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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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人並沒有回答他，而是摘下了頭上的帽子，他的辮子居然是粘在帽子上而不是頭上！他的辮子已經剪掉了。

　　看到這一幕，盧作孚不再懷疑。這人連辮子都剪掉了，不是革命黨又是什麽人？當今除了革命黨，還有哪個敢剪掉自己的辮子？

　　相互確認彼此的身份之後，兩人當即就革命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盧作孚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理解得極為深刻，他認識到革命不僅僅是趕走皇帝，更重要的是切實地實行“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民族主義不僅要反對國內民族間的壓迫，更要反對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壓迫；民權主義要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要讓國成為民的國；民生主義則要讓勞苦大眾擺脫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境況，讓中國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

　　經過深入的交談，盧作孚不僅對革命理論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也開始成為一個革命的實踐者。他在17歲這一年，加入了同盟會，用實際行動實踐自己的革命救國理想。

　　經曆辛亥革命

　　就在盧作孚加入同盟會的第二年，四川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

　　甲午戰爭之後，國人民智漸開，“要想富，先修路”，國人也漸漸明白鐵路有很多的好處，而清廷則看到了鐵路在國防上的戰略意義。隨後，在政策的引導下，國內便掀起了建設鐵路的高潮。20世紀初，四川人民為了反抗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鐵路主權，由四川省留日學生首倡，經四川總督錫良奏請，1904年(光緒三十年)在成都設立“川漢鐵路公司”。第二年改為官商合辦，1907年改為商辦有限公司，采取“田畝加賦”，抽收“租股”為主的集股方式，自辦川漢鐵路。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鐵路幹線國有政策”，政策規定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辦的幹線，必須由國家收回。隨後清政府強收川漢、粵漢鐵路為“國有”，旋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借款合同，總額為600萬英鎊，公開出賣川漢、粵漢鐵路修築權。此舉激起湘、鄂、粵、川人民的反對，保路風潮隨之興起，尤以四川最為激烈。

　　清廷劫奪商辦鐵路的“上諭”傳到成都時，身居四川要職的立憲派紳商立即寫文章、發通電、開會演說，指責鐵路國有政策未經谘政院議決，違背法律程序，痛陳取消商辦鐵路是“務國有之虛名，坐引狼入室之實禍”，強烈要求清政府“俯順民情”，收回成命，維持商辦原案。還懇請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代奏，乞求清政府暫緩接收川漢鐵路，並用現金如數退還川路股款。清政府對四川紳商的要求置若罔聞，聲稱對川漢鐵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現存之款一律換發國家鐵路股票，概不退還現款，如川人定要籌還現款，朝廷必借外債，並以川省財政收入作抵押。6月13日，清政府與四國銀行團簽訂的“借款合同”寄達成都，清政府奪路、奪款、賣路、賣國的原形畢露。

　　6月17日，由立憲派紳商發起，由成都嶽府街鐵路公司召開保路同誌會成立大會，成立“四川保路同誌會”，號召全川人民拚死“破約保路”。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鬥爭日趨激烈，逐漸衝破立憲派“文明爭路”的束縛。8月24日，成都開始罷市罷課，聲勢波及全川。

　　隨著四川保路運動的發展，清廷開始大肆逮捕運動領導人，並不斷殺害革命群眾。然後，血腥的屠殺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血案發生後，各地群眾組織的保路同誌軍便紛紛揭竿而起，猛撲成都。保路風潮遂由“同誌會”的文明爭路演變成全川同誌軍的武裝大起義。

　　清政府獲知四川各地同誌軍起義的消息後，嚇得手忙腳亂，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裏先後調派端方從湖北帶新軍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帶兵到四川資州時被新軍斬首），還從湖南、廣東、陝西、甘肅、貴州、雲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軍被調入川，卻造成了武漢空虛，給武漢革命黨人發動起義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隨後全國各地相繼爆發革命，到1912年2月，僅四個月的時間，清帝便宣布退位，統治了中國268年的清朝正式宣告滅亡，中國2000年來的帝製也宣告滅亡。

　　辛亥革命在四川可謂是轟轟烈烈。四川的辛亥革命經曆了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到保路運動群眾風潮，再到武裝起義推倒清王朝在四川的政權，這樣一個艱苦的鬥爭過程。

　　在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過程中，四川籍的鄒容、陳天華、吳玉章等革命前輩發揮了積極作用，同盟會給予了及時的指導，同盟會還在領導和宣傳等方麵開展了很多實際工作；在保路運動群眾風潮過程中，“商辦川省川漢鐵路有限公司”、“保路同誌會”、“四川同盟會”、“保路同誌軍”等有著上下交叉和重疊關係的組織機構，發揮著積極的推動與領導作用。在推倒清王朝在四川的政權過程中，“重慶同盟會”和“同盟會四川支部”及其領導的有著進步思想的新軍將領，直接高舉著推翻清王朝在四川的統治、建立具有立憲思想的四川軍政府的旗幟。

　　整個四川辛亥革命的曆程受到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的直接領導，但在不同時期，又體現出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有著名稱不盡相同的領導機構，但在實際上，卻紮紮實實地進行著一場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四川曆史上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革命。

　　革命打倒了皇帝，取得了勝利的革命黨則開始論功行賞。盧作孚身為革命黨且頗有才氣，年紀又輕，在革命中不畏艱險，積極奔走，他的作為自然被革命黨所認可。據說，當時18歲的盧作孚被任命為川東奉節的“夔關監督”，年俸4萬兩銀。

