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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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入學堂

　　盧作孚的求學路可以說是充滿了艱辛，誰能想象這個當過教書先生，做過報紙主筆的船王居然隻是小學畢業！

　　1899年，6歲的盧作孚進入私塾接受啟蒙教育。帶著對知識的渴望，盧作孚滿懷激情地投入到了全新的學校生活。盧作孚所在的這家私塾是一所由宗族捐錢辦的塾館，專為本鄉本族的貧寒子弟而設。這裏的教育水準一般，主要目的無非是要讓貧寒子弟認識一些常見字，算得了一些簡單賬目，能應付日常生活之需足矣。教書先生也沒有想過要培養一位多麽偉大的人物出來。因而所開設課程也是舊時最常見的內容，從《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讀起，而後是《四書》、《五經》，最後訓練做八股文。

　　對於很多孩子來說，這樣的內容實在是枯燥無聊，從眾多描寫那個時期私塾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就能略知一二。不過盧作孚卻是個例外，當其他孩子聽得昏昏欲睡時，他卻精神抖擻地聽得津津有味。盧作孚的勤奮再加上其過人的資質，使得他隻用了兩年時間就把先生要教的課本全部學完了。這麽好學且有天分的孩子，教書先生教了這麽多年書，還是第一次遇到，他心裏突然萌發了一個念頭：或許他這學堂裏也能出個人物吧？不過，當他了解了盧作孚的家境之後，不由得搖起來頭，這樣貧寒的家庭，哪裏來的錢財供這孩子一直讀書呢？可惜啊，可惜！一陣感歎過後，教書先生也就忘了這個命運已定的孩子。

　　不過，盧作孚的父親卻並沒有輕易給自己的兒子下定論，當他看到兒子過人的讀書天分時，心中甚是欣喜，他決定即使自己再辛苦，也要讓自己的兒子有書讀。於是，在1901年，他把自己的兒子送到了當地最有名的瑞山書院。當時的瑞山書院已經不再是按照傳統方式授課，而是開始引入新式教育，實際上已具有了部分現代小學的雛形。在1904年，瑞山書院就改稱瑞山小學了。

　　清末實行的新政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改革教育。中日甲午戰爭喚起了民族的覺醒，對“國民性”的關注和對“新國民”的呼喚已經成為戰後一個時代主題，於是，肩負提高國民素質重任的“小學教育”成為了曆史的選擇，正如著名曆史學家陳旭麓所說：“晚清新政中，最富有積極意義而有極大社會影響的內容，首推教育改革”，而這種教育主要就是指小學教育。

　　在統治階層，許多開明官紳也深刻意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紛紛推行教育改革：出錢辦學校，聘請有新知識體係的教師，采用新式教學方法，教授全新的課程。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盧作孚有機會跳出封建傳統教育的束縛，在全新的知識體係裏初步認識這個社會和國家。

　　在瑞山小學，盧作孚受到了諸多現代科學啟蒙，這其中，他對數學尤為熱衷。對於許多在傳統私塾讀過書的學生來說，數學幾乎就是個完全陌生的東西。數學抽象，又不能照書死背，如果不理解其規律，即使背下教材，也是無濟於事，老師隻需稍加改動，學生要麵對的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在這些不曾學過數學的孩子看來，數學甚至比四書五經都要枯燥。但是，盧作孚卻憑借勤奮與天賦，很快就在數學這門課程上出類拔萃。他在數學方麵的天分遠遠超出同齡人，後來，他甚至以一個小學畢業生的身份去給中學生教授數學。

　　在瑞山小學讀書期間，盧作孚的聰穎好學得到了應有的回報，各科成績名列前茅，全校師生為之矚目，甚至有老師特意對他進行單獨輔導。在瑞山小學接受的現代教育為盧作孚輝煌的未來和成功的人生打下了必要的基礎。

　　正是在瑞山書院的學習經曆讓盧作孚對國家和民族有了初步的認識，國家和民族正在遭受的苦難深深刺激了盧作孚小小的心靈，對他的一生產生了重要影響。

　　輟學後發奮自學

　　成績優異的盧作孚小學畢業後並沒有去讀中學，因為他當時的家境已經無力支付中學的學費。當時，有當地鄉紳看到盧作孚的天資，願意出資資助盧作孚繼續讀書，但是盧作孚的父親並不願意接受別人的施舍，他覺得哪怕再窮，都不能沒有骨氣。就這樣，盧作孚此後再也沒有機會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了。不過，輟學並不意味著不能繼續學習，離開學校以後，盧作孚開始了艱難的自學過程。他自學的第一個目的地就是成都。

