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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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闖上海

　　20世紀前期的上海，環境極其複雜，各國租界形成了“國中之國”，雖然極大地破壞了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租界也成了中國人了解西方文明的一個窗口。眾多的外國租界，也讓上海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

　　上海租界，從1845年11月設立開始，至1943年8月結束，曆時近百年。中國的領土在西方人的控製下按照西方的製度運行，經濟的發展有了充足的保證，一時間，租界異常繁榮。

　　以金融領域為例，上海在開埠的80多年的時間裏，從確立到發展到繁榮，一路走來，風光無限。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金融市場門類齊全，它不僅有被稱為貨幣市場的同業拆借市場和貼現市場，屬於資本主義市場性質的證券市場，還有內外匯市場以及黃金市場等。繁榮的金融業使上海成為“東方的紐約”。當時上海的銀行主要集中在外灘、江西路、九江路、漢口路等繁華的大街，而江西路由於集中了中國的大部分銀行而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

　　繁榮的經濟，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也使得上海成了一個魚龍混雜的地方。在辛亥革命之前，許多革命黨人紛紛借助上海的特殊環境從事反清革命活動。這當中以“《蘇報》案”最有影響力。

　　《蘇報》原是一家以日僑出麵開辦的報紙，1896年6月26日創刊於上海。主辦人胡璋以其日籍妻子生駒悅的名義注冊，報刊內容多載市井瑣事。1900年，由陳範接辦，傾向改良。1902年南洋公學發生退學風潮，《蘇報》首先報道，旋設“學界風潮”專欄，及時報道學潮消息，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聲價大起”，而想“更以適時言論張之”。

　　1903年夏，《蘇報》支持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活動，聘請章士釗為主筆，章太炎、蔡元培為撰稿人，報道各地學生的愛國運動。以後，《蘇報》又陸續刊登了許多熱情地宣傳革命的文章，旗幟更為鮮明。

　　1903年，鄒容、章太炎分別寫出轟動全國的《革命軍》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蘇報》連續發表《讀〈革命軍〉》、《序〈革命軍〉》、《介紹〈革命軍〉》等文章，大罵皇帝和清政府，高呼革命為神聖“寶物”，要求建立資產階級“中華共和國”，推薦《革命軍》為國民必讀的第一教科書，同時報道各地學生的愛國運動。為此，清政府照會上海租界當局，要求租界當局以“勸動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將章太炎等逮捕。

　　1903年7月7日，《蘇報》被封，租界當局逮捕了章太炎。鄒容激於義憤，自動投案。章、鄒在會審公廨上繼續宣傳革命，堅持鬥爭，控訴帝國主義和清朝統治者的迫害。

　　1904年5月，章、鄒分別被租界法庭判處監禁3年和2年有期徒刑，並禁止中國人在租界內辦報紙宣傳革命和出版革命書籍。1905年，鄒容被折磨致死，年僅21歲。1906年，章太炎刑滿釋放。強勢的清政府企圖通過這一事件壓製輿論以達到鎮壓革命的目的，然而，事與願違，通過“《蘇報》案”，《革命軍》的銷路更廣，革命風潮日盛。

　　盡管在1903年“《蘇報》案”以後，租界當局應清政府的要求，加強了對報刊的控製，但上海仍然是全中國革命輿論基地，是宣傳革命比較安全的場所。於右任等人在《民呼日報》放膽攻擊清廷，遭禁以後，續辦《民籲日報》，“籲”與“呼”隻差兩點。《民籲日報》遭禁後，再辦《民立報》。

　　這種魔術般的變換，與其說是革命黨人應付租界當局，還不如說是租界當局在應付清政府。那一時期，上海宣傳革命的報刊先後有《蘇報》、《國民日日報》、《國粹學報》、《競業旬報》、《中國女報》、《神州女報》、《神州日報》、《民呼日報》、《民籲日報》、《民聲叢報》、《民立報》等十多種。

　　上海不但是革命報刊的出版基地，且為聯係南北、溝通國內與國外的交通樞紐，亦為海外革命書刊流入內地的中轉站。形形色色、難計其數的革命書刊，從這裏源源不斷地流入內地，其鼓動、發酵作用，怎麽估計都不過分。辛亥革命前十年間，上海媒體在革命輿論宣傳方麵的廣度、深度、激烈程度，國內其他城市無法望其項背。

　　正是上海濃厚的革命氛圍以及相對開放的環境，使得盧作孚決心闖蕩上海。1914年，21歲的盧作孚帶著革命的信念來到了上海灘。然而，盧作孚的上海之行一開始時就讓他隱隱感到了失望。

　　1914年夏，盧作孚購買了由重慶開往上海的船票。一路東行，長江兩岸壯美的景象讓同船的旅人無不感慨萬千，然而，盧作孚卻無心欣賞祖國的大好河山，因為有兩件事讓他深感不安。

　　第一件事就是一路走來看到江麵上眾多輪船，掛的都是外國國旗。有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也有意大利的、挪威的、荷蘭的、瑞典的，可就是見不到中國國旗。長江上的內河航運權，竟絕大部分拱手讓給了外國人！對此，盧作孚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在國家無力對抗列強的情況下，還有什麽辦法能夠趕走長江上的外國船隻，收回內河航運權？

