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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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隊長，這裏有兩個革命黨！”一個士兵對屋外喊道。

　　“把革命黨都抓起來，不能讓一個革命黨跑了！現在都民國了，革命黨革什麽命？還要革民國的命嗎？”說著，一個軍官模樣的人走進屋裏。之前已有士兵上前把盧作孚和他的同屋五花大綁起來。

　　盧作孚心裏明白，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眼下不能跟這些當兵的硬來，得順著他們，否則他們隨時可能開槍殺人。為革命而死是光榮的，但是，不明不白地死在這些官兵手裏甚是可惜。看到官兵來捆綁自己，他也不做反抗，乖乖地讓他們綁，隻是柔聲說道：“各位長官，我隻是個窮學生，家在合川，因為家中有事要趕回家，沒做過什麽不法的勾當。”

　　“你老老實實地呆著，你是不是好人，審問過了才知道。”盧作孚的順從讓他們少了些火氣，隻是把他綁起來推了出去。但是與盧作孚同屋住宿的那個人表現就不同了。看到官兵來抓人，他甚是慌張，居然想要跳窗逃走。官兵看他要逃，直接衝過去把他摁倒在地上，又用槍托在他腦袋上狠狠地砸了幾下，這人當即就失去了知覺。官兵不由分說，把他也捆綁起來，拉到屋外。

　　帶頭的軍官聽完士兵匯報，說這人要跳窗逃跑，當即大為惱火，宣布道：“此人乃革命黨的死硬分子，想要顛覆我民國政府，被我們發現了還要逃跑，當真是罪大惡極，對於此等分子一律槍決！”說完，就讓士兵把那個被打暈的人扔到地上，然後掏出隨身佩戴的短槍，對著那人的腦袋“砰”的一槍，瞬間鮮血滿地。

　　看到這一幕，盧作孚心中甚是惱怒，不經審問就直接槍決，這是什麽“民國”！可是，憤怒歸憤怒，眼下他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隻得強忍著自己的憤怒。

　　當晚，官兵就押解著盧作孚回到縣城的監獄裏，由於天色已晚，辛苦了一夜的官兵也無暇審訊盧作孚，把他關在牢裏後就不再理會。盧作孚雖然遭了牢獄之災，不過暫時還不曾吃到皮肉之苦，甚是慶幸。

　　這一夜，身陷囹圄的盧作孚心中可謂是百味雜陳，一場宣稱要實現民權的革命居然會是這樣的結局。官府依舊在不分青紅皂白地殺人抓人，百姓依舊渾渾噩噩茫然無知地生活，除了不再對皇帝三跪九叩之外，其他一切照舊。皇帝是被打倒了，但是人們心中的皇帝卻仍然活著，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依舊隻是白紙上的黑字。

　　所謂革命，絕不是單單趕走一個皇帝這麽簡單，必須要讓人們知道革命的真正目的。苦思一夜，盧作孚暗暗有了打算。

　　第二天，盧作孚被帶到公堂上審訊。主審官坐在正中，兩側則是一眾陪審。這些陪審都是當地有名望的人物，其中不乏一些讀過詩書良心未泯的人。這些陪審對於案件的判定，起著重要作用，如果他們都認定一個人有罪，那麽即使沒有人證物證，也能給一個人定罪；反之，如果他們覺得犯人有可寬恕之處，主審官也會依據他們的意見減輕處罰。

　　在公堂上，盧作孚強忍住滿腔悲憤，據理力爭，有條有理，談吐不凡，舉止得當，其才學讓不少陪審暗暗讚揚。期間盧作孚一再表明自己隻是個窮學生，返鄉途中路過該地，被官兵誤認為是革命黨給抓了起來。

　　不少陪審看到盧作孚的膽識才學甚是愛惜，同時看他確實像個學生，就提議將他釋放。主審官看到不少陪審都建議釋放盧作孚，自然也就不好繼續審訊，隻得下令放人。就這樣，盧作孚躲過這樣一場無妄之災。

　　離開公堂之後，盧作孚又換了一家客棧暫住。客棧老板心地善良，這些日子裏看到不少讀書人模樣的人被抓進牢房，甚至當場槍斃，心裏甚是憐惜，暗中給住宿在他客棧的人提供了不少幫助。這天盧作孚一進客棧，老板看見他一身書生氣，就一陣緊張，趕緊上前招呼，把他安排到客房，以免時間一長又給官兵看見來抓人。

