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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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救國失敗

　　經曆瀘州變故之後，盧作孚於1922年8月間攜帶妻子蒙淑儀、長子盧國維和前一年出生的長女盧國懿來到重慶，租住在校場口大觀坪的一所民居，準備另做打算。

　　盧作孚到達重慶之後，惲代英並沒有就此放棄川南的改革，他再次回到瀘州，試圖以“學校公有運動”的方式，來保存“新教育”試驗僅存的碩果。然而，氣急敗壞的軍閥直接下令逮捕了惲代英，最後幸而得到多方營救，惲代英才得以獲釋。

　　1923年秋，四川軍閥再次內戰，楊森戰敗。由於盧作孚與楊森有過一段交情，為了避免被楊森的對手報複，盧作孚離開重慶避禍。隨後，軍閥縱容士兵進重慶城搶劫，盧作孚因為提前避難，僥幸躲過了此劫。

　　如此動蕩不安的時局，讓盧作孚教育救國的理想失去了實現的土壤，在軍閥混戰的局麵下，他對通過政治力量推行教育改革深感懷疑。1924年，楊森所屬的軍閥派係再次稱霸四川，此時的楊森出任四川省軍務行政都督，進駐成都，成了封疆大吏。楊森意氣不減當年，剛一上任，就又開始“厲行新政”，電召盧作孚出任四川省教育廳長，要把在瀘州夭折了的教育試驗繼續在全省推廣。

　　已經認清了現實的盧作孚，並沒有答應楊森去當這個全四川的教育廳長，他認為在全省沒有統一之前，任何全省範圍的改革嚐試，都萬難成功。因而，他對朋友說：“四川未統一之前決不做省政工作，更不為軍閥內戰服務。”

　　盧作孚雖然辭謝了楊森授予的官職，但是他又從另一個角度考慮：楊森上台，也不失為一個好機會。可以借助這個力量，嚐試一下自己醞釀已久的“集團生活”試驗。因此，他向楊森提出建議，成都還沒有一個通俗教育館，他願意擔負籌建之責。

　　通俗教育館是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時代各省、市、縣都有的社會教育機構，20世紀30年代後改稱“民眾教育館”，1949年以後全部改造成為“文化館”。1915年，全國第一所通俗教育館——江蘇省立通俗教育館在南京成立，北京政府令各省依照執行。四川省頭一個建立通俗教育館的是三台縣。作為堂堂一個省會城市，成都遲遲未建通俗教育館，確有不妥，於是，楊森欣然采納了這個建議，請盧作孚全權辦理。

　　隨後，盧作孚到達成都，楊森給予相應的場地和經費，盧作孚迅速行動起來。首先，他把原來髒亂差的周邊環境整頓了一番，栽樹木，種草坪，建花園，使得周邊環境短期內來了個大變樣，成了環境優美的公共活動場所。

　　盧作孚的通俗教育館分為六大部分：博物館，包括自然、曆史、農業、工業、教育、衛生、武器、金石等八個陳列館；圖書館，包括成人與兒童兩個分館；公共運動場，包括足球、籃球、排球、網球、田賽、徑賽等場館；演奏廳，可供中西音樂、京劇、川劇演出；動物園；遊藝場。

　　為了充實館內文物珍藏，盧作孚下了很大功夫，到成都各寺廟或舊衙署內搜集了一大批文物，放在館內陳列。還未等通俗教育館建完，盧作孚就決定對公眾開放，為成都市民的文化生活增添前所未有的內容。開館之後，這裏舉辦的各類活動豐富多彩，每天吸引民眾數以萬計，有如盛大的節慶。

　　在博物館裏，舉辦了古物、貨幣、金石、中國畫、西洋畫、衛生、革命史等各類主題展覽會；在遊藝場內，上演了話劇、川劇、京劇、魔術，還隨時配合衛生、教育宣傳放映免費電影；在運動場內，舉辦了大型運動會、球類比賽、自行車比賽、團體操表演。最重要的是，在通俗教育館內，還經常舉辦有關科學、教育、社會改革的演講會，把“五四”以來的新文化思潮帶給渴望變革的民眾。

　　為了能夠不斷更新、充實通俗教育館的內容，盧作孚可謂是煞費苦心。他們可以一夜之間更換十幾個陳列館的展品，可以在幾天之內堆起一座小山，可以在十幾天之內建起一幢房屋。成都市民們發現，隻要一個月沒去，就會發現通俗教育館大不一樣了；如果一周沒有去，也會發現有所不同。

　　甚至一夜之間也會有令人驚異的變化！

　　通俗教育館的成功也使知識分子們感到振奮，他們紛紛被吸引到盧作孚身邊來。其中有機械工程師、土木工程師、體育教練、音樂家、古董專家、畫家、園藝家、中西醫專家、獸醫等，他們為通俗教育館出謀劃策、參與活動，不收分文報酬。

　　1924年4月22日，盧作孚還主持了四川省第一屆聯合運動會，有軍隊、學校、行業公會的20多個單位參賽，吸引了近萬人來觀看，僅開幕式就進行了兩個半小時。許多現代體育項目，就是在這次運動會上第一次在川人麵前亮相的，特別是網球比賽，吸引了大批觀眾。然而，這次盛會籌備僅用了12天，經費一共才花了2000元，且絕大部分是支付搬運工人和建築工人的勞務費。至於在通俗教育館內舉辦的學生運動會，更是分文不收。