　　1908年，15歲的盧作孚滿懷求知與報國的理想離開家鄉合川，前往成都。由於家境貧寒，盧作孚無力支付前往成都的路費，他隻能步行前往成都。這一路他經銅梁、大足、安嶽，走上了蓉渝之間的驛道——東大路，一走就是十幾天。對於一個年僅15歲的少年而言，連續10餘天的徒步行走，其艱辛可想而知。為了換取一點生活費，他還帶上一批當地的著名特產——合川桃片，準備到成都以後賣掉。

　　從合川到成都的這10餘天旅程，可以說是盧作孚人生中的第一次“見世麵”。一個15歲的少年帶著好奇心和求知欲踏上了這段嶄新的路途。一路上，盧作孚見到諸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風景。但是在諸多“不同”中，他也見到了相似的東西——貧苦。他一路走來，隨處可見的都是窮苦的人家，他們身上穿的都是破爛不堪的衣服，他們住的都是不遮雨不避風的草屋。而與這些貧苦人家不同的是各地的鄉紳富豪，隻見他們住在高牆大院，食衣無憂，好不自在。這些景象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靈，讓他不得不思考：為什麽到處都是這樣的貧苦？為什麽鄉紳富豪卻又這樣奢華？

　　帶著種種困惑，盧作孚終於到達了成都。到達成都後盧作孚棲身何處？試想一個小小的少年來到這陌生的省府，舉目無親、無依無靠，他的生活該有多麽艱難！不過，盧作孚並沒有流落街頭，輕而易舉地，他就找到了落腳地——合川會館。舊時的通都大邑，都有各地士紳出資設立的“會館”，凡是本鄉本土滯留於此的人，都可免費住宿。會館的作用，起先是為了保護本土商人或移民的利益，後來演變為一種能量相當大的聯絡、維權與商會機構。這是得益於會館這樣的場所，盧作孚才不至於無處可去。

　　盧作孚到成都後，他就直奔合川會館，會館的管事對他的情況稍加了解後，很快就給他安排了住處。雖然住處甚是簡陋，但是卻無需流落街頭，也省去了一筆住宿費用。這樣的情況對於盧作孚這種既無親友可以投奔，又無錢財打點的人而言，已經是最好的情況了。這樣一來，盧作孚就可以省下錢來買更多的書了。

　　起初，盧作孚參加了一些收費低廉的補習學校，但是，在這些學校聽過一些課程之後，他對課程的淺顯極為不滿，老師所教授的課程遠不及他已經掌握的知識那麽豐富和深奧。他當即決定全麵自學。於是，盧作孚就在合川會館裏有計劃、有目的地開始了係統自學。在合川會館，每天來往的人員甚是複雜，但是這樣嘈雜的環境並不能影響盧作孚刻苦自學的決心。他毅力堅定，不受環境幹擾，把生活花銷降到最低，節省的錢都拿來購買各種書籍。

　　他的自學能力實屬驚人。在會館閉門苦讀幾個月，便把當時在圖書館能看到的中文數學書籍全部讀遍。他覺得還不滿足，便決定進一步研修英文版的數學著作。為了能實現這個願望，他又開始自學英文，然後再讀英文版的數學書籍。前後不過半年時間，他不僅讀完了一大批中英文數學書籍，還解出了大量的數學難題。

　　在成都滯留日久，家中有時也托人給他捎一點兒錢來。盧作孚心裏非常不安，為了不給家中增添額外負擔，他便開始勤工儉學，招收了一批中學補習生，收一點授課費，以解決生活的費用。剛從小學畢業一年半的盧作孚，就這樣奇跡般地教起了中學生。那年，他才16歲！

　　這個奇特的經曆，可以被視作是盧作孚從事教育工作的開端。他采取的是啟發式的教學方法，教學態度非常認真。無論學生什麽時候來找他，他都會立即放下自學的書籍，投入講課。私人授課的實踐，使他對自己的成長充滿信心。這期間，他總結了自學和授課的經驗，居然編寫了專供中學生使用的教材《代數》、《三角》、《解析幾何》、《應用數題新解》等，以“盧思”為筆名，在成都提學使署（教育與出版管理衙門）立案。隻可惜，這批書稿，遲至1914年夏秋才交由重慶中西書局準備出版，後又因資金困難，僅有《應用數題新解》一書獲出版發行。

　　攻下了數學的堡壘之後，盧作孚信心大增，又開始投注全力自學古文、曆史、地理、物理和化學——這些知識，既然命運不能賜予，那麽就要自己去爭取。他還酷愛古典詩詞，對許多名篇倒背如流，通曉作者的生平，熟知作品的寫作年代、背景及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他特別喜歡韓愈的文章，曾經花了三年時間，逐字逐句地研習《昌黎先生集》（即韓愈文集），對每一章每一節都做了批注。這些基本功的訓練，打牢了他知識結構的基礎。