　　客棧老板詢問盧作孚的身份，盧作孚回答是個學生。老板就告訴他，現在讀書人處境很危險，官兵隨時可能來抓人。為了盧作孚的安全著想，老板建議盧作孚第二天不等天亮就走，到時他自會來給盧作孚開門。盧作孚聽完老板的建議，甚是感激——世道雖說艱險，總還是有好心人。

　　次日早上天不亮，客棧老板果然開門送盧作孚離開。臨別時，老板又告訴盧作孚，昨晚投宿到他店裏的客商說，合川也在抓人，他讓盧作孚千萬不要回合川，建議盧作孚去重慶暫避，也許那裏的風聲不是太緊。

　　盧作孚接受了客棧老板的建議，轉道去重慶。然而，重慶也不太平，抓人的官兵也是隨處可見。最後，有友人推薦盧作孚到川南的江安縣縣立中學任數學教師，盧作孚接受了朋友的推薦，到了江安縣縣立中學，作為避禍的權宜之計。

　　逃過殺身之禍後，身心俱疲的盧作孚身體極度虛弱，大病了一場，幾乎喪命。幸得一位老中醫為他悉心診療，才漸漸恢複。而就是待在江安縣縣立中學的這一年，盧作孚開始係統研究教學的方法。

　　投身社會的選擇——提筆救國

　　經曆了辛亥革命的失敗，盧作孚認識到暴力革命代價高昂而且收效甚微，轟轟烈烈的起義、流血和犧牲換來的隻是沒有了皇帝稱謂的新皇帝，這個國家依然貧弱不堪，這讓盧作孚不得不懷疑暴力革命能否達到預期目標。在辛亥革命之後，盧作孚開始嚐試尋找新的救國之路。

　　初為人師

　　盧作孚開始從事教育的時期，正是民國初期教育改革的時期。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於1912年1月9日將清朝的學部更名為教育部，統管全國教育工作，蔡元培被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任命為第一任教育總長。當時的教育部，下設三司一廳，即專門司、普通司、社會司和總務廳。各司設司長，總務廳設廳長，負責各方麵的工作。地方上，教育行政並未統一，各省或為都督府的教育科，或為省公署的教育司總理全省教育事務，各縣則仍沿用“勸學所”製，並於每縣設“視學”1～3人，視察全縣教育。

　　為了盡快改革舊式教育製度，革新教育內容，促使各級學校走向正規化，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於1912年1月19日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對清末的教育進行修正。其內容包括：從前各種學堂，均改為學校，監督、堂長應一律改稱校長；小學廢止讀經；各種教科書需符合共和國國民宗旨，清學部頒布的教科書一律禁用；高等小學以上之體操課，應注重兵式；除高等師範一種外，允許私人舉辦各級各類學校；廢止學校出身獎勵製度；提倡社會教育等等。與此同時，教育部還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規定了小學、中學、師範學校的課程設置及時數。小學設置修身、國文、地理、算術、體操等科目，高等小學則在此基礎上增設外語、圖畫、手工、裁縫等課程，中學、師範學校在此基礎上增設理化、音樂、家政等課程。

　　1912年4月，臨時政府遷到北京後，在教育界進步力量的支持下，蔡元培繼續對教育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7月，蔡元培主持召開臨時教育會議，討論通過了新的教育宗旨，並於9月2日頒布施行。新教育宗旨明確規定“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的教育宗旨，很明顯是在蔡元培的五種教育基礎上提出的。所謂的“道德教育”，就是培養學生樹立起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道德觀念；所謂“實利教育”，就是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知識技能教育，不僅要學習科學理論，而且要注重生產實踐的教育；所謂“軍國民教育”，就是後來的軍事體育教育，以培養青年學生的健康體魄，有利於保家衛國；所謂“美感教育”，就是美術、音樂等藝術課程教育，以此提高學生們的思想境界。

　　在民國元年一係列教育改革措施的推動下，民國初期的教育一度出現了蓬勃發展的新氣象。民國教育部成立後，首先宣布廢除清末學部頒布的教科書，要求新編的教科書“務合乎共和民國宗旨”。出版機構在很短的時間內，編輯出版了一些內容精簡、文字淺顯的教科書，如新中華教科書、實用教科書、新式教科書等。這些新式教科書的出版，對宣傳民主思想，傳播科學知識，推動教學改革起到了積極作用。