　　1925年，就在盧作孚的通俗教育館如火如荼之時，軍閥之間的戰爭再次爆發，盧作孚當初的擔憂成為現實。此次，楊森戰敗，繼任者對通俗教育館毫無興趣，不僅不支持，反而派人審查盧作孚的“貪汙腐敗”行為。結果查出來的事實卻是，盧作孚多次拿出自己個人的收入貼補通俗教育館的經費。這次雖然沒有抓到盧作孚的把柄，但是在此後的日子裏，盧作孚通俗教育館的運作處處艱難，舉步維艱。

　　對教育救國心灰意冷的盧作孚辭去了通俗教育館的職務，他決定回到家鄉合川，開辟一項真正屬於自己的事業。正是這個決定，最終成就了盧作孚偉大的一生，他由家鄉合川開始的事業，對國家和民族都有著非凡的意義。

　　實業救國的夢想——初創民生公司

　　1925年8月，盧作孚由成都返回合川。回到合川之後，他開始邁出他那偉大事業的第一步。事實上，如果不看盧作孚返回合川後的作為，單看他從成都返回合川這一行為，也許許多人會認為這是盧作孚迫不得已的退卻。一個在省會成都無法立足的人不得已才會退回家鄉謀求生路。事實上，盧作孚並不是在退卻，而是要開辟新的戰場，他以無所畏懼的勇氣，挑戰一個全新的行業——航運。一個曾經的教師、記者、官員放棄自己熟悉的行業，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這得需要多麽大的勇氣！而盧作孚就有這樣的勇氣，他不僅做了，而且做到了最好。

　　一個公司的誕生

　　盧作孚回到合川後，做的第一件事並不是找碼頭、造輪船，而是四處吃飯。

　　盧作孚早已是合川名人，他在外的作為常常被家鄉人民視為當地的榮耀。因此，當盧作孚從成都返回合川之後，許多敬重盧作孚的人家都來請盧作孚到他們家吃飯。對這樣的邀請，盧作孚來者不拒，一來是盛情難卻，二來是盧作孚另有別的意圖，他要利用吃飯的機會，和家鄉的父老鄉親商議集資開辦公司。

　　是的，盧作孚要開辦公司，可是他幾乎是身無分文。盡管盧作孚當過教師、記者、官員這些在今天看來都是油水豐厚的職業，但是他卻依然是身無分文。盧作孚當教師時，並沒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要求學生和家長為自己提供怎樣的好處，而是盡職盡責，把一個教師應該做的做到最好；盧作孚不僅是記者，還是主筆、社長，然而，他隻是把自己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他對自己的要求就是客觀公正及時地報道新聞，他不懂得以新聞的名義賺取額外的利益；盧作孚做過行政官員，然而，他這個所謂的行政官員隻懂得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為民眾謀福利。就這樣，十餘歲離家，在外漂泊十餘年的盧作孚帶著空空的口袋回到了家鄉。

　　盧作孚回憶當時的情景：“許多長輩和朋輩見著這位不容易回到鄉裏的人，都有深厚的感情，必得從‘請吃飯’表現出來。甲當了早飯的主人，乙又當了午飯的主人，丙又當了夜飯的主人。當我們離開甲家便到乙家，離開乙家便到丙家，廢時利用，便討論起事業來了。如果資本集得起來的話，我們應得造一隻小船走重慶合川間，或辦一個工廠在合川城內外。大家認為造小船比較容易些。”

　　就這樣，盧作孚在飯桌上向家鄉的親朋好友透露了自己要發展航運的決心，並且分析了市場前景，對當前的行情做了充分的預估，對於發展航運能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盧作孚都有十足的把握。

　　在社會效益方麵，盧作孚認為，發展航運可以把四川內陸的特產運送到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同時也可以把沿海發達地區的先進機器設備運送到內地，進而發展四川的現代工業。盡管當時長江上有許多外國輪船公司，但是，他們往往壟斷了價格，肆意妄為，這樣就導致被運送的貨物價格大增，經過他們一運輸，運費很可能就要趕上貨物的成本了。如此一來就使得被運送的貨物價格奇高，往往是銷路不暢。

　　至於中國的輪船公司，雖然有一些，但是實力都非常弱小，在外國輪船公司的聯合打壓排擠下，幾乎都是朝不保夕，處在破產的邊緣。依靠他們是無法為四川提供便利的水上運輸線的，所以，盧作孚認定，在四川，必須要有一家大型的中國輪船公司，打破外國人的壟斷，打通四川與外界溝通的水上要道。

　　在經濟效益方麵，盧作孚堅持“薄利多銷”的原則。他認為隻要有足夠多的業務量，即使把利益降到最低，在規模的基礎上，一樣可以獲得可觀的利益。而且“薄利多銷”能夠帶來一個龐大的市場，把風險降低。外國輪船公司依靠壟斷，把價格定得奇高，雖然短期內能夠獲得大量收益，但是業務量有限，市場基礎不穩定，一旦市場有變，勢必帶來巨大風險。

　　在對宏觀方麵作了充足的分析判斷之後，盧作孚還有更為具體的實施計劃。他看到，從重慶到合川之間，至今沒有通航，這是空白一；所有的輪船公司都以貨運為主，因為賺錢多，客運隻是附帶，且航班多不定期，這是空白二；所有的航運公司都是單一事業，都隻為了賺錢，沒有誰把宗旨定為便利民眾、造福地方的，這是空白三。基於以上三點，盧作孚給未來的公司確定了業務方向：首先是發展周邊地區的短途航運；其次是發展客運，要有定期航線，同時要有優質的服務；再次是要為地方百姓造福，要發展對地方百姓生活有利的業務。

　　有了這樣清晰的分析，未來公司的生存空間一下就無限擴大了。盧作孚的設想是：立即著手開辟合川至重慶間的定期客運航線，並著手為合川縣城供水供電，兩者同時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