全盤的能力，還要求其熟悉經營上的一切大小事務。經理對公司負責，而公司對經理的製約，則是通過績效考核和財務製度直接管理，這樣，就能保證公司的管理直接達到基層。

　　盧作孚對“民生號”的經理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在乘客登船時，輪船經理要親自接待乘客、安排座位；起航後，要親自查驗船票；在重慶停靠期間，要親自上岸去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