　　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盧作孚開始了他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工作。在江安縣縣立中學的這一年，盧作孚開始係統地研究教學方法，經過他的刻苦鑽研，他找到了一套有效的教學方法，“就是教學生如何去思想，並且如何把思想活用到數學上去”。

　　盧作孚的教學方法所秉承的乃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原則。在盧作孚的課堂上，他所教授的往往不是某一道題目如何解答，而是一整套成體係的方法，而這些方法正是他在自學時期總結出來的。掌握了這些方法之後，學生不僅僅能夠應對各種題目，更能根據個人的具體情況，自主進行學習。

　　不過，這些方法雖然有諸多益處，卻不是輕易就能掌握的，很多學生一開始根本就不知道他們的盧老師究竟是在做什麽，這樣的教育方法他們以前哪裏經曆過呢？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學生們開始逐漸明白了盧作孚的良苦用心，也都嚐到了這種新方法的甜頭。

　　當掌握了這種新的學習方法之後，他們甚至開始拋開學校安排的教學進度，主動學習更高一級的課程而且效果極為顯著。有時候一些自學了高年級課程的學生會主動找到高年級的學生“挑戰”，結果高年級的學生居然解不出一個低年級學生拿出的題目，這令那些高年級學生“或瞠目不能答”。

　　盧作孚說：“要做到這個地步，並不困難，隻要告訴學生五個秘訣：（1）看清楚；（2）聽清楚；（3）想清楚；（4）說清楚；（5）寫清楚。這樣，使數學上的一字一句，都弄得十分明了，十分透徹，不許有絲毫模糊，將來應用於做事，也能如此，自然是事半功倍。”

　　在江安縣縣立中學當數學老師的日子應該是盧作孚一生中最安寧的日子。這一年他遠離紛爭與喧囂，專心於教書育人傳業授道，著實是一個優秀的教師。然而，他並沒有因為安逸的生活而淡忘國家和民族的不幸。

　　這一年，國內大大小小的軍閥為了各自的利益紛爭不斷，神州大地，戰火不絕。1913年7月，在孫中山的號召下，被袁世凱免職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從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舊部成立討袁軍總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獨立，並發表電告討袁。7月15日，黃興抵達南京，組織討袁，宣布江蘇獨立。推舉江蘇都督程德全為南軍司令，但程德全棄職，逃遁上海。隨後安徽柏文蔚、上海陳其美、湖南譚延閈、福建許崇智和孫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獨立。隨即又一場戰爭爆發。最終，在北洋軍的進攻下，各地反袁運動相繼失敗。

　　在各地的討袁軍相繼失敗後，袁世凱指“黃興、陳其美、鈕永建、何海鳴、岑春煊”五人為這次戰亂的一等犯，其餘如“孫中山、張繼、李烈鈞、柏文蔚、譚人鳳、陳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緝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後，孫中山、黃興、李烈鈞、柏文蔚、陳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後亡命日本，重新開始了他們的流亡生涯。

　　政局的動蕩進一步加劇了普通百姓生活的艱辛，眾多貧苦百姓因為戰爭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戰火所到之地無不化為一片焦土。發動戰爭的眾多將軍取勝的繼續作威作福，戰敗的也可一走了之，唯有那些貧苦不堪的百姓，遭受著別人帶來的痛苦。

　　這些不幸與災難讓盧作孚常常寢食難安，為什麽革命之後形勢反而逆轉？百禍之端清政府垮台了，為何換來的隻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革命的成果是如何喪失的？革命的出路何在？中國的希望何在？這些問題，苦苦纏繞著他。每天，他都要仔細閱讀在江安能弄到的所有報刊，了解全川和全國的大勢，渴望從中找到時局變化的轉機。但是，茫茫九州，到處是愁雲慘霧。他看不到一線曙光。

　　後來他得知，有許多僥幸逃脫的革命黨人，都紛紛去了上海，便也萌生了去上海的念頭。上海是個國際大都會，經濟發達，信息靈通，他相信，在那裏他能夠學到新的知識，能夠找到新的救國辦法。1914年夏，他辭去江安中學的教職，回合川辭別了父母，然後從重慶乘坐“蜀通輪”東下。

　　川江如練，三峽如削，一路極目都是大好河山。這是他第一次乘船在長江上航行，也是他第一次踏上出川之路。此一去，便注定了：他的人生舞台再不會僅僅局限在巴山蜀水。

　　他要走向的，是大上海，是全中國，是浩瀚的海洋！

　　§§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