　　在舊官場中，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肥缺。奉節又名夔府，位於長江上遊三峽入口處，為出入川的咽喉要道，過往船隻都要向這裏的稅關繳納稅金。夔關監督不僅俸祿高，而且“灰色收入”也是豐厚無比。但盧作孚與辛亥時期很多道德高潔的革命者一樣，不為高官厚祿所動，謝絕了這一任命。他認為：革命的目的，不是為了“分肥”，而是為了救國。

　　與盧作孚不同的是，當革命的風暴席卷神州大地時，許多封建官僚卻搖身一變，化身革命黨，不僅免遭革命，還保住了自己的官位。這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袁世凱。

　　辛亥革命爆發前，袁世凱被清廷革職，賦閑在家。武昌起義爆發，清軍前往鎮壓，然而，革命軍士氣高漲，越戰越勇，清軍指揮不當，無力招架。不得已之下，清廷隻能請袁世凱再度出山。重新掌權後的袁世凱帶兵鎮壓武昌起義。此時，各地的革命形勢日漸高漲，清廷被滅亡已是指日可待之事，袁世凱清楚清廷時日不多，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隻能順應革命。於是，他搖身一變，成了結束封建帝製的功臣。他因為逼清帝退位有功，成了中華民國第一位正式大總統。

　　袁世凱的成功轉型不得不說是極有代表性的，在當時，對於眾多封建官僚而言，不論是革命黨當政，還是皇帝掌權，隻要能保住自己的官位，就沒有什麽區別，無非是換個統治者而已。正是帶著這樣的目的，一大批封建官僚自詡為革命黨，革命後論功行賞，繼續以官老爺的威風橫行霸道。

　　這樣的革命注定了是要失敗的。很快，盧作孚這些真正的革命黨就遭到了殺戮，竊取了革命果實的封建官僚容不得這些革命黨繼續宣傳革命，各地再次掌權的封建官僚開始大肆捕殺曾經的革命黨人。

　　革命失敗

　　辛亥革命之後，盧作孚繼續留在成都，主要是給一所補習學校當老師。但是，親身參與革命的盧作孚明白，革命根本就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還有很多東西必須繼續。在成都期間，他一邊教學，一邊繼續給成都當地的各大報刊投稿，主要闡述關於革命的方方麵麵，闡述民族和民主思想，喚起民眾的民族和民主意識。

　　目睹了革命中的暴力與血腥後，盧作孚深感革命的代價太過高昂，並且，這樣的革命收效甚微。他開始思考，是否還有別的方法，可以用最小的代價來實現強國富民的目標呢？然而，不等他繼續思考，反革命的屠刀再一次揮起。

　　袁世凱竊國以後，開始以民國的名義清算各地的革命黨。被反革命勢力殺害的最重要的革命派人物就是宋教仁。

　　宋教仁（1881—1913），6歲進入私塾讀書，17歲升入湖南桃源漳江書院。1902年，他考入武昌普通中學堂。翌年入學，在校期間，由吳祿貞等人組織的革命團體在武昌花園山的聚會吸引了他，此後他常與同學議論時政，並走上了反清之路。是年8月，黃興到武昌，兩人相識並從此成為摯友。不久，黃興因激烈的反清言論，被驅逐出武昌，回到長沙。隨後，宋教仁也回到湖南，為成立革命團體到長沙、常德一帶開展聯絡工作。1904年2月，宣揚“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華興會在長沙成立，黃興任會長，宋教仁任副會長。同年12月13日，宋教仁抵達日本，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成為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1910年底，宋教仁從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報》主筆，以“漁父”為筆名撰寫大量宣傳革命的文章。1911年7月，宋教仁與譚人鳳、陳其美等在上海組建同盟會中部總會，邀請或派人來往於上海、長江中下遊各地，促進革命勢力的發展。

　　1913年中華民國國會大選，國民黨大獲全勝，宋教仁準備按照歐洲“內閣製”慣例，以黨首身份組閣。就在同年3月20日22時45分，宋教仁被殺手刺殺於上海火車站，凶手開槍後逃逸。當時在火車站送行的黃興、於右任、廖仲愷等將宋教仁送往滬寧鐵路醫院急救。手術後，情況沒有好轉，大小便出血嚴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進手術室，延至22日淩晨4時48分不治身亡，年僅32歲。

　　1913年，四川督軍胡文瀾也開始在全川搜捕和屠殺革命黨人，一時間四川各地的革命黨人人自危，紛紛避禍。盧作孚在補習學校的同事們為他擔心，都勸他速離成都避禍。盧作孚鎮靜自若，一麵堅持教學，一麵密切注視事態發展。一天，成都街頭的士兵人數驟增，街麵上殺氣騰騰，師生們大驚，紛紛跑來勸盧作孚趕快離開。盧作孚這才迅速撤離學校，躲避了起來。果然，從這天起，成都開始了全城大搜捕。盧作孚知道來者不善，隻得潛出成都，打算返回家鄉合川暫避。

　　盧作孚逃出成都以後，就直奔合川。這天，盧作孚來到大足縣的龍水鎮。他沿途走來不時看到路途上設置的關卡，凡是過往行人都要接受盤查，一旦有革命黨嫌疑，當即逮捕，如有反抗格殺勿論。一路上盧作孚巧妙應對，總算在天黑前趕到了鎮上。

　　當晚，盧作孚找到了一家再普通不過的客棧住了下來。客棧的房間並不是單人單間，而是要和旁人同住一間，一間房兩張小床，兩個素不相識的路人就這樣住下了。

　　由於當時風聲正緊，陌生人之間往往少有言語，兩人雖然同舍而眠，卻也隻是簡單的客氣幾句，就睡下了。然而盧作孚尚未睡熟，就聽到門外一陣的喧鬧，緊接著他的房門被強行砸開，一幫持槍荷彈的官兵衝進屋內，黑洞洞的槍口對準了屋裏毫不知情的兩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