　　不該失敗的失敗

　　1909年，盧作孚打算報考官辦學校，進而再爭取出國留學的機會。經過自學後，盧作孚先後考取了四川優級師範學校、陸軍測繪學堂、軍醫學校、藏文學校。但發榜後，盧作孚思考再三，總覺得這些學校所學的專業有局限性，不能實現自己的遠大誌向，因而最後都放棄了。

　　1909年，他在報考四川陸軍測繪學堂插班生的時候，報名者有700餘人，可謂人才濟濟，有許多投考者還是其他學堂的在讀生，盧作孚是考生當中年紀最小者。他原以為自己肯定會名落孫山的，卻不料僅錄取40名，就有他一個！

　　盧作孚對於留學滿懷憧憬，到了民國初年的1912年，在幾位歸國留學生朋友的鼓勵下，他又在成都報考了剛剛建立的清華學堂（後改名為清華學校，為留美預備學校），準備留學。

　　近代中國眾多的知名人士都有留學的經曆，他們胸懷救國救民的理想，遠赴重洋學習先進的知識，學成後回歸祖國，用自己的才學為國家作貢獻。在留學的人員中，很多都是通過官費來實現留學的。

　　最早的官派留學生可以追溯到1870年，為了“洋務運動”的需要，兩江總督曾國藩﹑直隸總督李鴻章聯名上奏，請求選派學童去美國留學。經過短期籌備，從1872年到1875年，每年派遣30名學童(年齡規定為12歲至16歲，個別年僅10歲)，四年共派出120名。這些學童原本計劃在美學習15年，由小學﹑中學到大學，“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然而到1881年，在守舊派官僚

　　“適異忘本”﹑“治其惡習”的攻擊下，清政府決定裁撤留美生，下令留美學生全部撤回。歸國留美學生隻有詹天佑和歐陽庚完成學業，獲得了學士學位。

　　派遣學生留美後不久，洋務派又向歐洲派遣留學生。1873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奏準選派船政學堂學生分赴英法學習造船﹑駕駛技術。在1877年﹑1881年﹑1886年、1897年，先後四次派出留英學生34名﹑留法學生49名(其中9名藝徒)﹑留德學生2名，共85名。這些留學生回國後，成為中國造船工業﹑海軍建設等方麵的重要骨幹，著名人物有嚴複﹑劉步蟾﹑林泰曾﹑葉祖珪﹑薩鎮冰﹑魏瀚﹑劉冠雄等。

　　此外，19世紀末期，清政府還派遣了少量的“使館學生”。1890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準駐英法俄德美五國公使每屆任期內可常留學生2名，共10名。1895年，又奏準派赴英法俄德留學生各4名，共16名，留學費用也由使館撥給。

　　從1901年起，清政府開始大力提倡青年學生出國留學，並許諾留學歸來分別賞予功名﹑授以官職。1905年清廷又宣布廢除科舉製度，出國留學遂成為知識分子的一條出路。

　　盧作孚報考的是清華學堂，當時清華學堂的學製分為甲乙兩等，甲等強化學習半年英語後，即可赴美就讀；乙等則需在京讀完四年大學課程，然後赴美進修。甲等學製的特點是入學門檻高，但成本很低，隻需在京的半年費用，整個學業可以速成。乙等的特點是入學門檻低，學業循序漸進，但是四年的學費很可觀，大約需要300多塊銀元。盧作孚受困於經濟條件，根本不能設想報考乙等，隻得報考甲等。他的國文、數學、史地考試均獲高分，可惜因英語未及格而落選。

　　第二年，他改變了策略，經過充分準備，打算報考乙等。學費方麵，他是這樣考慮的：學堂有規定，如果第一年成績全優，就可拿到後三年的全額獎學金。盧作孚對此信心十足，隻要籌到第一年的學費，去讀清華學堂就不是夢想。可是這一年，清華學堂在成都不設考場，考生要到北京去投考。於是他急忙徒步趕回家鄉，籌集學費。在家人和親友的幫助下，盧作孚好不容易湊足學費，興衝衝地趕到重慶，準備搭船去武漢，再由武漢乘火車沿京漢鐵路北上。

　　不料，當他抵達重慶朝天門碼頭時，卻被告知，去漢口的客船“蜀通”輪已於當天早上拔錨開走了。那時重慶至漢口的客輪，一個月內僅有幾班，誤了這班船，就無法如期趕到北京。這一次的“誤船”，使盧作孚的命運再次發生改變，否則，他很可能如願進入清華學堂，最終成為一位科學家或外交家。他本人，對這次誤期所得出的教訓是：凡事要“決而即行”。一旦決定，就不應遲疑。自此，他徹底放棄了留學的打算。這個不該失敗的失敗，卻為他提供了另一種生活的可能。