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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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識名流

　　在上海期間盧作孚結識了兩位著名人士，一位是著名教育家黃炎培，另一位是有“交際學博士”之稱的黃警頑。

　　黃炎培是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教育家，是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的創始人和理論家，他以畢生精力奉獻於中國的職業教育事業，為改革脫離社會生活和生產的傳統教育、建設中國的職業教育，作出過重要貢獻。

　　1878年10月1日，黃炎培出生在今天的上海地區，早年父母雙亡。1887年隨外祖父發蒙，接受傳統教育。迫於生計，尚未成年的黃炎培即在家鄉任塾師。1899年時在鬆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1901年入南洋公學，選讀外文科，受知於中文總教習蔡元培。1902年後又中江南鄉試舉人。

　　1903年黃炎培返鄉興辦小學堂。期間，開始接觸嚴複翻譯的《天演論》等新學書籍。次年在鄉辦校，因鼓吹反清被逮捕，一度入獄，在江蘇巡撫“就地正法”批文到達前一小時，由基督教外籍牧師保出，逃亡日本，一年後事息歸國，繼續興辦學校。

　　1905年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前，先後創辦和主持廣明小學和師範講習所、浦東中學，在愛國學社、城東女學等新教育團體和學堂中任教，並參與發起江蘇學務總會。辛亥革命後，任江蘇都督府民政司總務科長兼教育科長，後任江蘇省教育司長，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麵規劃建設了省立高、中等學校和縣立小學，先後擔任省教育會副會長，上海申報館旅行記者。

　　民國以後，他主要從事教育工作，這期間影響巨大，就連蔣介石也慕名把他的兩個兒子蔣經國、蔣緯國送到黃炎培的學校讀書。新中國成立後，黃炎培破“不為官吏”的立身準則，欣然從政。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1965年12月21日病逝於北京。

　　當時的黃炎培已經有了相當高的社會聲望，許多人都想要結交他，借他的名望提升自己。然而，這些人不學無術的態度、追名逐利的動機讓黃炎培甚為不滿，並對其嗤之以鼻。

　　黃警頑生於1894年，比盧作孚小一歲，上海人，是著名的出版人、“交際博士”。黃警頑14歲就參加商務印書館第一屆學徒考試。當時和黃警頑一起應試的人員中，還有中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陳雲。在此次考試中，兩人均被錄取。

　　黃警頑被錄用後，調到發行所專做服務工作，成為了有名的“交際博士”。他自稱：“我在店裏從1913年一直奔走到1946年，前後33年，變成一張會說話的活動櫃堂，一本沒有字的人名大字典，一具商務印書館的活廣告。”

　　黃警頑為人豪爽，樂於助人。早年徐悲鴻從四川到上海謀求職業，當時是一個窮途落魄的青年，一下子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徐悲鴻酷愛讀書，自己買不起書，便常去“商務”的書店去“站讀”，日子久了，便與營業員黃警頑相熟了，兩人從交談到互相了解，不久就產生了友誼，素不相識的黃警頑對徐悲鴻熱情相助。徐沒有地方住，曾住在黃家。後來黃警頑又引見《小說月報》的主編惲鐵樵給徐悲鴻認識，而惲鐵樵就介紹徐悲鴻為商務印書館小學教科書畫插圖。

　　1947年，應徐悲鴻之邀，黃警頑去北平工作。徐悲鴻於1953年去世後，黃警頑留在了中央美術學院從事工會工作。在1957年那場政治風波中，黃警頑被錯劃成了“右派”。接著又被迫退職，回到上海。此時他家中僅有12平方米一間房，住著妻子、兒子和外孫女三人。他無處容身，隻得在公用過道上暫住。

　　1978年，中央美院糾正了他的“右派”錯案，並由全國政協恢複了他的經濟補貼，分給他一套住房。一年後，黃警頑因病去世。

　　當時，每天早早地趕到圖書館，讀起書來如饑似渴的盧作孚，引起了同樣常去圖書館的黃炎培的注意。黃炎培注意到，這青年閱讀的書籍，既不是情意綿綿的愛情故事，也不是打打殺殺的武俠小說，而是涉及教育等諸多社會領域的專業書籍，正是他當前從事的領域。一個青年如此關心這樣的社會問題，這讓黃炎培很是意外，於是上前和他交談。這樣一次談話，讓兩人都有了相見恨晚的感覺。兩人對很多問題的觀點都有著驚人的一致，而且各自都有自己的見解。後來，兩人成為莫逆之交，直至終身。