　　沿海和內河，是一國領土主權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近代，列強攫取了中國沿海和內河的航行權，大肆進行客貨營運、商品貿易，嚴重侵犯了中國沿海和內河的主權。第一次鴉片戰爭至第二次鴉片戰爭，列強攫取了中國沿海航行權，先是合法取得沿海轉運洋貨的特權，繼而又在事實上獲得轉運土貨的特權，並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將這一既成事實轉為條約權利。

　　外國商船參與沿海貿易，嚴重地影響了中國沿海營運船隻的利益。軟弱無能的清政府對此雖然並非視而不見，但對於外國船舶在沿海販運土貨已成為不可逆轉之趨勢的既成事實，無力也不打算加以禁止，清政府所關心的隻是對這種貿易如何征稅以防止稅款流失。

　　第二次鴉片戰爭至中日甲午戰爭，列強逐漸攫取了中國主幹河流長江的航行權，先是取得在長江中下遊航行的條約權利，至19世紀90年代，又進而獲得在長江上遊和其他河流航行的條約特權。沿江進行客貨運輸、販運土貨的貿易權，是列強所要求的長江通商航行權的主要內容。同沿海各口一樣，外國船舶在開放的沿江各口，也做起了客貨運輸、販運土貨的沿江貿易。

　　伴隨著列強的武裝侵略和戰爭威脅，再到掀起瓜分狂潮，中國的航權由沿海到內河，由內河到內港，一步步地喪失殆盡。在“協定關稅”特權的利益保障下，又有領事裁判權的庇護，列強船舶幾近自由地航行於近代中國的沿海、內河和內港，極大地便利了其對中國進行的經濟侵略，並對中國的政治、國防和經濟(直接的是航運業)等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當時的長江等大江大河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國際河流”。

　　讓盧作孚感到不安的第二件事是他乘坐的輪船。當時他乘坐的是中國輪船“蜀通”輪，原以為乘坐中國的輪船可以省去被外國人欺辱的煩惱，但是不曾想即使坐了中國船，還是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客艙分為幾等，不同等級的待遇有天壤之別，“高等華人”和洋人享用最豪華的頭等艙，貧苦乘客隻能坐最低等的“統艙”。統艙裏混亂、肮髒，猶如地獄。這裏的乘客，需自帶席子和被褥，在甲板上將就著打地鋪。船上的“茶房”（即服務員）對低等乘客態度惡劣、冷漠，索要小費連一個銅板也不肯少。盧作孚越來越感到氣憤，這江上的所見，簡直就是腐敗中國的縮影。堂堂的中華，怎會成了如此沒有尊嚴的民族？他年輕的心受到了巨大震撼。

　　經過一個星期的航行，由重慶出發的輪船終於到達了上海。到達上海後，上海灘的紙醉金迷並沒有讓盧作孚心動，他此行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找到流亡上海的“革命同誌”，把沒有完成的革命繼續下去。然而，當盧作孚曆盡艱辛終於找到曾經的“革命同誌”時，他卻大失所望。

　　這些曾經的革命黨人早已沒有了革命的熱情。有的混跡於酒館，有的沉迷於青樓，有的在賭場豪賭，有的在官場鑽營。他們都告訴盧作孚清朝已經被推翻了，革命完成了，不需要繼續革命，再革命就是革民國的命了，這是大逆不道的。他們的言行讓盧作孚深感痛心，這些曾經的革命黨人再也沒有救國救民的豪情壯誌了，或許他們根本就隻是要趕走皇帝，或許他們已經被反革命的屠刀嚇破了膽。雖然心痛，但是經過這一連串的波瀾，盧作孚也總算是看清了一些所謂革命黨人的革命目標。他很清楚，這些人再也不是他的革命同誌了，革命的道路上也許他會越來越孤單，但是他會繼續走下去。

　　革命還要繼續，但是孤掌難鳴，盧作孚能夠做的就是繼續豐富自己，為將來的革命做好準備，於是他再次投入書籍的懷抱。上海是個國際都市，有很多圖書館免費對外開放，還有許多書店供讀者免費閱讀，這讓盧作孚得到了豐富的營養。

　　每天，盧作孚都泡在圖書館或書店裏，重點閱讀實驗教育、哲學和社會科學方麵的書籍，使自己之前的實踐經驗理論化、係統化。

　　由於家境貧寒，家裏提供的生活費來之不易，盧作孚就給上海的報紙投稿，以此來維持自己的日常生活開銷。他的生活來源極為不易，他就盡可能的節省。為了省下房租，盧作孚隻能租住最便宜的“亭子間”，也就是頂層的小閣樓，站在屋裏腰都伸不直。吃飯也是達到極簡程度，有時吃不起飯，就買個最便宜的燒餅，在圖書館裏邊看書、邊吃燒餅充饑。

　　即便是這樣節儉，生活費也有青黃不接的時候。他租住的閣樓下層，住著一位裁縫。有一次，裁縫見盧作孚三天沒下樓，心生疑惑，爬上閣樓去看，隻見他躺在床上起不來。原來盧作孚因囊中羞澀，已經三天沒吃飯了。他後來回憶起這情景，仍有銘心之痛：“住在小閣樓裏，餓過兩三天，出來都不能走路。”

　　盡管他在上海的生活已經到了這樣的境地，但並沒有放棄救國救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