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懷遠大的理想——最年輕的革命黨人
中國同盟會(簡稱“同盟會”),亦稱為中國革命同盟會,是清朝末年由孫中山領導和組織的一個全國性的革命政黨。同盟會在1912年造成大清帝國的覆亡,促成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共和政權——中華民國的建立,而盧作孚則是同盟會當時最年輕的會員。
革命救國思想的萌發
從1910年開始,盧作孚進入了自學的重要階段。
在當時,進步青年都熱衷於接觸革命啟蒙思想。革命派與保皇派在思想領域展開了激烈的論戰。戊戌變法後,梁啟超等維新派繼續大力宣傳維新變法思想。他們大量翻譯介紹歐洲從文藝複興到啟蒙運動時期的理論著作,如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亞當·斯密的《原富》、約翰·穆勒的《自由原理》、斯賓塞的《群學肆言》以及《獨立宣言》、《人權宣言》等重要論著和經典文獻。
維新派主辦的《清議報》和前期的《新民叢刊》成為宣傳介紹西學和維新思想的主要陣地。因此,在20世紀初,維新變法思潮曾再度複興。但是,隨著時局的發展,康、梁等人保皇目的逐漸顯露,維新派代表人物在思想上的日趨保守,戊戌維新思潮迅速衰落,被民主革命思想取而代之。
胸懷遠大的理想——最年輕的革命黨人
民主革命思潮通過革命派宣傳家的大力宣傳而得到迅速傳播,湧現出了章太炎、鄒容、陳天華三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宣傳家。章太炎發表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文,係統批判了康有為的保皇立憲主張,指出中國的出路隻有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鍾》等著作,也都以飽滿的激情宣傳反清革命,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眾多熱血青年受革命思潮的啟蒙,深感革命的必要性。
受整個社會氛圍的影響,盧作孚開始深入地研究國內外一切進步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理論,其中包括盧梭的《民約論》、達爾文的《進化論》、赫胥黎的《天演論》等名著,以及孫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學說。
盧作孚還研究了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各方麵的狀況,特別是它們的曆史發展情況;同時也研究了中國曆代的政治演變及社會結構狀況,特別是近代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情況。孫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學說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認為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是推翻封建王朝、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思想武器。
對革命思想有了足夠的接觸以後,盧作孚開始以此為依據,係統闡述革命理想。他針對當前社會現狀,深入思考各種社會問題,將所感所悟寫成文章,發表到成都當地的報刊上。
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盧作孚理解極為深刻。他極為讚同“民有、民治、民享”的社會理想,認為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是推翻腐朽王朝、反抗列強侵略的唯一路徑。他完全清楚孫中山先生思想的核心價值所在,他說:“孫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是為全中國人建設一種公共理想。”
他清醒地看到,在“始終擁護著一個人”的君主製度下,人們缺乏公共理想,所謂的“為國為民”隻是一句空話,“雖然有些人在那裏做一時的、表麵的敷衍,亦不過因以各其利自己”。大家想的不過是“如何發財,如何升官,如何擴充自己的地盤,如何裝點自己的門麵”,而在走向共和以後,一個根本的區別,就是“要把大家的理想,從個人身上移到公眾身上。要一心一意為公眾打主意,不要再為個人打主意。”
盧作孚後來把自己創辦的企業命名為“民生公司”,又把公司的第一艘輪船命名為“民生號”,都可以看出他對實現孫中山思想的執著。他顯然領悟到了:民族自立、民權伸張,其目的都是為了民生。
在他讀過的書籍裏,當屬嚴複翻譯的《天演論》對他的影響最大。這是一部改變了中國曆史的譯著,是喚醒了千萬青年的警世鍾!
《天演論》在天津《國聞報》首次公開發表時,正是中日甲午戰爭之後,譯者嚴複的用心,就是要借此喚起民智,雪恥圖強。維新派領袖康有為見此譯稿後,發出“眼中未見有此等人”的讚歎,稱嚴複“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
《天演論》原著的作者赫胥黎是英國著名博物學家,是達爾文進化論最傑出的代表。他自稱為“達爾文的鬥犬”。赫胥黎發表過150多篇科學論文,內容涉及動物學、古生物學、地質學、人類學和植物學等多方麵知識。1893年,68歲高齡的他應友人邀請,在牛津大學舉辦了一次有關演化的講演,主要講述了宇宙過程中的自然力量與倫理過程中的人為力量相互激揚、相互製約、相互依存的根本問題。這份講稿經過整理,即為《天演論》。
赫胥黎的《天演論》認為,自然界的生物不是萬古不變,而是不斷進化的;進化的原因在於“物競天擇”,“物競”就是生存競爭,“天擇”就是自然選擇;這一原理同樣適用於人類,不過人類文明越發展,適於生存的人們就越是那些倫理上最優秀的人。
嚴複譯述《天演論》時,不是純粹直譯,而是有評論,有發揮。他將《天演論》導論分為18篇,正文分為17篇,分別冠以篇名,並對其中28篇加了按語。他在闡述進化論的同時,聯係中國的實際,向人們提出不振作自強就會亡國滅種的警告。《天演論》提醒人們亡國滅種的威脅,但又不是無所作為的悲觀主義,它啟示人們:中國目前雖弱,但仍有挽救的辦法,這就是強力競爭,通過努力,改變目前弱者的地位,變為強者。
正是在這一係列先進思想的指導下,青年盧作孚的革命思想萌發出來,在他立誌為社會奮鬥之後不久,就投入到了疾風驟雨般的實踐之中。
革命黨
辛亥革命前,革命黨曾在國內多處組織起義,試圖推翻清政府。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興中會組織的廣州起義和惠州起義,光複會組織的安慶、紹興兩地同時舉行的起義,同盟會組織的黃花崗起義。
廣州起義與惠州起義是兩次有關聯的武裝起義,而廣州起義是辛亥革命時期最早的反清武裝起義。孫中山乘中日甲午戰爭之機,派會員募捐,用捐款購買槍支彈藥並在汕頭、香港等地招兵,希望一舉奪取廣東。半年時間,聯絡了會黨和廣州駐軍數千人,定於1895年9月9日舉行起義。但8日即泄密,海關繳獲手槍600餘支,70多人被捕,領導人之一陸皓東犧牲,孫中山流亡國外。他繼續發展會員,建立分會,並積極籌備惠州起義。
1900年閏8月15日惠州起義在廣東惠州三洲田爆發。
直接領導這次起義的是鄭士良。他們攻打新安縣沙灣,首戰告捷。然後東進,勢如破竹,勝於佛子坳,擒獲清管帶杜鳳梧,奪洋槍700支。攻永湖,擊敗清軍5000人,獲洋槍五、六百支。沿路投奔革命隊伍55000餘人。隊伍進軍到梅林時,孫中山自香港來電,說外援沒有希望。日本帝國主義支持清政府,破壞了孫中山的接濟計劃。起義隊伍彈盡糧絕而潰散,鄭士良走避香港,第二年病逝。
1907年光複會成員在安慶和紹興密謀舉行兩次起義。安慶起義是徐錫麟在巡警學堂發動的,殺了安徽巡撫,但最後失敗。紹興起義是秋瑾預定同時在紹興大通學校舉行,然而尚未舉行就不幸被捕。
徐錫麟(1873-1907),字伯蓀,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年少即摒棄科舉進入學堂,遊學德國、日本。比較中外政治,深深感到滿清政治的腐敗,需要革命。
徐錫麟回國後捐了個道員,候補安徽。他到安徽後創辦了巡警學堂,與革命黨人經常通信,從大通等處潛運軍火,準備武裝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