　　盧作孚與黃警頑的相識也是在書店。當時盧作孚由於經濟原因，隻能到書店看書，幾乎從來沒有買過。而黃警頑則是書店的服務員，其職責是向讀者介紹書籍，也附帶觀察讀者在店堂內的舉動，什麽人來看書，什麽人買書，買什麽書，以及防範“孔乙己”式的窮書生。

　　雖然盧作孚經常來蹭免費的書看，但是黃警頑並沒有因為盧作孚隻看不買而心生不滿，他既沒有冷言冷語對盧作孚進行挖苦嘲笑，也沒有氣勢洶洶地趕盧作孚出去，而是友好熱情地和盧作孚交流。當盧作孚找不到要看的書時，他就幫忙找到。

　　正是源於這樣的熱情、信任與尊重，盧作孚和黃警頑這兩個在當時而言是小角色的人物，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

　　盧作孚在上海的這一段時間萌發了他教育救國的理想。暴力革命的失敗讓他深刻意識到當前喚醒民智才是革命成功的最大保障，而喚醒民智最有效的手段無外乎教育。教育既可以是在正規學堂的教育，也可以是借助報刊的教育。找到了方向，盧作孚便開始行動起來了。

　　當盧作孚還在上海的時候，黃炎培推薦他去商務印書館做一名編輯，以盧作孚的才學，自然可以勝任。而且，當時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待遇很是豐厚，許多人都競相爭取，一旦成功，養家糊口就輕而易舉。但是，盧作孚卻婉言謝絕了，因為他已經另有打算，他要回家鄉，從最基礎做起，嚐試教育救國。這時已是1915年秋，盧作孚在上海已經一年。

　　牢獄之災

　　盧作孚的計劃是到合川縣立中學當數學老師，然而諸事進展不順。最初，盧作孚在上海聯係到了合川縣立中學的校長劉極光，劉校長對盧作孚的才學極為欣賞，很快就答應讓盧作孚擔任學校的數學老師。得到答複的盧作孚也不敢耽擱，立刻收拾行裝上路。可是，在上海一直以給報紙投稿維持生計的盧作孚，一時間竟然湊不出錢買一張到重慶的船票。找黃炎培、黃警頑等借款未嚐不可，隻是生性好強的盧作孚不願意為了區區路費向友人開口。無奈，他隻好買了到湖北宜昌的船票，然後再由宜昌由陸路徒步回到合川。

　　誰知這一路旅程甚是艱難。乘船到達宜昌之後，盧作孚便上岸開始了徒步的旅程。這一路先後經過施南、利川回到重慶，等由重慶到達合川時，已是初冬。此時劉校長等待盧作孚已有月餘，學校的學生又要趕課程，而盧作孚一路走來通信又諸多不便，不得已，劉校長隻好不再等待，另聘他人代替了盧作孚的位置。

　　然而，此時盧作孚家裏的境況也是不容樂觀，一家10餘口人每日都在與饑餓抗爭。為了貼補家用，盧作孚再次拿起筆給報紙寫稿，可是稿費終究是時有時無，生活依然沒有保障。直到1916年3月，由友人推薦，盧作孚到成都的《群報》擔任記者兼編輯，此時才有了穩定的收入，雖然每月隻有14元，但是勉強可以維持家人最基本的生活開銷。

　　盧作孚在《群報》擔任編輯記者時雖然薪水有限，但是這並不妨礙他仗義執言。他敢於批評時政，替勞苦大眾大聲疾呼。但是，正是因為直言不諱，他還遭遇了一場牢獄之災。

　　當時，盧作孚的哥哥盧誌林任《群報》在合川的特約通訊員。1916年春，合川縣發生一起人命案，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合川縣長徇私舞弊，貪贓枉法，此舉引來民眾極大不滿，但是這縣長置民意於不顧，肆意妄為，為非作歹。盧誌林出於公理和正義，公正客觀地報道了這件事。雖然報道中沒有直接提及縣長的名字，但是其中的內容很容易就能看出來具體所指。

　　於是，氣急敗壞的縣長看到報紙報道他的惡行後，立刻下令逮捕盧家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